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時候才能開放國門?
作者:北方朔風
最近一段時間,輸入性疫情讓大家感覺到了不小的壓力,而與此同時,關于何時可以開放,可以放松各方面的管制的話題,依然是討論的熱點。這并不奇怪。在一年多以來的漫長戰斗之中,大家可以說都十分疲勞,希望回到之前的生活,這本就是人之常情。而對于這個問題,各路專家與意見領袖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不出意外的,里邊又夾雜了一些刺耳的奇談怪論。雖然大多數不值一駁,但是什么時候可以開放國門,放松管制確實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最基本的問題說起,為什么要開放?是為了人民群眾有著更高的生活質量,畢竟人是吃五谷雜糧,有喜怒哀樂的;是為了經濟的發展與恢復,沒有經濟的穩定,很多事情會變得很麻煩;是為了與外界更好的交流,在全球化的今天,和外界的交流已經成了必需品了。
這三點其實在現在的情況下,也并不是不能完成,相反,因為優秀的疫情控制,我們這方面做的實際上比大多數國家都好。當共存派給某些地區的開放進行贊美的時候,完全沒有注意到那些“開放”實際上比現在中國的管理措施都嚴格一些。當然了,也或許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吧。

我們不妨做這樣的假設,假設因為開放,國內疫情出現了大規模的回升,醫療系統受到了明顯的沖擊,這個時候,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自然無從談起,而,從東南亞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新冠的破壞力有多么巨大,對于服務業的打擊也是接近毀滅性的,這對于經濟意味著什么,我們不必多說。
至于某些人最關心的“對外交流”,按照這一年多以來的種種事情,那些國家不落井下石就很不錯了,這反而比起一開始更糟了。也就是說,不能為了開放而開放,為了迎合“國際輿論”而開放。所以,開放必須在不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情況下去進行。而從部分疫苗接種率很高的地區的數據來看,即使高接種率情況下,全面開放也會冒著巨大的風險。也就是說,想要全面開放,必須要讓輸入風險降到最低,而這并不是我們能決定的問題,這是全球疫情的問題。
至于共存派的另一個理論,新冠病毒毒性會自然降低,也顯然是不靠譜的,這次輸入性疫情之中,重癥患者比例比之前高。事實證明,傳染性與癥狀的嚴重性是不矛盾的,實際上,傳染性最強的德爾塔毒株,比原始毒株死亡率高了不少,而部分亞種的情況會更糟糕一些,甚至會多出來一些原始毒株基本沒有的復雜并發癥。在這種情況下,談共存,是違背了科學的基本精神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群體免疫的社會達爾文精神至今沒有結束——即使多個機構的研究證明,感染新冠之后的免疫力,持續的時間遠遠沒有想象之中那么長,即使新冠的長期后遺癥,被大量的數據證明了一次又一次。

當然,怨言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部分部門和部分邊境地區,這一年多以來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從實踐也證明,很多防疫措施的實施方略是需要調整的,比如說在邊境地區設立緩沖區的思路,就有一些值得反思和改進的地方,如果能利用總體防控形勢上的優勢,對這些高壓部門和地區,進行人性化和科學的改進,無疑從整體來說都是有意義的。對于具體的改進,不同的部門與專家存在不一樣的看法,每個人有各自的道理,出發點都是希望工作做的更好。但是,現在就希望馬上打開國門的,恐怕確實不是傻就是壞了。
可以這么說,我們什么時候開放國門,取決于全球疫情什么時候能得到控制。新冠大流行什么時候結束,無疑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即使是最優秀的科學家,對于這個問題也不敢給出一個準確的回答,畢竟我們面對的對手是一個十分多變的陰謀家。科學家也只能通過與交手學到的經驗給出一些不準確的估計,樂觀的估計一兩年就可以得到控制,悲觀的覺得疫情要伴隨這一代人終生,各自有各自的理由。筆者也很難說哪種說法更準確一些,但是我們不妨從其他角度進行一些估計,比如說政治的角度。
雖然病毒這種東西只講究唯物主義,不講政治。但是在各國的抗疫之中,政治壓倒科學是日常,所以從政治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內容。比如說,在最近的g20峰會發表的宣言里邊有一條,2022年中旬的時候,實現全球70%的疫苗接種率。
這個數字是標志性的,按照之前樂觀的估計,實現70%的接種率就可以控制新冠大流行,也就是這個接種率就意味著新冠流行結束,之前也有疫苗公司的ceo說過這個時間點。可以說,這也算是個政治上的時間表了。如果2022年中能實現對大流行的控制,那么再過一段時間之后,我國未嘗不可選擇一定程度的開放策略,但是問題在于,能做到這一點嗎?恐怕是很難的。

70%接種率可以限制大流行是一開始世衛組織估計的數據,我國之前的宣傳里邊,也有疫苗接種率達到了多少之后,就可以開放的說法,但是多個接種率超過70%的發達國家的疫情反彈,都證明了這個數字實在是太低估對手了,這個接種率并不足以完成阻斷。實際上,部分接種率超過80%的地區,也都出現了疫情的明顯反彈。
這也算是十分正常的現象,疫苗的防御力即使對于個體來說,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只要接觸的次數夠多,總會有感染的時候。而更復雜的是,部分突變株對于疫苗有著很強大的逃逸能力,好在這些毒株里邊目前還沒有出現傳染性特別強的存在,流行往往局限于當地,不過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也實在是難以預測。
而更加微妙的是,這個70%的接種目標,想要實現也不太容易。因為現在疫苗接種的阻力比想象之中復雜。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疫苗的數量是絕對過剩的,但是疫苗接種率到了一個水平線之后就上不去了,因為剩下這些人,或是因為宗教,或是因為政治觀點,選擇了反疫苗這條路,而這些人的觀點,往往是很堅定的。發達國家也沒什么辦法改變這一點,即使是以強制手段,難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情況就更糟一些了,發展中國家難以得到足夠的疫苗,理論上明年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會緩解,但是實際上發達國家囤積了遠超他們用量的疫苗,并且加上加強針的可能性,明年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數量可能依然不足,而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情況,很多國家與地區并沒有意識到疫苗的重要性,甚至至今為止部分國家對于新冠的態度還選擇裝作無事。發展中國家的疫苗接種壓力也會非常巨大。
從這些事實之中,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如果不想讓新冠輸入性風險導致我國之前的防疫努力崩盤的話,2022年年中這個時間點,可能性是不太足夠的。
那么,如果70%的接種率都難以控制大流行,怎么樣才能控制大流行呢?這個問題也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無數專家都不敢下定論,不過從各種研究之中,我們倒也能看出來一些思路。
首先,疫苗接種依然是重要的,雖然疫苗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無論是從控制傳播還是降低病死率來說,都有著巨大的價值。如果全球疫苗接種率可以上升到90%或是更高的水平,疫情的情況肯定是比現在好不少的,只是考慮到疫苗的種種阻力,這個數字暫時是達不到的,遠期來看什么時候能達到,也難以預測。而針對危險人群和變種毒株,疫苗的加強針也會是一個很好的選項,這也算是公認的結果了,某些科學家甚至預言,未來人類每年都要注射不同型號的加強針,用這種方式實現“共存”,當然,筆者覺得這不是個很好的結局。

除此之外,社交距離與各種防護也是有必要的,雖然這一點已經強調了無數次,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口罩的價值,但是數據已經證明了無數次,口罩和社交隔離可以高效的降低傳播能力,如果想要結束全球大流行,口罩與社交隔離必然會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很多時候,民粹主義總是會壓倒科學,而現在,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歡口罩,筆者也實在是想不出來扭轉這個思潮的辦法。
除此之外,方便的抗病毒藥物也是很重要的,一款可以口服的,副作用很小的小分子抗病毒藥物對于降低傳染性與病死率有著巨大的價值。比起來需要注射的單抗,小分子藥物便宜也方便很多,按照指南,早期使用這些藥物,可以顯著降低癥狀嚴重性,降低整個醫療系統的負擔,醫療系統過載的閾值會明顯提高,這無疑是很棒的選項,只是問題也在這里。
之前默沙東的這個抗病毒藥物,在開放了仿制之后,印度仿制品的臨床試驗得到了差異很明顯的結果,這并不是因為這個藥不管用,而是因為這個藥物需要在早期,癥狀相對較輕的時候使用,而印度的癥狀分型標準不一樣,所以效果不佳。實際上,很多抗病毒藥物都有類似的特性,比如說針對流感的達菲,就需要在流感初期使用才管用,如果過了有效時間,可能就完全沒用了。

這個效果想要發揮出來,流行病學調查和核酸檢測能力是要配套的,如果等癥狀嚴重了再用,那幾乎是浪費藥物。而發達國家的核酸檢測成本一直不是那么親民,今年甚至有部分保險公司把核酸移除報銷內容的傳聞,而流行病學調查,則陷入了要不就是沒什么能力,有能力的則是選擇被動的模式,要知道,國內多次輸入性疫情被控制的關鍵,就是積極的流行病學調查。只是考慮到錯綜復雜的情況,筆者也實在是不想去評判那些流行病學工作者,他們或許也是沒什么選擇吧。
除此之外,想要終結大流行,各國之間的合作,也必須精誠團結,但是從新冠溯源的罵戰,發達國家囤積疫苗等等事情看來,在這個民粹主義盛行,全球經濟不穩定,全球治理系統亟待改革的現在,各國不公開翻臉就已經不錯了。只是,新冠似乎不是很在意這種東西。而這些東西不去改變,我們也很難改變防疫措施,畢竟,對于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負責,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一年多之前,武漢宣布封城的那個夜晚,筆者和朋友在網上討論了很久,這個疫情會如何走向,當時無論是悲觀的或是樂 觀的,都沒有想到疫情會如此發展,現在看來,新冠的大流行最起碼還要持續一段時間,也只有等到真正春暖花開的時候,我們才能負責任的打開大門,至于這個時間是要以月,年或是其他時間計量標準做單位,這就不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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