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地即使沒犯罪也會被關進監獄十年
來源:beebee公園
Jean已經在海地的監獄里待了四年,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四年前,Jean在自家的市場上走路,迎面撞上的兩位警察認為Jean和2010年海地越獄的罪犯有關系,雖然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但警察仍然逮捕了他。
Jean在當時進行了劇烈的抵抗,但最后還是被暫扣在附近的監獄里。原本Jean以為只要在等待開庭受審時法律自然會證明他的清白。
然而四年過去了,Jean依舊沒有迎來受審的程序。

“那天我只是向往常一樣出門去找點吃的,結果就一直被關到現在。”
“沒有人會來幫我,現在只剩上帝才會為我說句話。”Jean就此絕望得表示。
而相比Jean的遭遇,獄中一名叫保羅的人士則更悲慘。他從2011年便被關進了監獄,在獄中的每一天保羅都在為自己的庭審程序而努力爭取著。

但如今近10年過去,保羅仍在獄中盼望著自己那遙遙無期的庭審。
據美國《人權觀察》的報道指出,截止2021年6月1日,海地的監獄中有超過82%的拘留者仍未進行庭審程序。

而之所以會發生如此令人錯愕的情況是因為海地的刑法中有規定,被拘留者在未面見法官前可以被任意關押一至兩年的時間。
而隨著海地司法體系的日益腐敗,拘留者的關押時限便被無限期的延長。
而與此同時也導致了當地監獄的超負荷運轉。

在監獄中,拘留者除去吃飯的時間以外,每天要被關在營房中近23個小時。
并且在一個面積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營房里往往會擠上五六十位拘留者,床上擠不下了便躺在地上,地上躺滿了便搭建起臨時吊床。

營房中也無法保證足夠的通風和衛生設施,在熱一些的時候營房中的平均氣溫可以達到四五十度,拘留者每天也只能在一個不定時被清理的小桶中進行排泄。

除了每天會提供一頓簡單的米飯之外,營房中甚至連基本的干凈飲用水都無法保證。

當然,如果無法適應監獄的飲食拘留者也可以讓自己的家屬隔段時間送上自身需要的物資。
但可悲的是,大部分拘留者的家屬甚至都不知道他們被關進了監獄。
“我路過一家便利店時被懷疑和幾天前的一樁搶劫案有關,在被關進來的這9個月里都沒法和我家人取得聯系。”

而這樣糟糕的監獄環境在最近的疫情流行期間幾乎是致命的。
且由于該監獄的醫療保健系統更是形同虛設,一旦獄中有拘留者出現了類似于傳染病的癥狀時就會被趕出監獄獨自關在一個只有幾平方米的區域內自生自滅。

“我們早已厭倦了這樣的生活,我們被關在這里簡直比動物的生活還要糟糕。”
而絕大部分尚未經歷過庭審的拘留者們則時刻都在為他們的自由竭力爭取著。
當觀察網的記者深入監獄后往往都會被數十位拘留者塞滿寫上了自己相關信息的紙條。例如姓名,住址,因為哪項條例被拘留,以及希望能盡快受審等等。

若是這一切都只是海地監獄單方面的腐敗或許拘留者們還有被挽救的余地,而隨著記者的繼續訪問便能感受到這其實是海地整個司法體系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問題。
海地司法部門的法官辦公室的門常年緊鎖,而一般情況下附近相關部門的門也很難敲開。

這不僅僅是因為海地司法部門中的法官每年都會有兩個月的假期,時常會隨機外出,而且海地司法部中的其他工作人員幾乎全是兼職。
這些兼職人員對于司法工作的整個流程并不比外人清楚多少。

當記者想要按照剛剛拘留者所提供的信息查詢他們的受審信息時便只能面對滿屋雜亂的、沒有編號的、難以檢索的檔案袋。


很少有人能在海地這種混沌的司法境遇下依舊選擇去相信法律的權威,而海地的一位叫Michel的律師則是其中的極少數。

在他成為律師的這幾年里,他每天都在為監獄中尚未受審的拘留者爭取庭審的機會。
憑借著Michel的努力,如今已幫助四十多名拘留者走出了那些擁擠的營房。
雖然這個比例在獄中近四千名尚未受審的拘留者中仍屬極小的一部分,但他表示將繼續為那些拘留者爭取受審機會。

“我曾經幫助過一個拘留者爭取到了受審的機會,受審時我提交了完整的資料證明了他完全無罪。”
“我原本以為庭審結束他就可以被釋放了,但沒想到隔一段時間后我再去監獄時又遇見了他。”
“他說有一個人扣留了他的受審文件,如果文件沒被送到監獄負責人的手上他是沒辦法離開的。”
“那人說除非付給他800古德幣,否則不會提交他的受審文件。。。。。。”
“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海地的年輕人只想過正常體面的生活,這是他們應得的。”

Michel時不時會翻一翻他的工作筆記,筆記的一頁上寫著海地已故歌手托托·比桑特 (Toto Bissainthe)曾向媒體說過的一段話:
“人民受苦,但我們活著。我們慶祝,我們跌倒,我們振作起來,我們繼續前進,我們挨餓,但事情正在改變,而且他們總是在改變。”

?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