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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疫情爆發數據

1）歐盟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

2）日本的數據不可信

3）美國的新增病例已經超過中國

2、“抄作業”問題

本文寫在3月7日晚間。目前可以看到，全球范圍出現了疫情大爆發。以下先看數據。

1、全球疫情爆發數據

1）歐盟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

韓國新增757例，伊朗1067例，意大利822例，這三個重災區國家確診病例繼續快速上升。

但重點是歐盟國家的爆發

法國大規模爆發，單日新增293例，累積716例。

德國單日新增88例，累積684例。另外，瑞士一國單日新增也達100例。

昨天看報道，稱歐洲大多數的病例都和意大利有一定的關系（即意大利輸出病例）。

需要注意的是，應當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其中可以再加上瑞士），而不是不同的國家，因為歐盟國家地理上緊密相連，國家之間不設關口控制，人口自由流動，這種自由流動是歐盟最重要的精神（也是英國退歐的重要原因）。此外歐洲還有“申根簽證”的安排，大部分歐盟國家以及瑞士也都是申根成員國，外國人取得申根簽證后，就可以在申根國家內自由流動。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內地的省份之間也不容易彼此“封關”、迄今我們也只是對湖北“封省”。而人口自由流動是歐盟的基石，限制人口流動關乎各個國家的雙邊關系、互信、對歐盟的承諾等等，因此限制人口流動的政治難度實際上非常大。歐盟對意大利、法國、德國“封國”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只能依靠個人自我隔離。而如果自我隔離措施并不非常嚴苛，沒有政府、社區、企業/機構的全方面支持，僅靠個人自覺，那效果是很有限的，不可能有效阻止疫病傳播。

因此，從流行病防控的角度看，德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實際上可以看成是一個國家。巴黎與法蘭克福之間就隔離一條高速公路、一列火車或飛機，中間沒有關卡。這個距離遠遠大于中（包括內地與港澳臺）及日韓之間的距離。所以，歐盟或申根國家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一個擁有超過5億人口的超級集合體。

現在看看截至3月7日白天歐洲的病例數：

圖上可見，狹義的“歐盟國家”今天單日新增1,477例，累積7,293例，是除了中國外全球第一大疫區。

如果把與歐盟關系非常近、人口高度互動的國家加進來，單日新增1,655例，累積7,887例。

換個口徑，即申根簽證區。排除掉尚未全部開放自由流動的羅馬尼亞，加上梵蒂岡，數字是單日新增1,605例，累積7,642例。

可以看出，歐洲大數就是單日新增1600例，是中國的16倍，累積案例已經達到中國的十分之一。

如前面所講，因為歷史原因、政治原因，在歐盟之間設立關卡，各國彼此封關是非常困難的，有巨大的政治挑戰，可能比一個主權國家內部的挑戰還大，所以歐盟國家人口大概率會繼續流動。由于這種非常緊密的人口流動，意大利爆發后也迅速將COVID-19帶到各個歐洲國家。后續，歐盟國家將出現非常復雜的本地爆發、在擴散、輸入之間不斷循環。

歐盟各國恐怕都不具備很好的防控能力。而且其中還有能力強一點的和能力弱一點的，例如德國的能力可能比意大利強，意大利可能又比GDP水平更低的國家強，以此類推。由于人口要流動，所以弱的國家會拖累強的國家。

我很不看好這個擁有五億人口“邦聯政治體”的防疫。

中國的外防輸入，就需要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單獨的國家看待。所以即便我們有一天對意大利封關，只要歐盟內部的人口流動政策不因為防疫而發生變化，那么這種對單一歐盟國的封關是無效的。

2）日本的數據不可信

日本目前確診病例441例。說實話我不相信這個數字，很可能嚴重低估疫情。日本病例少的最大可能性當然是因為檢測做得少。我也懷疑因為東京奧運會的問題，日本有意識或潛意識的在抑制疫情報道，希望這個事情能夠過去。

但這是日本的一廂情愿。當全球都在檢測的時候，任何一國都不能設立不一樣的標準，因為如果疫情在你國爆發，很快就會一大堆在你國旅行然后在他國被確診的案例，全世界都知道你國沒有采用全球通行的檢測標準。這是不可能持續的。

我認為日本病例爆發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東京奧運會是否會被影響？

我認為大概率會被影響。但影響的方式有很多，第一可以適度推遲，第二可以改變競賽的組織方式，例如只安排視頻直播，不安排現場觀眾。然后對參賽的運動員和團隊進行檢測+或至少進行提前隔離。這在技術上都是可能實現的。

3）美國的新增案例已經超過中國

截至本文寫作時，美國3月6日新增107例，累積確診343例；3月7日已經又新增7例，累積350例。

中美存在時差問題，但北京時間3月7日中國內地新增案例105例，美國現在的新增案例數已經超過中國。我估計這個差距會在未來進一步放大，美國的疫情將在未來幾周快速爆發。

美國是否會實時披露數字？我認為這個問題和日本一樣，就是美國也必須遵循其他國家設立的披露標準。各州披露，然后由各種媒體、WHO甚至個人采集發布。由于這次疫情是全球同步發生的疫情，大家采取一樣的標準，美國就很難像2009-10年H1N1那樣處理，甚至要等幾年后再來估算“可能的”感染人群。

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已經為防疫設定了最高標準，現在就是強迫大家集體“裸奔”，誰也無法再隱藏自己。

中國人很容易理解，這好比老師強迫要求在課室背后墻報上實名公布大家的成績。一開始中國考的不好，引來各種嘲笑。后來大家紛紛考試，發現自己的成績更差。

2、“抄作業”問題

坊間所說的“抄作業”，其實就是各國較中國疫情爆發之后1到2個月，這時間中國做了大量史無前例的抗疫努力，有透明的對外披露，同時WHO也做了大量工作。各國其實是有充分時間去了解、借鑒、在可能的范圍內復制中國的防控抗疫模式的。各國可以在中國模式上結合自己國情與制度進行適當的調整及優化，形成自己對COVID-19的應對方式。但無論如何，整個過程中，必須充分吸取中國防疫抗疫中的成功經驗及失敗教訓。

應該說，有1到2個月的緩沖，各國應當能夠從容應對了。

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個情況。我就疫情寫過多篇文章，一直表達的觀點是，各國的所謂“防疫”只有一道關口，就是對中國進行封關，直接限制人口流入。這是一道“馬奇諾防線”，也是唯一的防線。而疫病一旦輸入到本國境內，甚至爆發了社區傳播，那各國政府就無可奈何了。

1月份以來，中國民眾對政府的防疫抗疫有大量的不滿，最流行的一種觀點就是認為（地方）政府在12月下旬及1月上中旬錯過了及時扭轉疫情發展的時機，導致疫情爆發，因此負有巨大責任，要向武漢人民、湖北人民、全國人民甚至世界人民謝罪。支持這種觀點的人在努力尋找一個可以“根本扭轉疫情”、“改變歷史”的事件、行動、英雄及過失責任人。

筆者一直不支持這種觀點，并認為這種想法極為幼稚。

目前各國疫情爆發的數字軌跡與1月中下旬武漢/湖北的狀況非常相似，只是現在人們對COVID-19更加了解了，恐慌要少得多。但疫病的死亡率是擺在那里的，對經濟社會秩序的沖擊是擺在那里的。這么多的國家和政府，在有了1到2個月的“緩沖期”去“抄作業”，仍然只能交出這樣的答卷，可見問題的復雜性。我相信每一個受疫情沖擊的國家的政府都能找到100個無法完全控制疫情的客觀理由。這就是現實生活的復雜性。

人類社會上，有沒有可能存在這樣一個政府，可以在最早的時點，完全防止一個新型病毒引發的疫情呢？

筆者相信這個政府是可能存在的。它不存在于現實世界，而是更常見于科幻片——一個能夠控制所有個體成員基因信息、生物信息、行動、行為特征、偏好、歷史、人際關系網絡，以及所有與疫病發生、傳播相關的數據的政府。政府必須全面掌握所有信息，并可以任意根據這些信息采取行動。公民和機構必須讓渡所有的隱私和必要的權利。

另外，社會必須接受這個政府不斷的犯錯：即，這個政府在每成功判斷1個有潛在危害的真正的新型病毒事件背后，可能會錯判99個（甚至999、9,999個）虛報病毒。所有不能100%排查的疑似病例的相關人士會立即被割離。社會將每時每日生活在錯報誤報虛報的有驚無險之中。

社會必須承擔這種防疫壓倒一切的機制帶來的各種代價，對個人的代價，對經濟的代價，對社會的代價。

只有做到以上，才可能在新冠病毒出現瞬間立即將其控制住。

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理性的社會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運轉。

放到西方國家，連手機定位信息都不愿意交給政府。連歐洲人，譬如德國人，都熱衷于現金交易而非電子支付，因為害怕政府獲取個人隱私。

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要求可以理解，但卻是不切實際的。中國民眾不了解的是，如果要政府如此萬能，他們還要讓渡多大的個人權利，國家要承擔多大的經濟社會代價。

因此這種抱怨只是一種情緒宣泄，具有非理性的成分。

今天我再說得透一點。

西方體制下，民眾和政府的關系有點像雇主和老板的關系，或者男朋友和女朋友的關系（但不是夫妻的關系）。如果民眾對政府不滿意，立即就換人。跳槽、分手。但實際上，換人并不一定就能解決長期問題。我們都知道，對工作不滿就辭職，不代表你下一份工作就能順利，頻繁的跳槽也只會增加事業發展的不穩定性。分手一樣，更換越頻繁，越定不下來，以后找對象可能越麻煩。

這種短期關系就是西方體制的特征。民眾總覺得“政府”的代表就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班子”，它永遠只是暫時性的，與民眾是某種短暫的“契約”、“協議”關系。只要民眾不滿意，很快就可以中止協議，把政客選下來，換上其他人。民眾因此也感到權利、權力、主動性始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對未來做主。這樣，如果發生了疫情爆發，對執政政客不滿，民眾也不會抱怨太多，就用選票說話。

這種短暫關系的另外一個潛在影響是，民眾認為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政客必須去迎合自己。雙方也不是一個不能割舍的關系，大家保持靈活性，隨時可以分手的。這就好比男女朋友之間不會像有子女、資產共享的夫妻一樣去要求對方。

所以，民眾對政府的預期也不會太高。

中國政府和民眾的關系完全不一樣，更接近于一家人（夫妻關系或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終生雇主”等），是一種共處、共生的長期關系。夫妻的比喻很好，兩個人有孩子，有共同財產，無法輕言分手，兩口子彼此都知道離不開對方，必須長期共存。這樣，對對方的要求也更高，吵架也更厲害（如果是男女朋友，抄一架就拜拜了）。

按照父母與子女關系比喻也可以。父母和子女是血脈相連，分不開的。中國傳統文化，政府和民眾都把政府作為父母官。這種環境就會產生極度依賴政府的民眾，今天要這個明天要那個，有的要求合理，有的要求不合理，但如果“既要、又要、還要、更要”，就是一種巨嬰了。但患有巨嬰癥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中國式“公知”——他們既要萬能的、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承擔一切職責的完美政府（這樣的政府也必然是“大政府”），又要求自己有充分的、比擬西方體制的自由（“大自由”）。

最后，西方體制運行時間長了，也有一樣的問題。以美國為例，就是老百姓發現選舉不能解決問題，表面上看自己能夠行使投票權，決定誰當總統，但實際上發現無論選誰都一樣，無論哪個黨，都是華盛頓的精英，最后都不和民眾站在一起。結果就是投票參與率常年下降，大家都不想玩了。然后出現了反精英的民粹主義，一舉把體制外的Trump推上臺。

美國民主最神奇之處在于分權。每年公民都要參加無數的選舉，從地方到州到聯邦，從立法到行政的無數崗位。每一個被選舉的官員權力都有限。人們很難因為某個具體官員的無能而產生反體制的思維。

以上扯遠了。回到2020年的全球疫情。跨國爆發的一個“好處”就是讓大家發現，原來說來說去，各國的表現都差不多。已經開卷答題了，水平居然仍然可以如此之低。再看看中國，表現可圈可點，但也算優秀生吧。

“你看隔壁老王，弄了半天，是不是還不如你老公呢。老婆大人，以后你也要多看到我的優點，老公我也不容易。對我好點哈。”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