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還敢上網嗎？
微信公眾號：智本社（ID：zhibenshe0-1）
“最近諸位還上網嗎？我是不太敢上了，網絡空間已經近乎成為一個大型的‘獵巫場’。”（看理想，李厚辰）
上個月，在“看理想”中看到這句話時，我苦笑而過。這幾天關于北京天氣有點熱的話題，引發了劇烈的爭論、攻擊與猜忌（調侃），讓我重新認真地思考這問題。
于是，我問了一些朋友同一個問題：
你還敢上網嗎？
這些年，有群人明顯在“逃離”互聯網。他們不再寫網文，不再發微博，不再發朋友圈，不再微信群聊，僅少量地一對一轉發文章。
當然，還一群人在網絡上異常活躍、樂此不疲：點贊、轉發、評論、群聊。
本文分析社會輿論生態，關注“三重扭曲”：線上與線下、左邊與右邊、公域與私域。
本文邏輯：
一、網絡與現實的扭曲；
二、左邊與右邊的扭曲；
三、公域與私域的扭曲。
01
網絡與現實的扭曲
“群眾里有壞人啊！”
昨天，一位朋友跟我說：“老郭，叛變了！”
他說的老郭，是我們認識多年的朋友。老郭是個技術宅男，平日話語不多，幾乎不關心社會新聞。
不過，在疫情期間，他特意開通了一個公眾號，針對李文亮醫生、“方方日記”等敏感話題寫了不少文章。但是，我們這些朋友都不知道這事，也沒看過他的文章。
前幾天，他們幾個人一起吃飯，席間，老郭不小心泄露了“天機”，對“方方日記”發表了“長篇大論”。他的言行與日常表現迥異，這令在場的人頗感意外。
不過，老郭很快發現自己“失態”了，便立即切回了正常模式，然后用一句話“圓場”：“疫情期間，太無聊，瞎寫點東西解悶。”
大家笑他：“你藏得也太深了吧。”
在寫這段前，我特意打電話給他，征得了他的同意，他只要求用化名（老郭）。我想這或許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很多人在網絡上說“狠話”，現實中卻很溫和。
在網上，我經常看到與自己爭鋒相對的言論，而現實中，這些網絡觀點相左的人一直生活在自己身邊，他們中有自己的朋友、同學、同事、親人。與網絡上的尖銳相比，現實中我們相處融洽，只是偶有爭論。
若只看網絡信息，我們會感覺到世界充斥著戾氣，社會撕裂已經到了令人恐懼的程度。但在現實社會中，似乎又一切如常。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前段時間，沈陽一家餐飲店掛上了標語，寫著“熱烈慶祝美國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風順長長久久”。
這一標語在網絡上“走紅”后，媒體及廣大網民對這家餐廳大肆批判。后來，橫幅被撤，餐廳停業整頓，店長因涉嫌尋釁滋事被行政拘留。
大疫當前，如此標語確實“反人類”。不過，這種“反人類”言論在網絡上還少嗎？美國疫情擴散，多少人幸災樂禍。前段時間，“英國首相約翰遜進入ICU”的微博，有41.5萬“點贊”。
與沈陽餐廳的橫幅相比，網絡上的言論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橫幅，不過是網絡過激言論投射到現實社會中。
媒體與社會公眾的態度為何截然不同？為何到了現實中，人又變得“善良”了？
網絡與現實，到底哪里的言論是人們內心的真實意志？到底哪里的言論體現中國社會的主流民意？
這種扭曲，根本上是成本差異造成的。
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現實中，礙于關系與面子，受制于壓力與自我保護，人與人之間未必會完全表達內心的真實想法。真實表達，可能要付出諸多額外的成本，如被群體排斥、單位開除、爆發沖突等。中國人的隱忍又超乎想象，抑制著各種沖突。
與現實相比，網絡是一個低成本的公共區域。網絡言論的成本、障礙、壓力要小得多，很多人盡情地“發揮”。于是，網絡上便充滿各種辱罵、嘲諷及戾氣。
有人說，線下言論成本高，人們會偽裝自己；相反，網絡言論成本低，更能夠反映人們內心的真實想法。
其實，網絡言論未必比現實言論更加接近人內心的真實。更何況，人內心真實的想法，與真實需求一樣，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
在經濟學中，真實需求是一個無法確定的概念。在市場交易中，有效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所謂有效需求，就是“想要并且能夠支付得起”的需求。
如果現在口罩免費送，要多少有多少，你可能會領1000個。但這1000個是你的真實需求嗎？
如果口罩價格是1000元一個，你可能購買2個。2個是你的有效需求，但不一定是你的真實需求。
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只有加入成本因素，價格機制發揮作用，我們才能確定有效需求（盡管還不能確定真實需求）。
免費送的口罩，既不能反映真實需求，也不能反映有效需求。在輿論中，如果辱罵、欺騙、誹謗、構陷不用支付成本，那么沒有人會好好說話了。“不好好說的話”未必是我們內心的真實想法。
與線下相比，網絡語言及行為的成本過低（點個贊的成本幾乎為零），類比為“免費送的口罩”，一些人不用顧忌壓力與面子努力擴張表達欲，瘋狂地獵取表達的快感（爽文），如一次性領取1000個口罩。
但是，這些言論未必是他真實的想法。與表達的“快感”效用相比，網絡言論的成本實在太低，如此低的成本容易讓人失去理性。
只有加入價格因素，討論需求與供給才有意義。因為只有成本才會讓人回歸理性。
但是現實中，發表言論因成本太高，真實的表達需求可能被抑制。這樣，人們的隱忍與克制，掩蓋了對立與爭執。網絡提供了一個低成本的平臺，線下大量被抑制的表達需求在網上可能“爆發”。這是一種報復性消費。
所以，線上線下的言論，都未能夠真實反映人們內心真實的想法。成本差異巨大，價格機制失靈，造成線上與線下的輿論扭曲。
如何平衡？
一條沈陽餐廳的橫幅付出的代價是餐廳停業、店長被拘。但是，同樣反人類的網絡言論卻能大張旗鼓、大肆傳播，無人為此承擔任何后果。
網絡言論成本是不是要大幅度增加？比如搞實名制，將網絡言論與現實成本看齊。
這種做法顯然不妥。
我的建議是：
一、不管是線上還是線下，都需要降低輿論成本。
一定的表達成本，可以讓言論更加理性，但是過高的成本，又會掩蓋真相。
人的表達需求，與商品需求一樣，因成本變化而變化。但是，二者也有不同之處。有效需求是相對的，表達需求既有相對的也有絕對的。人有對表達真理、真相、真實的絕對需求，這個需求不應該受到高成本的約束。
比如，當疫情初發時，一線醫生最早發現，他們對外發布疫情信息，不能受到太大約束，否則容易導致信息失真，錯過最佳防控時間。
表達需求，如吃飯、睡覺一樣是人最基本的需求，應該盡量降低人的表達成本，尤其是表達真實信息的成本。
二、必須明確法律界限，在界限內讓人充分表達。
在美國，種族歧視、女性歧視及宗教問題不能充分討論，法律這些劃撥到新聞自由界限之外。在中國，有沒有類似的不能討論的，可以通過法律并將其劃撥到界限之外。界限之內的謠言、誹謗、尋釁滋事等，在法律上要非常明確。
比如，這次疫情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是對于謠言的管理問題。如果僅憑“發表、傳播不實信息”來判斷制造或傳播謠言，顯然不符合現實與規律。
事實上，沒有任何人能否完全確保自己第一次發現、創造及傳播的信息一定是真實準確的。疫情初期，幾名醫生所發布的疫情信息也不是完全準確的。所以，不確定的不準確的信息，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護。
最高院在疫情期間發文解釋：“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制度上的可能，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
如此，網絡上是否會出現大量的謠言？
02
左邊與右邊的扭曲
網絡與現實的扭曲，是第一重輿論扭曲。但是，同在網絡上，有些人選擇“逃離”網絡，有些人則樂此不疲。
這是第二重輿論扭曲：左邊與右邊的扭曲。
在中文網絡上，有很多罵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文章。但是，罵特朗普最狠、最透徹的人不在中國，而在美國。
在美國，特朗普身上的任何一個主題，幾乎都能夠找到完全對立的觀點。特朗普救市，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特朗普對中國反動貿易戰，有人支持有人反對；特朗普抗擊疫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美國反對者對特朗普的批判，比中文網絡更加深入“骨髓”。對特朗普身上任何一點的批判，只要從民主黨、眾議院議員口中翻譯過來即是。
從表面上看，感覺“洋人又快不行了”，美帝四分五裂、崩盤在即。但這其實是美國“平衡政治”的一種機制。
假如民主黨的言論成本高于共和黨，黑人的言行成本高于白人，情況會怎樣？
美國導演彼得·法拉利執導了一部電影叫《綠皮書》，該片改編自真人真事。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美國的種族隔離還很嚴重，一位黑人爵士鋼琴家唐聘請白人保鏢托尼，幫其開車參加全美巡演。
唐的公司給托尼一本“綠皮書”指南，上面列著黑人可以吃飯睡覺的餐廳和酒店。盡管如此，他們一路上還是遇到不少麻煩。比如，唐在酒店演奏，但經理不允許他在酒店內就餐，讓他在樹林里上廁所。又如，警察隨意拘留、辱罵唐，只因為他是黑人。
在當時，白人的言論成本要明顯低于黑人。相比白人，黑人在法庭上的辯詞、證詞更不容易獲得法官的信任。
如果我們將信息分為左右兩個方面，左右并不是意識形態的左右，而是指觀點對立的AB面。如果反對觀點的成本要低于支持，那么反對的聲音定然覆蓋支持的聲音。
如果支持者還要承擔額外的成本，比如被舉報、被刪帖、被封號、吊銷執照、被單位開除，那么這些人可能會成為“沉沒的大多數”。當然，有一部分人敢于承擔高成本，或“因為醒了無法裝睡”，通過婉轉的方式來表達，如撰寫小說、歷史。
表達上，看起來有些“陰陽怪氣”，這其實是真實的表達需求被高成本扭曲的結果。被扭曲后會造成更加嚴重的結果，那就是猜忌文化、“陰謀論”橫行，失去“就事論事”的討論，“直搗黃龍”，質疑寫作者的“動機不純”，進而“扣帽子”，上升到人身攻擊。
為什么不主張猜忌人的動機？因為一切行為的動機都源自個人利益，盡管有時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是一致的。若以道德標準去批判個人動機，沒有人能夠站得住腳。因此，攻擊個人動機是沒有意義的，更何況動機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
反過來，由于成本傾向，有些人為了降低成本、獲取最大好處，可能會改變自己的真實想法，加入到對方陣營。
假如發表某類言論，刪帖風險小，流量大、點贊多，那么這類信息便會泛濫成災，盡管信息未必真實反映表達者的意志。表達者希望借此賺廣告費，滿足大號虛榮心，推廣公司產品，或者博得領導好感。
如此，網絡信息的失真程度會大幅度提升，可能存在大量所謂的“偽左”、“高級黑”。政府、民眾及國際社會都很難真正了解到中國社會的真實民意。
一邊倒的聲音好，還是有爭論的多元的聲音好？任何一個事物，是不是有兩面性或多面性？任何一個事情，是不是可以站在多個立場上表達？
這其實不是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利益以及所掌握的信息而發聲。比如，大疫之下，發現金好還是發消費券好？手頭緊張的人當然渴望得到現金，超市老板則希望發消費券。又如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傾向于支持2.5天休息制，私人企業老板估計反對者居多。
只要不違法，市場支持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利益考慮問題、發表意見、采取行動。
有人說，大是大非面前，國家利益大于個人利益，個人言行必須服從于國家利益。這話沒錯，但我們需要搞清楚一個問題：什么是國家？什么是國家利益？
國家并不是一個虛無的存在，國家是全體國民簽署的公共契約，是每個公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樣，每個公民都會在這個最大公約數范圍內，充分地為個人利益而博弈、爭論，但一般不會出界（違背國家利益）。
比如，公司的利益就是股東的利益，股東之間經常為了自己的利益“爾虞我詐”，但一般不會故意把公司搞垮。如果其中一個股東只是名義股東，既不是實際控制人，又無法獲得應有的分紅，那么他的利益與公司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公司出了問題，他未必會全力以赴。
所以，當個體即國家時，個體之間的爭論、爭利，并不會影響國家利益；也無需過多地強調國家利益，正如夫妻之間不需要反復勸勉以家庭利益為重。
那些動輒以國家利益之名的言論，常常隱藏著個人私利。如支持2.5天休息制，是為了刺激消費，經濟復蘇，給予國民更多的休息時間，但真實意圖可能是他可以享受2.5天帶薪假。
左右兩邊的表達成本一致，兩邊都無須遮遮掩掩，正常表達個人立場即可，一邊不再“陰陽怪氣”，另一邊則不再以國家利益之名綁架。
如此，真實民意才能充分展現，社會矛盾才能充分暴露，各種觀點相互碰撞，各種利益互相沖突，各方才能在博弈中找到共識與契合點。
這樣紛亂復雜的過程中，是否擔心謠言作亂，壞人作惡？
前面說過，必須有兩個界限：一個是“個體即國家”的國家利益界限，一個是法律界限。在國家利益界限與法律界限內，“讓子彈盡情飛翔”。
謠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信息公開、流動與競爭。如果是謠言，辯論會將謠言擊得粉碎；如果不是謠言，我們何懼之有？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絕大多數信息，都是“謠言”、偏見、虛假以及不實的信息。真實、真相、真理是在無數的虛假信息、爭論、碰撞中形成的。
“方方日記”不急于“定論”、“定罪”。假如方方日記違法，應該交給執法機關處理。如果方方日記沒有違法，可以“讓子彈多飛一會兒”。每個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對方方日記或批判，或抨擊，或支持，或贊揚，或默許，或不屑，或中立……
只要充分表達即可，但有兩個前提：
一是切莫以國家利益綁架，如果方方日記損害了國家利益，當由司法裁決；
二是表達不同觀點的“公共成本”是一樣的，不因表達觀點丟工作、受脅迫等。
03
公域與私域的扭曲
有人擔心，中國民智未開，下沉市場巨大，如果輿論成本一碗水端平，這群人定然占據上風，再加上水軍作亂，定然掀起民粹、民族主義“旋風”，更無理性可言。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但還比公開平等辯論更好的辦法嗎？
有人說，還是需要引導，不同言論的成本不同，讓民智更開化、言論更和諧。
問題是，兩千年來，歷代圣君及士大夫沒能調教出一個牛頓或亞當·斯密。到了晚清，好不容易出了個“開眼看世界”的人——徐繼畬，也被“圣人”給“扼殺”了。
國人皆知魏源的《海國圖志》，但沒聽過與魏源同期的徐繼畬及其《瀛環志略》。我也是在騰訊新聞的《短歷史》一文中才了解此人（《1848年，一個「正眼看世界」的人被時代拋棄了》，言九林）。
《瀛環志略》或許比《海國圖志》更加客觀，徐繼畬在第九卷評價華盛頓時說“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
但是，該書出版后，帝師史策先抨擊這本書“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即擬上章劾之”。徐繼畬因《瀛環志略》聲名狼藉，遭眾多官員聯名彈劾，蒙受袒護“夷人”之罪，先被道光降職，后被咸豐革職。
百卷本《海國圖志》摘抄轉帖了《瀛寰志略》對美國的介紹，卻刪去了徐繼畬稱贊華盛頓一節。
曾國藩、翁同龢等人掌握頂級古典智慧，但依然未能挽救中國。古典智慧需要與現代科學、近代思想碰撞，只有經歷了觀點的沖擊、思考的煎熬，認知才能進步。帝師教導反而成了真正的障礙。
如果公共輿論的成本不一，那么信息就會割裂，碰撞、交流與爭論便越來越少，群體都生活在群體的圍墻中，主動絕于世界。
如此，容易形成了第三重扭曲：公域與私域的扭曲。
輿論逐漸形成三種格局：
一、公共輿論單一化繁榮。
在公共輿論領域，成本最低的言論將大行其道，成本高的言論則逐漸“私域化”。微博、今日頭條、百度、抖音、快手、B站等平臺都屬于公共輿論平臺，這種平臺采用流量分發模式。這是一種輿論控制力極強的模式：平臺將大流量分發給成本低的文章與視頻，不推薦風險指數較高的內容。
大量的自媒體為了趨利避害，獲取粉絲與流量，紛紛加入創造、轉發低成本內容。如此低成本內容異常繁榮，動輒百萬、千萬閱讀，幾萬、十幾萬轉發。
這是一種成本（風險）導向性創作。結果是，公共輿論的內容呈現單一化繁榮。
一般而言，公共輿論反映一國的民意。但是內容單一化的公共輿論，能否反映社會民意的全貌，值得商榷。
比如，“英國首相約翰遜進入ICU”的微博，有41.5萬“點贊”。與8億多網民相比，41.5萬點贊確實太少，但若不是微博臨時關閉這一功能，這個數據可能要多得多。另外，評論區的點贊靠前評論，多帶有嘲諷、打擊之意。
如今，歐美國家更加關注中國的公共輿論。現在也有不少自媒體將中國的信息，翻譯到推特、FACEBOOK上。試問英國人看到這條微博，會有什么樣的反應？
我想，這41.5萬“點贊”定然無法“代表”所有中國人的想法。但是，我們無法阻止英國人認為這就是中國的社會民意。
問題是，不同的聲音哪里去了？
一部分不同的聲音被淹沒在嘲諷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更多的不同聲音已經離開了公共輿論領域。很多人已不再上微博、頭條，更沒有下載抖音、快手、B站。
他們去哪兒了？
二、半私域輿論“各自為陣”。
他們很大一部分人去了“半私人半公共的輿論空間”，如微信公眾號、微信群。
與頭條號不同，公眾號是訂閱模式。每一個大號自媒體，以獨特的觀點、風格，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粉絲。
有調查顯示，快手、抖音、B站與微信公眾號的主要用戶群體重疊度很低。公眾號主流用戶中，不少與公共輿論空間隔離，極少關注、參與公共輿論中的話題。他們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交流，接受自己喜聞樂見的信息。
雖然一些公眾號大號也會將文章發到頭條等平臺，但是獲得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有些文章在公眾號中備受追捧，但到公共輿論平臺卻或被無視，或被打擊。這也可看出，這是兩類完全不同的群體。
一些公眾號會冒著刪帖封號的風險，發表一些不同觀點的文章。但是，這些文章往往不會在公共空間中展現。這兩個群體人偶有碰撞，甚至爆發激烈沖突，但久而久之，互不理會。
當然，在半私域中，各個群體也是“各自為陣”，就像一個個深井，井水互不“侵犯”，群體互不交流。有些人會關注很多號，但常讀號也就那么幾個。
三、私人輿論空間被擠壓。
還有部分人回避了公共輿論，回到了私人輿論空間。私人輿論空間的成本是最低的，不需要承擔任何公共責任。
但是，如果公共輿論成本增加，輿論私域化，容易模糊私人輿論與公共輿論的邊界。這會擠壓私人輿論空間，抬高私人輿論的成本，人們擔心私人輿論“公共化”。
私人空間是言論的最后一塊陣地。
為什么對私人空間的言論要更加寬容？
古代圣人教育人們要“慎獨”——“君子慎其獨也”，就是一個人的時候也要守本分，別干壞事。這樣圣人可以更低的成本維持穩定。
其實，表達需求，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考慮到公共輿論的成本，很多人會選擇在私人空間中“暢所欲言”。私人空間可以滿足人們的充分表達欲，把人性的“惡”如憤恨、痛苦，宣泄出來。
有個段子，老婆在一生中有無數次想殺死自己的老公，多少次想跟他離婚，甚至買菜的路上都想把他剁了，但還是買完菜做飯給老公吃。
近些年，有些公眾人物的私下言論被曝光，公眾大跌眼鏡，對其大加批判。其實，任何人的私人輿論都會“見光死”。最糟糕的是夫妻反目大爆料，因為我們往往會把最“丑陋”、“邪惡”的一面告訴自己最親密的人。
所以，需要保護好私人空間的輿論，切莫將私人輿論公共化。
公域與私域的扭曲，導致公域與半私域之間割裂，半私域之間相互割裂，私人空間被擠壓，缺乏對話、交流、碰撞，認知進步更加緩慢，誤解則更加艱深。
1876年美國聯邦工程兵亨利·馬丁·羅伯特將開會規則集結成書，即《羅伯特議事規則》。
《羅伯特議事規則》并不深奧，如第10條文明表達原則：“不得進行人身攻擊，不得質疑他人動機……”
1917年，孫中山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翻譯并改編為《民權初步》。他認為：“此《民權初步》一書之所由作，而以教國民行民權之第一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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