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強：新冠疫情再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作者 :郭海強 2020-05-24 20:05:42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評論

　　【按語】5月23日，習近平主席看望了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并在聯組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目前）我們還要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

　　在這里，習主席針對當前因美國特朗普政府推行各種倒行逆施政策所造成的國際政治經濟困境，點明了我國未來的戰略應對思路。與此同時，習主席面對全國政協的全體經濟界委員再次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有利于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有利于促進效率和公平有機統一、不斷實現共同富?！?。

　　自今年一月下旬爆發新冠疫情以來，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堅強有力指導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及高效率，全面落實執行了“舉國抗疫、居家隔離”的中央政策，在短期內基本完成了“有效遏止疫情擴散”和“全國有序復工復產”兩大戰疫任務，從而讓中國在全球疫情中占據了有利地位，并為世界各國的防疫抗疫提供了有力援助。通過疫情期間的中外對比，人們不難明白一句老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鑒此，筆者再次發出一篇寫于08年的舊文（首發于中國外交論壇），以此幫助各位讀者較好地解讀習主席的最新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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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情”決定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郭海強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對新中國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很熟悉這句話。當然，這絕不是一句普通的“革命口號”，也不僅是一句標準的“政治術語”，而是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及其億萬人民前途命運的政治綱領、指導方針、實踐經驗和理論總結。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從以上論述可見，“立足基本國情”是選擇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主要條件。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人們的所有社會活動都不能無視客觀條件的制約，也不能違反客觀規律的作用。中國的基本國情，就是我們選擇何種國家及社會發展道路的客觀依據、實際條件和決定因素。

　　建國前，毛主席根據當時的中國國情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道路，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偉大勝利；建國后，毛主席又于1956年開始思考如何擺脫蘇聯模式，全面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顯然，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中國的國情也在不斷變化。建國之前的中國國情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半封建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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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國家”，建國之初的中國國情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的農業大國”。

　　而21世紀的中國國情又是什么呢？按照官方理論專家的說法是“我國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是一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筆者認為，這個能夠決定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國情”不能簡單地“一言以蔽之”，或僅有一個模糊的、籠統的概念，而必須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力求獲得一個清晰的、明確的真實國情，以利于在此基礎上作出審慎的選擇及正確的決策。

　　今天的中國國情可分為物質與精神兩大因素，在物質層面主要是指水、耕地、能源、原材料之類的自然資源，以及貨幣、市場之類的社會資源，均屬于生產力范疇；在精神層面則是指宗教、哲學、道德、藝術、政治及法律思想等人文精神，均屬于上層建筑范疇。

　　由此可見，這個由物質與精神所構成的當代中國國情應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難以割斷的歷史因素，二是紛繁復雜的國內因素，三是無可避免的國際因素。歷史因素是指中外歷史發展軌跡對當代中國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各種影響和作用；國內因素是指當代中國的資源條件及社會思潮對如何發展生產力及確立生產關系的影響與作用；國際因素是指現當代的國際政治、國際環境、國際形勢對中國國情的構成所產生的各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的影響及作用。

　　鑒此，筆者在本文里嘗試運用馬克思哲學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有關原理，通過論述立足于當代中國真實國情之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的相互影響及其制約作用，說明當代中國社會為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本文里有關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引用及論述參見《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修訂本，韓樹英主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第2版）。

　　一、生產力因素的決定作用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而生產方式又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的辨證統一，決定著各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和面貌。在社會結構方面，建立在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之上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構成了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根據此一理論框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這兩對矛盾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推動著人類社會向前發展。

　　生產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勞動資料（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勞動對象（自然資源和生產材料）以及從事各種生產活動的勞動者；生產關系的主要內容包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關系以及產品分配關系。經濟基礎是指社會的經濟結構或經濟制度，亦即這個社會里由一定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但不包括生產力；上層建筑是指建立在上層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各種制度、設施及意識形態的總和。

　　由此可見，經濟基礎雖然不等于一定社會現實存在的一切生產關系，卻與生產關系的內容大致重合。在一定社會的整體發展過程之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由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這三個層次所組成的社會系統。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作為中間環節，既是生產力的社會形式，又是上層建筑賴以建立的基礎，從而將生產力和上層建筑有機地聯系起來。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具有更為根本的性質，是生產方式發展和變革的根本原因，從而決定著、制約著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這一對矛盾的發展和變革。另一方面，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具有相對獨立性，并能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上層建筑所服務的經濟基礎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上層建筑自然亦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成為阻礙社會前進的消極或反動的力量。因此，我們在探討中國應該選擇何種社會制度及發展道路之時，必然要從辨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的相互聯系及相互作用著手。

　　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生產力因素

　　自20世紀初以來，圍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大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文化各領域的對立和斗爭貫穿于現當代世界歷史進程；關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孰優孰劣的廣泛爭論亦從未止息，并一直延續至今。

　　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以至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前的十五年內，此一時期被西方理論界視為資本主義終于戰勝社會主義的“歷史終結時代”。西方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美、英、法、德、日等國亦被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理論界視為文明進步、經濟發達、科技先進、法制完善、軍力強大、生活富裕的“先進文化代表”，這些西方國家因此被中國理論界奉為學習、仿效的“現代化榜樣”。那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些“先進文化”以及“文明成就”（即上層建筑）又是從何而來的呢？筆者認為，自然首須從考察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確立和發展來進行辨析。

　　眾所周知，西方資本主義誕生于歐洲，經過數百年的對外擴張和發展，其影響力在今天遍及全世界。但資本主義萌芽卻并非出現在世人所熟知的英國或法國，而是發生在名聲不大的意大利。筆者認為，這個現象及其背后的歷史與時代因素非常值得我們加以認真的探討。

　　19世紀中葉之前的意大利半島一直處于各城邦自行獨立的分裂狀態，并未形成如英法那樣統一的民族國家。當時意大利各城邦仍然盛行封建制度，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享有特權的貴族則壟斷了政府、軍隊和法庭中的高級職位，中下階層的資產階級以及廣大人民處于毫無政治權力的被統治地位。14、15世紀期間，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得地利之便，成為溝通西方與東方的貿易橋梁，因而發展為較大的城市共和國，其中佛羅倫薩還是當時最大的銀行業和手工業中心。這些商業城市國家自身都很富強，自然不愿被一個統一的意大利所管束。同時意大利半島不僅內部城邦林立，而且大多處于外國勢力的控制之下。其北部、中部的部分地區屬于奧地利的勢力范圍，南部的兩個西西里王國則由西班牙的波旁王朝統治；而意大利中部主要是教皇領地，由于羅馬教皇顧慮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將會損害其宗教權力，因此竭力阻礙意大利走向統一。

　　這個繁華富裕而又軟弱可欺的意大利自然成為歐洲列強的覬覦對象，15世紀向歐洲擴張的土耳其人多次打敗了威尼斯，1494—1559年，法國和德國展開了爭奪意大利的長期戰爭。正是由于意大利自身內外條件的制約，身為意大利人的哥倫布不得不遠走西班牙才得以發現新大陸。當西歐各國紛紛開辟新航路實行對外殖民擴張之時，意大利未能加入其中，因而發展資本的原始積累大為落后（參見潘麗《意大利沒有第一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因》一文）。由此可見，政治分裂、封建制度、宗教神權、主權受制加上外敵入侵，這些不利的內外因素極大地限制乃至破壞了當時意大利社會生產力的正常發展，以致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未能獲得充足的海外資源，從而壓制了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

　　從意大利這個實例之中，我們可以看到，生產力因素固然是一個先決條件，但上層建筑對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制約作用同樣至關重要。在具備一定的生產力因素后，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力在社會發展道路上就會成為決定一個國家興衰成敗的主要因素（筆者將在下文里探討“上層建筑因素的制約作用”）。

　　隨著開辟海上新航路以及發現美洲大陸，歐洲經濟中心從地中海逐步轉移到大西洋沿岸，原為西班牙屬地、也是西方資本主義萌芽誕生地之一的荷蘭具備了比意大利更為優越的生產力發展條件。被稱為“海上馬車夫”的荷蘭人不僅憑借他們的地理優勢、海上霸權及商貿才華，還通過實現市民自治、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使得17世紀的荷蘭成為當時的歐洲經濟龍頭及世界商業霸主。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統一的和諧狀況，致使荷蘭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由資本主義萌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具有近代形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但荷蘭這個商業資本主義國家很快就被英國這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所超越。得天獨厚的英國，除了人所共知的工業革命外，還具有環境、資源、市場、金融、政治、軍事等諸多綜合性優勢，加上殖民擴張的豐厚利益、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人文思想的發展進步等其他國家所不能一應俱全的有利因素，使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并在18、19世紀稱霸世界。換言之，由于英國具備了比荷蘭更為先進、更為和諧的生產方式及社會形態，因此不僅自身成為世界強國，還成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習榜樣。

　　然而，當我們考察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之時，不難從中發現一個關鍵：不論采取何種發展形式、走過何種發展道路，各個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均具有一個共同點，即生產力因素都建立在全球資源和世界市場之上。這是由于多數歐洲國家雖然國土狹小、資源貧乏，卻具有先發優勢，早已通過對外侵略及殖民擴張的不義手段占有全球資源并占領世界市場，進而在此基礎上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并構建其本國經濟架構以及國際貿易體系。“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見馬克思《資本論》）。從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稍后的荷蘭、英國、法國、俄國，再到晚近的德國、日本、美國，這些東西方發達國家無一不是依靠海外殖民統治及對外擴張戰爭而發家致富的。

　　據統計，葡萄牙在16世紀僅從非洲就掠奪了27萬多公斤的黃金；從1521～1600年的80年中，西班牙從美洲掠奪了黃金20萬公斤，白銀1.8億公斤，被屠殺或被折磨致死的印第安人就有1200萬～1500萬人；荷蘭的荷屬東印度公司從荷蘭政府取得了本土同非洲、東印度群島之間的貿易壟斷權，特別是對印尼長達近三個世紀的控制，通過壟斷當地特產胡椒、香料，以及棉花、絲綢、茶葉和咖啡等產品的貿易而大發橫財；英國則憑借雄厚的資本與強大的海軍，成為當時最大的海盜國家和奴隸販子，而這些掠奪活動都獲得了英國女王的大力支持。馬克思在《資本論》里亦揭示了英國殖民者利用宗教虐殺美洲印第安人的駭人手段，“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種人都給賞金40鎊；1720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100鎊；1744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12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100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50鎊”（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7～258頁）。另一方面，經過數百年罪惡的奴隸貿易，非洲喪失約一億精壯人口，相當于1800年時非洲人口的總和，非洲的社會經濟發展因而受到嚴重破壞。

　　至于法德兩國，其殖民行徑與以上諸國如出一轍，只是在程度及地域上有所差別，而沙俄與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罪行已不必贅述，總言之，這些“先進發達國家”的發家歷史及致富手段在在說明了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野蠻殘酷本質。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究其起因仍然屬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瓜分全球資源和世界市場而進行的非正義戰爭（所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掩蓋了二戰原本的非正義性）。

　　還有美國這一家較為特別，頗值一論。美國由于幅員遼闊，立國后長期忙于自身的本土擴張與國家統一，因此才有“門羅主義”之舉，其海外殖民活動僅屬“非主流”的小打小鬧。南北戰爭后，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美國才進入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及至20世紀初，組織規范、教育優良、經濟發達、科技先進的美國擁有了相對強大的綜合國力，又適逢兩次世界大戰使得錯過了殖民浪潮的美國同樣獲得了通過對外戰爭實施海外擴張的良機，二戰后的美國得以取代英國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號強國。

　　這一條具有“美國特色”的國家發展道路，一方面致使當時的美國能夠避免殖民侵略者的罪惡形象，可以利用推行“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來掩蓋其對外擴張行徑，但在另一方面又致使美國陷入了軍工利益集團所主導的軍國經濟體系，迫使美國在戰后選擇了一條軍工與資本相結合的帝國主義發展道路，當年美國政治精英所奉行的不斷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以超強軍力追求全球霸權的國家發展政策（實質即維持美國占有全球資源及占領世界市場的優勢地位）一直延續至今。

　　綜上所述，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貧乏的資源條件決定歐洲國家形成了以海外貿易為主導的生產力因素，從這些以資源、市場、技術和勞動力作為主要構成的生產力基礎上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上層建筑。

　　在資本主義本質的驅使下，其野蠻殘酷的逐利行徑導致原本相對富足的亞非拉地區陷入長期的貧困之中，廣大亞非拉人民遭受西方資本長期的嚴重剝削。事實上，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西方各國人民同樣都是本國各種資本的剝削對象。只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全球資源及世界市場的持續占有，其經濟水平和科技實力亦不斷加強，所謂“水漲船高”，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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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部分剝削便從本國人民轉嫁至亞非拉各國人民身上，而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大為緩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矛盾，致使西方國家的民主政制得以長期施行。換言之，正是這種建立在殘酷剝削亞非拉各國人民之上的經濟基礎，維護了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標志的資本主義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如果資本主義的現行經濟體系發生崩解，必然嚴重激化西方各國的社會矛盾，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無法維持下去。

　　此外，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逐步推行了以金本位制及美元本位制為代表的國際金融貨幣機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國際經貿體系，促使美國從壟斷資本主義發展至金融帝國主義。尤其是所謂“經濟全球化”大行其道之后，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獲取剝削利潤的手段更為隱蔽，占有亞非拉各國資源和市場的能力更為加強，因而這種“升級換代”的資本主義剝削行徑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以蒙蔽世人。

　　凱文•菲利普斯在其《美國神權》一書中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部門利潤突然超過了制造業部門的利潤，此后的增勢更加明顯。2004年，金融部門的利潤已經占到總利潤的40%。金融部門所占的股市資本份額當年達到了25%，而這一份額在1980年僅為6%，1990年為11%。這一重大改變可以和美國歷史上南北戰爭后數十年間鋼鐵和鐵路的出現以及鋼鐵業取代農業相提并論”。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07、08兩年美國相繼爆發次貸危機及金融危機，終于將這個金融帝國主義的真相暴露于世人面前。

　　三、決定社會主義道路的生產力因素

　　毛主席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里就已明確指出，“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毛主席是根據當時的國際及國內環境（即中國國情）而作出這個論斷的。自鴉片戰爭以來，各個“先進文明”的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針對中國的各種侵略從未有一刻稍停，那些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即帝國主義者）為了從中國榨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必然要千方百計地破壞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必定要把中國變為他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決不容許中國建立一個能夠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獨立自主的國家政權（不管它屬于封建主義、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恰正斷絕了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國家發展道路。因此，毛主席進一步指出，“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換言之，當時的新中國若要成為一個能夠獨立自主的、不受外來侵犯的主權國家，就只能選擇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加入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里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

　　在這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顯然是指生產力因素，“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則屬于上層建筑因素，而能夠有效聯結這兩者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就是《憲法》里明文規定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稇椃ā房偩V第六條（修正案）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經濟制度并非憑空產生，同樣是根據中國歷史及現實的國情而得出的科學結論。

　　在這里，我們仍然需要通過考察資源、市場和勞動力這些生產力要素來評估當前的中國國情。以往有一句老話叫做“地大物博”，我們喜歡以此來形容中國的資源非常豐富。確實，如果從總量標準來看，中國有許多資源都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不要忘了我們還有另一句話叫做“人口眾多”，若以人均標準來衡量，中國的主要資源排名幾乎全部落在世界百名之后。

　　據統計，我國水資源總量占世界的7%居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僅有2200立方米，為世界人均水量的25%居119位，是全球13個貧水國之一。我國耕地總面積約為世界的9％居第4位，但人均卻為126位。我國森林總面積居世界第5位，但人均占有森林面積僅為世界的1/5居121位。在能源方面，我國石油儲量僅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7％，人均石油儲量只有世界的8％；天然氣儲量不到世界天然氣總儲量的1％，人均天然氣儲量不及世界的5％；煤炭儲量約占世界煤炭總儲量的1/5，人均煤炭儲量與世界人均水平相當。如此嚴峻的一幅資源圖景說明，雖然我國資源總量較大，但主要資源嚴重短缺，幾乎所有資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時許多重要資源的后備儲量不足。此外，我國的資源利用效率低下，資源的浪費和破壞非常嚴重，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及占用耕地的惡劣狀況十分普遍。

　　在這樣的一個不利國情之下，決定了中國根本不可能模仿、移植乃至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模式。道理很簡單，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這是因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可供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必需的足夠資源。

　　2006年3月，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發表的《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里指出，中國不可能復制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的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歐美、日本等在發動工業化時，就積極參加了國際貿易，與世界市場相互聯系起來，以戰爭和殖民方式積累原始工業資本，開拓國際市場，靠工業化和國際貿易兩個輪子促使經濟起飛。

　　第二，中國在經歷了百年磨難之后開始對外開放時，國際市場早就分割完畢，以初級產品為主的貿易結構使之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中國發動工業化的時間晚，經濟發展起點低，與工業化國家相比，生產技術和開發利用資源能力差距甚大，雖有后發優勢，但障礙重重。

　　第三，中國人均資源占有量和消費量只及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沒有條件實現高資源消耗、高物質消費的高度物質現代化。

　　第四，中國不可能像過去的工業化國家那樣通過戰爭和資源掠奪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只能走和平發展之路，從中國的內部改革和發展之中尋找出路。

　　因此，這份《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應采取符合中國國情的非傳統現代化發展模式，其核心是建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及適度消費的社會生活體系。

　　筆者認為，中科院專家們所主張的這個“資源節約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及適度消費的社會生活體系”非常正確，但這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必須在社會主義制度之內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此我們應該先來考察一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真實面貌。筆者在上文里已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方式及其生活水平完全是建立在持續占有全球資源及世界市場、殘酷剝削各國人民的基礎之上的。因此，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各自的發展途徑有所不同，但都具有三個共同特征：資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生活高消費。

　　這種“西方現代化”造成占世界人口不足1/5的高收入國家消耗世界資源總量的3/4，同時西方富裕國家還將很多污染嚴重的制造業轉移到亞非拉國家，自己則坐在國際資本鏈及全球產業鏈的高端而過著豪華舒適、環境優美的“現代文明生活”，并以此“先進文化”來誘使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投入其資本主義懷抱。

　　例如，2004年美國的人均能源消費量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2倍（高消耗），2000年美國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1倍（高排放），目前美國平均每個家庭擁有2輛汽車，人均糧食消費量達到1000公斤（高消費）。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人類需要5.3個地球才能保證資源供應；如果像法國和英國人那樣生活，人類則需要3.1個地球。

　　07年10月6日，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會”發表一份全球生態報告，指稱全球從即日起開始進入生態紅色警戒狀態，即全球作為一個整體進入由過度消費所引起的生態債務狀態。

　　報告顯示，西方國家對世界其它地區的基礎產品，如食品和能源的需求仍在不斷增加。這種西方生活方式給世界其它地區的土地、森林、河流、海洋和礦井施加的資源消耗負荷也在增加。由于西方國家對環境資源的恣意揮霍，加速欠下生態債務，剝奪了全球數以百萬計缺乏土地、食物和潔凈水源的人們滿足其需求的機會。同時，發展中國家日益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反映的其實是西方國家的高消費水平，西方國家的主要零售商們（如美國的沃爾瑪、法國的家樂福）則以全世界最便宜的生產成本優勢掃蕩全球，結果是人們每購買一項產品，便會有更多的溫室氣體排入大氣層。因此，“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物欲過度型消費和生態浪費型貿易導致地球生活供應機制處于危險境地。

　　由此可見，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對世界制造業、全球金融及國際貿易的控制與壟斷，加上使用政治操縱、軍事威懾、文化滲透和輿論傳播等輔助手段，在今天仍然對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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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實施著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只不過與時俱進地采用了較之以往歷史上的舊式殖民統治更為“文明、進步（即更為隱蔽、間接）”的新方式與新手段而已。事實上，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既具有階段性又表現出延續性，雖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萬變不離其宗，資本主義的逐利本質決定其剝削本性不會改變。質言之，歐美國家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是當代世界的新殖民統治。

　　我們可以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全盤西化”的調子一直或明或暗地主導著中國的官方輿論傳播，來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直有形無形地主導著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謂的“市場經濟”致使中國一方面選擇了以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吸引外資、“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另一方面則形成了以各級政府投資（即權貴資本）為動力、各種市場化產業蜂擁而起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

　　中國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以及采取各種“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政策，逐步地主動融入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及世界市場。由于中國現有的豐富資源總量以及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短期內自然能夠取得相當明顯的物質發展成就，許多主流專家和媒體就樂觀地預言中國將在2030年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云云。實際上，這不過是根據經濟增長率所作出的靜態計算，卻根本沒有考慮中國如此發展所必需的資源和市場等實際條件。

　　據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前所長萊斯特•布朗的測算：如果中國人均牛肉消費量要達到美國水平，每年養牛所需要的谷物將相當于美國的全部產量；如果中國像美國那樣每4人擁有3輛汽車，那么中國每年消耗的原油將比目前全世界的產量還要多，僅僅是為這些車輛提供道路和停車場的土地，其面積就相當于中國稻田面積的一半；如果中國的人均紙張消費量達到美國的水平，中國的紙張消費量將比目前世界的總產量還要多，全世界的森林將會蕩然無存。可見，那些脫離實際、好大喜功的“樂觀預言（實質是盲目預言）”不過是自欺欺人的“黃粱美夢”。

　　綜上所述，通過考察中國當前所具有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這些生產力因素，從中可以清楚看到，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掌控全球資源及主導世界市場的情況下，屬于后發國家的中國由于本國資源有限，根本不足以支持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同時，由于中國奉行“不稱霸”國策，自然無從實施對外擴張，無法占有海外資源和國際市場，也就不可能大規模地剝削他國人民以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如果中國硬要推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則只能將剝削對象固定在本國人民身上（即如黑磚窯與血汗工廠），如此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產生貧富懸殊和環境惡化，從而發生劇烈的社會動蕩及生態危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就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鑒此，在經過30年改革開放歷程后的今天，中國的真實國情決定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仍然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本文通過對推動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生產力因素以及決定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生產力因素這兩個方面的考察和探討，希望能從歷史事實和實際情況兩方面，同時也是從根本上來論述中國為何必須選擇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如果我們能夠從這個思想維度及現實視角來公正地、辨證地審視改革開放的30年歷程，相信每個人都可以作出一個正確的判斷。

　　歷史事實說明，資本主義者及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無論是進行侵略或投資都不過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則在于全面占有中國的資源及市場，全面控制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從而逐步破壞、瓦解中國的主權獨立，力求將中國永遠納入其全球殖民體系之中。

　　中國的生產力（資源、市場、技術、企業）一旦為外國資本勢力所控制，立足于其上的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必然隨之發生變化，即表現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勞動者在社會生產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關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以及社會化生產成果（生產利潤及工資收入）的分配關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隨著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亦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最后的結果就是導致中國社會的整體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有鑒于此，中國在今后選擇及制定內外發展政策之時，實在有必要針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這兩對矛盾的相互聯系及相互作用重新作出認真的、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2008、12、26、

標簽中國上層建筑美國郭海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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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疫情已經控制的很好，但是國外疫情還處于白熱化階段，尤其是美國情況比較嚴峻。今天小編來和大家說一下美國疫情今日最新通報，看一看美國目前確診病例有多少，以及目前死亡人數有多少。美國疫情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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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 20:55:18 最新消息美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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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 19:54:58 美國疫苗疫情戎評
短腿威：破局臺灣的最優解！中國避不了的陽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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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4 19:22:41 臺灣中國美國短腿威
胡錫進：別留戀過去，從六點基本事實看清中國當下的戰略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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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世衛組織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了記者會，介紹該組織總干事譚德塞率團訪華情況，譚德塞表示：我對中國采取的應對措施印象很深刻，客觀來說，這些措施不僅僅對中國有利，對全世界也是有利的，中國值得我們尊重和感激。有不少國家也用各自的方式向中方表達了支持，比如斯里蘭卡，該國總理馬欣達·拉賈帕克薩就曾率領多名政府官員及近千名民眾聚集在科倫坡的無畏山寺，共同為中國人民抗擊疫情誦經、祈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馬欣跟日本比起來，美國的情況毫無疑問要更加嚴重，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5月23日...
2020-05-24 16:25:53 美國中國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