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又狠卡脖子!中國經濟一大短板,每年花2萬億進口,還得看臉色,不能再等了……
來源:大貓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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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芯片和半導體,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高通,因特爾,AMD,三星或者臺積電。
我們都清楚,在這個技術壁壘極高、迭代極快的領域中,落后國家每年要花費天文數字的資金來進口產品和設備,領先的國家則可以舒服得賺取巨額的利潤。
前兩年,我們每年都得花3000多億美元買芯片,要知道同期我們進口石油花了2400億左右,芯片已經超越石油,成為我們花費最大的戰略性物資。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國曾經差一點就能搭上這趟高速發展的列車,真的是起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01
其實我們的半導體產業起步一點不晚。
1958年,美國剛造出人類史上第一塊集成電路,中國的研究團隊就在林蘭英的帶領下做出了第一個單晶硅,可以說早早就站上了半導體產業競賽的跑道。
當時國內對技術發展是很重視的,早在建國初期,我們把半導體產業歸到了“急需發展的高新技術”行列中。為了讓留學生和技術人員回國,中美大使還在日內瓦會議上吵過架。
盡管最后沒達成實質性協議,但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歸國卻成了趨勢。除了咱們耳熟能詳的錢學森、鄧稼先外,還有不少在半導體領域卓有建樹的學者,比如林蘭英、黃昆、謝希德、王守武等等也先后回國。
在這些靈魂人物的帶領下,建國初期的半導體工業體系搭建得很順利。
1958年做出了硅單晶、1959年就開始投產;1960年,國內成立了以中科院半導體所為代表的一大批研究機構和數十座電子廠,其中的北京電子管廠就是現在京東方的前身。
別看當時窮,但研究進度還是很給力的,沒被美國落下太多——
1959年,美國的仙童公司突破了集成電路的平面制作工藝,六年后,中國的第一塊集成電路也順利研制成功。當時大家預期,在這個高精尖行業可能會結出累累碩果。
可惜的是,在隨后的十幾年時間里,因為大環境的原因,科研驟然陷入停滯、科學家們的日子也不好過。
半導體學界的靈魂人物王守武被停職批斗、中國半導體物理學的奠基人謝希德則被打發去掃了廁所。沒了領軍人物帶頭,研究陷入停滯,逐漸開始掉隊。
與此同時,美國的硅谷卻在大爆發!
Intel、AMD等一大批公司相繼成立。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廝殺,一整條包含設計、制造、封裝和測試的半導體產業鏈形成,不僅越來越便宜、也越做越精巧。
雖然以中國的精英科學家和軍事化的研發體制,足以保證“兩彈一星”這樣的國家級工程順利完成,但芯片產業卻很很難實現技術跨越,差距也越拉越大。

1977年,30位科技界代表受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科教工作者座談會。其中半導體泰斗王守武的評價很中肯:“全國共有600多家半導體生產工廠,一年生產的集成電路總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廠月產量的十分之ー。”
02
如果只是產量落后,落后的中國半導體未必沒有翻盤的機會。
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除了少數專業領域的領軍人物外,人們普遍對技術代差和追趕難度認識不足。有領導這樣問過王守武:“你們一定要把大規模集成電路搞上去,一年行么?”
在嚴重滯后的思路和規劃下,追趕的過程中也少不了走彎路。
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國家部委先后組織了三大“戰役”,分別是: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但都沒有沒有獲得成功。
就拿1990年的“908”工程來說吧,當時電子工業部想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有所突破,決定建一條6英寸0.8~1.2微米的芯片生產線。
為了能順利引進國外的技術和設備,“908工程”預計總投資近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打算建一座月產能1.2萬片的圓晶廠,另外5億分給9家集成電路企業的設計中心。
當時的美國和日本正在芯片領域激烈競爭,如果計劃進展順利的話,這個“經過科研人員精心設計、反復論證的方案,不但有可能幫助我國集成電路產業躍上新臺階、甚至追上世界發展步伐”。
可事與愿違,被寄予厚望的“908”成了一個經典反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足足兩年,好不容易經費批下來,引進生產線又花了三年,加上建廠耗去的兩年,足足拖了七年之久。
半導體產業是更新換代非常快的,在自美國而始的互聯網革命中,市場對電腦和運算能力的需求爆發式增長,幾個排在世界前列的發達國家都把大量的資源投入到了芯片行業。
由此,英特爾的一位創始人戈登·摩爾總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集成電路芯片上所集成的電路數目每18個月就翻一番;CPU的性能每隔18個月也會提高一倍,而價格反而會下降一半。

總之,集成電路越來越復雜、技術的迭代速度也一日千里。在這個特殊的產業中,晚一年基本就得跟著吃土了,更何況是七年。
等到1997年建成投產,華晶的技術水平落后了國際主流4到5代,月產能也只有區區800片。不僅不能盈利,還被巨額利息壓得喘不過氣來。
幾年之后,華晶不得不把部分設備租給了香港的一家半導體公司,大把大把的投資最終為他人做了嫁衣。
03
在落后的那些年里,中國半導體產業追趕得很艱難。
除了資金緊張、技術落后外,來自歐美日韓的芯片巨頭們牢牢占據了產業鏈和市場生態,很難有國產勢力真正突圍。
不光如此,為了牢牢把競爭對手按死在產業鏈下游,他們先后用“巴統”和“瓦森納協議”來限制最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出口——
能賣的技術通常比最先進的晚兩代,再加上拖延和落地消化,中國拿到手的技術就差不多落后三代甚至更多。
即使靠離岸公司、外籍華人的身份繞開技術封鎖,最后也逃不過專利“訛詐”的這一關。
2000年4月,美籍華人張汝京在開曼群島設立了“中芯國際”,并以此為平臺募集資金,再以外商投資的身份在上海設廠。為了避免因國資背景遭國際狙擊,中芯國際的股權非常分散。
首批投資人中不僅有來自美國的高盛、華登國際,也有來自中國臺灣的漢鼎亞太、來自新加坡的祥峰投資,還有中國政府背景的上海實業、北大青鳥。
但就算這樣,還是沒能逃過一劫。
2003年,臺積電起訴中芯國際侵犯專利權、竊取商業秘密、不正當競爭和干擾經營關系,要求其賠償10億美金;2006年,臺積電再次出手,指責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使用臺積電技術。
在數年的拉鋸后,臺積電獲得了最后的勝利,中芯國際除了要向臺積電支付2億美元現金外,更要拱手讓給臺積電總計10%的股份,張汝京也被迫辭職。
這就是這個行業的現實,后來者基本每走一步就會踩上別人的專利。最嚴峻的是美國,簡直到了每一步都會頒發專利的地步,國內只要一商業化生產,就會惹上官司。
在現有成熟的芯片體系下,繞開別人的專利重新探路,無疑是條荊棘之路。
納米級的無塵間,規模龐大的工程師和高素質產業工人隊伍,動輒十數億一臺的光刻機,每年上百億的研發投入隨時可能被技術迭代推倒重來,不光企業不敢啃這塊硬骨頭,連VC都不想投——
在2018年一季度投資報告中,在互聯網金融和消費上,投資機構投了1000億、而在半導體上卻只有1.35億,相差近千倍。
投入成本高、門檻高、周期長、回報率低,造不如買、買又買得到,幾十上百億投進去可能連個水花都弄不出來,沒有多少人能堅持下來。
只是在這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中,咱們的集成電路進口總量也在不斷增加,每年都要花上將近2萬億人民幣,而且還買不到最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很讓人唏噓。

04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當時的領導層說過這樣一句話:“就是砸鍋賣鐵,也要把半導體搞上去”。為啥?卡脖子的滋味不好受。
但是進展一直達不到預期。
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7年。禁令一出,中興的美國供應商紛紛中斷合作、停止合同執行。
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中國第二大的通訊設備生產商陷入到了絕境之中。當時有媒體估算,中興的芯片庫存只夠堅持兩個月,如果禁令持續下去后果不堪設想。
為了挽救企業,76歲的中興通訊創始人侯為貴老爺子臨危受命,踏上了赴美談判的征程。在接受了22億美元罰款和一堆苛刻條件后,中興最終解禁。

僅僅一年之后,中國的另一家通訊巨頭華為又成了靶子。先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接著是不斷在5G部署中剔除、淡化華為的角色,還在2019年把華為列入實質性封殺的“實體清單”中。
不過對從1990年就下決心走自主研發路線的華為來說,自己有足夠的底氣。
從1992年起開始,華為就開始大手筆招攬理工科人才了,還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視察,還因為人太少而大發雷霆:“我叫你招你就招,沒事做,招來洗沙子也可以。”
一邊是應屆生在華為拿著高收入,一邊是任正非借高利貸發工資,據說最困難的時候,華為還制定過一個內部政策:誰能給公司借來1000萬,誰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資照發。
也正是因為持之以恒的投入,使得華為在2019年有了直面封殺的底氣。高通缺貨,海思轉正;谷歌斷供,鴻蒙頂上,在經歷了艱難卓絕的斗爭后,華為最終活了下來。
從2010年開始,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沖擊,在痛定思痛后,政策和思路也及時作出了調整。
2014年,中國國家集成電路大基金成立。在該基金從成立到第一期結束的時間里,上千億人民幣被投入到中芯國際、長江存儲這樣的集成電路制造業中,同時也帶動了不少的設計和封測產業投資。
2019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二期)的近2000億人民幣也已經募集完畢,正準備投向代表了最真實、最前沿市場需求的應用端。
除此之外,半導體產業自身追趕的步伐也在加快。
不光海思成功擠進了全球十大半導體企業名單中,曾經對華為百般抵制的美國也最終放松了禁令,還在前段時間發布了一項新規,允許華為參與下一代5G網絡標準的制定中。
在幾十年令人扼腕的擦肩而過后,希望這一輪的沖擊能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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