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通日英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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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是中日兩國人民角色互換和心理互換的轉折點，甲午戰爭是一場系統性戰爭，而不只是大眾通感中的甲午海戰，海戰只是這場歷史轉折戰的一小部分。關于這場戰爭，我將會在合適的時間，以詳實的資料全景式再現當年的恥辱進程。
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講“全面抗戰”，中國的抗日是八年抗戰，如果只說“抗日”，那么，中國應該是“五十年抗日”，而不是“十四年抗戰”。在這個長達五十年的歷史時期，中國人民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也有很多可悲可恥的通敵漢奸。
暫無法對五十年的漢奸行為進行敘事，先選擇“九·一八事變”之后至新中國成立前的那一段進行摘錄，也許不夠全面，但基本反映了重大歷史事件。再現事件，重點不在于列舉漢奸和偽軍人數的多少，而在于告訴大家中國的苦難過程中包含了多少自己的自辱行為，一個孕育了世界上最多偽軍的民族，決不是偶然現象，骨子里的問題來源于文化上的毒害，只要這種文化不滅，“當奸有理”便永遠是“聰明人”的正確選擇。
我把“通日者”定義為“英雄”，決不僅僅只有諷刺，更多的原因在于對現實的憂慮，盡管我們都知道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屈辱的烙印打得并不足夠深，稍有點和平與繁榮，精英們便又開始崇拜“漢奸式英雄”，曲線救國和求生賣國的思想便又占了主流，有血性，等同于魯莽，想反抗，等同于作死，唯有投敵，才是公認的文明。
閑話少講，且看歷史吧！
1931年9月18日，關東軍進攻滿州，整個中國掀起了抗日浪潮，但蔣介石說：我們并不想打仗，而是要把這事件交給國際聯盟來處理。他對一個憤怒的學生代表團訓話時說：“我向你們保證，在三年內，我將把日本打得跪地求饒，相信我的話，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吧。現在把軍事物資耗費在反對日本的戰爭中是沒有好處的。”（見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40頁和羅伯特.佩恩《蔣介石卷》第156頁）
1931年10月，日本積極建立偽政權機構和組織，關東軍培植多年的漢奸凌印清率先組建所謂的“東北自衛軍”，自己任總司令，司令部設在盤山沙嶺鎮，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日本派浪人倉崗繁等15人為凌的顧問。聲稱擁有18個師，其實就是個光桿司令。（見熊正平的回憶錄《文史資料選輯》第12頁，熊正平：事變發生時，他沈陽市公安局督察長）
1931年11月，日本關東軍又挑動張學良的堂弟張學成組建另一支“東北自衛軍”，在黑山縣高山子附近設司令部，收編胡匪，用紅藍白黑滿地紅作國旗（這也是后偽滿州國的國旗）。后經張學良同意派軍隊在高子山將張學成和日本顧問擊斃。（見熊正平的回憶錄《文史資料選輯》第13頁）
1932年11月，馬占山被張景惠和日本利用，成立“龍江傀儡偽政府”。1933年2月，馬占山赴沈陽參加所謂的“四巨頭會議”，四人分別為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馬占山。會議以后，馬占山完全公開地向日本出賣了黑龍江。3月8日，馬占山赴長春迎接溥儀，9日參加偽國成立典禮，兼任軍政部長職務。4月1日，馬占山感于日寇脅迫，心生不悅，帶領200余人出逃，重新拉起“抗日”大旗。（見李銘新的《馬占山抗日、降日和反正經過》第74頁）
1932年1月28日后，日軍懲罰中國軍隊，十九路奮戰34天，但蔡的抵抗違背了南京政府的命令，5月，中日“和平協定”簽訂，中國軍隊被禁止進入非軍事區。（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42頁）
1933年，關東軍開始在熱河展開行動，省會被僅有128人的日軍占領，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尖銳地攻擊：誰該對這項賣國行徑負責？是蔣介石。（杜翰生《汪精衛與日本謀和的努力》第143頁）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實際上，這個協定是為此后四年日本力圖使華北自治化的保證書。汪精衛為象征軟弱無能的協定辯護，汪說：中國的軍事力量太弱，無法在華北抗擊日本。（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44－45頁）
1934年，德王利用日本人提出與滿州結成自治聯盟，迫使南京政府承認“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1935年，在日本關東軍的主持下，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云端旺楚克任主席，他死后由德王繼任。（見臼井勝美的《日中戰爭之政治進展》第122頁）
1635年6月，土肥原和秦德純簽訂“土－秦協定”，秦是奉委員長之命和土肥原進行協商。它把“塘沽協定”所規定的非軍事區擴大到察哈爾省，撤職反日官員，限制漢人移居察哈爾，內蒙古自治化計劃更快進行。（見島田俊彥的《在華北的活動及外交關系的調整》第118頁）
1935年7月，何應欽以蔣介石密使身份同梅津美治郎中將簽訂“何梅協定”，這是一項秘密協定，中國軍隊要進一步撤出河北，撤銷國民黨機關，解散抗日秘密會社，并在全國取締抗日活動。（見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51頁）
1935年11月，河北省東北部三分之一地區發表脫離南京政府的宣言，新政權取名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委員長為殷汝耕，使用五色國旗，所謂的軍務是指保安隊，新政權明確指出：這僅僅是華北五省自治的第一步。（見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54－56頁）
1935年11月30日，土肥原給南京政府發電文，表示華北局勢日益緊張，目前已經無法控制。電文的意思是：宋哲元將要效仿冀東政府再建立一個分裂的政府。南京不愿意讓宋建立華北政權，派何應欽到這個地區去，何、宋和日本人三方協商，一個妥協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出籠了，國民黨保留了一點面子，代價是南京同意華北兩省事實上的自治，名義上南京政府有權任命兩個委員會的主席，但事實上必須征得日本人同意。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已經在蒙疆建立多個傀儡政權。（約翰·亨特·博伊爾的《通敵內幕》第57頁）
1936年舊歷正月十八，經過積極籌備，“蒙古軍總司令部”在德王大蒙古包中舉行成立典禮，一切仿照成吉思汗大祭的儀式進行，向成吉思汗遺像行叩拜禮，日本人也跟著叩了頭，改公元紀年，用成吉思汗紀年，用紅、黃、白三條為蒙古旗。日本人講：“我們幫助建立了滿州國，也可以幫助你們建立蒙古國。”接下來就是成立偽蒙古政府，吳鶴齡表現最為積極，5月12日，偽蒙古政府成立典禮舉行，日本關東軍參謀副長今村、參謀田中隆吉、特務機關長田中玖等出席。（見《文史資料匯編》第62輯第20－40頁）
1937年7月下旬，胡適和張君勱多次見蔣介石，提出“日華和平”的意見，蔣介石悲壯地說：“我不是不想和平，但日本的要求沒有止境，最初日本只要滿州，就照他們的辦了，現在又要華北，這次任其所為，下次必定要上海和廣東了。如果日本的要求只限于滿州，我可以負責同日本合作。”（見《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1頁）
1937年12月1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居仁堂舉行就職典禮，王克敏成為最高領導人，臨時政府宣稱，自己的管轄區包括河北、山西和山東全部及察哈爾省的部分。政府文告在兩個論點上做文章：一是中日同種論，戰爭的可悲在于同種相噬；二是反共。偽政權在跟隨日本實施“三光政策”的過程中，它對中國民族利益的損害超過了日本企圖強加給華北所有措施造成的傷害。（參見《東方事務》第九期第115頁和喬治·泰勒的《對華北的爭奪》第33頁）
1937年末，火野葦平在戰爭報道中寫到：“中國佬”歡迎日本兵是被看不起的，在杭州戰疫中，日本兵取勝，城鎮的居民竟以笑臉相迎，真是大感驚訝，假使我們日本城市被占了，就不可能出現這種事，自己國家的命運處于危急情況下，還要對敵人微笑和諂媚以保全自己的生命，象這樣一個民族，我們怎么不鄙視他們呢？他們都是些讓人瞧不起沒有骨氣的人。（見《東方事務》1940年4月第217頁）
1938年3月，日本在南京又培植了一個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采用五色旗做為國旗，新政權的領導人物是梁鴻志，溫宗堯為司法院長，陳錦濤為財政部長，陳箓為外交部長。這個政府的財源主要是上海匪幫，自己的貨幣幾乎沒有人愿意用。（參見布爾曼的《中華民國人名詞典》170頁和保羅·萊因巴格的《蔣介石的中國》第196頁）
1938年初，在中國全面抗戰的時候，就有那么一個集團私底下懷疑抗戰，自成一個“低調俱樂部”，主要成員有周佛海、胡適、陶希圣、和高宗武等人，胡適后因赴美當大使而中斷了具體工作，其主要思想是反對“抗戰到底”的口號，陶希圣和周佛海還組織了一個“藝文研究會”，通過這種合作，陶與汪精衛慢慢熟悉起來，后成為汪政府的談判中間角色。汪反對拼命作戰，他甚至說：“當日本加強對中國的控制時，西方國家只是袖手旁觀，只有蘇聯是唯一提供援助中國的國家，蘇聯援助的原因是希望看到中國無休止地抗戰而遭到毀滅。不如把一切忍下來，同日本締結和約，那豈不更好？”（見勞倫斯·羅辛格的《汪精衛——一個賣國賊的伎倆》第273頁和金雄白的《汪精衛對國是遺囑首次發表》第150頁－151頁）
1938年11月，今井武夫同中國的梅思平、高宗武及周隆庠一起導演了“重光堂會議”，主要目的是商定汪精衛能夠接受的和平條件，安排汪出逃重慶的路線，會議共開了8天，簽署了《協議紀要》，記載了日本陸軍與汪精衛集團的諒解。研究中國問題時，第一個是滿州國的問題，中國方面毫無異議地同意承認滿州國，第二個是中國賠償日本因中國事變所造成的損失。在《協議紀要》中，中國要求日本在華北不搞經濟壟斷，希望日本放棄治外法權，日本強調要在蒙古搞一個“特殊反共地帶”，允許日本在蒙古駐軍。（見今井武夫《支那事變回憶錄》第293頁－298頁）
1938年12月－1939年4月，12月18日，汪攜家人及周佛海、陶希圣和秘書曾仲鳴等人逃離重慶后轉赴越南河內，日本近衛內閣并未公開聲明支持汪，仍然拋出《新關系方針》作為重點，要求以中國、滿州和日本為基礎，要求中國新的政權必須用“分治合作”為原則，即不允許中國完整統一，內蒙古和華北地方自治，實質上應由日本人主持，上海、青島、廈門設為“特別行政區”，日本對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占領沒有期限，華北和新疆的資源最優先考慮日本和滿州的需要。汪精衛與平沼談條件時講：“如果要我領導反蔣、反共的戰爭，日本必須保證占領西安、南寧、長沙、福州及其它戰略要地。”（見原田熊雄的《近衛文麿傳》第588頁、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98頁和西義顯的《一曲悲劇的見證人：中日和平運動史》第243－249頁）
1939年5月28日始，“汪－板垣會談”開啟，板垣強迫汪承認過去的既成事實，日本不會放棄戰利品，汪同意華北建立具有較大自由的政務委員會，有必要承認滿州國，但汪要求他的政權在華中不受侵犯。日本主張汪的新政權用五色旗做國旗，但汪主張用青天白日旗，最后的折衷方案是在青天白日旗頂上加有“和平建國”字樣的三角小黃旗，此時，高宗武和陳公博勸汪拒絕，但汪未聽從。（見犬養的《揚子江在奔流》第191－195頁和影佐的《漫談》第370－376頁）
1939年11月1日起，影佐大佐、犬養健和梅機關其他成員聚集于上海愚園路1136號，開始為期兩個月的談判，史稱“愚園路會議”。12月30日，雙方簽訂“非正式協議”，汪對于日本提出的要求幾乎全部屈從，稍加修改后，并入了1940年11月30日日本與汪政府的關系合法化“基本條約”中。即使是日本方面的犬養也認為：“汪確實讓步太多，把自己將來成功的機會都妥協掉了，汪在氣質上不適于擔負跟戰時敵國談判的艱巨任務。”這次會議，談了五個主要問題：顧問問題，經濟問題，軍事問題，華北問題和“特別區”問題。除駐軍和資源開發特權外，甚至在文化、教育方面都要跟日本人事先商量，“廈門特別市政府”完全聽命于日本官員，市長任命要呈送日本官員，市議員半數須為日本人，警察局正副局長都可以是日本人，廈門可以看成是日本領土臺灣的延伸部分。至于海南島，協議分兩部分，公開協議不提，秘密協議可允許日本隨意駐軍并開采地下資源。汪剛就職不久，就把征服者松井之流的名字當作街名，把“北京時間”改為“東京時間”。至此時，就連一直跟隨汪的陶希圣和高宗武也看不下去了，決定拋棄汪，高還寫了一首詩：北方，南方，高山，海洋，它們全都不屬于中國，中國百姓將何處為家？因為得知日本人控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76號特務機構”設于上海極司菲耳路，兩人都設法逃離了上海。（見《通往太平洋戰爭》第八卷第286－295頁、犬養的《揚子江在奔流》第281頁和緒方畀的《興亞院聯絡部及其長官》四月號第296頁）
1939年11月中旬，蔣政權與日本的和平接觸也在同步進行，簡稱“桐計劃”。該計劃斷斷續續維持了近一年，主要參與者是鈴木卓爾中佐與宋子良，每當蔣夫人為了治病或為了擺脫戰時重慶的艱苦生活時，便要到香港進行療養，宋氏一家便要到宋靄齡的家中團聚，香港報紙透露，蔣夫人就是幕后支持者。在涉及滿州國的問題上，重慶堅持提出，這個要求目前必須不公開提，但不影響滿州國實際獨立的事實。1940年2月7日晚，章友三同今井武夫直接對話，得出的共識有：中國停止抗日；承認滿州國；聯合反共；內蒙古作為特殊地區；“駐兵”影響國民黨形象，只能秘密進行，不能公開。1940年5月，兩位中方代表帶來了蔣委員長簽署的證書。1940年底，美日戰爭爆發，“桐計劃”宣布失敗。（見《周佛海日記》第169頁、松本宮吉的《中國人民的傾向》第113頁和約翰·哥特的《日本為亞洲而戰》第126頁）
1942年起，蔣介石軍隊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對蔣既忠心又不忠心，他最感興趣的不是軍事，而是商業，他同日本人做買賣忙得不可開交，他跟南京的周佛海也從未間斷過聯系。史迪威將軍曾大罵蔣介石軍隊：他們從不樂意把軍隊投入戰斗，部隊的軍餉、軍糧、汽油、槍支等都是按人頭配給，將領們以人數為財富標志，人數也決定軍人的政治威望，沒有人樂意跟日本人作戰。余漢謀的7個師打了好幾年，基本完整無缺，蔣政權和日本人一樣，都是把共產黨看成最大的敵人。（見《通敵內幕》第437－442頁）
1943年1月9日，汪政府正式對盟國宣戰，并和日本簽訂一個“同盟條約”代替“基本條約”，日本為此廢除了幾項對中國的特權，以提高汪政府在中國人民心中的接受度。（見重光葵的《昭和時代的動亂》第167頁）
1943年11月5日，汪精衛赴日參加“大東亞會議”，日本是領導國，東條英機是主持人，另外，菲律賓、緬甸、泰國、滿州國和印度都派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第一號傀儡南京政府首腦汪在會中發言稱：“大東亞戰爭中，我們要勝利，在建設大東亞方面，我們要共榮，東亞各國應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鄰邦，熱愛東亞。”（見約翰·托蘭的《日本帝國的衰亡》第606頁）
1945年8月18日，蔣政府跟日本達成共識：日本軍人協助國民政府，如共產黨確有反日活動，就堅決予以懲處。日本投降三個月后，國民黨政府仍使用日本軍隊來保護交通線以對付共產黨，毛澤東曾加以嚴厲譴責，他在一篇《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的文章中大罵蔣介石。（見《通敵內幕》第451－452頁）
1945年8月底到1946年，本來對共產黨保持容忍的閻錫山，在日本投降后的第六天便跟日本第114師團的三浦三郎達成一項協定上：閻的軍隊不但不解除日本軍人的武裝，而且還愿意同他們緊密合作以防御共產黨軍隊，由日本兵組成特務團，聘請一批日本專家在太原開辦軍事學校訓練山西的軍官，閻錫山外出視察部隊，通常由一位穿著日本帝國服裝的日本將軍陪同，他首先向士兵高喊“中華民國萬歲”，再高呼“日本帝國萬歲”，戰后的十個月后，山西太原滿街都可見穿著閻軍服的日本兵，閻在同共產黨軍交戰的時候，日本兵也是主力之一。比閻軍隊接受日本軍官更高級的是蔣介石聘請的岡村寧次。（見條野的《山西獨立戰爭記》第298頁）
本文內容，除極少數引用了國人的回憶錄和書籍，絕大多數引用的都是外國人的資料，并且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資料，避免了所謂“中國歷史不可信”的公知式疑慮。
通敵的性格，從中國的歷史看，它具有傳染性和傳承性。戰爭，只要這個詞不消失，那么必將周期性發生。戰爭的成敗，影響因素很多，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敵我雙方都是這樣。
未來的戰爭，只會更殘酷，戰與降的矛盾會更加尖銳，如果“通敵英雄”越來越多，如果歷史上的漢奸賊子都被新時代公知一步步平反，那么，未來中國“用屈辱換和平”的投降派必定越來越多。
附言：
1，“兩會”將到，我會關心什么？答：一是關心財產問題，貴官們何時能亮家底？富人資產外流何時有法律約束？二是關心工農問題，疫情危機的板子不能都打在窮人身上，刺激經濟，沒有在中底層人身上得到充分體現。三是關注國家資產的資本化方向和速度，財富再分級的政策應該更大眾化。四是關注代表的代表性與能力問題。
2，有人問我葉某作家該如何評價？答：他的書我基本都有，不應該稱為史書，只能算是時代流言的綜合，符合熱愛八十年代潮流讀者的胃口。寫歷史，讀歷史，良心很重要，離開這一點，都是作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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