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極力詆毀的“土改”,原來國民黨也搞過!
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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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日,江西贛州群樂大戲院里,一個身穿綠色中山裝,胸配主席團紅花綢帶的年輕人,正在對當地一眾官員和賢達人士慷慨陳辭:
“我們在三年之內,要辦331個工廠,要開墾2萬畝荒地,要辦314個農場,要建995個農業示范區,要成立3000個合作社,要建6043個水利工程,要開辟321個果園…”
01.
這個年輕人就是蔣經國,在留蘇的12年間,他親眼目睹了蘇聯先后實行了兩個五年計劃,一舉從落后的農業國躍升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國。

▲蔣經國
他先后加入共青團、成為預備黨員,他曾被下放到農場勞動,做過搬運工人,后來還擔任了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的副廠長。
1937年3月,他剛從蘇聯回國就被蔣介石召見,當問到他今后的志向時,他的回答是要在最艱巨的條件下,實現自己的“進步主張”。
所謂“進步主張”,就是他在蘇聯所見、所聞、所學的內容。
1939年6月,蔣經國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區行政督查專員主政贛南,而此時的贛南政府貪腐、豪紳當道、賭毒橫行、民生凋敝。
按照他的想法,要在三年內把贛南建成一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新社會。
蔣經國一到任就開始遍訪贛南各地,他后來回憶說:“在贛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經過了974條橋,其中有714條是需要修理的,84條是不能走的。”
在摸清情況后,他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查禁煙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當看到百姓無田可種,大量土豪劣紳把持和壟斷著土地資源時,他想到了土地改革。

▲蔣經國在贛南接受群眾來訪
為了解決民眾無力養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問題,蔣經國推出的“土地新政”中有一項對普通民眾有著極強吸引力的“扶植自耕農計劃”。
他先是在上猶縣廣田鄉建立一個大約230戶、1150人的示范區,然后派出工作組把土地按照優劣評為九級,再由多方組成的地價評定委員會評定合理地價。
示范區內的土地依人口分配,原有佃農租種的土地,一律歸佃農所有,超額部分由信用社照價收買,再轉貸給佃農,分五年還清。佃農只需簽訂一張按照地價評定的借據,交給信用社,信用社則用貸款付給原有地主。
在條件好的地方,政府把私有的富余土地、荒地和無主地征收上來,進行重劃和改良,由無地或少地農民低價承領自耕,并由政府貸款給農民承購土地。
在條件差的地方,政府則強行征購富戶的土地并發放貸款給貧苦的自耕農購贖。
此政策一經頒發,立刻獲得佃農支持,由于地價低廉,加上物價上漲,大部分佃農本應三年歸還的地價金,一年左右就全部還清,在每年的公糧和田賦任務完成后,家里還有不少積余。
同時蔣經國還注重取消苛捐雜稅,在1941年更是下令各縣“不得擅行派款”,并嚴令將從前的各項非法捐款“一律廢除”。
1942~1943年間,蔣經國又先后在南康、上猶、信豐等縣設立了5個示范區,這些示范區內,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還是有一定成效的。

▲當時的贛州街頭
眼看著“三年計劃”干的還不錯,蔣經國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地提出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按照這個計劃,贛南將在此期間重點推行城市建設,并發展重工業。
此時蔣經國的目光絕不只停留在贛南,而是要建立一個革新政治的示范區,通過建設贛南而改變江西,再通過改變江西而影響全國。
然而,這幅規模宏大的藍圖,在施行5年之后,人走政息,戛然而止。
02.
其實,在蔣經國的“贛南新政”剛取得一定成效時,國民黨內的一些特權階層就坐不住了。
他們顯然忍不了一個加入過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太子爺”大張旗鼓地砸他們的鍋。所以他們紛紛跑到蔣介石面前告狀。
蔣經國要求干部必須接觸民眾,這被告狀的描述成“共產黨走群眾路線”,當時的交易公店被說成是“管制經濟”,“三年計劃”則被認為是純粹的“蘇聯模式”,而“贛南新政”的施行,則是完完全全的“赤化”,“蔣經國就是地道的共產黨”、“搞新政就是動國民政府的根基”……
這樣的鼓噪之聲不絕于耳,外界的輿論風潮越來越對蔣經國的改革不利。
對此,蔣介石只好出面干預,勸誡蔣經國并限制其在贛南的職權。
1943年12月,贛南新的“五年計劃”剛開始實施,蔣經國就“升任”為江西省政府委員。

▲蔣經國與父親蔣介石
很明顯,這是要為了把他調離而做的準備。畢竟,黨國的“根基”別說親兒子動不得,就是他老子自己都不敢動。
果然,沒過多久蔣經國就到重慶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干部學校教育長,贛南的職位也就成了可有可無的兼職。
1945年2月,日軍攻占贛州,蔣經國6月正式卸任,“贛南新政”土地改革的成就也就隨之付諸東流。
其實,“贛南新政”這種虎頭蛇尾的土地改革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早在1927年5月,為了緩和農村階級矛盾,挽救農村危局,剛成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就制定頒布了《佃農保護法》,準備進行土地改革。
當時規定“佃農繳納租項不得超過所租地收獲量百分之四十”,“佃農對于地主除繳納租項外,所有額外苛例一概取消”,“佃農對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權”。
1928年,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和省政府聯席會議根據《佃農保護法》,通過了《浙江省十七年佃農繳租章程》。
章程規定“正產物全收獲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佃農依最高租額減百分之二十五繳租”,“副產業之收入,概歸佃農所有。”。
這樣的話,佃農只需向地主交納全年收獲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則可得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副業收入還能多勞多得。
老實講,當時這項政策推行的還不錯,由于減租幅度較大,佃農實際所得遠大于地主。
因此,《章程》頒布沒多久,就開始遭到城鄉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

1928年10月,有人以永嘉城鄉全體民眾的名義上書,指責減租之舉“苦樂不均,倒置主佃名義”。
11月,有人上書指責浙江省黨政兩方“自黨部至處理佃業各機關,以逮于各農協會,均為惡化、腐化、無產暴民所占據”。
1929 年2 月,有人上書聲稱“永嘉近日農運,已入階級專制狀況,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見傾覆”。
3月,屈映光、張載陽、呂公望、周鳳岐四人聯名上書,攻擊繳租章程“尚欠平允”,“共黨乘機搗亂,勾結土匪、流氓,借減租問題向業方肆行搶擄,殺人燒屋,大禍頻乘,勢急倒懸。”
這四人是何許人也?
屈映光當過北洋政府的浙江民政長,張載陽當過北洋政府的浙江省省長,呂公望當過廣州軍政府參謀部長,周鳳岐當過國民黨浙江省政治分會臨時主席。
是誰在反對,又是誰吃的滿嘴豬油?
03.
面對城鄉地主、官僚、士紳的強烈反對,浙江省政府很快就軟了下來。1929 年4 月,浙江省政府決定暫時取消二五減租。
取消二五減租的決定一出,沒想到立即遭到了很多國民黨黨員的反對。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鑒此情形,向國民黨中央申訴不能由省政府單方取消二五減租。
然而,國民黨中央雖然在口頭上表示要堅持二五減租,但實際上,他們根本拗不過地主士紳,所以在背地里還是堅決支持省政府取消二五減租的計劃。
國民黨的權力根基在哪里,屁股就坐在哪里。
在官僚、地主階級的壓力下,浙江省的土地改革逐漸偃旗息鼓。
而放眼全國其他省,很多地方連裝模作樣的減租條文都出臺不了。
時間到了1948年8月,蔣介石為了爭取農民,感覺必須得學學共產黨的經驗。下定決心后,蔣介石準備在國民黨奪回的地盤上承認共產黨給農民分地的成果、承認農民所獲土地的所有權。
為此,蔣介石還專門寫了一個手令:“吾人必須打破其優點,為爾后發揮戰斗力之要著;其對策應考慮土地政策,實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復區已分配之土地,承認其所有權,以爭取農民。”
蔣介石還在江蘇蘇北選了幾個縣當做試驗區,但試驗區成立后,剛取得了一點效果,許多地主就開始請愿上書:
“我們這些地主,八年抗戰飽受顛沛流離之苦,抗戰以后我們又飽受斗爭之苦,現在國民黨回來了,還要承認共產黨的土改成果?你的憲法怎么寫的?憲法不是寫著:保護私有財產嗎?”

▲坐著軟轎的地主
所以悖論就來了,你既然在一開始就把屁股坐到了地主階級的一邊,現在卻想著承認共產黨的土改成果,這不是吃著地主的飯,又砸地主的鍋嗎?
其實,國民黨方面絕不缺乏對土改的作用有清晰認識的人,蔣介石本人也知道土改可以爭取農民。
就連胡適都說:“具體到土地改革,甚至階級之間的沖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無論其善惡,都注定被歷史洪流所淹沒。這是后進的工業國的必須選擇,即便是痛苦,也要做……”
即便他們知道應該搞土改,可國民黨在大陸的土改,卻一直搞不起來。
04.
1949年2月3日,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的蔣介石在游覽一天后,伏案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段話:
“痛感當政20年,各個機構守舊、腐化,只重仕途,對于社會和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乃黨政軍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也。”

▲1949年蔣介石下野后回到故鄉浙江奉化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就開始著手制定各項土地法規,僅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間,國民政府頒布的地政法規及各省頒布的地政章則就不下240種。
這些有關土地問題的法令法規大都體現了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原則,只要堅持不懈地貫徹執行,中國的土地問題未必不能得到解決。
然而直到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平均地權”主張非但沒能實現,土地問題反而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嚴重。
有人說國民黨在大陸土改失敗的原因是決心不夠大。
曾參與國民黨在大陸土改工作的蕭錚說:“問題的焦點在于決心不夠,只要我們有推行土改政策的決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夠,可以培育,相關經費不夠,可以籌撥。所以這些問題都不足以影響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決心不夠,確實可以影響一切。”
這番話有道理嗎?有,但這并不是根本。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在1961年4月《和老友們的心里話》中說:
“起初跟著季直公(張謇)搞立憲,為了什么?根子上是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勢力,是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權;后來跟著先總理(孫中山)鬧革命,不過是清廷不肯放權,我們就要推翻它,找一個肯放權的上來……”
“再后來,跟著中央倒軍閥,又為什么?蓋我等之鄉土,皆在軍閥之手。不倒軍閥,則家族不能施為,族人不得掌鄉土之權柄也。而后輔助總統(蔣介石)殺共黨,這個簡單,共黨分我等之田,沒我等之財,奪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種種,就是我等老賊之畢生所為,卻無一處可配得上元勛二字,不過滿堂守財奴罷了。”

▲于右任
連于右任這種“德高望重”的元老級人物都對自己有如此反省,國民黨里那些蠅營狗茍之輩嘴上的所謂“革命”、“土改”,又能有幾分真、幾分假呢?
為什么國民黨在大陸的土改一如他們推行的其他改革一樣,認識不可謂不清醒,但是一旦行動起來就是百般掣肘,最后在各種利益的權衡博弈中無疾而終?
于右任其實已經說的很明白了,他們不是不想改,而是不能改,當“老賊”和“滿堂守財奴”們每個人都靠著既得利益吃的滿嘴豬油的時候,如何能改?!
國民黨在大陸依靠的是誰?
他們依靠的不是工人,不是農民,而是地主、買辦、大財閥和資本家。
國民黨的所謂“建黨理想”,從他們與這些剝削階級站在一起的時候,就已經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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