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擴散下的大變局!
文 | 黃三思
就在前兩天,唐川普才扭扭捏捏的宣布不再繼續使用“中國病毒”一詞沒多久(一如往常,他先制造了一個問題,然后用這個問題來討價還價,最后又迅速地打破自己的承諾),在此之前一直使用WTO標準稱呼的美國駐華大使館官方微博一改常態,開始頻繁使用起了“武漢病毒”這個詞。
這不是一件壞事——雖然很多人都不高興,并且希望微博封掉美國大使館賬號——但是微博更應該做的,其實是把他們的這幾個微博推送到每一個微博用戶的時間線上,保證接下來幾個月里大家每天上線看到的第一個就是那幾條微博,而且武漢病毒四個字最好自帶閃光效果:狼來了喊一萬遍,遠不如讓狼真的嚎一嗓子;這幾個微博對于大家的教育意義,至少頂得上一萬個無腦翻譯機器。

在局面已經開始起變化的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必須要破除一個迷思:如今大家所處的這個玫瑰色的世界秩序,并不像許多人所堅信的那樣牢不可摧,也不是什么自有自在,永存永續的自然現象。事實上,當今這個全世界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美麗新世界,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歐美各國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全面轉向私有化,放松金融管制,關停并改去產能的產物。而當世界經濟的寒冬到來之際,這個玫瑰色的泡泡,也差不多到了要被戳破的時候了。
并不是說我們要回歸80年代之前的舊秩序——如果事情真的有這么簡單反倒好了。我們目前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是,既有一部分舊的秩序無法維持,又有另一部分舊的秩序又必須維持的中間狀態。更直白的說,我們無法脫離舊秩序獨自存在,但舊的囚籠現在又無法為我們提供足夠的喘息空間。更復雜的是,舊秩序的維護者,如今試圖通過破壞這個秩序來維持自己的生存。
所以,如果過去有人不理解為什么官媒從去年開始便一直在強調如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么結合當今的這個現狀,至少也應當認識到這個變局的存在了。舉例來說,金融上的變化,是這個變局最明顯的征兆體現。自08年金融危機以來,為了維持經濟穩定,歐洲各國與美國普遍進入了長期低利率甚至于負利率的狀態,而受到3月新冠的沖擊,美聯儲一步到位宣布了0利率并且十天之內放水4萬億,并且隨時準備好進行進一步的政策升級——不要認為這和我們沒有關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之一,信用貨幣的鑄幣稅(seigniorage)是所有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這部分收入的計算方式很簡單:印刷成本和面值之差。而不同于所有其他貨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美元,其鑄幣稅的征收范圍是全球范圍內,任何美元流通地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體。

而面對美聯儲無限制的濫發,我們能做什么?對等數量的增發?我們并不像美國那樣可以把全球所有國家當成蓄水池,過量增發只會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少量增發或者不增發?目前我們無法拒絕在貿易中使用美元,也即是說增發的美元必然會通過外貿流入中國,而央行又必須增發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否則出口的貨物就等同于白送。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準備繼續放水,讓世界上所有國家一起承受美國經濟衰退的后果。若是和平時期,也許大家還能暫時忍受,但由于疫情的影響,生產與需求端都出現了停滯,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本身就已經不堪重負,美聯儲的行為無異于雪上加霜。早在很多年之前,央行行長周小川便撰文呼吁建立亞元區,其目的本身就是為了應對現在這種局面,但是由于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亞元區的真正實現遙遙無期,現在大家必須各自為戰。
與此同時,面對日益增長的疫情,數次熔斷的股市,以及連創新高的失業率,將自己與經濟增長(尤其是股市增長)高度捆綁的唐川普,除了打中國牌之外,又有什么其他途徑可以為自己之前數月的無動于衷和對病毒危害的輕描淡寫開脫?在內部矛盾日益尖銳的當下,美國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來轉移大眾的注意力,中國做了什么/沒做什么能改變這個事實?中國又有什么辦法反制他的這套把戲?反對污名化和妖魔化?作為認知體系中非人的他者,唐川普哪里還需要費心去污名化和妖魔如果你想要和平,準備戰爭化?對于中國的那一套既定看法和想象,難道不是已經通過幾十年數代人的編織深深刻印進了西方所有“文明人”的潛意識里了嗎?
想想美國在最近幾周里“再次”發現中國已經在公開科研論文里面清楚闡述過的疾病機制和病毒特征,想想丹麥等國在自身爆發疫情之后仍然傲慢的態度,想想諸多“發達國家”體會到切身之痛之后反而開始質疑中國在隱瞞真實數據。我們在“文明世界”的失語狀態,難道還不夠清楚明白嗎?

紐約時報:專家懷疑健康人戴口罩也許能提供點保護
有人責怪趙領事在推特上的發言導致了如今的現狀,但是問題在于,就算趙領事什么都不說,唐川普和蓬佩奧就會因此放過中國這個靶子?他們的言行幾時受到過任何形式的約束和制衡?在這種情況下,單方面呼吁我方必須時刻做到理客中,是否有些奇怪?法農曾經反問那些指責非洲獨立運動過于暴力和血腥的人,既然殖民者在非洲的百年歷史中慣于依賴暴力的語言來與非洲人民溝通,那么他們又憑什么指望非洲的人民學到除了暴力之外的其他語言?這個道理放在這里也同樣適用,既然唐川普彭佩奧之流可以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信口開河,那么中國為什么必須要自我審查自我束縛?幫助過我們的,我們都回予了幫助,那么沒有幫助我們,甚至試圖渾水摸魚趁火打劫的那部分呢?他們可以陰陽怪氣,我們就必須時刻保持理客中?
舉例來說,在外網的推特等社交網站里,所有關于中國的話題下,比沈陽粥店慶祝橫幅惡毒一萬億倍的內容比比皆是隨處可見,從公眾人物到普通網民,把疫情的責任全部推到中國身上,攻擊所有中國人甚至整個亞裔群體的人比比皆是;自唐川普中國病毒言論出現之后,針對亞裔人群的暴力襲擊也不止一次兩次,為何不見友邦驚詫,反倒是中國一個地方店鋪的橫幅第一時間上了新聞?話語權上的弱勢,意味著對方可以自由選擇報道什么,不報道什么,強調什么,淡化什么,這和我國和我們采取什么態度有什么關系?就算我們如先總統 蔣公那樣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難道那些指責中國的人就會因此和我們互相理解了?準備扣到中國頭上的罪名就會自然消失了?先總統等到過他的國際公理嗎?
進一步地說,在“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區別開始變得涇渭分明的時刻,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隨之出現:什么是“我們”?需知“中國”與“中國人”這個概念,雖然很早之前便已存在,但是在實質上,直到抗日戰爭民族危亡之際,這兩個詞才被真正的賦予意義與向心力。而在局面更加復雜的今日,我們是否還能繼續沿用過去的普遍標準?對于“中國人”這個身份的構建與認同,到底應該基于實在的血緣,還是共同的想象?如果是前者,那么確診之后隱瞞病情跑回國內的美籍黎女士,算不算自己人?如果是后者,那么在廣州住了20多年,現在被困在倫敦無法回中國的那位非中國籍白人,算不算自己人?那些在外網上自說自話的代表全中國向美國人道歉(為什么是美國,而不是巴基斯坦或者伊朗或者隨便哪個受到疫情影響的非洲國家?)的高華,或者熱衷于圍攻簡體字用戶和編造假新聞的XXXX,對于中國人這個概率的理解顯然和我們不同。

為什么我們需要搞清楚這個定義?在美國的感染人數迅速超過中國之際,唐川普和蓬佩奧等人的發言已經清楚無誤的表明,在無力解決美國內部問題的前提下,他們會在接下來的時間里多次反復的用中國牌來轉移內部矛盾,美國(以及歐洲)的疫情越嚴重,他們對于中國的敵意便會越深——出現瘟疫時,先燒幾個女巫(或者說,孤寡女性)或者迫害一下猶太人來發泄對于不確定未來的恐懼本身就是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的一貫傳統——美國沒有疫情或疫情很輕時唐川普還會夸贊幾聲中國在數據上的透明;等到美國開始擴散時,他開始用“中國病毒”并質疑中國的實際感染人數;若是美國的感染人數數倍于中國(從目前情況來看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徹底撕破臉皮指責中國刻意投毒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換言之,問題越大,越恨中國;局面越糟,越會積極地向中國身上推卸責任。而我們實際上做了什么,在這個流程中其實并不重要。就算我們如微博上某些真空中的球型理性人所建議的那樣,拉上百萬噸物資與全國所有醫護人員出境支援,他們又怎么面對自己無法應對,必須依靠外來援助才能解決問題的這個現實?慣于用最大的惡意與最豐富的想象力來揣度中國的那些媒體們,又會如何解讀這種幫助?到底是人類的命運確實屬于一個共同體,還是如某些美國公眾人士所言的“China must pay”?
從這個角度來看,病毒反倒公正很多——它不存在偏好,也不受意識形態影響;它不會因為患者的種族、身份與政治立場而區別對待,也不會因為所在國家的意識形態而改變自身的傳播速率和方式;唯一能夠影響病毒的只有客觀規律——消毒之后會滅活,戴上口罩能壓低R0。除此之外,病毒不在乎任何人造的觀點和偏好,只要符合傳播條件,便一定會傳播;能夠發作,便一定會發作。所以,雖然我們一開始的應對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說存在諸多失誤與缺憾,但是我們最終還是認識到了病毒的這個客觀性,最終在沉重的代價和無數人的付出之下暫時扭轉了局勢。而反觀歐美諸國,能夠認清這一點的渺渺無幾。

那么,考慮到經濟,政治與輿論上幾乎必然會進一步惡化的處境,我們必須要準備好面臨更加猛烈的沖擊。而唯一能讓人稍微慶幸的事情是,通過病毒這個絕對中立的客觀標尺,更多的人認識到了“我們”與“他們”的區別。在微博和其他的社交媒體上,大家親眼目睹了“文明世界”皮袍下的虱子,也切身體會到了諸多標榜自己“客 觀 公 正”媒體的雙重標準。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露出了平日里被“文明”外衣遮掩的爪牙;在疫情僅限于時,他們紛紛變成真空中的球形理性人,用理想世界的完美標準去衡量我們的一舉一動;而當疫情開始波及歐美,又開始就事論事,設身處地,另辟蹊徑論證他們一切行動的合理性。
更有趣的是,大部分無法適應如此劇烈變化的吹鼓手們,想要用他們過去壟斷信息來源時的舊把戲來裱糊這些破窗戶時,反而捅出更大的窟窿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國那永遠要下周才能到的百萬試劑盒;和兩條在路上,剩下九十八條全在朋友圈的醫院船——而這種對外唯唯諾諾,無地不洗,對內吹毛求疵,重拳出擊的詭異行為,也不禁讓人懷疑,這部分理論上應當屬于“自己人”的家伙,他們心目中的“我們”和“他們”,和普通人的標準是否一致。

當然,我們并不是也不能呼喚民族主義和極端主義——民族主義是最優解嗎?絕對不是,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本身是最需要合作和共贏的;我們的許多行業與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的相關從業者的生存都依賴于外貿行業的繁榮,許多行業的產業鏈條也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共同協作。
但是,問題在于目前的狀況是一個囚徒困境——大家都放棄意識形態和偏見,追求共同合作當然是最好的,但是只要有一個國家選擇本國優先,X國第一,那么這種合作就變成了最自私的一方獲得最多好處;而最國際主義的一方獲得最壞的結果。面對必然到來的經濟衰退和可能出現的二次疫情,我們不應該對所有需要幫助的人關上大門;但是我們同樣也需要意識到,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共同付出。面對部分只想要轉移危機,以鄰為壑的國家,我們不可能如某些人期望的那樣予舍予求,搖尾乞憐。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政治問題都是經濟問題。當文明的沖突與對抗趨向白熱化,當世界經濟近乎必然的開始走向衰退和蕭條;我們現在必須重新審視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對于自我的認同。我們是誰?我們在哪?我們要往何處去?歷史到底是已經終結,還是剛剛開始?在通過他人的話語和范式來審視世界的過程中,誰才是“我們?”誰才是“他們”?在舊世界破滅的鐘聲中,我們應當以何種面目來面對變局的浪潮?
面對諸多的不確定,我們現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所有人都必須抱團取暖的局面下,沒有留給絕對客觀的真空中球形理性人的位置,中立騎墻兩頭討好的空間已經徹底消失。這次疫情是對于我們的挑戰,同樣也是新世界與新秩序的先聲。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想要和平,準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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