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的經濟來源！
來源：溫伯陵的煙火人間（ID: wenboling2020）
這是系列的第二篇，
從另一個角度聊了紅軍長征，
下一篇應該是陜北。
前段時間聊了紅軍在江西的經濟問題，今天接著往下聊，按照時間順序，捋一下紅軍長征時期的經濟問題。
1934年1月，毛澤東在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作報告，詳細闡述了蘇區的經濟問題，后來這份報告被收錄到《毛選·第一卷》，題目就叫《我們的經濟政策》。
毛澤東在文章里開宗明義：
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這段話可以說是蘇區的經濟指導理論，尤其是那句：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
一般來說，革命年代的核心是戰爭，糧食、財政和裝備都要向戰爭傾斜，怎么能在抽調戰爭資源，用來改良民眾生活呢？
這種削弱戰爭能力的做法，可從來沒見過呀。
不要急，紅軍馬上就讓你見到了。
1934年4月底，紅軍在“廣昌戰役”中損失5000余人，遭遇慘重的失敗，再加上蔣介石“碉堡戰術”的圍困，導致中央蘇區不斷縮小。
博古、李德為首的中央領導班子發現，想打贏“第五次反圍剿”已經不可能，于是準備大規模戰略撤退，到10月份開始長征，足足準備了半年之久。
5月5日，《斗爭》雜志發表文章，號召大家“沖破敵人封鎖線去恢復和創造新的蘇區，擴大自己的隊伍和創造新的紅軍”，這個口號相當于長征的預熱。
短短半個月后，《斗爭》雜志做為喉舌，直接發表了擴紅的指示：
“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了5、6、7月擴大紅軍五萬的計劃。”要求地方和部隊執行命令，完成突擊擴紅的任務。
以蘇區的動員力度，擴紅基本沒什么問題。
到了7月7日，地方和部隊便超額完成任務，擴紅人數達到62269人，僅于都就有一萬多人參加紅軍，紅軍恢復到10萬人的規模。
有了人，還得有糧食。
中央在緊急擴紅的同時，主要做了三件事來突擊籌糧：
號召群眾節省3升米，擠出75000擔谷子，供應紅軍新戰士和前線部隊。
沒收地主和富農的糧食65000擔。
動員群眾借給紅軍10萬擔谷子。
和招兵擴紅一樣，籌糧也進行的非常順利，8月8日糧食部長陳潭秋宣布，24萬擔糧食的動員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
不過要保證日常供應，還得儲存戰略轉移的口糧，這些糧食遠遠不夠，還需要繼續籌集。
正好馬上到秋天了，中央規定，必須在秋收的時候，完成60萬擔借谷和土地稅征收的任務。
時間不變，任務量翻三倍，一般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吧？
結果9月30日陳潭秋向中央報告，籌糧任務已經完成，動員了68.8萬擔，收集58萬擔，共計126.8萬擔糧食。
眼看糧食到位，中央和財政部說，人家糧食部在籌集糧食，你們財政部也得籌點錢吧？不多，就80萬元，趕緊去辦吧。
軍令如山，還能說的，辦唄。
財政部長硬著頭皮，和地方政府用挖浮財、提前征收1934年稅收、增加鎢砂出口的方法，短短2個月就完成籌款80萬元的任務。
這筆錢是財政部搞到的，當然由中央保管分配。但是要進行戰略轉移，各種事情千頭萬緒，中央財政不可能面面俱到，總有照顧不周的時候，那基層戰士怎么辦？
我們能想到的，當時的領導人也想到了。
他們覺得，出門在外不能管的太死板，必須有一定的靈活性，戰士的身上也帶點錢，以備不時之需。
以前的財政收入里有很多硬通貨，比如黃金、銀元和珠寶，因為用不上，便埋在瑞金城外的山洞里。
現在要戰略轉移了，這些硬通貨不能留給蔣介石，就派人挖出來均分給紅軍戰士，讓他們手里有點零花錢，離開蘇區以后可以買東西。
這樣一來，中央保管大錢，戰士保留小錢，能在不同程度上解決經濟危機。
1934年10月10日，8.6萬紅軍從瑞金等地出發，走上前路茫茫的長征路。
他們把籌集到的糧食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留給蘇區人民，讓他們在紅軍走后能夠維持生活，另一部分約92萬擔隨軍長征，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改良人民生活。
雖然留下的糧食數量不多，但已經是紅軍能做到的極限了。
92萬擔糧食、80萬元現款、每個紅軍戰士身上的5-7天的口糧和零花錢，就是紅軍離開蘇區時的經濟賬本。
這些物資足夠紅軍生存一段時間。
而且紅軍剛出發的時候，基本不需要打硬仗。
我們之前說過，贛南是中國鎢砂的重要產地，紅軍就用鎢砂和廣東陳濟棠做生意。長征出發之前，朱老總給陳濟棠寫信，提出停止作戰，恢復自由貿易的建議。
陳濟棠明白朱老總的意思，便直接挑明了，說粵軍后撤40里，紅軍有什么行動一定要發來通知，要不然可能引起誤會。而且紅軍要保證，只借道通過，不進入廣東腹地。
陳濟棠愿意讓路，當然不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而是陳濟棠看中贛南鎢砂，想在紅軍撤離之后，立即派兵北上，占領贛南鎢砂這顆搖錢樹。
不管陳濟棠的目的是什么，愿意讓路總是對紅軍有利的，于是朱老總和陳濟棠達成協議，蒙了蔣介石一把。
所以在紅軍剛開始長征的時候，糧食和財政充足，不用打硬仗，基本沒有太大的危險。
直到2個月后的湘江戰役，紅軍才面臨真正的生死危機。
湘江戰役·油畫
02
紅軍的物資準備充足，但是不開辟新財源的話，很容易坐吃山空，所以長征進行到中期，主要經濟來源是打土豪。
早在1934年10月22日，剛出發不久的紅軍便未雨綢繆。
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隊在行動的時候，隨時注意向地主、富農、商人籌款和征集物資，并且在《沒收捐款暫行細則》里規定：
沒收地主和反動分子的全部家當。
富農可以向紅軍捐獻糧食、洋油和軍用品。
所有行動必須張貼布告，和當地人民說清楚。
從地主—富農—貧民，什么人是什么標準，規定的非常清楚。
不過紅軍是紀律嚴明的軍隊，打土豪也不能亂打，要是每支部隊都能隨便打土豪，就能容易出問題。
于是紅軍設立了“沒收委員會”，做為打土豪的最高領導機構。
每當紅軍部隊進入一座城市，“沒收委員會”便和部隊的最高政治部門一起，安排打土豪、籌糧和索捐的事情。
等所有事情完成以后，物資和錢糧由“沒收委員會”保管，然后再由“沒收委員會”和后勤部門合作，把物資錢糧按需分配給各部隊。
發現了吧，紅軍在長征這種艱難時刻，都能保證一切行動聽指揮，從來不會出現部隊為了搶戰利品而大打出手的鬧劇。
別說一切繳獲要歸公了，所有部隊都沒資格去繳獲錢糧。
那怎么才能知道誰是土豪呢？
要知道紅軍的行軍速度非常快，經過的都是陌生地方，要打土豪保證經濟來源，還得執行“關心貧苦人民”的紀律，想快速分辨土豪籌集錢糧，實在太難了。
其實也有辦法。
紅軍總有先鋒部隊吧，“沒收委員會”就派人和先鋒部隊一起行動，邊行軍邊調查，調查清楚哪家是土豪，便在門口貼一張條子，上面寫著五個大字：
此戶是土豪。
這就是做了記號，等后續部隊抵達的時候，“沒收委員會”和政治部門會進行第二次確認，保證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
確認土豪也是一門技術活，林伯渠在遵義給部隊傳授過“一摸二看法”，就是先暗中摸底調查，再看房子和牲畜。
那些房子大的、牲畜多的，想都不用想，百分百是土豪。
這些東西相當于豪宅和豪車，窮苦人民怎么可能有呢，你什么時候見過打工人開賓利？
林伯渠的方法簡單粗暴，李堅真的判斷方法就細致多了。
每到一個地方，李堅真就和幾個同志爬上山頭，從高處看誰家的房子大，看看先鋒部隊的記號準不準確。
確定高門大院以后，李堅真和同志們就下山，走到門口聽狗叫的兇不兇，因為他們斷定，土豪家的惡犬是最兇的，如果不兇的話，極有可能是破落戶養的寵物犬。
一旦聽到狗叫的非常兇猛，OK，進門。
進門之后還有三道程序。
第一是看豬欄、牛欄、馬欄，如果牲畜多，那就和林伯渠的方法對應上了，肯定是土豪沒跑。
第二是看灶臺。土豪家的生活質量高，經常能吃到肉，而且做飯炒菜也愿意用油，所以灶臺上肯定有一層厚厚的油污。他們抹一把灶臺，發現手上有油污，那這一道程序也完成了。
第三是看農具。窮苦人民普遍農具不多，夠自己用就行，土豪家就不一樣了，因為要給下人和佃戶使用，各種鍘刀、犁、耙、鐵鍬、鐮刀等農具非常齊全。
看到農具整齊擺在倉庫，李堅真的第三道程序也完成了。
“這家就是土豪，準備打。”
確定了土豪的名單，到底怎么打，也有講究。
那些城鎮的小土豪，紅軍貼出布告說明情況，直接就進去打了，然后把打土豪繳獲的錢糧，一部分留做軍用，其他的分給當地窮苦人民。
朱老總和史沫萊特說過，我們總是沒收地主和官吏的財產，把我們的糧食補充夠了，便把剩下的分給貧農和城里的貧民。
都這時候了，紅軍還在兼顧供給戰爭和改良民眾生活。
而對于臭名遠揚的地區性大土豪，紅軍就會召集貧苦人民開大會，把道理講清楚了，軍民一起進去，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
比如1934年臘月26日，中央紅軍到達四川古藺，當地有個大土豪叫王典章，此人有個“安貴園”，常年囤積著足夠數萬人吃的糧食。
紅軍調查清楚以后，便召集當地人民批評王典章，當地人也一把鼻涕一把淚，聲討王典章不是個東西。
群情激憤之下，紅軍和當地人民說：
“干人兄弟們，土豪劣紳平時壓迫剝削我們，打土豪沒收他們的不義之財，是取之有道的。現在要過年了，有的干人還沒有米和肉，大家都分了吧，紅軍一定給你們撐腰。”
大家聽到紅軍的話，馬上沖進去分糧分肉，不到2個小時，附近十里八鄉的窮人都來了。
那種景象類似于史書里寫的，義軍開倉放糧，百姓來歸。
就用這么一套方法，紅軍打土豪特別順利，而且從來沒有打錯一個土豪，基本保證了長征中期的經濟來源。
蕭峰在《長征日記》里記載，1934年10月到1935年5月，打土豪沒收財產的就有21例。當然每一例不是只打一家土豪，而是一次大規模的打土豪，比如蕭峰詳細記載了一例：
“1934年10月20日，沒收15家地主財物，籌款3萬多元，籌衣被1200多件，籌糧很多。”
這只是蕭峰的個人記載，他不知道和沒記載的，比比皆是。
比如1935年1月，中央紅軍在貴州桐梓打了勝仗，經過順藤摸瓜，在附近山洞找到貴州軍閥藏匿的6萬銀元和黃金、糧食等物資。
比如在遵義打土豪153家，僅貧苦人民就分到90萬斤糧食、500擔鹽巴、5萬多件衣服。你想想紅軍留下的糧食有多少。
所以中央紅軍除了缺武器和減員，其他方面其實還可以，苦是苦了一點，不過也能過得去。
而紅二方面軍在長征路上，共籌集到21萬銀元，以及保證走到陜北的糧食。最有名的一次是在錫礦山，在礦霸家里查到16000銀元和3000擔糧食。
紅四方面軍長征時間比較晚，路程也最短，應該是最不差錢的，當事人的原話是：
部隊供應狀況還是好的。
03
中央紅軍進入貴州，打了不少勝仗，便能在城鎮里稍微休整一下，利用這段時間，紅軍還抽空做點生意。
1935年1月，貴州軍閥王家烈節節敗退，紅軍沒收了王家烈開辦的鹽行，以及王家烈準備犒勞薛岳部隊的白金龍香煙，價值五萬銀元。
王家烈是真舍得花錢，但是他不知道，想接替他做貴州省主席的人，正是到貴州“剿共”的薛岳。
當時紅軍抽煙的人很少，鹽也不能當飯吃，繳獲這些東西和雞肋似的，怎么辦？
賣掉變現唄。
紅軍把王家烈的鹽和香煙收集起來，取出一部分送給貧苦人民，隨后便由后勤部門開辦集市，把鹽和香煙低價賣給當地群眾。
因為遠遠低于市場價格，這些東西很快就被搶購一空，而紅軍用繳獲的戰利品，換來現金和銀元。
有銀元有時間，各部隊給紅軍戰士發了零花錢，讓他們采購一些必需品，順便自己改善一下生活。
這樣一來，當地的商家也跟著沾光。
陳云在《隨軍西行見聞錄》里說過，紅軍在猴場的時候給戰士發了過年費，“商店及小販莫不利市三倍。”
到了遵義城，賣毛巾雨鞋的雜貨鋪和書店，基本被紅軍戰士采購一空，連倉庫里的存貨都沒了。面館和酒肆，依然是“莫不利市三倍。”
我們前文說過幾次，戰爭供給和改良民眾生活是紅軍的原則。
所以紅軍總部領導想到一個問題，在城鎮休整的時候，有些戰士可能用蘇區貨幣買東西，而蘇區貨幣在其他地方是不能流通的，紅軍戰士花出去，不是坑人么？
于是總政治部規定了，每到一個地方，師級部隊要設立臨時貨幣兌換處，商家可以用收到的蘇區貨幣，等價兌換全國通行的銀元，決不讓商家受損失。
如果沒有臨時貨幣兌換處，蘇區貨幣絕對不能用，誰敢用就是違反紀律。
紅軍改善生活，商家小賺一筆，貧苦人民得福利，這事讓蔣委員長知道，怕不是要氣死。
不過當時紅軍內部已經流傳一個笑話，說南京和各省軍隊長官是運輸隊長，蔣委員長是運輸總指揮......
要不是為了寫這篇文章查資料，我還不知道“運輸大隊長”的起源這么早。
而有了運輸大隊的后勤補給，以及紅軍一路打土豪積累的銀元，讓紅軍總部和戰士都有一筆錢可供支配。
這筆錢在長征中后期，起了大作用。
薛岳·字伯陵
04
“四渡赤水”以后，紅軍沿著貴州、四川和云南的邊界行軍，而這些地方是少數民族聚居地。
為了照顧少數民族的習俗，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紅軍總部規定，不允許在少數民族地區打土豪。即便要打土豪，也是紅軍宣傳和講道理，讓少數民族的群眾自己來打。
于是此后的糧食來源，主要是向少數民族買。
朱老總親自寫了布告：
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
今已來到川西，尊重黎人習俗。
軍紀十分嚴明，不動一絲一粟。
糧食公平買賣，價錢交付十足。
如果紅軍經過的地方有人在家，紅軍戰士便好言好語公平買賣，絕對沒有強買強賣的行為，要是賣家也不富裕的話，紅軍戰士會刻意多給錢，甚至比市價高出一半。
如果沒人在家，那也沒辦法，只能取走一部分糧食，然后把銀元放在米缸里，并且留下致謝的字條，說我們是紅軍，不得已吃了你家的糧食，買糧錢放在某某地方，深感歉意。
取了糧留了錢，紅軍戰士還給戶主挑水掃地，然后再歸隊，軍紀非常好。
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理番，也和喇嘛寺談判，一次性買了1000頭牦牛、30萬只羊、22.5萬斤青稞麥和炒面。
最大規模的一次“無人買糧”，發生在1935年7月5日到8月25日。
那時紅一、四方面軍已經會師，達到10萬人的規模，糧食需求量很大。
兩只紅軍駐扎的毛兒蓋地區，屬于人煙稀少的藏區，而原本就不多的藏民和牛羊，又被國府趕走，給紅軍留下一個無人區。
但是國府能把藏民和牛羊趕走，卻帶不走田里的青稞。
急需糧食的紅軍只好動手割青稞。隨后紅軍戰士把收割青稞的數量、原因寫在木牌上，插在田里，承諾藏民帶著木牌找紅軍部隊，可以原價領到買糧錢。
這次籌糧115萬斤，因為數量特別大，又沒有留下足夠的錢，毛澤東感覺很不好意思，到陜北后和斯諾說：
“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
其實在過草地前，紅軍一直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我們印象中紅軍大規模缺糧饑餓，就是發生在過草地的期間，這時候因饑餓減員是最嚴重的。
等過了草地，紅軍走出無人區，又可以打土豪了，而且經常性擊潰圍堵的國軍，可以得到相當數量的物資補充。
比如在紅一、四方面軍分兵以后，張國燾帶著四方面軍南下四川吃大米，中央紅軍繼續向陜甘行軍，于9月份打了臘子口戰役，擊潰魯大昌的后衛部隊，直接繳獲幾十萬斤糧食、2000斤鹽。
這些繳獲的糧食物資，對于7000多人中央紅軍來說，基本足夠了。
隨后中央紅軍就到了甘肅隴南的哈達鋪，這是比較大的城鎮，物資比較豐盛，紅軍可以把鹽換成銀元，然后用銀元來買東西。
一頭豬/5元、一只羊/2元、5只雞/1元、12個雞蛋/1角、一擔蔬菜/5角，凡是紅軍需要的，這里都能買到。
所以毛澤東給同志們講話的時候，說了這么一句：
大家都要吃好點。
他們已經不用管能不能吃到，而是可以提高生活質量，吃好一點。
和劉伯承結盟的黎族領袖小葉丹
05
到達陜北之后，毛澤東取出早已寫好的一首七律詩，反復修改敲定，最終形成現在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而紅軍一路上的經濟政策、紀律嚴明和軍民魚水，更是被毛澤東總結成一句著名論斷：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參考資料：
中央紅軍長征如何解決糧食問題 張中俞
中央紅軍長征前的軍事經濟準備 杜人淮
中央紅軍長征途中的軍事經濟工作 杜人淮
籌措物資：長征中的經濟動員 劉慧娟
紅軍長征的經濟供給問題初探 王秀梅
征借、沒收、繳獲與采摘——長征中紅軍的軍事經濟保障措施 蔣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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