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融入城市很艱難！
城鎮化進程下的農民工群體
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正處在快速發展的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持續流入到城鎮。
根據國家統計局定義，“戶籍仍在農村，年內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被稱為“農民工”。
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約為2.86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20.2%。
從農民工輸入地來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數量最多，占到了農民工總量的53%。中部、西部地區的占比分別達到了21.8%和22.0%，東北地區占比則相對較小，僅為3.0%。
不過，2020年，我國農民工數量比上年減少了517萬人，下降幅度為1.8%，這也是我國農民工人數近年來首次出現下降。
其中，跨省流動的農民工數量下降的最多，比上年減少了456萬人，下降幅度為6.1%，而省內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量則與上年數據基本持平。
也就是說，目前，我國農民工總體數量有所減少，流動的半徑也進一步縮小。
其實，從2010年起，我國農民工人口數量的增幅就開始逐年下降，并與總勞動人口（15-64歲）的數量變化高度相關，二者的峰值均出現在2010年，此后便持續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國老齡化問題不斷嚴峻的背景下，農民工的老齡化現象也日漸凸顯。
在2008年，我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4歲；而到了2020年，則變為41.4歲，比我國所有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38.8歲)大了將近3歲。
從年齡結構來看，我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49.4%，比上年下降1.2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比上年提高1.8個百分點，占比繼續提高。
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大量老齡民工自然的退休歸鄉，而新進入市場的青年民工數量不足，難以補充老齡民工自然歸鄉造成的人口空缺。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目前我國有超過7500萬的高齡農民工將在5年內退出勞動力市場，這意味著，未來我國農民工的數量很可能會繼續下降。
此外，近年來我國戶籍政策調整，部分農民工被劃入城鎮人口的范疇，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農民工在統計意義上的數量下降。
比如在2018年，我國自然增長人口為530萬人，進城農民工數量減少了204萬，而城鎮人口卻增加了1790萬，可見農村戶籍城鎮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農民工——我國占比龐大的特殊群體，改革開放以來，這些背井離鄉的普通人，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底層動力，支撐起了我國基礎制造業大國的地位。
“農民工”一詞最早出現在官方媒體，是1984年社科院張雨林發表的《社會學研究通訊》。沿用到現在，這一稱謂卻被認為帶有了一定的歧視意味。
此前，人大代表還曾提出“倡導各方媒體在宣傳上，不使用‘農民工’等歧視性語言，讓業者有尊嚴”。
客觀來說，“農民工”是否為貶義詞？
如果僅從“農民工”的定義上來看，顯然是中性的。
但是現在，提起“農民工”這一稱謂，我們會想到什么？
是平日里文化水平較低帶著地方口音和泥土味的臨時工、是寒暑天里灰頭土臉在工地忙碌的身影、是新聞里被拖欠血汗工資的弱勢群體，還是背著蛇皮編織袋在綠皮火車里吃泡面奔波的異鄉人？
這些刻板印象確實不算中性，而“農民工”稱謂褒貶意味變化的背后，其實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背景下，農民工群體較低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體現。不可否認，這的確影響到了我們對“農民工”這一稱謂的印象。
“回不去的家鄉，融不進的城市”——這句話可謂凝結了農民工復雜的集體記憶。
而農民工的城市融入，也可以說是我國當代涉及人數最多、范圍最廣、內容最深刻、形式最豐富的一場社會變革，并與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社會政策變革的過程密切相關。
跨越近半個世紀的“融入”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為確保重工業和城市的優先發展，建立了計劃經濟主導下的、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體制。
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把城市與農村人為分割，構建了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兩種身份，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戶籍壁壘、兩種不同資源配置制度，如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
這些制度設置使得城鎮戶口附帶了各種特權和福利，形成了城鄉不對等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隨著城鄉間經濟水平的逐漸拉大，城鄉結構的二元差異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空間結構的差異，也成為了一種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差異。
過去幾十年里，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的差別，亦逐漸帶有了“社會階層”的性質。
二者原有的身份區別不但表現在職業、生活和身份方面的社會地位差別，還體現在公民權利、公民資格、公民待遇和社會交往關系等方面的不平等，導致社會群體間的隔閡、歧視和排斥現象不斷產生。
有人出生就在羅馬，有人生來就是牛馬。
回顧我國農村人口融入城市的歷程，1984年可以作為一個歷史起點。
1984年1月，《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發布，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入城鎮務工經商，這是國家層面自1952年限制農民工進城就業后的關鍵性政策轉變。
在此之前，雖然有零星少量的農民進城務工，但并不被政策和法律所許可。1984年的政策出臺后，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成為了有國家政策許可和法律保障的社會人口流動。
在這一階段，農民工主要從事的是城鎮居民不愿干的勞苦活，如環衛工、建筑工、礦工以及流水線操作工等，雖然此類工作通常勞動環境較差，強度較大，工作時間長，且工資收入微薄，但與田間農耕相比，收入的水平和穩定性都得到了提升。
此時，除了部分城市居民有一定的心理隔閡和社會偏見外，并無更強烈的社會排斥行為。
而在1992年“南方談話”后，城市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企業承包責任制推行，民營經濟和外向型經濟崛起，城市煥發了新的經濟活力，這也為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就業提供了強大的“拉力”。
這一時期，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人數急劇膨脹，而且城市就業體制改革后，企業有了自主權，更愿意使用工資較低的農民工而不愿使用城市居民，這使城市居民的就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
地方政府為了保證城市居民優先就業，還出臺了相關就業限制的政策，如北京市勞動局就規定：下崗待業人員達到10人的企業，原則上不準招用外地務工人員。
與此同時，大量人口的涌入，導致城市交通擁堵、醫院人滿為患、物價高漲，城市的治安問題也十分突出，市民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使得農民工與市民的關系較為緊張，排斥現象也比較嚴重。
進入21世紀，我國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施城鄉統籌發展戰略，推動全國勞動力市場逐步一體化，也出臺了一系列有關農民工的勞動就業、工資報酬、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城鎮落戶等方面的政策規定。
2013年，農民工城市融入問題得到了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是從國家政策層面首次提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按國家發改委文件，在2021年，“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實行積分落戶政策的城市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這在具體方法和措施上保證了農民工的城鎮落戶和身份轉換。
而農民工經過長期的城市文化接觸、感受和潛移默化，在生活方式，行為方式、風俗習慣、心理意識等方面積極與城市適應和同化，逐漸為市民群體所認同和接納，這也給農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了社會群體關系的支持。
從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農民工經歷了“不斷擺脫被歧視、排斥的邊緣化狀態，逐漸走向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的過程，目前的發展態勢較為良好。
新生代農民工，已經不一樣了
今年8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網發布的《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達50.1%，就業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報告一出，“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稱呼就引起了廣泛的熱議。
其中，程序員由于此前就常常被大家稱為“碼農”，所以網友紛紛調侃道：“碼農”這個戲稱可算有了官方的認證，多年別號終于轉了正。
而“新生代農民工”熱議的背后，一定程度上還是體現了目前人們對“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刻板印象——從事IT行業的白領人才，收入極為可觀，到頭來怎么還是“農民工”？
實際上，“新生代農民工”并不涉及價值判斷，是與前文提到的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早期階段相區分，指的是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進城從事非農業生產6個月及以上的，常住地在城市，戶籍地在鄉村的勞動力。
也就是說，“新生代農民工”與工種和具體職業無關，主要是戶籍狀態的區分。
早在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就有了“新生代鄉籍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鄉籍工問題，讓新生代鄉籍工市民化。
事實是，在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農民工正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農民工代際轉換正在加快。
剛才我們也提到了，2020年我國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49.4%，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已經占到農民工的一半左右了。
學界的大量研究也表明，我國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開始出現了明顯的代際分化。那么，新生代農民工有何不同？
新生代農民工是在改革開放的巨變與繁榮中長大的，他們很早就進入城市生活，往往沒有務農經歷，游離于城市和鄉村之間，他們不像父輩那般依戀鄉村，可以說是對農村沒有感情，反而對城市更為熟悉和向往。
此外，新生代農民工的學歷水平、學習意識都在提升，正加快向新型技工轉變，職業選擇也更加多元。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還通過自身努力成功考入重點大學，具備了較高的文化水平，他們中很多人有能力從事IT行業，也能勝任更多高新技術類行業。
根據《2021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現狀調研報告》，95后新生代農民工中，80.5%的人擁有中專或高中學歷，44.26%的人掌握制造業技能。
95后新生代農民工比父輩更希望留在城市打拼，而且他們的努力以及焦慮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63.11%的受訪對象表示，找工作主要難在技能跟不上很多工作的要求；69.1%的受訪對象表示，愿意自己花錢學習職業技能。畢竟人人都想生在羅馬，人人都不想做牛馬。
過去，老一代農民工離開家鄉來到城市，用汗水帶來了中國制造的底層動力，推進了我國工業發展、城市建設，大量企業的利潤也建立在廉價使用農民工基礎之上。
而無論城市發展到什么程度，其本質都是以人為核心。如今，在我國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問題日漸嚴峻的背景下，人的流動方向將決定城市未來的發展前景。
如何吸引高素質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流入、如何讓更多新生代農民工愿意留下來，將成為很多城市的頭等大事。
這考驗著城市和相關企業的智慧，也需要做出針對性改變，比如通過日趨公正的制度環境和更親切的人文關懷，增加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引力。
切實的政策措施是核心
隨著近年來我國政策改革和社會進步，戶籍制度所蘊含的身份地位差別有所縮小，但由于路徑依賴、制度慣性和觀念轉變的長期性，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針對人大代表建議媒體不使用“農民工”等歧視性語言的倡導，深圳市人社局在答復函中表示，“對照相關法律法規、對標中央主要媒體報道，我市雖不能要求本地媒體不使用‘農民工’表述，但也將結合深圳實際，引導新聞媒體多使用‘來深建設者’表述，并指導督促本地媒體加大對來深建設者宣傳力度。”
盡管人大代表的提議和深圳人社局的答復初衷是好的，但卻只考慮到了問題的表面。不稱呼為“農民工”而改稱“來深建設者”，聽上去好像高大上了，而實質上有什么改變呢？
農民工社會地位低下，難以共享城市公共服務的尷尬處境，并不會因為稱呼的變化而變化；農民工背井離鄉奮斗在城市建設一線，到頭來卻陷入“回不去家鄉、也融不進城市”的困境，不會因此而破解；農民工做著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活，微薄的血汗錢卻仍然要承受年底不能足額拿到的風險，也不會就此降低……
就像牛馬被叫成“八百里”、“颯露紫”，好聽是好聽，本質照樣還是牛馬，逃不了被分食、被射死的命運。
“農民工”這一稱謂的褒貶意味，本就不是這個詞語本身帶來的，實際上，正如前文提到的，這個稱謂之所以讓人感覺有歧視意味，是因為長期以來，“邊緣化”的農民工群體在我國較低的經濟和社會地位。
目前農村勞動力人口向城市流動的總體態勢沒有改變，而戶籍制度改革的滯后、流入地城市民對農民工的社會排斥，使得我國農民工的邊緣化問題依然較為突出。
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在國家層面制定長遠的相關政策，改善城鄉間在教育機會等方面存在的結構不平衡狀況，還需要集中梳理城鎮地區對外來人口相關的歧視性政策措施。
通過完善相關制度，消除針對農民工的準入障礙，打破勞動力市場的職業隔離，建立公平、開放、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民工獲得平等的就業權。
以農民工工資為例，每到歲末年初，工資問題就是關系到農民工群體切身利益的大事。
而保障農民工工資及時足額支付也應是備受政府關注的大事，近年來，這也的確成為了我國每年接近年末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
特別是今兩年以來，受國內外復雜嚴峻環境和疫情多點散發等因素影響，我國中小企業應收賬款增長較快、被拖欠情況增多。
12月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強調，保障農民工及時足額拿到工資，是關系農民工家庭基本民生的大事。
會議不僅部署了清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和保障農民工工資及時足額支付的措施，并審議通過了“十四五”職業技能培訓規劃，加快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
從切實的政策法規入手，促進農民工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的解決，才是目前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參考資料：
國家統計局：《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http://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232.htm
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jiuye/gzdt/202108/t20210816_420736.html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關于第20210698號建議的答復函http://hrss.sz.gov.cn/gkmlpt/content/9/9139/post_9139146.html#1643
經濟日報：《“農民工”不再是體力勞動者代名詞》https://view.inews.qq.com/w2/20210824A0290H00?pushid=2019021600&refer=wx_hot
每日經濟新聞：《國務院加大力度整治拖欠中小企業賬款》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1-12-02/2022626.html
工人日報：《《2021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調研報告》：近七成95后農民工渴望職業培訓》http://www.workercn.cn/34168/202107/28/210728102201545.shtml
黎紅.從嵌入、漂移到融合：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研究[J].浙江社會科學,2021(06):95-102+159.DOI:10.14167/j.zjss.2021.06.012.
杜海峰,王薇然,李石花.代際視角下農民工社會融合現狀及影響因素研究[J/OL].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3[202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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