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與猜忌,美國首位華人校長的灰暗記憶
來源:知識分子

第七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校長田長霖。圖片來源:berkeley.edu。John Blaustein拍攝
編者按:在海外的華人,多少都有那些“令人不快”的經歷。這些經歷,屬于沉默的大多數,因為沒有留下資料,均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少數的華人精英,通過媒體或者回憶,偶有提及。作為第一位在美國著名大學擔任校長的田長霖,無疑是杰出華人的代表。但即便如此,在他成就事業的美國,也無法幸免,被歧視,被不公正地對待。有時,恰因為他的聲名卓著,引來更大的麻煩——美情報部門對他的累積的材料達400多頁。在1997-1999年間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其作的口述史采訪中,他也提到了在美國所經歷的種種不快,其中包括美國情報機構對他的騷擾和恐嚇。本文主要根據他的口述改寫而成,在原初似乎云談風輕的講述中,體味復雜的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暗藏的那份沉重。
撰文|邸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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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戰斗機一時馬虎,田長霖的美國夢恐怕還沒開始就結束了。
1957年,從臺灣大學(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畢業后,得了獎學金的田長霖準備去路易維爾大學(University of Louisville)報道。
路易維爾大學位于美國中東部的肯塔基州。因為沒有直航,田長霖和16名同學,乘坐著一架DC-3飛機,經日本沖繩、西太平洋的關島、阿拉斯加,最后落地西雅圖。飛機在經過阿拉斯加的時候,由于氣溫低,結冰過厚幾乎墜機,降落除冰后才再飛。
那個時候,阿拉斯加還不是州,只是美國的領地。田長霖乘坐的飛機,飛行員連同機組人員也都是第一次飛美國大陸,都不知道要事先通知雷達或者地面的大陸航空司令部。結果,在他們飛入雷達區域后,沒有任何警告,一架美國空軍戰斗機跟了上來,準備迎頭痛擊。最后時刻,飛行員看清了所謂的 “敵機” 有飛虎隊的標記和國民政府的徽章,這才作罷。
當飛機飛抵西雅圖,下機的那刻,田長霖幾乎跪地親吻地面,內心的無比激動夾雜著幾分忐忑。美國,那個他想象中的自由之地,充滿了機會,也充滿著坎坷和意想不到的挑戰。
感受種族隔離
在西雅圖機場,同學們各奔前程,大多數直接轉機,飛赴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地。田長霖囊中羞澀,只得坐灰狗巴士,來一趟72小時不停車的旅程。好在,年輕的田長霖倒也不覺得太無聊,還可以借機領略沿途的異國風光。
等車最終到達路易維爾車站時,眼前的景象讓人十分詫異——
無論是在餐桌、飲水處、衛生間,眼見之處,黑人、白人 “涇渭分明”,黑人只有一些特定的聚集區域。
1956年,肯塔基在 Mason-Dixon 線之下,尚有吉姆? 克勞法(Jim Crow laws)。這一法律要求對非裔美國人施行種族隔離。
“總的來說,也還行。即使是在種族隔離的氣氛里面,南部的人實際上對外國人,對客人還是很熱情,很好的。甚至,他們對口中稱為黑鬼(Negroes)的黑人都不錯,只要這些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他們對黑人,就像對自己的狗。只要這些人安守本分,主仆之間還是有感情的,就像狗和主人的感情那樣。所以,我學到很多。” 田長霖回憶道。
初來乍到,作為窮學生,田長霖和同學三人合租了一間臥室;他從不去飯館吃,也不去學校食堂(因為太貴),經常是走十個街區到黑人區,吃便宜的,比如 “靈魂料理”。獎學金每月75美元,除去租金15美元,洗衣、吃飯等日常支出25美元,剩下的20美元,他還得寄回臺灣的家里,償還借貸。
有意思的是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車去市區的經歷——他不清楚自己究竟該坐在哪里。公車的前排座椅是屬于白人的,黑人統統只能坐在后面,田長霖就試著站在司機旁邊。司機好心地說,站這里太危險了,你要不就坐前面吧。
“因為我是客人嘛。” 田長霖說,“不過,那次以后,我就覺得,人格受到了侮辱。一整年我都沒有在坐公車,即使是去市區,部分是因為我不想再經歷那樣的事,部分是因為我想省車票。最后,我就走一個小時到市區,辦完事,再走一個小時回來。”
中國佬
在路易維爾的12個月里,田長霖接觸到的教授們,絕大多數都好,但只要有一個壞,就足以讓你過得悲催。
田長霖曾擔任這位教授的助教,坐在同一間辦公室的角落里。這位教授年紀很大,來自南方,根本無法改變他那種充滿歧視的態度。兩人過得去的前提是,田長霖得承認自己是來自亞洲,天然低一等。
這位教授還經常叫田長霖 “中國佬”(Chinaman)——他就一直這么叫,好像跟沒事一樣。
“我當時是助教,他就當著全班學生的面,有時候半開玩笑的說,這個中國佬,啥都不懂,傻子一樣。我是他的學生的助教,他就當著學生面這么說。我很難受,但又不知道怎么應對。我甚至都沒意識到,中國佬是個貶義詞,我還樂呵呵接受了。” 田長霖回憶道。
周圍的人不傻,向他解釋過Chinaman的含義后,田長霖明白了,但他還是很有顧慮——
如果他正面剛這位教授,可能會丟掉獎學金,如果沒有獎學金,那就得滾蛋回家。可如果任由這位教授,那忍受的滋味不好受。考慮到自己的前途和命運,還有等著來美國的未婚妻,田長霖兩天兩夜都睡不著覺。
“最后,我的很多朋友和技術員,其他辦公室的秘書和助手,知道這事后都和我說,你該過去,和這位教授說,以后不要再叫你中國佬。我說,為啥,我從中國來,這詞正合適,或許他是喜歡我。他們說,不是,這詞十分的冒犯,這詞一點都不好。”田長霖說。
就這樣,在周圍人的勸說下,田長霖鼓足勇氣走了過去,“教授,以后請不要再叫我中國佬。”
“有什么不妥么?” 這位教授問,用那種南方人特有的腔調。
“我知道這不是個好詞,你應該叫我名字。”
“我這么叫你已經兩個月了,不是很好么?” 這樣的反問很有意思。在南方,只要你知道自己的地位,你是第二等,第三等人,他們就貌似對你還不錯,可一旦你要挑戰這種尊卑等級,他們的態度也會陡然改變。
“那今后我叫你啥?” 這位教授問。
“叫我C.L。 或者長霖,或者長,或者霖,或者田。”
“我怎么能記得住這么亂七八糟的奇怪名字。Ding-dong, ching-chong,我記不住這么奇怪的名字。”
“教授,如果你記不住,可以,但以后別叫我中國佬了。” 田長霖憤怒地說。他說完這話,轉身就走。
這次當面的 “溝通” 果然起了效果。接下來的十個月,這位教授倒也真的不再叫他中國佬了,只是也不叫他名字——他要維持他不會叫中文名字的立場。
而田長霖也保住了自己的尊嚴,沒有丟掉獎學金。他還和以前一樣和這位教授交往,但也要小心翼翼不要得罪他。當然,偶有犯錯的時候,還是會吃到苦頭。
就有這么一次讓田長霖記憶終身的慘痛經歷。
當時,作為助教的田長霖正在上蒸汽渦輪實驗室。這位教授講完開場后說,“你要不上去,關下蒸汽閥門?” 田長霖順著梯子爬上去,關了閥門,就在下來的時候滑了一下,手不自主地摸了一下旁邊的管子。那根管子是高溫蒸氣管,田長霖的皮膚立即就燙傷了。
“我下來,已經流血了,我不能說,我知道如果我說了,他肯定會當著全班的面說,你個笨蛋,啥都不知道,怎么能摸那個管子呢?我那個時候真的是又流汗、又顫抖,還留著血。我把手放進兜里,等著他趕緊結束這次課。” 田長霖回憶道。
通常,教授講完走后,田長霖還要留著,看學生進行實驗操作。這次不一樣,等這位教授走后,田長霖就立即和學生說,“我得離開五到十分鐘,干點要緊的事。” 此時,他已經虛脫,渾身出汗,趕緊跑去診所做包扎。
“那晚,我真的是哭了,這真是太難了……這些經歷讓你變的強大。我覺得有時候你必須得有耐心,即使是有極大的苦痛,也要忍。我覺得,你要經常去想,最好的處理的方式是怎樣的;我得考慮周全,考慮到方方面面的情況。” 田長霖說。
在路易維爾呆了一年,拿到碩士學位后,他就離開了那里。
他的下一站是名氣更大的普林斯頓,兩年后,他拿到了博士學位。接著,他加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機械工程系;三年后,也就是1962年,年僅26歲的他,盡管操著濃重的中國口音,獲得了該校的杰出教課獎。此后,他的職業生涯順風順水,兩年后,升任終身副教授,年僅29歲。
政治態度的變化
在獲得終身教職之前,除了教學和科研,田長霖幾乎不參與學校和系里的活動,連華人社區的活動也不參與。如今職業上的安全有了保障,又趕上言論自由運動風卷校園,他對社會、政治發生了興趣,與此同時,他的政治態度也有了變化。
起初,用田長霖自己的話說,他是非常反共產主義的。他說,他家本身是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犧牲品,像難民一樣被趕到了臺灣。即使是去了美國,在很長的時間里,無論是在路易維爾、普林斯頓還是伯克利早期,田長霖對共產主義都是勢不兩立——
“任何有關共產主義的,我都是絕對反對,” 他說,“也因為這個,我也被保守的政治立場深深吸引。所以,如果按照美國的說法,我是極右翼。因為我的家庭遭遇,等等,我其實是非常右。在64,65年越南戰爭的情形下,我是完全支持赴越作戰,支持美國軍隊,支持總統 Lyndon Johnson 說的戰爭和其他事情。曾經,我一直是極右翼。”
不過,當成為一名學者,開始閱讀《紐約時報》或者《華盛頓郵報》等報刊,他的政治立場逐漸發生了改變。在獲得終身教職時,他一方面支持言論自由,也支持對越用兵;在四年后成為正教授時,他卻變成了反越戰,甚至是極其反對。
當時,在伯克利的校園里,有學生組織起來反對教授參與政府項目,尤其是和軍事有關的項目,抗議教授得到空軍、海軍或者國防部的支持。可政府也十分強勢,宣稱如果不拿國防部的錢,那也別拿美國國家衛生院、美國國家基金會或者任何政府部門的錢。這讓很多教授左右為難。好在田長霖不拿國防有關的錢也活得可以。
同時發生改變的,還有他對大陸和臺灣關系的看法。
田長霖的長子、曾擔任香港大學工程系主任的 Norman C。 Tien 在2002年的紀念文章中寫道——
“他到了這(伯克利)不久,就有了言論自由運動和越戰。這種氣氛讓人質疑傳統思維,鼓勵不同意見。我記得父親說過,在他剛到美國時,對大陸和臺灣關系是固持己見的。他說,那個時候,如果有誰說臺灣國民黨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會予以回擊。不過,隨著時日漸長,他對大陸和臺灣事務的觀點變得開闊,和海峽兩岸都走的很近。這種認識部分源自他泡在東亞研究圖書館,每天讀中國大陸的報紙、雜志。他告訴我,只有讀全了報紙,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個層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斷。這些年月讓他成為一個更開闊、更寬容的具有全球視野的人……”
政治態度的改變,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同情,為他之后遭受情報部門調查埋下了伏筆。
被情報部門盯上
田長霖受到美情報部門監視,始自1973年之后的多次中國之行。
1973年6月,他和幾位華人教授一起訪問了大陸一個月。他是在1949年14歲隨父母到了臺灣,在臺灣讀完中學、大學后才赴美深造。那次是他24年來首次回訪故土。
在解密的美國聯邦調查局423頁的材料中,中國之行標記的代號是105,意思是屬于反間諜一類。事實上,除了在他職業生涯后期做的背景核查的材料,剩下的都是105。田長霖基本上被情報機構當作間諜在調查。
情報部門搜集各種資料和人證,力圖證明田長霖參與了中國的統戰(the Movement for China Unification);田長霖是 “非常傾向于中國共產主義” 等等。

在檔案中,聯邦調查局曾摘要出他們關注田長霖的理由(XX為檔案中刪除的部分)——
1、1973年6月,田長霖曾聯系XX組隊訪問中國大陸,田是團長。從1973年6月18日到7月17日,田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曾去中國旅行,XX1973年7月,曾和XX談話,這人是田的老朋友,他們也和中國國內的其他共同的好友交談。
2、1973年8月,XX。
3、1973年9月,XX。他告訴XX他將在1974年1月主持美國航空航天學會的一個會議。他告訴XX,不會有臺灣的代表參加,他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派代表來參會。他告訴XX,這個會將視中國的情況做些調整。XX告訴他,有關細節已經送到北京。
4、1974年2月,XX。XX報告,在1973年3月至8月間,XX曾通過電話聯系田,此人是在加州Palo Alto的Tiao Yu Tai活動分子。
5、1974年7月,XX。田在1974年8月26日至8月9日再次攜妻子訪問中國。1974年10月1日,田在三藩市Portsmouth廣場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日)慶祝會上發言,很是贊揚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
6、1974年11月,田在伯克利國際廳(the International House)講話,提到他的中國之行。
7、1974年12月,田長霖參加接待中國訪問代表團XX的晚宴。
8、1975年1月23日,田也參與了XX頭目的晚宴,出席的人有XX。
9、從在聯邦調查局三藩市分部的檔案看,田夫人沒有什么挑刺或輕蔑的信息。她確實和丈夫兩次去中國。
10、田一般認為是對中國持同情的。
11、伯克利警察局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警察局的檔案顯示,田未曾被捕,也沒有顯示他有暴力傾向。
12、設計對田長霖的采訪希望能讓他說出對美國和對中國的態度,并告訴他聯邦調查局在美國的XX。
在秘密監控幾年后,情報部門決定親自審問田長霖,力圖證明他是 “中國科學家項目” 的一部分。
1974年,在田長霖已經是系主任后,聯邦調查局伯克利辦公室的首席情報官親自到他辦公室找他談話——
“你要當心了,不要作那些支持中國,支持越南,反戰之類的事情。”
“為什么?我是系主任,我是美國公民。” 田長霖反問道。
“伯克利辦公室里面是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最集中的地方,因為這兒的學生鬧事,以及其它的事情。就學生鬧事,比美國其它地方多。我是從香港調過來加入伯克利辦公室,專門盯著中國學生和中國教授。”
“我們中國教授沒幾個人,干嘛這樣?”
“我熟悉中國文化,我能說中文,大家都知道中國人抱團,經常聚在一起,有時還是秘密聚集,就像地下社團。”
“你從哪來,你祖上是哪?”聽了這話,田長霖非常生氣地反問道。
得知這位探員是愛爾蘭二代或者三代,田長霖繼續說,“愛爾蘭人,我知道你們也抱團,你們是不是也有一樣的問題。”
這位探員馬上道歉說,“我犯了個錯,所有的少數族裔…”
“你趕緊離開我辦公室,再不要來。你愿意把我放到你們材料里面,隨便。我是美國公民,我有基本的權利。我沒做錯什么,但你不要再來恐嚇我,胡扯這些東西。”
從解密的文件看,在這次談話中,田長霖提到,自己來自臺灣,從臺灣大學畢業,起初是很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但他開始覺得中共政府已經解決了一些社會問題,在動員一些有益于社會的政策方面很有效,并舉可以得到醫療救治為例;當然,他也不會提倡共產主義的體系有益于美國或其他地方;作為華人,他覺得不管中國施行什么體系,都應該努力實現社會公平,克服那些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難題。
不過,即使遭到田長霖的怒斥,美國情報部門還是騷擾了他好幾次。中間一段時間,情報部門似乎對他失去了興趣,但從檔案看,對他的調查直到1998年才完結。
1996年12月,就在田長霖即將卸任伯克利校長前幾個月,美國總統克林頓曾有意委任田長霖為能源部長。但最后時刻,白宮告訴他,他從候選人名單上拿掉了。當時,一起突發的捐助丑聞激起全國性的恐慌,有人害怕中國曾干預美國選舉。田的委任立即就變得不可能。他再次成為敏感的中美關系的波及者。
難以擺脫的刻板印象
有意思的是,在1998年的背景調查中,美國聯邦調查局訪問了 “八個人,包括現在以及之前的導師和同事,現在的鄰居,相關人士,學會的人,相識的人。他們對田的人品、職業、聲譽、忠誠都提供了好的評論。”
確實如此,在聯邦調查局的檔案中,不乏這些受訪者對田長霖的贊揚——
“田是我見過的最好的人之一。” “田是一位偉大的學者,偉大的領導。”“所有的教員都極為尊敬田校長,尤其是在伯克利很困難的時候,當時國家的支持削減,他依然能夠維持伯克利高的學術水準。”
然而,盡管田長霖深受學生和教員的敬重,作為華人,他還是會時不時遭到冒犯——這種冒犯并非有意針對他個人,而是緣于美國社會更深層次的對亞洲人的偏見和刻板印象。
這種冒犯甚至就發生在日常的聊天喝茶中。
田長霖回憶道:“馬丁·路德金被殺死的時候,我哭了。我深受觸動,因為我曾在路易維爾,見到過吉姆·克勞隔離法案。但當我們休息喝咖啡的時候,學校有的教授就直接說,天,他真是活該。在很多人的腦海中,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反歧視運動是共產主義的陰謀,要不就是和越共有關。當時的聯邦調查局探員 J。 Edgar Hoover 就試圖將馬丁·路德金貼上共產主義的標簽。”
還有一次,一位教授從澳洲休假回來,在聊天中,對澳洲贊不絕口,田長霖說,自己并不喜歡澳洲,因為有白澳政策。這位教授聽了說,“你這么說不對,如果讓亞洲人去了,整個地方就毀了,他們來了就是制作麻煩,整個地方就完蛋了。” 田長霖提醒他,“難道你忘了我是亞洲人了么,我是華人,你不能這么說。”
“他道歉說,對不起,我沒有意識到……我從不把你看做亞洲人,你是我很近的朋友,很近的同事。我抱歉說這些話。這就顯示出,這種偏見的觀點有多么根深蒂固。這種事經常發生。” 田長霖說。
即使后來成為了系主任,副校長,這種遭遇也一直存在。田長霖曾和一位英國人同行爭論一件事,結果這位教授說,“天吶,你可不像平常的亞洲人。亞洲人都是很安靜,從不爭辯,你說什么就是什么,他們都是逆來順受。”
“我不一樣,我比較活潑,喜歡爭辯,很堅定自信,結果他就看著我說,不,我是在夸你。從一個充滿偏見和刻板印象的觀點出發來夸獎我。這種事經常發生。另一方面,這也讓我覺得,我得堅持自己,我嘗試糾正,改變一些事情。但我也漸漸相對地明白,我也不那么責怪這些人了,因為我覺得這是整個社會的癥狀,不是哪個個人。” 田長霖回憶道。
1997年,田長霖正式卸任校長。1999年,他被克林頓委任為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成員。2001年,經診斷為腦癌,中風,卸去一切責任。2002年,田長霖在加州紅木城去世,連同這些灰暗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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