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衛我們的白衣天使?

圖片來源@Unsplash
“我自己遇到劫難,但我不想把自己埋在仇恨中……我還想繼續在臨床上工作。”
3月28日晚,穿著病號服的陶勇醫生做了場直播,一共有2371萬人觀看。在被砍傷搶救并恢復的兩個月后,陶勇首次以直播形式面對公眾,表露心聲。他表示“度過了人生中最為黑暗和沮喪的兩個月”,這期間從醫生變成了一名患者。

陶勇醫生在直播中表露心聲
而此時,距離民航總醫院楊文醫生遇害才剛過三個月。
今年1月20日,39歲的陶勇在朝陽醫院出診時,被一位曾經的患者持刀砍傷,他的助理和部分同事也因保護陶勇而受傷。作為一名長期需要手術的臨床醫生,事發當時,輿論在憤慨之余都在擔心他被砍傷的左手。
陶勇在直播中也回應了手傷情況。有記者問他,“你有沒有問醫生你的手會恢復成什么樣兒?”?“我回答說沒有,我自己曾經是一名大夫,成為患者之后,我就不去問醫生這種很為難的問題。”
病床上的陶勇,也一直在關注著新冠疫情醫療一線和他的同行醫生們的情況。4月8日凌晨,隨著“封城”76天的武漢解禁,國內全民抗疫也步入了尾聲。那些有“最美逆行者”之稱、奔赴武漢一線的數萬名中國醫護人員也正在陸續返鄉。
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發布會透露,截至3月8日,全國各省已派出4.26萬余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武漢。從除夕之夜第一批醫療隊抵達武漢至今,全國已有346支醫療隊抵達武漢和湖北。其中重癥專業醫務人員達1.9萬人,超過全國重癥醫務人員資源的10%。
由于在一線高頻接觸患者,醫護人員成為本次新冠肺炎感染的“高危人群”。抗疫中醫護人員的大局精神更是感動了很多人——多位一線醫生在遭遇因患者溝通不暢、被撕扯防護服的情況后,均不愿接受采訪,有醫生向鈦媒體回復稱“不希望受到太多關注”,因為疫情期間的首要任務是“能夠齊心協力戰勝疫情”。
疫情期間偶發的醫患矛盾,或是因醫療資源緊缺、前期信息公開嚴重偏差和大眾恐懼心理加劇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疫情中突發的幾起傷醫案件,讓醫護人員和醫療環境問題再度引發大眾的關注。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醫生在疫情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也強調,“醫務人員應該有免于被傷害的權利。”
從如何把對白衣天使們的關懷落到實處,再到中國公共衛生系統如何升級,成為目前醫院、政府到社會公眾三方面臨的集體考驗。
醫生的安全感,先問“設不設安檢”
《人物》在對陶勇的報道中提到一個細節,北京空港醫院院長、也是陶勇北大醫學部的校友袁夢克在1月20日陶勇出事后的搶救現場,見到了他的父親。
“1月20日,陶勇正在搶救......市里公安系統、衛生系統領導們都在,陶勇的父親跟領導們說,‘我沒別的要求,我也不能決定你們怎么嚴懲兇手......我就要求朝陽醫院要設立安檢,醫院應該設立安檢。’」”
陶勇醫生出事后,眼科領域的知識服務機構明醫智平臺曾就“如何保護醫務人員”議題進行調研。當時的調研共收集到七大類建議,代表了醫療業內的呼聲:
1)仿效地鐵站或海關在醫院設立安檢措施;2)規范就診流程;3)進行患者信譽管理(建立醫鬧者黑名單、將其排除出醫保范圍等舉措);4)完善政策法規,加大對醫鬧者的懲戒力度;5)落實三級診療;6)加大醫保投入等政策;(7)加強對患者的教育。
上述明醫智平臺運營負責人對鈦媒體表示,作為保護醫護人員的第一道防線,安檢對預防潛在“醫鬧者”有一定作用,而且是“可以短期內落實的辦法”。
“醫生們實在是沒辦法了。”在醫生教育培訓領域從業多年的周一帆對鈦媒體表示。在她看來,呼吁醫院設立安保措施屬預防之策,是最基本的要求。
事實上,在楊文事件、陶勇事件發生前,倍受公眾關注的多起暴力傷醫案,就已經促使醫療業內及公眾再次提出了加強醫院安檢措施的訴求。
但為何醫生們普遍呼吁的第一道防線,在全國絕大多數醫院都未能落實?據醫療自媒體“逆行無悔”分析,醫院難以落實安檢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醫院絕大部分都是自負盈虧的企業或政府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難以負擔一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的安檢投入;其二,與地鐵站的封閉場景不同,醫院內部四通八達,只經過一次安檢無法確保安全。況且醫院人流量極大,安檢容易造成擁堵,更容易產生沖突。
安檢難以進醫院,造成了醫生群體普遍缺乏安全感。在陶勇案發生后,陶勇的一位師妹曾在社交媒體上回憶自己曾因目睹傷醫事件而患上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無奈之下選擇離開醫院出國深造。?
2020年3月的一則好消息帶來了曙光。
陶勇事件后眾多醫療界人士多方呼吁,終于迎來了對維護醫院安全秩序、保護醫務人員安全和社會公眾利益的最新政策進展:3月26日,也就是陶勇直播的兩天前,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中審議了《北京市醫院安全秩序管理規定(草案)》。
該草案中最值得關注的,一是提出了“醫院將建立安檢制度”,二是明確了醫生的回避權利——“高風險人員就診可安排治安保衛人員陪診監督。受到暴力威脅時,醫務人員可回避診療。”
草案還提出:“醫院應當建立安全檢查制度,嚴防禁止攜帶物品進入醫院。進入醫院的人員應當主動接受并配合安全檢查,不接受的,醫院有權拒絕進入。對拒不接受安檢、強行進入醫院或者擾亂安檢現場秩序的,治安保衛人員應當制止,制止無效的報公安機關依法處理。”
分級診療,矛盾緩解的“前提”
在國家法律層面對于傷醫類事件一直采取“零容忍”,相關法律條文健全,從楊文案件到陶勇傷醫事件,暴力傷醫案的涉事人均受到了嚴懲。然而,失去醫生的代價,最終要讓無法及時得到救治的患者及民眾來分擔。
事實上,除最終走到起訴流程的傷醫案件,還有大量傷醫案例隱于眾人的視野中。
扎堆的患者、擁擠的大醫院,使得中國公立醫院就醫服務的整體質量不均衡。業內普遍認為,這一因素,加重了醫患糾紛的隱患。醫療資源分布不均,是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的癥結之一。
“中國醫療體系,并未給到大眾多層次的服務,民眾依然向大城市的公立醫院中擁擠。”周一帆告訴鈦媒體。分級診療制度的推進,將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大醫院或三甲醫院緊張的醫療資源,并讓醫療資源好的醫院與基層醫院之間形成聯動。
“如果患者能在基層醫院時就能獲得足夠的病情科普,了解到治療方法和預后結果,或許能減少過激行為。”周一帆說。
央視報道“十三五”醫改規劃之分級診療(央視圖)
分級診療制度,是中國醫改五項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之首。不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道阻且長。?
2019年召開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要“加快建立遠程醫療服務體系,加強基層醫護人員培養,提升分級診療和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質量。”
推進分級診療的考驗來自多個方面,包括各級醫院資源的聯通情況、還考驗著基層醫護人員的診療水平、整套患者服務體系的建立。
這其中,“家庭醫生”是推動分級診療、緩解看病難的關鍵一環。在向大醫院的轉診服務,家庭醫生將可以為居民提供就近的門診預約服務,包括為簽約居民聯系專家門診、會診和住院服務等。
自2016年試點到2017年確立,家庭醫生在2018年開始更多出現在全國各地的鄉村地區。據原國家衛生計生委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僅覆蓋5億人——不過,這與最早設定的設想“到2020年,基本實現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制度的全覆蓋”,還有很長的普及推行之路要走。

傷醫根源:患者教育刻不容緩
眾多傷醫事件均起因于“中國式醫患關系”。
陶勇醫生被砍傷就十分典型,患者行兇的起因是“對于治療結果不滿”而導致過激行為。近幾年來發生的醫患糾紛,也多是因為患者與醫生在治療預期上不一致、對于診治方案及預后結果不滿。
“由于患者的心理預期過高,安撫不到位,就難免出現走極端的現象,需要特殊的心理輔導或者護理。”前述醫療行業人士周一帆告訴鈦媒體。?因此,為預防潛在的風險、解決問題的根源就是“充分的患者教育”。
患者教育,是減少傷醫的源頭所在。?
大眾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是多層次的,在進入診治之前,對于患者充分的溝通和教育,對于一線醫護人員的服務效率很有幫助。“但醫護人員的本職工作十分飽和,就很難再去做患者教育這種輔助性、外圍性的服務工作,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患者對所獲的醫療服務產生不滿。”一位公立醫院的醫生對鈦媒體表示。?
患者教育是個龐大的內容體系。既包括基礎知識的科普,又包括病人對自身診療情況的認知。因此,患教也分為科普型與服務型兩種。前者往往是醫院為主體,以公益性質在醫院內進行小規模的科普;后者則需要為患者提供差異性的咨詢服務,包括疾病相關知識、自身診療及預后情況等各種內容,患教應與診療過程結合在一起。
然而在中國公立醫院生態內,無論是科普型還是服務型的患教,都存在著很大的缺口。公立醫院的患者教育主要依賴于醫護人員自身去推動,醫生個體難以改變現狀,“靠人而不是靠機制”的情況下,很容易造成信息不對稱。
北京某醫院組織的患者教育服務,即為患者做眼底篩查(來源:北京眼科學會)
在患者教育上,私立醫院提供了一些可以參照的樣板。例如,配套服務相對較多,有大量護理人員能將患者的心態、情緒調整到平和的狀態。患者對診療結果的接受度高了,相對來說發生暴力傷醫事件的幾率就會更小。
患者教育的需求,再次指向了醫院管理層面。受困于有限的資源,大多公立醫院一直重視患教服務,但他們提供的服務“以公益性質為主”,非有償服務,因此,規模化和體系化均不足,輻射范圍也十分有限。
因此,另一位醫療行業從業者對鈦媒體表示,“患者服務機制的背后,應該是政策和資源配置的優化,最終讓醫院有空間、有積極性去做(患者教育)。?
該業內人士認為,患者教育的落實,仍需政府、行業和醫院三方協同。一方面,醫院方面,需要由政府提供激勵機制和配套的資源。比如說,推廣服務型患教、向醫生及醫院配套足夠的患教資源。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引入部分社會第三方機構做輔助性工作,但必須要在醫院和政策監管下進行。此外,上文提到的分級診療制度,也可以實現讓患者教育的過程前移至基層或社區醫院。
互聯網上的“患教”
在新冠肺炎治愈出院后的第二天,來自武漢的余昌平醫生終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紅燒肉。
隨著武漢的解封,新冠疫情期間的故事帶給人們諸多反思。一個從來不上小紅書的醫生,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科的主任、同時也是新冠病毒防治專家組成員余昌平醫生,感受到了互聯網和社交平臺的力量。
在小紅書上發布視頻筆記的兩個月里,余昌平陸續通過短視頻記錄自己患病、夫人前來陪護到挺過最艱難的10天,最終治愈。

“網紅”醫生余昌平成了互聯網患教的代表
這位年近50歲的醫生成為“網紅”的過程,事實上對于更大范圍的公眾進行了一場持續多天的醫療普及。在疫情最為緊迫的時期,公眾通過這位醫生真實的感受到,“病毒并沒有那么可怕”。?
在余昌平醫生早期的短視頻中,也描述了初衷,“錄這些視頻,開始的原因就是想科普性質的傳遞對疫情的認識和判斷。”?在2月末的一條視頻中,他回答粉絲的提問“疫情結束后想干什么”,余昌平說,
“想去做公益,也就是做點患者教育的事情。”
在2月13日更新的視頻中,他用武漢腔的普通話說道,“我是最不喜歡出名的。要出名,也不是這個樣子。但是,我說做點事情可以......你莫看我是個小醫生,但我有社會責任感,我有匹夫之責(笑)。”
社交和大眾媒體,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一個有效溝通渠道。
互聯網的力量,還體現在各大互聯網平臺均在醫護人員關懷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嘗試。包括阿里、字節跳動在內的互聯網公司都為一線醫務人員設立了健康保障金。?
早在1月底,支付寶就推出了“健康保障金計劃”。該計劃指出,在國家衛健委公告認定的疫情期間,如醫護人員在抗疫中感染,確診后可獲10萬元保障金;如果不幸因病身故,可申請50萬保障金。
“疫情期間我們優先把保障金這個項目做完。對于常態化的針對醫護人員的保障產品,我們也在研究和考慮中。”支付寶相關人士對鈦媒體表示。目前,已有160萬醫護人員免費領取了支付寶的保障資格,累計救助647位。
阿里也通過設立10億元醫療物資供給專項基金,從海內外直接采購醫療物資,定點送往武漢及湖北的醫院。
同期,字節跳動通過向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捐贈2億元人民幣,成立了“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字節跳動醫務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截至3月25日,該基金共為2819名醫務工作者提供了資助。其中,2781名受感染醫務人員獲得每人10萬元資助;38名不幸殉職的醫務工作者,每個家庭獲得100萬元資助。
除此以外,騰訊微保也與丁香醫生推出了醫護保,為一線醫護人員提供保障。
受傷后依然渴望回歸一線的陶勇,給醫學生們提出了懇切的建議:“希望你把醫學當成你修行的一條路,在這條路上你會看到光明。”
未來,陶勇終將回到臨床一線。即使不得不面對傷害,醫生這份職業的崇高感,并沒有因為危難而消磨。而每一個可能成為患者的大眾也已達成共識:醫務人員應有免于被傷害的權利,“逆行”保衛他人生命的他們,更不該承受從背后射來的子彈。
(本文首發鈦媒體,作者/蘆依,編輯/蔥蔥、宇航。鈦媒體特約作者羅美對本文亦有貢獻。應采訪對象要求,周一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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