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反對浮夸風:人民是上帝,你們把人民惹翻了,非垮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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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到底是誰在搞浮夸風?事實必將還毛主席一個清白。
1958年9月,劉少奇視察江蘇。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參觀了豐產圩的四畝試驗田,他親自彎下身子去數了一下稻棵,并且問鄉黨委書記:‘可以打多少?’ 回答說:‘可以打一萬斤’。
少奇同志笑著說:一萬斤還能再多么? 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

1958年10月8日,鄧小平、楊尚昆等人視察天津專區霸縣勝芳公社的豐產稻田,高興的站在豐產田密集的稻子上合影。

畝產11萬斤的稻田,人可以站在稻子上。

新聞照片:

1958年7月3日,毛主席批示: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每畝能收三百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二百斤增長百分之五十,何況還有三百五十到四百斤的希望。(《毛澤東年譜》)
我們來看看毛主席是怎樣調查研究的:
攝影師舒世俊回憶,在列車上的省、地、縣和生產隊長會議上,干部們的說法五花八門。
毛澤東很不高興。他突然問地方官員:“你們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鴉雀無聲地呆坐著,毛澤東對大家說:“你們不信,我信!”干部們驚呆了,沒人吱聲。毛澤東說:“上帝是誰?他就是老百姓,是人民!你們把上帝惹翻了,非垮臺不行!”
1959年4月29日 ,毛主席寫了《黨內通信》,要求下發至省、地、縣、社、隊、小隊。

發表《黨內通信》的背景
1956年起,毛澤東開始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主持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毛澤東說: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
設書記處,推薦鄧小平為zong書記。(此職位鄧從1956-1966擔任了10年)
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對南斯拉夫代表說: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
建國后,劉少奇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59年4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
鄧小平1952年7月調中央任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后又兼任財政部部長。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組織部部長。1956年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zong書記。
從1958年起,毛澤東逐漸發現了干部中存在嚴重的問題:共產風、說假話、浮夸風等等。
《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
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
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億斤,今年先說九千億斤,后來又壓到七千五百億斤到八千億斤,這是否靠得住?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
毛澤東對當時的浮夸風等問題憂心忡忡,但是他的意見無法通過宣傳正常渠道讓廣大干部百姓聽到。他不得不一個月內四次以《黨內通信》的名義把自己的意見下發,明確提出反對刮共產風,要求尊重價值法則,尤其是反對浮夸風造假。
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信》,毛澤東直接跨了六級要求一直下發到村民小隊,希望他們能聽到自己意見。后來發現這封信,很多地區并沒有下發。
《黨內通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圾、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種,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產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產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總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要密。有些人覺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做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些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的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擴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都實行,十年以內只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 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且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二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于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后記:
1959年8月,廬山會議彭德懷指責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1962年七千人大會,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逼毛主席認錯。毛主席承擔了所有責任。
在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我們可以看到從1958年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超過50次談論這場運動的錯誤和教訓。
李銳到處造謠說:“大躍進之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曾經問毛澤東,你也不是沒有當過農民,你應當知道畝產萬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這是我看了科學家的文章才相信的,是上了科學家們的當。”
李銳造謠的目的,就是為了抹黑毛主席,嫁禍錢學森。
1980年,鄧小平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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