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入仕途快車道的陳吉寧和李干杰,看中國環保改革與展望!
2015年以來,兩位先后執掌環保部的部長,都成功地主政一方,走上了仕途快車道。
2017年,陳吉寧執掌北京市政府;2020年,李干杰執掌山東省政府,皆成為了關鍵地區的“封疆大吏”。

陳吉寧;李干杰
從副部長級的清華大學校長,經環保部部長,到正省部級的北京市市長,陳吉寧只用了兩年;從副部長級的河北省委副書記,經環保部部長,到正省部級的山東省省長,李干杰只用了三年。
他們仕途躍遷的本身,正是中央對這五年來中國的環境污染治理與環保改革的最有力肯定。
在防污治污攻堅戰即將奏響凱歌的今天,梳理幾位步履匆匆的環保部長生平和貢獻,可謂正逢其時。
由此也可以看處,在當今中國能夠承擔重任、解決難題的官員,才更容易晉升。
01
在過去,環保系統并不是什么快車道,而是個“冷衙門”。
主官任職時限極長,從1987年國家環保局成立,到2015年環保風暴啟動前,國家環保部門28年間只有3位主官,且均未能更進一步,其中第二任解振華局長更是任職長達12年,直到2006年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引咎辭職。
“學者氣息”,一直是外界對環保系統的評價。首任國家環保局長曲格平就是世界著名環境科學專家,他親手創建了中國環境保護管理機構,奠定了中國環保事業的根基,被外界稱為 “中國的環境保護之父”。他親手撰寫的《2000 年中國的環境》曾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首任國家環保局長曲格平
但在體制內,“學者氣息”并不是個純粹的褒義詞,人們更欣賞的是有手腕、有魄力的主政者。要知道,在咱們國家,位置并不代表一切,能不能推得動事情,更為關鍵。
28年后,環保部迎來了又一位曲格平式的學者掌舵人,但他根本性地刷新了“學者氣息”的定義。這位新部長既懂學術,又擅管理,更勇于變革,成功啟動了改變中國的環保風暴,重鑄環保管理格局——
他就是陳吉寧。清華大學原校長,現任北京市市長。

陳吉寧校長在課堂上
1981年,17歲的陳吉寧考入清華大學,獲得環境工程專業學士和碩士學位,后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獲工學博士學位。
1998年,科研成果豐碩的陳吉寧回到清華大學執教,直接獲聘副教授,一年后成為了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
陳主任就位后,深感教學實驗樓空間狹小,但環境不是清華熱門學科,一向難要到資金。他沒有等,也沒有忍,在充分了解國家交流動向后,篩出了中意合作的智能樓項目,然后對接意大利的錢和清華的地,直接蓋了棟大樓。
這事兒不僅辦得利索,還辦得漂亮。環境學院大樓被設計成充分利用太陽能、自然光的綠色節能生態示范樓,至今還是古老校園內最醒目的地標之一。
這樣的辦事效率,這樣的整合資源的能力,在高校里無疑是個“異類”。陳吉寧因而在清華嶄露頭角。

中意清華環境節能樓
陳吉寧沒有受困于當時環境學科不受重視的現狀,積極參與國際和國內環保項目,主動率領師生介入一些大型的環保事件,爭取到主持國家科技部“滇池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技術研究”項目、國家環保總局“遼河流域‘十五’環境規劃”項目以及圓明園東部湖底防滲工程的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等等,不惜和其他高校公開“搶飯碗”。陳主任在激發國內項目競爭活力同時,還大大打響了清華環境學科的招牌。
陳主任的突出表現,讓清華大學黨委原書記陳希注意到了陳吉寧。
2006年,陳吉寧被提拔為副校長,次年,升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2012年,年僅48歲的陳吉寧成為清華大學校長,他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年輕的清華大學校長。
然而,陳吉寧并不是兩院院士。時任清華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專門同陳吉寧進行了溝通,但陳吉寧主動拒絕了自己評選院士的請求。他說,“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不能再多考慮其他。”
陳吉寧出身學術,卻非常難得地有著一般學者型官員沒有的改革魄力。
在陳吉寧的校長任內,清華啟動綜合改革,制定完成《清華大學章程》,重塑清華教育格局:
第一,人事制度改革,在清華分出教學序列和研究序列,重視教學。如果教師致力于教學,就不用研究成果來考核教師。
這一舉措直指國內高校多年來以論文考核教師的弊端,正面挑戰產業規模達數十億人民幣的論文產業。
第二,將清華的課堂搬上互聯網,向求學者大開方便之門。
陳吉寧親自兼任了在線教育領導小組組長,推動清華大學的課堂通過MOOC(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向全球免費提供,以課堂+在線混合模式重構校園教育,向所有樂學者大開清華大門。

圖為清華大學慕課平臺
第三,實施學生教學培養方案改革,這也是清華建校百年來的首次教改,實施價值塑造、能力培養、知識傳授“三位一體”的教育,讓清華學子牢牢樹立為國為民的情懷。
另外,有著留學背景的陳吉寧深知“走出去”的重要性,還為清華增添多項國際化辦學項目,參與促成美國常春藤名校耶魯大學與清華開展環境雙碩士學位項目。這也是耶魯第一次與非“常春藤盟校”開展雙碩士學位項目,中國大學的世界影響力得以擴大。
雖然陳吉寧在清華大學校長位置上僅任職3年,但他實施的改革力度之大給不少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包括很多出身清華的校友們。
從清華在體制內的影響力可知,這位銳意改革的學者得到了更高層相當的關注。2015年,陳吉寧破格調任環保部長,迎接他的,將不再是校園內的象牙塔春風,而是環境領域的許多重大難題和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民眾對藍天綠水青山的渴求。
02
陳吉寧沒有辜負中央對他的期待。在就任環保部長后,他不負眾望,以在清華同等的魄力,開啟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第一,完善、細化環保法律法規,實現有法可依。
陳吉寧履新時,《環境保護法》剛剛修訂完畢,在此基礎上,陳吉寧繼續推動相關環保法規的完善和修訂,為接下來的環保風暴提供規范前提。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2015年8月修正)、《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修正)、《土壤污染防治法》(2015年起草,2018年通過)、《環境影響評價法》(2016、2018年兩次修正)等等。

通過推動立法,給以環保部門更多授權,增加了環保部門的執法手段,為接下來的環保風暴提供了制度保障。包括將環保違法人員移送公安機關、對涉案財物進行查封、扣押、凍結等等。
環保部門還和司法部門協調,增加了公益訴訟制度,允許檢察院和符合要求的社會組織對違法的個人、企業甚至行政機關進行起訴,通過司法程序制止違法,保護環境。

總之,上述法規明確了各級政府的監管責任,增加了政府未履行監管責任的后果;并加重了企業和個人的違法責任。
比如《大氣污染防治法》第22條,對超過大氣污染物排放指標,或者未完成大氣環境質量改善目標的地區,省級以上環保部門可以約談該地政府首長。
正是在這一規定下,某市長向國務院簽訂環保責任書,保證不完成減排任務“提頭來見”。

后來,這位市長因為未能完成環保任務黯然離開。環保風暴之下,還有許多落實環保責任不力的領導干部被處理。
第二,以黨中央名義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環保督察,督促各級政府履行環保職責。
陳吉寧擔任環保部長的同時,中央紀委監察部正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反腐風暴,反腐利劍之一就是巡視。時任中紀委書記專門啟用一些非主要領導崗位甚至已退休的省部級干部擔任巡視組組長,這些老同志斗爭經驗豐富,讓他們從事巡視業務,效果卓越。
這一經驗也被環保部門借鑒。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允許中央環保督察組以黨中央名義對地方環保事務進行監督,將督(政府)查(企業)結合,以監督政府為主,強化了對領導干部落實環保責任的監督力度。
從此,環保督察組可以對地方黨委政府實行“黨政同責”,地方黨委和政府同步接受監督。對落實不力的領導干部,甚至可以進行降級、撤職,這也獲得了中組部的大力支持。

圖為環保督察過程中,因落實環保責任不力而被撤職的領導干部
從2016年1月,河北首次接受環保督察,到2017年9月4日,4批中央環保督察組實現了對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的督察全覆蓋。

不到兩年間,督察組共向地方交辦10.4萬件案件,到2017年11月即辦結10.2萬件,問責人數超過1.7萬。
環保督察利劍之下,不僅在治標層面督促案件辦結,更讓各級行政機關、企業真正認真對待環保問題,對環境污染起到了治本之效。
第三,強化環保部門執法力度,向污染源“亮劍”。
在上述措施的合力之下,各級環保部門成為出鞘的利劍,直面污染根源,解決問題。
比如針對霧霾問題,把重心放在生產廢氣治理上,各級環保部門一方面通過補貼鼓勵企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舊設備,購置新設備和環保裝置;另一方面對超標排污的企業進行處罰。
對于一些對罰款不在乎的企業,直接將相關責任人員和證據材料移交公安機關,請求公安機關決定并執行行政拘留。
以上措施配合供給側改革、產業升級等國家戰略,效果卓著。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組合拳從2015年開始發力,到2017年陳吉寧卸任環保部長時,大氣污染問題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得到扭轉。

圖為2011-2017年中國6大城市的pm2.5年平均數變化圖。可以看出,2015-2017年整體呈下降趨勢。數據最高的北京,2017年數據也在80以下
在水污染治理層面,陳吉寧推動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寫入“十三五(2016-2020)規劃”,并強化生產、生活污水處理和減排的執法力度。
截止陳吉寧離任時,地表水Ⅰ~Ⅲ類斷面比例從2015年的64.5%提升至67.8%,劣Ⅴ類斷面比例從9.7%下降至8.6%,今年是“十三五”最后一年,就在一季度,地表水Ⅰ~Ⅲ類斷面比例已經達到79.9%,劣Ⅴ類斷面比例驟降到2.1%,陳吉寧在幾年前畫下的治水藍圖即將實現。
第四,鼓勵地方設立生態環境委員會,跨部門合力,實行“大環保”。
2016-2017年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發現,許多地方的環保事務由環保部門單打獨斗,治污乏力。為了增加環保工作力度,環保部鼓勵地方設立生態環境委員會,環委會辦公室設在同級環保部門。

山西省委書記、省長擔任環委會的雙主任,有利于提升環委會的跨部門協調能力
這一措施使環保部門能以本級黨委、政府名義發布命令,協調多部門共同從事環保工作,提升執法力度和效果。
例如,要求農業部門協助減少農業生產中的農藥使用,保護耕地;要求自然資源部門協助治理有毒土壤;要求市場監管部門協助核查企業生產設備環保標準等等。
當然,這一“大環保”倡議并非強制命令,是否設置環委會也由各級黨委、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但這一思路對環保事業確有幫助,許多設立了環委會的地區,環保執法力度也有所提升。
2017年,陳吉寧調任北京市長。他任職環保部雖然只有2年,但卻為防污治污攻堅戰作出了杰出貢獻——問題突出的大氣污染得到遏制,水污染距離基本解決僅一步之遙,更留下了成體系的環保制度框架和久經戰陣的環保隊伍。
防污治污攻堅戰的下一步任務,便落到新任環保部長李干杰的肩上。
03
接任的李干杰同陳吉寧一樣都出身清華,同樣具有學者抓住問題本質、以事實說話的特質。
李干杰就讀于清華核反應堆工程專業,畢業后進入國家核安全局工作。1998年機構改革,國家核安全局并入國家環保總局,李干杰由此進入環保系統任職。
2016年,已成為環保部副部長的李干杰離開環保部,“空降”至河北省擔任省委副書記。一年后,他又回到環保部擔任部長。

攻克頑疾,一怕不改革,二怕變來變去。
李干杰上任后,并沒有改變陳吉寧的改革藍圖,而是秉持公心,蕭規曹隨,將環保風暴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
第一,借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良機,拓展環保部門的職責范圍,增加環保部門的垂直性。
2018年3月,十九屆三中全會決定進行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原環境保護部不再保留,重新設立生態環境部。
生態環境部整合了包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海洋局、國務院南水北調辦等等部門涉及環境保護的各項職責。
負責上述職責的執法人員和原環保部執法隊伍整合為綜合的環保執法隊伍,由生態環境部領導。

由此,大氣、水、土三大領域的所有環保事務(含環保規劃)全部由生態環境部門一體負責,令出一門。
其次,生態環境部門實行省級以下垂直管理。
對外,省級以下的環保部門人事、財政全部由上級環保部門統管,增加環保部門相對地方政府的獨立性。
對內,省內環保督察的職能全部收歸省級生態環境部門。省級以下的生態環境部門只負責執法/查企業,環保督查/執法監督的權力由中央、省級環保部門行使,避免下級環保部門自己監督自己。
第二,繼續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環保督察和“回頭看”,深化環保風暴的深度。

2019年7月,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啟動。僅僅一個月,8個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既立案行政處罰2362家企業,罰款13659.9萬元;(刑事)立案偵查79件,拘留57人;約談黨政領導干部1556人,問責298人。
讀者們可以從上述數據中看出環保督察組的工作力度和效果。
第三,向土壤污染宣戰。
大氣污染在陳吉寧部長任期內基本已經得到遏制,水污染治理不斷向縱深掘進,即將實現全國范圍內生活污水處理全覆蓋。
呼吸和飲水兩大最急迫問題初步解決后,就需要面對更為復雜、隱蔽的土壤污染問題,包括礦山廢礦、土壤的工業和農業污染等等。
由于過去科技水平有限、環保觀念不足,社會各界不重視工業生產中出現的土壤污染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許多原有的工業用地未經相關處理便轉換為城市商業用地、居住用地,威脅民眾安全。
近年來,有毒土壤影響居民生命健康的案例為媒體所曝光,這一問題逐步引起社會關注,得益于現在經濟、科技水平發達,環保觀念進步,解決土壤污染問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產生了。

圖為央視《焦點訪談》節目對某地化工危廢偷埋問題的報道
李干杰采取的整治措施與陳吉寧如出一轍:
1.立法立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該法案于2019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我國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領域法律,為之后的執法行動提供了法律依據。

2.全國普查:啟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詳查工作,農業用地污染狀況調查已經于2019年完成,結果顯示部分區域土壤污染風險突出。工業用地污染狀況調查將在2020年完成。
3.強化執法:強化對土壤污染源的執法力度,并對現有的污染突出地塊進行治理,做到遏制增量、化解存量。
2016年以來,生態環境部會同工信部等部門開展了涉鎘等重金屬重點行業企業排查整治行動,確定需整治污染源近2000個。
截至2019年,已有近700個完成整治,全國關停涉重金屬行業企業1300余家,實施重金屬減排工程900多個,重金屬等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對土壤污染存量,北京等14省(區、市)公布了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名錄,涉及地塊340塊。對污染者可追溯的污染地塊,修復費用由污染者承擔,無力承擔的不足部分由政府補足;污染者不在的歷史遺留問題,則由政府全額出資修補。

小鐘順便說說,對污染地塊的修復也可以看出中西政府的理念差異。中國政府一向承擔無限責任,個人、社會解決不了的公共問題,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主體都會當仁不讓地認為應當由政府出面解決。
而在強調有限責任、自由市場的西方,污染地塊的處理一般由污染者自己處置,如果污染者賠到破產都不能恢復原狀,余款則由土地的下一任接盤者承擔。許多污染地塊空了幾十年沒人管也沒人開發,制度根源就在于此。
2020年4月,在防污治污攻堅戰中表現優異的李干杰調任山東(代)省長。生態環境部迎來了新領導——孫金龍、黃潤秋。
04
經過前兩位部長5年的雷霆治理,中國環保問題大為改善,從根本上已經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環保體系,環保已經不再是運動式、臨時性的,而是已經深入人心、無可悖逆,成為一條紅線。
正如一位權威人士所說,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沒有之前環境污染的嚴峻形勢,之后的決策者、執行者也不會有如此決心掀起環保風暴,實現日月換新天,短短5年,北京重現藍天,完成了倫敦幾十年的才實現的大氣治理。

環保風暴基本奠定了防污治污攻堅戰勝利的基礎,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許多地方的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采取“一刀切”,無論情節輕重一律嚴罰甚至關停。
過于激烈的措施,在備受疫情沖擊,迫切需要復工復產、促經濟保就業的當下已不太適宜。
在這種情況下,長期在新疆處理復雜關系的孫金龍,以及長期從事黨派工作更為懷柔的黃潤秋成為了生態環境部的新掌舵人,以雙首長互補的形式更為妥當的處置當下復雜的關系。

黃潤秋,孫金龍
履新的兩位主管面臨的是環保治理和復工復產的關系處理,誰先誰后,如何調整,不僅僅是執政藝術,更是沉甸甸的責任。
新領導就任后,生態環境部很快就印發《關于落實監督執法正面清單相關工作的通知》,確立環保執法正面清單制度。

具體而言,疫情期間急需行業企業,以及一段時間內環保表現良好的企業都可以納入環保正面清單,免于現場執法檢查,環保部門主要采用遠程監控等手段進行監督,減少對企業生產的干擾。
截止2020年4月23日,26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確定首批納入正面清單企業名單,合計5.4萬家。
上述措施既是應對疫情的必要措施,同時也可以看出新領導在環保思路、執行層面與之前兩位部長的區別。生態環境部新的人事設置——包括雙首長制、部長為民主黨派人士等等,也展示了和此前不同的管理思路。
小鐘大膽預測,未來環保執法將會適度放松,著重加強地方環保執法的合理性,嚴格約束粗暴、從重的“一刀切”執法,環保執法更加層次分明,追求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平衡。

地方已經在行動
當然,如果沒有前期的環保風暴,霧霾問題、飲水問題可能到現在還沒能得到徹底改善,疫情之下也就沒有余地去適度放松。
環保部長們步履匆匆,完成了階段性使命的陳吉寧、李干杰,已然前往更廣闊的舞臺。而如今交棒到黃潤秋、孫金龍手上的,又是新時代的新任務:
如何在保存前五年環保改革成果的同時,引導企業復蘇生產以拉動就業和經濟呢?
這是一個真正的難題,也是真正的挑戰。
然而,正是這種困難和挑戰才能歷練和選拔出真正優秀人才。干部考察絕不是“走過場”,越往上,越看重執政者的能力與智慧。
從掀起環保風暴、防污治污,到協調環保與經濟建設、戰勝疫情、復工復產,希望兩位生態環境部的新首長也能如前任們一般造福人民,繼而不斷走向更高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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