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與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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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蕭條,是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場大危機。
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將美國大蕭條稱之為依舊無法觸及的“宏觀經濟學圣杯”。他戲謔地自稱為“大蕭條迷”:“從那些竭盡全力、試圖解決前所未聞的問題的倒霉政治家們,到那些在經濟災難中表現出英雄氣概的普通人,各種各樣迷人、悲壯的角色充滿著那個時代。并非每個時代都能讓人如此好奇。【1】”
米塞斯、哈耶克、凱恩斯、弗里德曼等,這些曾經親歷這場大蕭條的經濟學家試圖去解釋它,甚至改變它。大蕭條,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學思想在此交鋒。本文從不同學派的角度分析大危機與大蕭條的成因,探尋現實價值。
本文邏輯
一、信貸擴張與大蕭條
二、干預主義與大蕭條
三、貧富差距與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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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信貸擴張與大蕭條
大蕭條是如何產生的?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大危機與大蕭條是兩個概念。經濟危機是一種經濟失衡而不是市場失靈,這種失衡源自某些因素引發的集體性誤判。而大蕭條是一種市場失靈的現象,意味著自由市場喪失了自我調節能力。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均先分析大危機,然后再分析大蕭條。
先看奧地利學派的洞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對經濟危機的發生過程做了完整的演繹,一度成為了一種預言。
是什么引發了1929年大危機?是什么導致了企業家出現集體性誤判?奧派認為,這源于人為干預導致信貸過度擴張,進而扭曲了市場價格和生產結構,導致企業家出現集體性誤判。
米塞斯借鑒了龐巴維克的資本理論、維克塞爾貨幣與利率關系的理論。他解釋,當政府擴張信貸,市場利率與自然利率發生偏差,扭曲了價格信號。企業家被過低的利率吸引進行貸款,同時被價格信號誤導,進行產業擴張,轉而投資更高級/更長周期的生產行業。隨著銀行收縮信貸,融資成本上升,債務負擔增加,一旦企業家的成本難以回收,現金流斷裂,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經濟危機爆發。
哈耶克在此基礎上強調信貸擴張的真實儲蓄和生產結構的時間維度,在《價格與生產》中詳細描述了商業周期的過程【2】。他強調,銀行擴張信貸必須基于真實儲蓄,而是不是自行創造貨幣。自行創造貨幣,扭曲了利率以及商品價格,企業家根據錯誤的利率和價格信號,做出了錯誤的跨期配置決策。
哈耶克在美國期間便認為,20年代美國的經濟繁榮源自于非真實儲蓄的信貸擴張,而且是不可持續的。
但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業周期理論必須解釋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時的美國商業銀行擴張的信貸,到底是不是基于非真實儲蓄。
其實,美聯儲成立到大蕭條之前奉行的是古典主義的清算主義思想。起初,美聯儲發行貨幣的邏輯,多數源自真實的需求和真實的儲蓄。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商業銀行吸收票據抵押向市場提供貸款。這是一筆真實的貸款,商業銀行提供的貸款也是來自真實的儲蓄。商業銀行再用這些票據作為抵押向美聯儲申請貸款。美聯儲聯邦基準率多通過再貼現率來調控,再貼現大多源自銀行的貼現票據的貸款。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貨幣發行邏輯。
但是,到了20年代后期,美聯儲沒有完全執行這種貨幣發行邏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黃金儲備的增加。
一戰后,美國成為了歐洲多國的債權國,大量黃金流入。當時美國實施金本位制度,大量的黃金涌入,美元升值壓力增加,這給美聯儲帶來難題。美聯儲不得不同比例擴張美元。數據顯示,20年代中后期,美聯儲黃金準備金總量上升47.5%,導致貨幣供應總量增加了62%。而擴張美元可能導致美元貶值,引發通貨膨脹。為了降低通脹壓力,美聯儲支持商業銀行向各國發放大量貸款,試圖將美元以國際信貸的方式流出美國。1925年,紐約銀行、摩根公司向英國貸款共3億美元,在此后幾年里也接連向比利時央行、意大利央行、波蘭央行提供貸款。
但是,大量因黃金涌入而主動超發的貨幣依然留在了國內市場,壓低了市場利率。20年代中后期美國的利率水平偏低,應該是低于自然利率。低利率降低了再貼現率水平,低再貼現率一定程度上拉低了銀行的警戒線,讓銀行免于擔憂危急時向聯儲貸款會面臨高額利息。數據顯示,直到1929年,再貼現率才從5%提升到6%。
大規模貨幣流入了股票市場,刺激了股票價格上漲。1928年下半年,股價漲20%,這離不開美聯儲的操作。美聯儲承諾并購買了超過3億美元的承兌匯票,大大刺激了股市情緒。12月31日,貨幣供給總量達到了730億美元,20年代資產泡沫的最高峰。
直到1929年10月28日,股市的崩潰成為了最明顯的信號。隨后股票價格跌落谷底,企業家大量破產,銀行緊縮信貸,大蕭條如同流感一般蔓延到各個國家。
在奧派乃至古典經濟學看來,危機的發生,是市場進行清算、自我調整的開端。隨著市場清算,誤判的企業破產,過剩產能被消耗,市場價格下跌;當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市場需求增加,新的供給出現,產能緩慢擴張,價格逐漸上升;至此,經濟會開始復蘇,錯誤配置的資源歸正。
如米塞斯的弟子巴斯羅德所說,“我們已經看到危機和蕭條究竟是什么了,它們是由高效率的經濟體中的消費者發動的一場恢復性的運動,它們終結了繁榮帶來的扭曲。【3】”
然而,這場經濟危機愈演愈烈,最終成為了大蕭條。經濟學家期待的經濟自我調節和復蘇遲遲沒有出現,自由市場失靈的質疑聲越來越多。而后,凱恩斯干預主義上臺,政府干預思想統治了白宮近四十年。這是我們所熟知的歷史。
那么,真的是自由市場失靈了嗎?
奧派的回答是相反的——正是政府的錯誤干預導致了一場經濟危機演化為大蕭條。在20年代里,美聯儲以及銀行體系擴張信貸引發了這場經濟危機。而危機發生后,政府依然靠信貸擴張、干預價格,繼續扭曲了市場價格,干擾了市場懲罰機制,延緩了市場清算的時間,導致大蕭條持續蔓延。
從需求定律來看,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價格提高,商品的需求量會下降,當價格降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就會增加,經濟自然會復蘇。而大蕭條發生后,聯邦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信貸援助、救濟、維持工資率的政策手段,這恰恰阻礙了價格自由回落。
隨著蕭條的惡化,起初堅持“自愿救濟”的胡佛也倒向了政府救濟。1931年11月,胡佛開啟了建立國家信貸公司(NCC)的計劃,以接濟瀕臨倒閉的銀行。NCC在3個月不到的時間里向575家銀行提供了1.53億美元的貸款。到1932年,NCC被復興銀行公司(RFC)取代,從此大開發放信貸之門。
1932年,RFC獲得政府資金后,上半年就向鐵路、銀行發放了10億美元貸款,保證了許多銀行、信托公司免于破產。隨后,RFC的貸款額度、覆蓋范圍越來越強。1932年7月份的緊急援助建設修正案通過后,RFC可發放資產達到38億美元,可為各州、城市提供農產品、自償性建設項目等貸款。
羅斯巴德在《美國大蕭條》中使用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干預小麥價格【3】。大蕭條發生后不久,聯邦農業委員會(FFB)宣布它將根據小麥市場價格提供1.5億美元的貸款。隨后,胡佛召集農業組織、FFB、土地銀行為農戶提供大規模補貼,試圖以此維持小麥價格。
注意到政府對小麥價格的維持,麥農增加了小麥種植面積,第二天春天,小麥過剩的問題顯露出來了。隨后,小麥價格慘遭下跌。除了小麥,FFB在黃油、羊毛、葡萄產業中采取的穩定價格措施都相繼失敗了。不得已之下,胡佛開始呼吁農民推倒作物、屠殺幼小的牲畜,以減少農產品的剩余。
穩定勞工市場、維持就業和工資率更被胡佛認為是“政府應肩負起的領導責任”。1929年秋天,胡佛連續召集鋼鐵、石油、建筑等行業的行業代表和勞工領袖前往白宮參會,請求他們不要削減工資。因為胡佛以及當時一些經濟學家都認為,維持雇員高工資能夠提高購買力,從而增加消費。
從蕭條期到1931年下半年,美國貨幣工資率一直維持在繁榮期的水平,事實上還增加了10%;而1931年后,工資率也只是小幅下降。胡佛在演講中贊頌此舉,認為企業家“人為維持工資率,優先犧牲紅利與利潤,是商業思維的進步”。但是,這種道德治國方略引來了市場規律的懲罰。
在通貨緊縮時期,維持雇員工資水平不變意味著實際工資在上漲。這對遭受財務危機的企業來說增加了成本負擔,最終只會導致失業情況惡化。從大蕭條起始截止到胡佛離任的1933年3月,美國失業人口在勞動人口的比例達到25%,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近一半。
奧派經濟學家認為,看似主張“放任自由”的胡佛對經濟進行了一系列錯誤的干預,阻礙了價格彈性回落,耽誤了經濟的自我清算過程。由于20年代里屢次人為制造的繁榮乃至危機后的錯誤干預,最終導致了這場無可避免的大蕭條。
02
干預主義與大蕭條
關于大危機,弗里德曼在《美國貨幣史》中給出了貨幣主義的解釋,他將之主要歸因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的錯誤【4】。換言之,弗里德曼與米塞斯、哈耶克類似,認為美聯儲是這場危機的主因。不過,弗里德曼傾向于從美聯儲的機制上去找原因。
實際上,20年代擁有鑄幣權的美聯儲,對于貨幣政策應該服務于什么目標的確缺乏一個清晰標準。在《聯邦儲備法案》中,聯邦儲備體系目標包括,“提供富有彈性的通貨,提供商業票據再貼現的手段,在美國建立更有效的銀行監督”或者“以促進商業和貿易發展”而確定對商業銀行的貼現量。
作為總體的貨幣政策方針,這一規定具有相當的模糊性——比如在特定情形下,美聯儲是更應該把商業繁榮還是金融穩定置于首位——這使得貨幣供應似乎更加受到隨意的人為決策的影響。弗里德曼認為,由于缺乏明確單一的貨幣目標,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因而不可避免的陷入達成不同經濟目標的沖突中。而當時最為明顯的沖突,存在于限制股票市場投機與促進經濟繁榮之間。
20年代,美國的金融市場迅速發展,主要特征是企業融資方式首次從主要依賴銀行貸款轉變為發行股票和債券。1922-1929年,美國商業銀行的投資占貸款額的比例均在40%上下波動,較高的投資比例反映了當時附屬于商業銀行的證券承銷和發行公司的運作,經過這些附屬機構,商業銀行在許多城市實際上變成了債券與股票的承銷商與經紀商。
證券市場的投機行為在聯儲體系內部引起了普遍的擔憂。但關于如何抑制投機性信貸的發放,紐約儲備銀行與聯邦儲備委員會卻產生了意見分歧——弗里德曼認為這是權力斗爭的結果。紐約儲備銀行主張,應立即采取提高貼限率的方式,整體提升商業銀行的借貸成本,從而限制流向證券市場的貸款規模。而聯儲委員會則認為提升貼現率的方式對商業活動而言過于嚴苛,可能限制生產性信貸發放。因而主張采取直接施壓的方式,來防止銀行的過度借貸。1928年5月,聯儲委員會經濟學家阿道夫·米勒就曾召集紐約各大銀行的總裁,警告他們必須減少投機活動。
紐聯儲則并不認為,直接施壓的“道德勸說”能抑制股票市場投機活動。個別受到壓力的銀行或許會減少對華爾街經紀人的信貸發放,但這些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轉而從其他銀行處獲取所需的資金,最終的結果不過是換了一批銀行向聯儲借款,銀行間的借貸重新組合。
在給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回信中,紐聯儲寫道:”(紐聯儲)董事們相信能夠成功影響或控制國內信貸總量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是貼現率手段的應用,如有必要可以輔之以公開市場操作。【5】”
爭議的結果是,聯儲委員會數次否決紐約儲備銀行以提升貼現率來擠壓投資泡沫的提議,而后者亦對直接施壓的策略不甚積極。直到1929年8月9日,聯邦儲備委員會才最終允許紐約儲備銀行提高其貼現率到6%。但紐約儲備銀行認為,此時采取行動已為時過晚。或者說,正是此時的緊縮政策動搖了根基不慎穩固的金融市場,導致1929年危機的爆發。
沖突的根源,除了斯特朗去世后,存在于紐約儲備銀行和聯儲委員會之間的權力之爭,還有聯儲體系自身在兩個經濟目標之間的游移不定:是遏制股票市場愈加嚴重的投機行為,還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
聯邦聯儲委員會試圖從1920-1921的緊縮政策導致的經濟危機中吸取教訓,試圖避免任何中斷經濟增長的舉措。另一方面,金融市場泡沫也已經令人無法忽視。在兩個目標之間徘徊,聯儲于關鍵的1928年-1929年猶豫不決,并錯過了收緊信貸的最佳窗口。
事后,弗里德曼對這種貨幣政策的雙重目標做了直白的批判:“如果聯邦儲備體系的目標鎖定為遏制股票市場暴漲,那么,它是不會在1927年采取寬松政策的。相反,聯邦儲備體系應該在當時而非1928年就采取緊縮政策,而且所采取的措施應當比1928年實際采取的更為嚴厲。毫無疑問,如果當初聯邦儲備體系采取了這樣的政策,牛市會終結。另一方面,如果聯邦儲備體系專心致力于1923 政策聲明中制定的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目標,它在1928年就應采取比實際更寬松的措施……【4】”
最終的結果是,美聯儲采取了一套對打破投機性繁榮而言太寬松,而對保持經濟健康增長而言又太嚴厲的政策。于是,1927年的寬松政策鼓吹了投機泡沫,1928年的逐漸收緊又限制了貨幣供應增長,至1929年的貨幣緊縮后,致命蕭條終于來臨。
弗里德曼的解釋似乎是對政府錯誤干預的可能后果的一種說明。在關于蕭條的解釋中,弗里德曼同樣堅持美聯儲實施了錯誤的貨幣決策。在《美國貨幣史》中,弗里德曼批判,美聯儲在大蕭條期間不作為、亂作為。美聯儲實施了緊縮政策,進而加速了通縮危機。在這一點上,弗里德曼顯然是認可美聯儲作為公共機構的干預作用。
大危機爆發到1933年為止,美國的貨幣存量一直處于持續下降的狀態,1929年,美國流通中的貨幣和票據加上商業銀行存款達到264億美元,到1933年時已經下降至198億美元,如此大規模且持續的貨幣存量下降無疑相當罕見。
實際上,一戰后世界各國實行金匯兌本位(即可用外匯補充黃金儲備作為貨幣發行的基礎),美國的黃金儲量在1929-1933年并非處于持續下降的趨勢中。1930年,美國黃金儲量甚至相對1929年有所上升,從6014噸增至6478噸。
為什么美聯儲實施了緊縮政策?
當時的美聯儲的思想主要是清算主義,傾向于私人機構的避險操作,而不是公共機構的逆周期調節。
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分析認為,在金匯兌本位制度下,美國之所以在黃金儲量上升的前提下貨幣存量反而下降,是因為銀行恐慌和匯率危機導致的貨幣/黃金比率下降。也就是說,銀行恐慌導致了人們兌款需求增加,而為了應對這種擠兌危機,銀行需要提升準備金率;而外匯危機則會導致中央銀行將外匯兌換成黃金,相應地黃金在總儲備中的比率上升【1】。
并且,對擠兌的擔憂不僅促使銀行大幅提升準備金率,同時銀行也會增加對流動性高的資產的需求,因此更少對外發放信貸。在緊縮環境下,銀行出于保護自身資產的考慮作出的決定,進一步加劇了緊縮。
大蕭條時期,美國有1/5的商業銀行由于財務困難而停業,再加上由于主動清算、收購合并等,商業銀行數量因此減少了1/3以上。其中,美國銀行的破產是后來被認為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次事件。
1930年11月11日,美國銀行破產,流失存款額超過2億美元。這是截至當時,發生倒閉的最大規模銀行。在該銀行倒閉前,紐約州銀行檢察布羅德里克提出各種合并方案,試圖挽救它。這些方案最初看起來是有可能成功的,為此,聯邦儲備銀行甚至發布聲明提名了一些理事人選。直到最后一刻,清算所銀行退出,拒絕按照方案向重組后的銀行提供3000萬美元的捐助。
而清算所協會主席對此則只表示,美國銀行倒閉僅僅會對“本地”造成影響。事實是,美國銀行倒閉不僅造成大量儲戶資產流失,其對公眾的信心的打擊更是巨大的。恐慌在儲戶之間蔓延,并且這種恐慌的蔓延并沒有受到地域的限制。
那么公眾信心不足時,有什么力量能恢復公眾信心?伯南克認為是:政府。這大約也是曾經身為美聯儲主席的伯南克為自身的干預政策所做出的最佳辯護。
伯南克認可弗里德曼的判斷,當然在解釋上,使用的凱恩斯主義這套邏輯。伯南克繼承了凱恩斯的思想,認為通縮比通脹更為可怕,往往更難靠經濟的自我調適能力恢復;也繼承了費雪的思想,對通縮-債務螺旋頗為恐懼。
03
貧富差距與大蕭條
關于大危機與大蕭條的解釋,凱恩斯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
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出版了《通論》,其對經濟危機的解釋以及干預政策,受到了政界與學界的推崇。不過,凱恩斯的野心并不止于大蕭條,他試圖論證市場秩序自然走向崩潰,進而引出他的干預主義。
凱恩斯的主張源自一戰。一戰改變了歐洲學者對美好世界的一切幻想,也改變了經濟學的歷史。一戰后的20年代,美國維持了高增長,但是與之相對應的是,英國經濟陷入持續低迷。英國經濟的低迷觸發了凱恩斯的干預主張,他寫文章、演講呼吁政府廢除金本位,降低利率,刺激英國出口;要求政府主張投資,帶動英國閑置的機器運轉,保障工人就業;同時,主張英國家庭婦女多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凱恩斯與卡恩、羅賓遜夫人、斯拉法等劍橋年輕經濟學家組成五人組,經常在一起否定他們的老師馬歇爾的自由主義,討論干預主義主張。當然,馬歇爾的門生庇古、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羅賓斯等經濟學家持反對態度。為此,哈耶克還特意趕赴英國與凱恩斯展開論戰。
但是,時運站在了凱恩斯這一邊。1929年大危機爆發了,作為經濟學家,凱恩斯試圖從一般性原理找到干預主義的微觀根基。準確說是,凱恩斯試圖找到市場自然崩潰的理論基礎。凱恩斯否定了薩伊學說,從需求端出發,將市場自然崩潰的原因界定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通論》中,凱恩斯找到了三個心理規律作為理由,分別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與流動性偏好規律【6】。
凱恩斯認為,由于這三大規律的存在,自由市場定然會走向崩潰。以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來說,他認為,隨著收入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用于消費的占比會減少,而投資的占比會增加,因此經濟越增長,收入越高,消費越不足,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自由市場定然走向崩潰。
所以,凱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說明市場自然崩潰,從而解釋經濟危機的必然性,進而推導出他的干預主義主張。如何干預?
一般認為,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是凱恩斯主張的實踐方案。新政內容包括緊急銀行法,拯救大銀行;農業調節法,給農民發放補貼;社會保障法,給失業工人、殘疾人、貧困家庭發放補貼;以工代賑,擴張基建保障就業。
“新政”的思想到底是否源自凱恩斯?有人說,新政不過是胡佛政府救市方案的加強版;也有人認為,羅斯福其實在效仿蘇聯。其實,“新政”的總設計師是羅斯福的密友、美聯儲第一任主席埃克爾斯。
大蕭條期間,埃克爾斯作為猶他州的銀行家也面臨著銀行恐慌的沖擊。為了應付急于取款的儲戶,埃克爾斯甚至謊稱一家美聯儲的運鈔車中有自家銀行的那一份現金。獲得新鮮信心注入的儲戶散去,埃克爾斯和他的第一國民銀行也成功的活了下來。
這樣的噩夢般的危機,埃克爾斯遭受了三年,事后回憶時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完全依靠自己生存并不是一件愉快的經歷。
憑借與羅斯福的關系,埃克爾斯被任命為第一任美聯儲出席。他改變了美聯儲,將凱恩斯干預主義帶進了美聯儲,從此清算主義退出了美聯儲。當然,他一直否認自己在當時接觸過凱恩斯主義的任何信息。
他擔任美聯儲后一項重要的改革是設立“美國聯邦銀行存款保險”。該保險為小儲戶的存款提供保障,而這保障來自美國政府。也就是說,哪怕銀行陷入倒閉,小額儲戶也能收回自己的存款。保障額度上限最初是5000美元,后逐漸上升至10萬美元。這一制度極大地減少了因擠兌導致的銀行倒閉,也是“新政”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埃克爾斯改變了美聯儲的權力結構,他成立了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將貨幣控制權從12家聯儲銀行中集中到聯儲委員會。他解決了弗里德曼所稱的美聯儲權力斗爭的問題,接著,埃克爾斯實施他的干預主義計劃。
與凱恩斯、費雪以及后來的伯南克一樣,埃克爾斯對通貨緊縮的恐懼大于通貨膨脹。他采用后來稱之為“逆風飛揚”的操作手段,通過擴張貨幣——甚至不惜暫時廢除金本位的方式,以應對銀行倒閉引發的債務螺旋。
埃克爾斯如此判斷:“1929年到1930年的巨大吸力讓少數人吸走了日益增長的當下財富……通過吸走普通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存款用戶也就會拒絕讓自己充當需要商品的有效人群,也就不再認為自己應當將資本積累重新投入到新廠房的建設中。這就像是玩撲克牌,當籌碼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其他玩家也就只能通過借錢的方式繼續游戲。一旦信貸系統出現崩潰,那么游戲也就結束。【5】”
換句話說,1929年出現的急劇通貨緊縮消耗了靠工資收入為生的普通民眾的購買力,他們只能借入更多的債務生活。而另一方面,通貨緊縮則擴充了債權人的財富,少部分人成為受益者。而由不穩定的信貸所支撐的消費一旦崩塌,生產也會相應萎縮。緊接著便是跌入螺旋。
埃克爾斯認為,要中止這一趨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少數人手中的貨幣重新流動起來,而能做到這件事兒的只有政府。政府可以從少數人手中借入閑置資本,再通過各種方式將其交到多數人手中,包括修建公共設施,或對低收入人群提供福利保障,失業救濟,農業撥款等。
到這里我們發現,“大蕭條”是經濟學思想史上的一個關鍵分歧點,古典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在此交鋒,而最重要的戰場就是美聯儲。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類主張:
以哈耶克、米塞斯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信奉清算主義,認為錯誤干預政策導致了大危機和大蕭條,主張以真實的儲蓄供應貨幣,反對信貸泛濫和干預主義,堅持金本位貨幣和自由貨幣。
以凱恩斯、埃克爾斯、伯南克為代表的干預主義,對自由市場不信任,畏懼通貨緊縮,主張以央行作為公共機構,向市場注入信用,實施逆周期調節,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以弗里德曼代表的貨幣主義,在以上兩者之間屬于“中間路線”,認為錯誤干預政策導致了大危機和大蕭條,同時也認可央行作為公共機構的信用價值;因此,在具體方法是,弗里德曼主張的是最自由化的法幣制度,即匯率自由化和利率自由化,同時采用單一目標制和定額發行貨幣的方式約束央行——弗里德曼認為,美聯儲應該被一臺計算機所取代。
最后,大危機與大蕭條的成因到底是什么?
我認為,大危機的直接原因是20年代中后期的信貸泛濫,而深層次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信貸泛濫這一點上,哈耶克、米塞斯與弗里德曼、伯南克的主張是一致的。斯特朗時代的美聯儲沒能完全堅持清算主義,在黃金涌入的情況下,使用了大量黃金準備超發了貨幣。
不過,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歧很大,哈耶克、羅斯巴德與弗里德曼都不會同意。弗里德曼還否定了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大心理規律。其實,有效需求不足在當時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凱恩斯所說的三大心理規律造成的——弗里德曼是對。換言之,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市場的必然性,也不能說明市場失靈。而大危機時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是社會制度問題。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夠完善,農民、工人及底層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導致收入分配失衡。在大危機前夕,美國的貧富差距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很多家庭在舉債度日,缺乏真實的購買力,制度因素導致了有效需求不足。
比如,在鍍金時代,美國大選,當時接近一半的選票來自城市的工商企業人士,而婦女沒有投票權,很多農民及底層民眾可能因投票成本高而自動放棄。這時的制度容易向工商界傾斜,不利于底層民眾。直到一戰時期,威爾遜總統推出一系列民權法案,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變。比如,第十九號憲法修正案確立女性投票權,亞當姆森法案規定鐵路業工人享有8小時工作限制,萊克頓反托拉斯法將反壟斷擴大到價格歧視等普遍性問題,基廷-歐文法案減輕童工問題。
不過,從制度的角度去探索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容易被指責為馬先生的道路。凱恩斯對此頗為忌諱,而當時多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未將制度納入經濟學的考量。這導致了大蕭條后經濟學沒能走上正確的道路。
大蕭條的直接原因是干預主義,深層次原因還是有效需求不足。
這兩個層次都可以用需求定律來解釋。干預主義阻礙了市場清算的時間,打破了市場的競爭公平,拖延甚至加劇了危機,導致了大蕭條持續蔓延。斯蒂格勒認為,大蕭條時期許多國家提高關稅,實施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阻礙了要素自由流通,實際上加劇了全球大蕭條。
當時的社會制度問題導致貧富懸殊巨大,普通家庭有效需求不足,這使得市場清算的力度更加大,價格指數下降幅度要比一般的危機更大。根據需求定律,在貧富懸殊巨大的市場中,當價格下降到相當程度,普通家庭才買得起,這時市場才真正觸底,市場供應增加,就業率上升,經濟緩慢復蘇。這個探底的過程可能會延續很長時間,這就是大蕭條。但是,這依然不能說明市場失靈。
可見,公正的制度是自由市場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當然,公共機構,如政府及央行,也有其公共信用價值,關鍵是如何使用它——弗里德曼的道路是最自由化的法幣,布坎南的道路是憲政約束,哈耶克的道路是引入競爭。
再看如今全球經濟與貧富差距:大蕭條,歷史照進現實。
參考文獻:
【1】大蕭條,本·S.伯南克,宋芳秀、寇文紅譯,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價格與生產,F. A. Hayek,許大川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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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國貨幣史,米爾頓·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巴曙松、王勁松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5】美聯儲,威廉·格雷德,耿丹譯,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6】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高鴻業譯,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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