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 19，仿佛是帶著清算使命的幽靈，正在人類上空游蕩。全球資本市場的巨震，油價的暴跌，這不是一場金融危機，但勝似一場經濟危機。

全球經濟的走向，不再依賴于對科技進步的判斷，也不依賴于金融人士的看法，而是依賴于醫學專家的結論。

一開始，人們認為在強力干預后會清晰看到恢復的時點，逐漸的，這個時點越來越模糊。幾乎沒有人意識到一個全球化的病毒會帶來這種程度的沖擊。經濟上各種樂觀的預期被悲觀的階段性結論所打破，重新建立的樂觀預期又被再次打破。

輿論異常喧囂。部分媒體熱衷于批評其他國家做得比本國更差，反對者則聲言要看最終結果。我們曾經討論過，在深度全球化之下，如果其他國家持續壞下去，那本國一定好不起來。美股、中房、歐債，作為人類三大區域的財富分配機制，本已歷盡周期，遭受嚴峻挑戰，而全球化的病毒，正在加劇這種挑戰。

經濟形態的變化，將依賴于病毒肆虐的時長，以及病毒存在的形式。香港將開學時間暫定4月底，日本防疫專家認為8月份當地疫情才會結束，哈佛專家認為covid19并不必然會隨著氣溫的回升而像SARS那樣歸于消滅。如果病毒像美國醫學界流傳的說法，像乙肝病毒那樣與人類共存，那么人類的生活習慣將徹底改變，而要逆轉這種改變，需要疫苗盡快問世，但目前來看至少需要長達一年時間。這一幕與電影《傳染病》的情節何其相似。

醫學對于病毒時長和存在形式的判斷，目前來看是決定性的，但問題在于醫學界目前仍無明確的判斷。最樂觀的預期，covid19病毒將在進入夏季之后，消失于北半球，但隨著南半球進入冬季，這個觀察期將被延長數月，所以整個北半球或許將寄希望于南半球控制得當。但，這僅僅是最樂觀的預期。

我們看到了其他國家在防疫過程中的遲緩，于是嘲諷這種遲緩成為了某些媒體每日的必修課。人們的批評是為了本國的進步，而不是為了跟他國比較。他國的遲緩，并不足以反證本國不需要繼續進步。

當本國某些媒體在嘲笑他國時，不妨換個思路。流行病防疫說到底是一個成本問題，當疫情最終被控制時，真正值得比較的，是不同國家的死亡人數，以及所耗費的成本，這些成本當然包括了各種代價，也就是那些所謂的次生災害。每個國家反思的目的，都在于讓本國變得更好，而不在于證明其他國家比本國更差，證明他國更差（或者某個階段更差）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生存在本國土地上的，并不是一群外國人。那些看到他國防疫遲緩就感到歡欣鼓舞的人群，顯然只能代表愚昧，他們不可能是這個國家未來所能依靠的。

仍然回到之前的觀點，很多比較之所以沒有意義，在于深度全球化之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競次、比爛的觀點，在本國傳播多年，普通民眾信者有之，金融人士信者有之，專家學者信者有之。但真如這種粗鄙的邏輯，只要其他國家爛下去，資金就會流向本國，本國就會繼續繁榮？愚昧至極。全球化的產業分布，在全球化的病毒之下，沒有一國可以看著他國遭受損失而使自己能夠幸免。

讓我們觀察疫情已經帶來的損失，直接看看來自能源、汽車、航空等最重要行業的數據，讓我們清晰的認識中國2.9億農民工目前僅復工了0.78億的數字，讓我們看看整個硅谷新經濟其實已經開始居家辦公，而歐洲、中東的政要都開始出現確診的情況。且不要講，雖然作為疫情最先被整體控制的國家，我們每個人今天能確定何時才會重回公共餐桌和各種聚會嗎？

全球化的疫情，從醫學專家的視角來看，每個國家因發生先后和措施不同會有一個波動曲線，都會經歷從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過程。但這僅僅是醫學分析。如果將其影響還原到人類社交領域并考慮其心理層面的影響，醫學方面的所有建議，洗手、戴口罩、保持距離（social distancing），如果在病毒完全被控制之前長時間需要遵循這些建議，那么人人自危的潛在心理，即因之產生的寒蟬效應，都可能導致人員密集活動保持在最低限度，這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無法沾沾自喜于某些行業所謂的受益，因為人類將自己局限于一個狹小的空間并保持幾點一線的生活，將使交通、服務和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沖擊，這種被迫催生出的所謂新興行業，其實更像是一個應激反應，而不是人類追求幸福的選擇。更何況，所謂的云端經濟獲益，根本無法補償人類失去正常生活之后所遭受的重創。

此時人們的生存狀態，更像是戰時。我們不斷在全球范圍看到“征用”、“戰時管理”這樣的詞匯。經濟常態已然打破，而“戰時”往往意味著非常規的被迫除清。

一國內部的管控會先帶來本國內部的信任，進而逐漸放開管控，恢復秩序。但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可能會遭受更長時期的影響。正如全球化一直所遭受的批評，除了經濟領域的全球化之外，其他領域的全球化一直遲緩，在缺乏一個共同人類政府的前提下，單純的經濟全球化既制造了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內部的貧富矛盾，也很容易使經濟全球化被其他領域（包括政治、環保、醫療等）全球化的障礙所阻斷。

在一國對其他國家采取旅行限制措施時，很可能因對他國疫情公開程度、管控力度和有效性等方面的認識差異做出不同的判斷，而且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異。盡管全球理智的聲音都在反對污名化，但不代表各國民眾就會自然恢復理智。污名化不可避免的會帶來持續的歧視，尤其是，如果醫學觀點認為covid19將類似于乙肝病毒，那么對病員和確診人數較多地區的長期歧視就會產生，這種歧視對某些行業（例如跨境旅游業、航空業）可能持續帶來打擊。

經濟方面所遭受的影響，將對人類三大地區的財富分配機制造成進一步沖擊。我們一直將美股、中房和歐債看成全球三大經濟區域的財富分配底層邏輯。

美股的體制性支撐源于三大利益：一是普遍的在崗員工股權激勵，其中包括了重要的管理層激勵；二是美國最重要的金融行業也就是華爾街的利益；三是工業化前期已退休人員的利益（體現在各養老基金）。整個美股在過去數十年時間里，作為財富分配的底層邏輯，體現了對企業業績的重視，市場與效率的選擇，讓美國全民享受了財富盛宴。但隨著老齡化加劇，越來越多的退休利益與之捆綁，再隨著金融自由化的加劇，金融階層與實體企業高管層利益捆綁，三大利益成為既得利益。新進入者不再擁有空間，代際撕裂和族群撕裂形成。但三大利益至今為止人數眾多，既包括了美國的政商精英階層，也包括了前期受益的廣大民眾，這就決定了聯邦政府必須將美股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考慮。但正如去年我們已深入討論，在代際撕裂和族群撕裂后，目前占美國人口超過一半的群體，都不在美股擁有利益，或者說，美股越上升，這部分人群所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加負面。隨著疫情的擴散，Coronavirus和Sanders，都已成為美股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退出競選的沃倫，雖然不直接背書桑德斯，但由于他們共同站在華爾街的對立面，所以有多少支持民主黨的中下層人士會轉而支持桑德斯，將在明天繼續揭開答案。如果我們從上一屆美國選舉就開始關注桑德斯，會知道進步主義在美國的復蘇，但沃倫的退出表明，民主黨建制派仍然擁有足夠的基本盤。這些民主黨建制派的基本盤和共和黨的基本盤一樣，都是“歷史的遺跡”，這些基本盤成長的年代給他們以深刻的記憶，“社會主義”是無法接受的，在“資本主義”口號下，再去討論不同的政策。桑德斯和沃倫是唯一針對美國財富分配底層邏輯的選項，其他所有選項都是繼續維持，然而當所有人都知道美聯儲的子彈越來越少時，維持的工具又是什么呢？沒有人能夠逃脫宿命。桑德斯這個選項足夠好嗎？顯然不，對本國來講，都不夠好。這是美國精英脫離民眾的巨大代價，當美國精英不盡力主動改善本國財富分配的底層邏輯時，美國年輕一代顯然不只會支持一個桑德斯，當然還會有他的后來人。Coronavirus會不會讓歷史出現意外，讓必然提前到來，到今天為止，還無法判斷。唯有主動改善才能避免顛覆式的沖擊，但共識總是難以達成。

中房是1998年融入全球化后所形成的中國財富分配底層邏輯。一個有效的財富分配機制是遍及所有群體的。中國過去二十年的基建地產金融邏輯，是在一個低起點上，通過開放進入全球化的中低端產業鏈，發揮廉價勞動力優勢，以人民幣美元掛鉤打通全球化。基建地產一方面是城鎮化所需，另方面是本國信用之源，同時在基建地產的建設過程中，將社會財富向勞工階層（尤其是農民工階層）進行分配，最后一點，極其重要。城鎮化帶來的物質需求，巨量人口的消費市場，使每個產業享受紅利。我們今天都知道地產無以為繼，這并非政策所致，而是歷史階段使然。所謂的新基建，投入下去之后，是否能夠有足夠的產出，是否能夠真正拉動，今天其實還看不到，我們只能這么委婉的表達。中國財富的底層邏輯不只是要考慮在辦公室生存的一二線人群，真正要考慮的，是一二線之外占絕對多數的人群。與美國一樣，中國何嘗不是處于自己財富分配底層邏輯的轉換過程中。如果說美國的利益糾葛阻礙了其新財富分配機制的形成，進而造成了撕裂與對立，中國財富分配底層邏輯必須的變化何嘗不是布滿荊棘。covid 19何嘗不是在加速對中國財富分配底層邏輯的沖擊。如果中國的目標是換檔，是努力建立一個以內生增長為動力的經濟形態，那么將在今后愈發高度依賴具有全球視野的專業人群，這一人群的數量和范圍將繼續擴大，同時他們對政府效能、公正和開放的訴求會愈發強烈，對公共行業的專業聲音將更加依賴。另方面，各種非理性的聲音此起彼伏，信者尤眾。在公共輿論空間中，正統媒體應當以專業精神樹立自己的權威和公正，而不偏向于互聯網民間輿論的任何一方，尤其是部分新媒體所熱衷的競次、比爛的輿論游戲。說到底，最終能夠依賴的，只有理智和愚昧兩個人群，當此之時，如何選擇？

歐洲是最早進入老齡化的地區，雖有統一之欲，卻無統一之命。由于covid 19導致的全球消費市場萎縮，將對歐元區的外向型經濟體造成嚴重打擊。歐債的身后是福利國家的巨大試驗，這種試驗之所以能夠延續，源于過往數十年全球化帶來的廉價商品和新興地區消費需求的擴張。這種擴張已到盡頭，covid 19更是施以沉重一擊。在小默克爾退出政壇后，德國的出口如果今年因疫情全球化而受創，歐洲又將是怎樣一幅場景？且不要說，還有正在病毒中掙扎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

我們很難描述全球面臨的現狀。我們只能講，全球化的病毒，像一個照妖鏡，照出了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同時也像一個催化劑，將處于周期之末的種種問題，提前加以暴露。

如果我們已經能夠判斷種種極端化將繼續在全球上演，那此時最有意義的，是思考自身如何避免接下來可能遇到的種種危急。簡單的認為“危中有機”恐怕很可能沒有認識到今天這個歷史時點的真實情況。盲目的樂觀和對他人的嘲諷都只能體現自己的愚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