2006年有日本有一個荒誕題材電影——《日本以外全部沈沒》，講2011年，全球發生末日災難，美洲、中國大陸、亞非拉大陸相繼沉沒。在危急關頭，只有日本列島依舊立于海平面之上。結果，全球各地的難民全部涌入日本，伴隨而來的是人口激增、食物不足、物價飛漲、失業率飆升、犯罪率增多等諸多問題。

這個電影呼應的是一個恒久的日本主題——“日本沉沒”——因為日本處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經常發生地震和火山，因此“日本沉沒”是一個經久不息的日本災難題材，成了一個“梗”。而且還有日本以外的人士拿這個開玩笑。

結果就拍了這個電影。日本沒沉沒，日本以外全部沉沒……

當然，這是個是荒誕劇，不僅僅是黑色幽默，品味不高且還有惡趣味。

但筆者看到目前疫情在全球爆發時腦海里總是很難不想到這個電影的主題。

傳染病大概率始于中國湖北/武漢，疫情最初在中國爆發。最后疫病蔓延到全球。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全球卻沒有控制住。除了中國之外，全球都成為疫區……

這不是在諷刺，不是打算在疫病這樣嚴肅重大的事情面前開不合適的玩笑，而是在思考一個越來越有可能成為現實的情景。

這個情景對中國不是什么好事。除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宏觀愿景外，中國以外出現全球疫情爆發使得與全球經濟密切綁定的中國也很難獨善其身。

-在中國國內限制省份之間的人口流動容易。限制外國人口進入中國就是更大的挑戰了，因為這涉及外國公民，涉及外交。反而可能是中國政府比較不熟悉，不擅長應對的。如果從外交大政出發，對外國入境者寬松處理，甚至給予外籍人士某種超國民的寬松待遇，則不僅會造成國民不滿，還會冒著輸入疫病重大風險，使得前期局限在本國之內的“內防擴散外防輸入”舉措功虧一簣。（今天北京和上海分別新增4例和3例確診，均為境外輸入）

-中國努力復工復產，恢復社會秩序與生產建設，把“失去的GDP”補回來，既需要依賴自身的努力，但也要依賴全球外部經濟環境。當全球都因為疫情經濟受到重創，發生衰退，中國經濟也無法獨善其身。這兩天美股接連大跌，不是因為美國人自己有多擔心新冠病（COVID-19），而是因為華爾街擔心全球其他國家對COVID-19的恐慌及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據此，筆者觀察全球化對本次COVID-19全球疫情帶來的幾個影響。

1、人口互動的全球化：

2020年COVID-19疫病是人類近代史上極少能夠在非常短時間（1~2個月內）在全球范圍快速傳播、在各地發生社區性爆發的傳染疫病。這當然與COVID-19本身的傳播性有關，但也與空前的全球化緊密程度有關。全球不同地方真正的距離就是一班飛機，一列火車，一個游輪，病毒可以通過各種21世紀20年代的人類互動網絡傳播——中國經濟圈、全球華人圈、韓國新宗教圈、意大利經濟及旅游圈、東北亞經濟及旅游圈、伊朗宗教與社會圈……

COVID-19可以沿著人類的網絡順藤摸瓜，迅速感染最大范圍的人口。

在COVID-19強大的感染能力及全球化網絡的雙重作用下，疫情得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全球傳播及爆發。這個國際傳播不但是SARS、MERS、Ebola未曾實現的，也是感染力更強的2009年H1N1（豬流感）未曾實現的。

2、信息互動的全球化：

2020年COVID-19的全球傳播是首個被放在全球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聚光燈下，由全球億萬人同時關注的疫情。

2003年的SARS沒有發生真正廣泛的全球傳播，而即便發生了，這也還是一個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尚不存在、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前的世界。

2009年的H1N1也是，疫病沒有發生特大規模的全球傳播，移動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發展也不能與今天相比。2020年，占全球更大比例的人口可以依賴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去實時觀測快速發展的疫情，第一時間、同步的掌握握疫情信息。這是一個真正“活在”全球化信息時代下的全球瘟疫。

3、抗疫模式的全球化：

筆者以為，2020年COVID-19的一個重大特點是中國最初的疫情及防控工作得到比較充分的報道及傳播。

原因包括：

1）中國政府主動提供的及時、全面甚至高調的信息披露；

2）中國傳統媒體及自媒體在國內及國際的報道；

3）世衛組織（WHO）做的工作；

4）境外媒體的全程關注。這些報道當然包括各種動機的，包括反華媒體，希望在疫情中找到批判中國的素材。

總體而言，中國經歷過SARS的經驗教訓。中國體制也是受到全球聚光燈關注的（尤其是美國及中國體制批判者），不容犯錯，因此采取最高標準的舉國抗疫。中國的抗疫模式與故事對全球都有影響。

其結果是，全球都在跟隨中國COVID-19為現行的判定，跟隨中國的抗疫模式——“既然中國政府都如此重視，采用了這樣的模式，那我們國家也必須采取類似的模式”。

全球都在追隨中國，中國對COVID-19的認知及應對正在影響、塑造、指導甚至限定全球其他國家的應對。

但不是所有國家都樂意跟隨中國。而對跟隨中國模式最頭疼、最“不舒服”的大國（筆者界定為人口5,000千萬以上的中等收入以上發達國家）其實只有一個，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對COVID-19是“流感化”的取態，不希望大規模抗疫，但因為全球各國和WHO都在跟隨中國的抗疫模式，就使得美國無法按照既有模式輕松應對，而必須采取某些姿態和措施，否則就會遭到其他國家質疑。

如果說現在全球各國政府與社會在理解、認知、應對COVID-19上存在什么內在沖突或緊張的話，筆者以為，就是中國模式（“SARS化”、“航空安全問題化”、“舉國化”）和美國模式（“流感化”、“高速公路安全問題化”、“民間化”）之間的“博弈”。

其實并沒有哪個模式是絕對“正確”的，不同國家因為社會、文化、制度、對傳染病的歷史體驗及醫學認知的差異，會導致對傳染病有不同的應對模式。

中國和美國都是全球超級大國。任何一個國家的防疫模式都會影響、約束到其他國家的防疫模式。

在2020年信息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國的抗疫模式被完整地向全世界公布。如同一個班里的學生，中國交出了一份高分考卷，成為榜樣，那么其他學生多少都必須跟隨中國。最難受的當然是另一個“優等生”美國了。

4、經濟的全球化：

這一條相信大多網友都理解。2020年全球化程度更高，各國經濟綁定程度更高。一旦疫情出現跨國爆發，在波及國家的數量及人口上越過一定的門檻，就將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任何一個國家即便做好了自己的防疫工作（例如中國），可能也無法改變疫病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因此無法“獨善其身”。

筆者以為，中國對COVID-19的認知（心理、社會、政治、醫學上的認知）以及基于這種認知形成的強力防疫模式造成了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確實有效控制住了COVID-19在中國跨省傳播及進一步爆發，另一方面，也在中國社會增加了民眾的非理性恐慌，加大了社會經濟代價。但對于后者，中國也可以運用舉國體制來動員、解決。所以總體問題不大。

我理解，中國政府現在遇到的真正的問題其實是中國以外的全球疫情爆發，這可真不好處理。如果沒有全球爆發這檔子事，則中國可以更快地回歸正軌。

中國政府大體掌握主動，能夠控制自己能夠控制的本國因素，但對那些跟隨中國抗疫模式的國家來說就比較困難了。他們不可能復制中國模式。如果民眾陷入對COVID-19的恐慌、出現過激反應，則政府是沒有能力應對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舉國體制，結果只能是目睹社會陷入混亂甚至崩潰（所以，所有國外關于傳染病題材的電影劇情都會陷入大規模的市民械斗、搶劫、內戰，但從中國的角度這種場景是很難想象的）。

同時，外國政府也很難在后續讓恐慌的民眾恢復正常情緒、復工復產。中國政府所有的公共治理手段與工具都是他們不掌握的。

這可真是給這些國家的政府與社會出了難題。

班上有一個同學——美國，交出了一份另類的解答方案（“對COVID-19咱們忽略就可以了呀！”）其他同學沒有一個敢回應。

如何化解這個難題？

中國主動輸出抗疫經驗，提供資源，幫助其他國家控制COVID-19？——筆者覺得不可能。其他國家缺的不是口罩和84消毒水，而是深入到社會每一個毛細血孔端部的黨/政府組織，不但對上層負責，還對中央負責。

中國放棄自己對COVID-19的疫病認知及抗疫模式，跟隨美國“放之任之”的模式，從自己開始松綁，然后讓其他國家一起放羊？筆者也認為不可能，因為這就等于否定中國對疫病的整個判斷與抗疫模式。與美國極力淡化COVID-19的危險性相反，中國一定會強調COVID-19的未知性和危險性。

筆者以為，這個問題短期不會有答案。盡管我們對COVID-19已經有了基于數萬病例的相對較大的數據，但認知還是有限的，同時，COVID-19還可能變化發展。全球專家和公眾還都在跟蹤、關注、學習這傳染病。眼下做任何結論尚為時過早。待到流行病學信息更加充分，各國自然會對什么樣的應對方式更為合理形成更加一致的看法。

但在未來一到兩個月內，“中國以外全部淪為疫區”是完全可能的，并會從一個我們之前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和角度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復蘇。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