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公益也要進行數字化改造?

圖片來源:veer圖庫
傳統上,人們普遍認為,做公益就是雙腳走到前線去,用雙手親自為有需要的人做點什么。在我們的想象之中,需要公益幫助的群體是貧困的,需要支持的地區是欠發達的,一切都與這個日日新的科技時代是相隔絕的。
但事實并非如此。技術浪潮改善了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效率,從社交到娛樂,從購物到出行,從信息獲取到個人發展,這些關乎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件大小事,都在被數字化改造和重塑。作為當前社會的發展基本面,數字化也已經被許多公益組織運用。
5月20日,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簡稱騰訊基金會)、南都基金會、陳一丹基金會等共同發起了2021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大會提出了“公益數字化”的概念,同時,相關的公益組織,通過數字化助力公益的實踐,分享了心得和體會。
數字時代下的公益事業
公益慈善行為從個人自發行為,演化為組織化、結構化的公共事業,是人類文明的標志之一。
當人類文明演進至信息科技時代,我們日常生活已經全面被數據滲透。然而,騰訊基金會和騰訊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公益數字化研究報告2021》的調研顯示,雖然近七成公益組織負責人表示對于數字化有需求,但矛盾的是,66%的公益組織投入數字化的金額僅在總募資額的1%以下。
(公益組織數字化投入金額在募資總額占比情況,圖片來自騰訊基金會和騰訊研究院聯合發布的《公益數字化研究報告2021》)
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公益組織都希望把好不容易籌來的善款都花在刀刃上,繼而選擇對自身機構的組織效率升級忽視。但如果公益行業不進行數字化改造,就無法與當前的社會大環境在同一個時空中對話。
“當大眾對互聯網公益產品日趨熟悉,更大的命題也隨之而來:整個公益行業該如何進一步加速數字化?”在公益峰會第一天的演講中,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組委會主席、騰訊主要創始人、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表示,在社會需要、民眾期待之間,“公益數字化”成為了尤為明確的目標和使命。
在騰訊公司高級副總裁、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理事長郭凱天看來,我們對公益數字化有著迫切的需求,但是起點還是很低,這主要體現在投入不足、能力不足、工具和技術的供給不足。
有一些想法,但不愿意投入,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人才、資金、產品等多方掣肘。
一位一線公益組織負責人稱,現在很多公益組織都開始使用數字化工具,比如在線文檔、騰訊會議等等。但是,機構只把它們當作好用的工具,不會使用“數字化”這種說法,因為負責人對于數字化的了解也不深入,不知道怎么搭建數字化的框架,怎么進一步推進數字化與業務的結合,或者數據與戰略的結合。
與此同時,某公益數字化產品供應商負責人則表示,一些小型的公益組織數據分析意識不強。數據分析一般有三個目的,一是向公眾或受益方披露,二是用于研究,三是用于決策、指導開展服務。很多公益組織局限在第一、二階段,而業務的決策一般通過訪談、反饋或者拍腦袋決定,而不是通過數據分析。
這樣缺乏數字化的運作和管理方式,是不合時宜的。從公眾的角度來說,由于公益服務的社會價值難以評測體現,也鮮少得到新的傳播方式助力,當前公眾對于公益的認知度,更多停留在感性的“同理心”層面,而對公益服務背后的專業性、價值性和對社會發展的推動,感知度較低。
對公益組織自身而言,他們大多數面臨人、財、物等資源限制,很多還掙扎在生存的“生死線”上,難以擴大服務規模。而有志于從事公益事業的人,通常身兼數職、瑣事纏身,導致公益服務人效比低,公益人才流失率高,流程缺失不標準,知識生產無沉淀,嚴重限制組織運營效率。
這些現象表明,公益組織仍未找到“如何做數字化”的答案,負責人和團隊成員對于數字化理解有限,缺乏專業技術人員支持,同時也面臨著數字化資金不足、數字化產品不適配等問題。
“公益發心于同情和憐憫,單純依靠個體的情感沖動難以持久。”陳一丹認為,只有通過組織化和結構化的方式,才能有效克服公益對情感沖動的依賴,令公益事業持久且有效。
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組委會主席、騰訊主要創始人、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發起人兼榮譽理事長陳一丹
數字化助力公益升級
傳統公益的痛點,或許可以成為數字化的起點。數字化可以破解公益運作痛點,幫助公益行業用數字科技可持續創新社會價值。

在PC互聯網時代,2008年,當汶川大地震發生后,騰訊公司在QQ上發起了一輪較大規模的互聯網公益捐贈活動,當天的捐款額超過2000萬元。
“這也應該是最早公益數字化的實踐。”郭凱天在峰會后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這一次的捐款,可以說是當前備受關注的公益活動“99公益日”的雛形。鈦媒體了解到,在去年的“99公益日”,騰訊公益平臺上的互動人次破了紀錄,達到了18.99億。其中,5780萬人次的愛心網友通過互聯網捐出了善款,全平臺募資則總計有30.44億元。
最新的數據是,截至2021年4月,“騰訊公益”網絡捐贈平臺累計籌款總額超過117億元,共計為9萬多個公益項目提供了助力。
這些數據,是大家在明面上可以看得到的,但還有一個非常重要,卻不容易為外界所感知的一點是,公益組織該怎樣通過數字化,來提高透明度和改變項目管理方式。
現實中,越來越多公益機構意識到,需要從信息阻隔和低效聯動的傳統模式中走出,走上信息透明和高效協作的數字化道路。
一個被全球公益行業被廣泛拿來討論的案例是,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 (IHME,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是如何通過數學建模支持蓋茨基金會決策的。
在試圖解答,世界上最嚴峻的健康問題是什么,社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如何投入資源,以最大程度地改善全球健康狀況等問題時,IHME通過數學建模的精準計算,得到了世界健康狀況全景圖。
在跟蹤195個國家的300多種疾病和50個風險因素,基于1990年至今的數據建模,對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健康數據后,IHME發現發展中國家中,主要致死因素為傳染病。
識別出亟需支持的健康領域后,IHME下屬DCPN項目(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Network,疾病控制優先順序計劃),基于各醫療項目的投入與產出,進行項目優先級評估,找到資源配置最優解。
基于此,蓋茨基金會健康領域的項目極大地降低了調研環節的決策成本,以及后續無效或低效投入。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實踐是在國內,愛佑慈善基金會應用區塊鏈及虛擬臺賬等技術手段,實現了信息透明及數據打通。
愛佑慈善基金會成立于2004年,在兒童救助領域形成了系統化的專業模式。自創立之初,他們就開始了數據化布局。鈦媒體了解到,愛佑慈善基金會官網的信息公開版塊,使用了區塊鏈實時圖等工具,按月記錄不同捐贈人的項目善款流向。
愛佑基金會臺賬捐贈人專戶系統
基金會的每一個捐贈人,都擁有一個ID,有一個專屬愛心賬戶。無論是大額捐贈,還是只捐一分錢,專屬愛心賬戶都會記錄,并且及時公布善款軌跡,支持隨時查詢。
諸如此類的數字化公益的案例還有很多。未來,公益組織,以數字化和智能化方式開展工作,才能構建數字世界的新的生產力和競爭力。正如郭凱天認為的那樣,公益與商業的原則和理念,不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方向,而是應該并駕齊驅,應該共同驅動未來數字化企業、平臺型企業的發展。而數字化與公益的融合發力點,還可以從提升專業度、深化信任感和加強敏捷性三個方面繼續努力。
不過,我們也需要注意到,公益的數字化不是目的,數字化只是實現公益本質的重要的手段之一。公益組織的數字化程度,取決于機構對數字化產品依賴性的高低,以及能否基于數據驅動業務發展。無論技術變革如何落地在公益事業上,數字化不能成為減少深入一線的借口,也不能以此人為地制造數字鴻溝,強迫受助對象去采納和適應數字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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