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內卷高地！
作者：wzz
這篇文章是新潮城市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既談談對北京這座城市教育方面的一些感受和認識，同時也從北京出發談談中國當前的教育事業。同時也會為作者正在努力趕稿的有關擴大再生產的一個系列文章做一些鋪墊。
北京的教育狂潮
筆者的童年是在海淀一所大學的家屬區里度過的，童年的回憶則局限于這所大學的附屬幼兒園和小學，以及另一所大學的附屬中學，而老北京人的東城西城老皇城就像是另一個世界，新街口則像是異次元的大門，至于穿過大半個城市才能到達的朝陽CBD，它的繁華似乎與我的聯系還要更少。
筆者在北京這座超大城市生活了已經有20年了，但作為外來移民的后代和D囧的山東老鄉，并不熟悉這座城市的傳統文化，甚至于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突然意識到，這20年里，沒有去過一次故宮。
說來，讓我來寫北京，有種趕鴨子上架的感覺，但反過來說，我對北京的過去沒有足夠的認識這件事本身也將構成一種認識：即北京是割裂的，北京現在有三種傳統：古老城市的傳統、教育的傳統和經濟的傳統，同時也伴隨著新舊的交替。
像筆者這樣并不了解北京傳統文化的并非特例，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外來移民并沒有融入老市民，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群體特征，形成了較為特殊的文化，我們暫且將這個群體稱為新市民。
如果對北京的新市民的特征做一個簡單的歸納，經?？梢钥吹降氖牵核麄兪苓^高等教育，有穩定的工作，往往是高校教師、中層公務員、醫生或者企業中層并有著較高的收入。如果是近幾年的話，還要再加上程序員。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非常焦慮，焦慮的主要內容也正是和子女教育有關，這種焦慮在最近幾年達到了一種相當病態的程度，表現為遍布海淀的輔導機構。
在筆者的記憶中，到2010年左右，北京的教育就已經相當內卷了，不少小學生都要把童年燃燒在學而思等機構的教室之中，各大中學的占坑班也是要去爭取一下的，筆者甚至聽說有的同齡人在當時上著兩三所初中的占坑班，時長接近兩年，耗資不菲。
由于父母開明，筆者有幸逃過了這一劫，得以參與小學組織的各類有趣的課外活動，主要是科技類的，印象比較深的有DP801的單片機，還有去海淀區少年宮學習的QBASIC語言的編程課。
坦誠地說，筆者是幸運的，一方面沒有卷入市場化教育的大潮，另一方面又享受了質量相當高的公立教育資源。而同齡人及其父母往往面臨兩種困境，一種是在逐漸興起的課外培訓班上耗盡家財，同時損失了孩子的童年，另一種是在公立教育資源薄弱的地區，難以獲得優質的教育。
如今回想起來，公立小學和少年宮代表著社會主義的遺澤。但即使是公立教育占主體的年代，資源的不平衡也是常態，不是哪里都有這樣條件的公立小學和少年宮的。我們要做到不是懷念過去或者希望回到過去，而應該去思考如何從過去成功的一部分汲取經驗和力量，并重塑一個更加普惠的、更加優質的公立教育體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教育和“人口紅利”
重要之處在于，教育的市場化是具有極大的負外部性的。我們可以看到事情正在起變化，市場化的教育正在進一步地發展，教育的傳統正在發生新舊交替，市場化的力量試圖覆寫之前的傳統，并占據主導性的地位，這是值得憂慮的，而想要精準地分析這一問題，則需要從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出發考慮。
從全社會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角度來看，分析其教育部分，如果將高等教育視為最終輸出結果，那么對公立教育體系的總投入可以被視為有效投入的絕大部分。
在全世界范圍內比較教育體系的投入產出，中國的公立教育體系可以說是相當高效的，總體的受教育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也是較低的。長久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被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是人口紅利的結果，當中國失去人口紅利之后，就會進入經濟困境。
但實際上，市場并非是一個僅靠自己就可以維持的體系，而是內嵌于社會之中的，同時也是一種需要維持成本的公共品。成功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諸多要素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公共品。
因而，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不是很多人認為的資本主義的成功，反而是只能是社會主義框架下市場經濟的成功。中國市場經濟的成功，當然可以說是依賴于人口紅利，但這個紅利絕對不僅僅是人多，眾多的人口得到了足夠的教育，至于印度“一億人口十億**”的狀態，至少在當下是無法與中國十多億受教育人口相比的。
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既然公立教育體系能夠使整個社會獲益，特別是私營企業部門在系統性地因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較低而獲利，那么為什么在個體層面、家庭層面上，仍有大量的新市民家長要去尋求私立教育機構的服務作為補充，并顯得如此焦慮呢呢？
原因在于，由于公立教育體系仍然不夠普惠，微觀層面上存在著劇烈的競爭；而這種焦慮的來源主要是：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再生產往往決定性地依賴于勞動力再生產的教育環節，同時，他們之所以能夠得到現有的優勢地位，是因為“讀書改變命運”的機遇，因而急切地希望子女能夠抓牢教育資源，繼承這種優勢地位。
新市民的個人奮斗和歷史的進程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其內涵不只是讀書使人更有可能全面地發展自身，改變自己的人生發展軌跡，隱含的也是在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狀況下，考試選拔制度和教育制度，實際上可以在統計意義上顯著地使某一個群體境遇異于社會主體，且占據一定的優勢地位。從個人歷史演化和總體統計平均這兩個角度產生的解釋存在一定的內在一致性。
這些新市民往往生于1960年到1980年間，在1978年恢復高考后，1999年高校大規模擴招之前，通過高考進入大學。他們的優勢則是相對于同時代的工人、農民而言的。
一個當時的大學畢業生，如果走技術路線，從技術員，到工程師甚至是總工（其他路線亦類似），是因為大多數同齡人成為了工人、農民。大學畢業生能夠一步一步較為順利地升遷，是因為當時的企事業單位，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擴張，金字塔型結構不斷擴大，較少的大學畢業生較為容易進入頂層，而工人、農民則是塔基。
很多新市民認為這是歷史的常態，而使他們獲益的金字塔型結構還可以繼續擴大，自己或者后代還可以繼續往上爬，但金字塔不會再擴大了。筆者在自己家中也不時會被寄予這樣的期望（好在不是庸俗的那種）：“你現在的條件要比我那時好多了，要多為社會和國家做貢獻，做出一些成績。”
對此我也只能回應：“我當然有可能在未來在絕對量上對社會做出比你工作這幾十年更多的貢獻，但我未來的收入和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絕對不會向你們那時候那樣大，這也代表著未來的社會會更公平。”
錯誤的共識與內卷
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共識：教育的投資具有超額回報，要對子女教育不計代價地進行投入。當然，這兩者實際上本身是相悖的，多數人進行超額投入甚至是逐底性的惡性競爭，考學競爭烈度急劇上升，只會導致超額回報迅速消失，這是從投入產出比來分析的。
另外，在高校擴招之后，以及“讀書改變命運”成為一種社會共識之后，大量的大學畢業生供給改變了勞動力供需平衡結構和勞動力議價能力，這使得這一群體不再能獲得超額收益，這是從產出本身來分析的。
但是，一方面，部分高水平院校的畢業生（特別是熱門行業的）仍然有較大可能成為小資產階級，即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收益仍然可觀，這反應了我國公立教育體系仍然是一種存在著極差和普惠性不夠強的體系；另一方面，社會意識也有一定的滯后性，即使是錯誤的社會共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會是社會共識。
這實際上使得新市民對于子女教育的投入變成了一種賭博和套利：賭博很好理解，就是對于子女教育的投入能否有產出是或然的、概率性質的。而套利則是，如果更細致地觀察當今時代的教育體系會發現，實際上，中國的教育投入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來承擔的，中國的公立教育并非“明碼標價”，也就存在著套利的空間。
即高質量公立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免費的，如果能夠通過適當投入來獲得更優質的公立高等教育機會，那么至少看起來是有收益的（但也很可能只是看起來，而實際上不是，甚至可能是負收益的），也就使得試圖從這一公立教育體系中套利的市場化教育體系能夠長久存在并發展到如此巨大的規模。
這一體系很少提供異于現有公立高中教學體系的知識，相反是在提供應試技巧的輔導機構，往往代表著一種社會各部分在逐底競爭中無意義的互相損耗。從這一角度進行分析，教育市場化短時間內可以擴大分工，提高總附加值，但長遠來看，這將導致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提高和再生產效果的下降，甚至是教育體系的弱質化（同時可能也是弱智化）。
這并非危言聳聽，可以說，美國的公立高中現今的教學質量和極其昂貴的高校體系（產出很高，但效費比不高，同時學費對一般家庭來說負擔沉重）可能就代表著一個非常危險的發展方向。
往大了說，小資產階級新市民的子女教育焦慮導致的逐底競爭有可能對整個社會長期的健康發展有不利影響；往小了說，這也常常導致個人和家庭具體的悲劇。
在關于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城市生活的討論中，我們經常能聽到的是，年輕的大學生畢業后，吃穿用度就能消耗掉全部工資，難以存下錢。與之相對的更恐怖的是，即使存下錢，買了房，剩下的存款也可能被子女教育“吃光”，這方面的支出是上不封頂的，筆者就曾聽說過有同齡人在上三小時1000元的一對一課程，為此震撼了一整年。
大學生的歷史進程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則是，在知乎等平臺的討論中，有些程序員或者其他行業的大學畢業生宣稱“精準扶貧”不是改善分配，只有讓他們拿到全部勞動價值才是改善分配，并常常以勞動價值論為論點闡釋這一問題。
要指出的首先是，讓貧困人口擺脫貧困，不再自由得一無所有，本身就是在減小產業后備軍，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群體議價能力的運動，因而“精準扶貧”可能是比讓高薪程序員拿更多錢更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更能改善分配狀況的政策。其次，程序員等高薪工作能夠拿高薪，更多的不是因為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創造了更多的價值，或者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更高，理應拿到更多的工資，而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個清華土木碩士和一個清華計算機碩士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應是相近的，但薪資有很大差異，這只能歸結于勞動力供需周期中勞動力議價能力的改變。再者說，十年之前基建大干快上之時，土木專業畢業生薪資待遇要好很多，而科技股泡沫破滅后，計算機專業畢業生薪資待遇可不太行，但他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量在這之間有明顯變化嗎？并沒有。
在某一類勞動力的供需周期中，當勞動力供應較少，而社會對這一類勞動力有著旺盛的需求，這一類勞動力就會有較高的議價權，不僅可以拿到相當于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工資，還能拿回一定量或者全部的剩余價值，如果在大廠，更是有可能分享壟斷利潤（關于這一點的詳細敘述留待之后有關地租和壟斷利潤的文章）或者拿到股票，而絕對不是所謂的多勞多得。
我們可以看到，勞動力供需周期在為我們呈現和“大學生普遍緊缺”類似的狀況。往前二三十年，因教育占據優勢地位的是大多數大學生；往前十幾年，則是土木等熱門行業的畢業生；這幾年，則是計算機專業的畢業生，在他們的上升期，有希望或者能夠確實地成為小資產階級的上升期。我們常常能夠聽到一些鼓吹個人奮斗、“菜是原罪”或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沒關系，他們盡可以抱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不放，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總有一天會反過來以內卷的方式卷翻他們。
最近幾年，很多人認為社會越來越內卷了，競爭激烈，各個競爭主體投入巨大卻收效甚微。但問題是，這個更內卷，是誰和誰比？現在的大學生和20年前的大學生比當然是更內卷了，不過這也只是近幾年的事，而內卷是更多的人能夠得到高等教育機會的結果。更何況，這一內卷和長久以來工人、農民所面臨的生存和競爭壓力仍然無法相比（而工人、農民這幾年的生存境況反而逐漸向好）。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學畢業生因為壟斷知識而能夠獲得超額收益，這是歷史的饋贈，也終究會回到歷史的常態。如今，這一群體的范圍就已經逐漸收縮到高層次高校的熱門專業畢業生這一群體。大學畢業生這樣一個在當時較小的，有著特殊生產技能，相當程度上社會急需的群體，有著一定的個人發展空間和選擇自由。但這是建立在特權之上的自由，是新市民的自由，也終究因為這種自由的不廣泛性而結構性地毀滅這種自由產生的基礎。
筆者在之前一篇分析奴隸制和新羅馬的文章《美國為什么是新羅馬？》中其實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一個小群體也許可以一時獲得較多的自由，但只有更廣泛的共同體獲得確實的自由，才是對自由真正的保障，雅典公民的民主不是民主，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以及，還是借用那位長者的勸誡：“你必須永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br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這是有關北京和北京的教育傳統（以海淀最為顯著）的一些感想和分析，但也不只是一線城市才會面臨這個問題，一線城市有可能是整個國家的先導，未來也有可能擴展到三四線城市以及更基層的地方，這個問題是我們的整個教育系統的問題，是我們整個社會要面臨的問題。
希望我們對下一代的培養目標是成為堅強、正直、勇敢、有求知欲、樂于探索的大寫的人，而不是內卷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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