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富挖古墓”?民族罪人 任何惡毒語言形容盜墓賊都不為過

考古是官方盜墓?
隨著三星堆遺址的再次發掘,關于考古和盜墓的討論又重新熱了起來。
考古不是盜墓,這是常識,然而就在這次討論中,也不乏有些異類公開唱反調,公然說出了“考古就是盜墓”的言論。比如下面這位。

甚至還有無良自媒體這么說。


這種說法對嗎?當然不對,不僅不對,還很荒謬,簡直就是喪盡天良,一百多年以來為了保護中國文物而前赴后繼的考古工作者們,他們的努力就被這句話抹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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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考古不是盜墓
先來看考古學的定義: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歷史的一門學科。
從這個定義就能看出,考古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探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過去的歷史文化。
這很好理解,你說你歷史悠久,文化燦爛輝煌,但你得拿出實物來佐證啊,僅僅是史書記載,真實性就大打折扣。
你說你的青銅文明很發達,直接把后母戊鼎(以前課本上叫司母戊鼎)放那,肯定沒人敢說一個不字。
這就是文化自信。某個經常想偷我們文化的國家,就沒這么硬的底氣。
只有200多年歷史的美國,就更沒有底氣了,發現了70多年前在二戰中沉沒的印第安納波利斯號巡洋艦,就列為了“十大考古發現”。

而且,即使有典籍記載,但經過不同朝代的演繹,有些史實可能也會模糊不清。
孫子和孫臏,現在我們都知道是兩個人,但其實自宋代起,關于孫武和孫臏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到底是誰人所作的爭論,就一直不休。甚至有人認為,《孫子兵法》為三國曹操所著,書中所提“孫子”為春秋時期的伍子胥……
直到1972年,這個困擾中國史學界多年的問題才得以解決。
當時,臨沂衛生局基建工地正在銀雀山上施工,施工工人挖出了一座大型古墓,這座大墓就是銀雀山漢墓。很快,經考古發掘,兩座墓葬中發現了大量存有文字信息的竹簡和陶器、漆木器、銅器和錢幣等文物。

這其中就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各幾百枚。后經研究,最終證實了孫武、孫臏并非一人。他們相差百余歲,各侍其主,并各有兵書傳世,終于破解了1000多年的謎團。

這就是考古的魅力,用現在的發現,去和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的祖先互動,最終證明我們來自哪里。
對比之下,盜墓賊的出發點,是為了發財,而且由于盜墓賊根本沒有文物保護意識,在盜掘的過程中,對文物的大肆破壞,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比如,盜墓賊一旦都是見好的就拿,一套杯子有10個,上面是一副連環畫,被他拿走了3個,一旦追不回來,剩下的就不是一套,這套杯子的學術完整性就沒有了,研究價值就大打折扣。
位于青海的血渭一號大墓,2017年曾遭盜墓賊破壞性盜挖。盜墓賊為了方便把文物運出盜洞,直接把青銅鼎打碎,為了尋找藏寶洞,直接把唐墓壁畫砸成碎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不得不對血渭大墓進行搶救性發掘。
而說到搶救性發掘,就涉及到考古學的倫理問題了。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包括郭沫若、沈雁冰、吳晗在內的一批文化官員提出關于明長陵的發掘計劃,但是因為其規模太大,難度太高,就選定規模較小的定陵先進行試掘。
從科學考古的角度而言,當時的中國既缺乏發掘經驗,也存在很多技術難題。因此發掘帝王陵墓的計劃遭到包括鄭振鐸、夏鼐在內的考古學界人士的反對,但是并未奏效。

▲定陵發掘現場

▲萬歷皇帝的骨架呈現身體側臥的屈肢葬法
雙腿微曲如睡眠狀的“北斗七星”葬式。
定陵被發掘以后,由于簡陋的保護設備和考古技術水平,地宮打開后,不少有機質的珍貴隨葬品如絲織品等,在接觸到空氣之后出現了霉變、板結、損壞嚴重等問題,大量文物未能保存下來。
有了前車之鑒,因此,當全國各地掀起挖掘帝王陵墓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作出了“我們不能把好事做完,此事可以留作后人來完成”的批示,其余陵墓不再進行挖掘。
以發掘定陵為起點,此后我國的考古工作逐漸轉向非主動性發掘。我國現行文物工作基本方針可概括為十六個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而保護是放在首位的。可以理解為,能不動土就不動土,能推后挖掘就推后挖掘,等考古技術發展得更先進的時候,再發掘也不遲。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考古發掘,很多都是工地上發現了古墓,或者古墓被盜之后進行的搶救性發掘。
盜墓賊將盜挖的文物銷贓,最后導致大量文物下落不明,對中華文明、民族瑰寶的損害也極大。
位于甘肅省禮縣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是秦國統治者先祖墓地,1993年,遭到了大規模盜挖,全縣36個鄉鎮中有18個鄉鎮的人參與,最多時一次出動300人,山坡上竟然出現了向盜墓者出售伙食的餐飲攤位。
“若要富,挖古墓,一夜變成萬元戶”的順口溜,也成了當時禮縣最為流行的語言。

▲被盜墓賊賣到法國的先秦金鷙鳥,國家一級文物,但因具體出土墓地及出土情況不詳,究竟是周朝秦人文物還是從西方傳來,仍是不解之謎
盜挖中,伴隨著大規模的文物破壞,帶有精美紋飾的金器竟然以每克85元的價被當場賣掉,大量文物流向海外市場。
最終的結果是,這兩座基本被盜挖一空的秦公大墓,因為沒有足夠的文物證據,致使專家學者無法確認它的主人,成為秦國歷史的一個謎團。
這對研究先秦歷史,無疑是一個重大損失。
2
百年之禍,文物流失的“外患內憂”
盜墓賊對中國文物的破壞確實可恨,但驅使他們鋌而走險干這種欺師滅祖的勾當的源頭,國外的買家可是“居功甚偉”。
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有統計,僅在海外47個國家的218家博物館中,就有中國文物167萬件。而流失海外民間的中國文物,估計是館藏數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萬件,其中,30年間,僅流入美國就達230萬件。
中國文物的流失與破壞,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建國前和建國后。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文物流失的“悲慘之路”就開始了。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鴉片戰爭以來,超過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失到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
這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幾乎涵蓋了所有文物種類,包括書法、繪畫、青銅器、玉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漆器、絲織品等各類珍品中國文物。
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能帶走的都掠奪走,不能帶走的就銷毀殆盡,粗略統計圓明園文物被掠奪的文物約有150萬件。

▲英法聯軍掠走,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東晉顧愷之創作。
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特許士兵3天時間公開搶劫,所搶奪的財物歸私人所有,“自元明以來之積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國寶奇珍,掃地遂盡。”包括《四庫全書》和《永樂大典》在內的無數宮廷所藏、古籍文書、珍奇寶物被洗劫一空。

▲大英博物館的中國館一角
至于打著探險隊的名義來中國搜刮掠奪文物的外國人,到底盜走了多少中國文物,難以計數。敦煌莫高窟的例子只是無數偷盜事件中的一個代表。
舉一個冷門的例子,1928—1934年,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和美國人華爾納花六年時間,在洛陽金村挖開八座東周天子大墓,盜走8000多件國寶級別的玉器、銅器、金器、銀器、漆器、錯金銀銅器等天子陪葬品,除三件最終留在了國內,其余全部運往國外,至今流失在美、加、日等國。
抗日戰爭中,大量的中國文物又遭到損壞、流失。
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宮廷顧問九鬼隆一就親手制訂了“戰時清國寶物搜集辦法”,掠奪中國文物成為日本侵略者侵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么十四年抗戰,侵華日軍共掠奪了多少中國歷代文物?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后,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戰時文物保存委員會”曾統計過,最終形成的《中國戰時文物損失數量及估價目錄》中,列出了戰時中國被劫遭毀公私文物,共計有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
但這僅僅是有據可查的,由于種種原因無據可查的就不計其數,有專家統計,從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后迅速占領東北全境,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在長達14年的戰爭中,侵華日軍的瘋狂掠奪、肆意焚燒和炮火的催殘,以及因戰禍受損或失蹤的中國文物至少在1000萬件以上。

▲電影《舉起手來》就是圍繞保護中國文物展開的
而建國后,一直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其實還算太平,甚至馬王堆漢墓、曾侯乙墓、秦始皇兵馬俑等震驚世界的考古發現都是在這一段時期發現的。
但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盜挖、走私文物的沉渣開始泛起,一直到90年代到達頂峰,有考古專家甚至痛心疾首地說過,“對文物最大的破壞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問題嚴重程度超過以往各個年代。”
無數盜墓賊懷著對發財的強烈渴望,抱著賭徒的心態,走上了盜墓的犯罪之路。
從局部到全國,從少數不法分子犯罪,到群眾性的大規模群盜群搶;從偷偷摸摸的盜竊犯罪,到明目張膽的暴力抗法;從個別的盜墓賊,到成規模的黑惡勢力武裝集團;從鋤頭鐵鏟盜掘,到炸藥爆破和推土機作業;從國內銷贓,到跨國走私販賣……

20年間,“要致富,去挖墓,一夜就成萬元戶”的順口溜從陜西、甘肅、河南、山西等文物大省風靡全國,同時,從這些省份興起的文物犯罪風氣,也很快就席卷全國。
這股盜墓走私文物的狂潮,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參與者之多,涉及范圍之大,來勢之猛,文物慘遭荼毒之烈,都是史無前例的。
據統計,20年里,至少有30萬—40萬座古墓被盜掘、破壞、洗劫,300萬—400萬珍貴文物被盜、被毀或者流失,平均每天就有1.7座古墓被洗劫,每小時就有17件珍貴文物被破壞。
上面提到的全縣36個鄉鎮中有18個鄉鎮的人參與盜挖秦公大墓,并不是個例。

▲盜墓賊被抓后指認盜墓現場
1985年4月—1986年,浙江龍泉縣18個鄉掀起盜墓狂潮,不到一年,縣內3600多座宋元明期間的古墓被洗劫一空,其中,被卷入的村干部有10人。
陜西咸陽渭濱區,1994年出了9個盜墓專業村,青年男子挖掘,青年女子做飯送飯,老太太看守家門,老頭孩子站崗放哨。組織嚴密,分工明確。
1997年冬天到1998年春天,內蒙古全區有1200座古墓被盜,1000多畝農田被毀,2000多畝草原被毀,這就是為了盜墓,不惜毀掉生計……
種種喪心病狂之舉,現在聽起來都令人匪夷所思。
有人盜墓,就得有人銷贓。如果被盜文物留在國內還好說,還比較容易追繳,但是一旦流向國外,就如同泥牛入海,再追繳就很難了。
以安徽省公安廳2004年破獲的“3·25文物大案”為例。
在這個案件當中,境內外犯罪分子倒賣走私國家珍貴文物的數量之多,獲利之高,作案時間之長,都是建國以后罕見的。
此案的關鍵人物,是一個叫杜敏的安徽人。在利益驅使下,杜敏從一名普通的文玩愛好者漸漸演變為黑市交易中鼎鼎有名的“大師”,很多文物販子都會找他來鑒定文物。

▲出獄后的杜敏
因此杜敏認識了不少人,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銷售網絡。他不斷從山東、山西、安徽等省份收購大批文物,然后賣給香港和澳門的境外買家,最后再由他們出售給其他國家的買家。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他建構起皖港澳、豫港澳、陜港澳、魯豫皖港澳、魯皖澳、陜皖港六條文物犯罪通道。
由于杜敏癡迷于青銅器,經手的大部分都是青銅器,因此他的這個帝國又被稱為“青銅帝國”。
在他的銷售網絡中,被盜挖的文物層層加碼,價格不斷升高。
比如安慶太湖縣的一個農民挖出來的獸面紋銅鼎,以2000塊錢的價格賣給了太湖縣同鄉鎮的林業站站長,這個站長又找了合肥的一個買家,賣了46000。回頭這個合肥的買家就賣給了杜敏,賣了30萬。還沒出省,價格就已經由2000塊漲到了30萬。而如果賣出境,價格最少也能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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