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保姆”默克爾,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 默克爾 ’
即使我們已經習慣了安格拉·默克爾的面孔高頻率出現在報紙頭條和攝像機鏡頭前整整15年,要回答“默克爾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期間,執政黨基民盟(CDU)曾經貼出過一條著名的宣傳標語“您了解我”(Sie kennen mich),配合默克爾表情和藹、雙手擺成心形姿勢的大幅照片,受到廣泛好評。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人們“了解”的僅僅是默克爾愿意呈現在聚光燈和攝像機面前的那些碎片。“她的堅定不移的政治強人形象和呆板、缺乏個性的造型有時出現得過于頻繁了,這給公眾造成了一些誤解”,撰寫過《安格拉·默克爾:危機鍛造出的首相》一書的美國記者阿蘭·克勞福德告訴本刊。在克勞福德看來,青年時代作為科學工作者的經歷以及依靠個人奮斗的成長軌跡對默克爾的政治人格有著重要的塑造作用,“但除此以外,她遠比外表來得復雜和老練”。

2016年8月29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柏林出席新聞發布會
政治學者吳強本世紀初前往漢堡和杜伊斯堡留學,在德國度過了將近十年的學術生涯,并有機會與默克爾做面對面交流。吳強認為,德國社會在2005年之后對默克爾寄予的期待,和此前的科爾—施羅德時代已經有了顯著變化:“盡管默克爾在‘冷戰’后期的東德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并在上世紀90年代獲得科爾的提拔、加入基民盟成為一名政治家,但當她走上政治舞臺中心時,‘統一’對德國已經是一種完成時態了。”歷經科爾在大國之間的縱橫捭闔與施羅德毀譽參半、但絕非無關緊要的社會改革,德國重新崛起已經成為既成事實。接下來的任務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爭取國家經濟、政治利益的進一步伸張,并繼續完善與之相輔相成的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內涵和層次。
要勝任這樣的職責,德國需要的是一位具備會計師和推銷員氣質的總理。歐洲聯盟的早期締造者們留下了一張充滿理想主義氣質、但未曾受過太多現實考驗的巴別塔式藍圖,而默克爾需要面對的卻是一張由數字組成的陷阱重重的羅網:德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美國大企業與歐洲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對嚴苛的財政紀律心懷不滿的歐盟南方成員國……這樣一份求穩、而非求新的工作,要求的是不帶意識形態色彩的務實態度和一以貫之的靈活性。默克爾的官方傳記執筆人拉爾夫·博爾曼(Ralph Bollmann)指出:“總理相信她的任務是管控層出不窮的危機,并維持德國和歐盟政體的穩定。”

2020年12月9日,德國聯邦議院就下一年度財政預算展開辯論。默克爾為政府2021年高額的財政預算和債務進行了辯護,并強調全球經濟力量正在發生改變。德國民眾并不掩飾他們對于默克爾這位Mutti(媽咪)的依賴——這個稱呼最初是基民盟里的反對者為了諷刺默克爾事無巨細、大包大攬的政策路線而提出的,日后卻成為了帶有褒獎性質的敬語。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希臘債務困境、克里米亞危機乃至中東難民潮的考驗,德國乃至整個歐盟的確需要一位“媽咪”和“保姆”。“你總是可以信任自己的母親,哪怕你們的見解經常會發生不一致”,最早預言默克爾將在2005年大選中擊敗施羅德的《紐約時報》資深通訊員杰克·尤因告訴本刊,“一位嘮嘮叨叨、偶爾還會用嚴厲的語氣呵斥你的母親,但你永遠可以向她求助,這就是默克爾在過去十幾年里給德國乃至整個歐盟留下的印象”。“保姆”會向自己的“孩子”們渲染大門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可怕,但她也要給“孩子”分發食物、添置衣服,以此建立起威信。
德國特殊的政治傳統和歷史背景,為默克爾超越同時代其他歐洲政治家、在超過15年的時間里扮演“歐盟保姆”的角色創造了可能。吳強指出,始于聯邦德國(西德)時代的人格化比例選舉制度,使得德國的政黨制度每每能夠保持延續性和穩定性。聯邦議院選舉實施“兩票制”,選民除去要投票給本選區的議員候選人外,還有一票是投給各政黨的,并且設置了5%的“門檻線”。這使得最終躋身全國立法機關的往往是組織嚴密、歷史悠久的政黨的代表,其領導層也會遵循有序的代際更替紀律。因此,戰后德國(西德)政治除去在上世紀60年代曾經出現短期的劇烈振蕩外,大體呈現出總理在職時間普遍偏長的特點。阿登納、赫爾穆特·施密特、科爾等中右翼政治巨頭往往可以領導政府超過8年,默克爾的前任、社民黨黨魁施羅德也曾經執政7年。默克爾自2005年第一次贏得大選起,長期延續“大聯合”的格局,實現了左右翼聯合,地位自是更加穩固。

2011年5月2日,默克爾乘坐直升機觀看德國風力發電場波羅的海一號(Baltic 1)
但要同時扮演好8300萬德國人的“媽咪”和大半個歐洲的“保姆”這兩重角色,考驗依舊棘手。維持歐盟運轉的基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政府能否為這個共同體提供穩定增長的財政資源,而財力又與主要成員國的貿易狀況息息相關。德國作為歐盟成員國內部最重要的商品和服務出口者,同時還扮演著歐洲以外廣闊新興市場開拓者的角色。在希臘、西班牙等南歐國家遭受2008~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沉重打擊、消費能力顯著下滑的背景下,德國開始更多地向美國和中國出口汽車、機電設備、化工產品等高附加值商品,同時卻要求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東南歐各國實行嚴格的緊縮政策。矛盾由是凸顯。“這可能是一個破天荒的歷史時刻:身為波蘭外交部長,我不擔心德國的權勢坐大,相反更擔憂它的領導人放任不理”,波蘭外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在2011年底告訴媒體。當時他從華沙專程飛往柏林,懇求默克爾批準購買更多的希臘、意大利和波蘭債券,以幫助這些被恐慌籠罩的東南歐國家獲得一點喘息時間。默克爾的回答是:“我們認為這(購買更多債券)既不是當務之急,也不是債務國真正需要的。”“沒有理由要求德國納稅人為其他成員國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按照德國總理的看法,負債國必須首先確認自己積欠債務的總額,接著向同意提供紓困幫助的國家做出事無巨細的保證,承諾會采取嚴格的緊縮措施、削減公共支出以增加財政結余和償還能力,隨后才能獲得所需的幫助。
至于短期流動性,默克爾認為那是“喝海水解渴”。這不是“保姆”唯一一次和她的“孩子”們發生沖突。2015年,默克爾力排眾議做出了帶頭接納中東外流難民的決定,并要求歐盟各成員國分擔這項人道主義任務。德國總理的個人情懷和籠罩在整個歐洲上空的本土主義、民族主義氛圍發生直接碰撞,不僅再度暴露了柏林和東南歐國家之間的分歧,也迅速影響到德國的國內政局。2017年9月,默克爾第四次贏得聯邦議會選舉,然而其所屬的老牌中右翼政黨基民盟—基社盟的得票率卻從41.5%暴跌至32.9%,創造了1953年之后的最差紀錄。以平民主義、疑歐主義和反移民、反伊斯蘭教作為競選綱領的德國選擇黨(AfD)則在創建不過4年半的情況下,豪取12.6%的選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

2015年9月13日,一戶來自大馬士革的敘利亞難民家庭在抵達德國西部城市多特蒙德后,被臨時安置在一處文化中心內。接收中東難民是默克爾在她的第三個總理任期內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執政黨團的支持率在選舉中明顯下滑,以往每每出現在經濟形勢轉衰之際。但2017年時的德國經濟恰恰處在一個罕見的景氣區間內。與默克爾同屬基民盟陣營的防務政策專家、國會議員羅德里赫·基澤維特爾認為,執政黨在大選中遭遇的挫敗,反映的是默克爾作為德國總理的角色和她試圖領導的歐盟之間的利益沖突:“總理的國家戰略不夠清晰,對德國本身的利益彰顯得很不夠。她必須說服選民,為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歐盟事務上對德國是有價值的。”德國選擇黨恰恰注意到了這一點——工業部門在德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以及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使得大部分德國產業工人自視為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政策的受益者。但在波羅的海沿岸的北部各州以及東部邊境地區,流動程度較低的德國農民始終覺得自己被執政黨冷落了。在這種背景下,德國選擇黨喊出“我們關注你們”的口號,從歸屬感和國民情感上給予這些邊緣群體以關心,同時極力渲染中東難民、南歐“懶漢”對德國財政資源乃至就業機會造成的侵蝕,當然會激發出這些本土主義者的憤懣和怨氣。
在默克爾時代的黃金歲月,頻繁出訪國外、召集歐盟官員會議曾經是德國優越地位的象征。但2021年的今天,超過1/8的德國人選擇不再理解他們的“媽咪”和保姆,相反越來越渴望擺脫這位“家長”設下的條條框框。吳強認為,這是經濟全球化陷入僵局的縮影之一:“以2008年南奧塞梯戰爭以及兩年后的阿拉伯政潮作為起點,民族主義重新成為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議題,而默克爾倡導的那種歐洲關起門來經營一體化、忽視民族主義影響的政策,顯然不足以應對這樣的新情況。另外,過去十幾年中,歐洲先后經歷了全球性金融危機、南歐主權債務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蕭條,歐洲各板塊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暴露得愈發顯著。”當這種不平衡和此起彼伏的民族主義、本土主義浪潮相結合時,即使是女強人默克爾也會變得無所適從。

2019年6月18日,默克爾(右一)在柏林總理府歡迎來訪的烏克蘭新任總統澤連斯基(右二)時,由于身體不適上身劇烈顫抖。
2021年9月下旬,德國將會舉行新一屆聯邦議院選舉。默克爾已經宣布:無論大選結果如何,她都將就此退出政壇,返回個人生活。屆時她將年滿67歲,超過德國法定退休年齡一年又五個月,已經可以領取養老金了。作為21世紀前20年歐洲最重要的政治家,默克爾從未像自己的先輩俾斯麥、阿登納、科爾一樣,經歷過戰爭與和平、統一與分裂、核威脅和政權更迭那樣跌宕起伏的考驗,也很難說她已經為繼承者鋪就了一條經久有效的政策路線。她只是一個勤勤懇懇的“保姆”:一個憑借“經濟優先”的發展邏輯、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以及樸素的人道主義立場,在全球化進入深水區之后努力守護德國和歐洲的“本分”政治家。但當風浪驟起時,船上的乘客們總會回想起,他們曾經有過一位多么冷靜可靠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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