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檢測外包”到“促銷回扣”,起底腫瘤基因檢測亂象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丨陳根
基因支持著生命的基本構造和性能,也是決定生命健康的內在因素。因此,利用先進的生物技術檢測患者的基因突變情況,可更為精準地發現導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從而為臨床提供精準的診療依據,為患者提供個性化的治療方案。于是,隨著基因研究的進步,腫瘤基因檢測得以誕生。
腫瘤基因檢測是精準醫療的基石,基因檢測的結果主要用于臨床用藥參考與用藥指導。通過基因檢測,腫瘤患者如果攜帶特定驅動基因,可以選擇針對該驅動基因的靶向藥物,如肺癌的EGFR、ALK、ROS1等突變均有對應的藥物進行治療。近年來,基因檢測在腫瘤治療領域開始普及。
從不為大眾所知,到成為大量腫瘤患者的剛需,以二代測序為技術核心的基因檢測正在形成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然而,商業價值起飛的背后,基因檢測亂象也正在蔓延。不久前,北醫三院的張煜醫生近日發文痛斥“腫瘤治療亂象”,引發輿論廣泛關注。其中,張醫生提到的一個被濫用的技術就是基因檢測。

腫瘤基因檢測必要嗎?
歸根結底,腫瘤也是一種基因病(先天+后天)——由于腫瘤細胞中累積了許多有害的基因改變,如基因的位點改變、缺失、重復等,導致了細胞生長和增殖的失控,最終導致了腫瘤的發生。
這個過程,可能涉及到幾個甚至十幾個基因,包括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少部分腫瘤還涉及到遺傳易感基因,機理復雜。腫瘤基因檢測,就是利用各種方法,尋找這些有害的基因突變。找出突變的基因可以協助醫生進行疾病診斷、治療藥物選擇、輔助疾病復發監測、耐藥及生存期評估。
以肺癌為例,傳統的細胞病理學分為小細胞肺癌和非小細胞肺癌,治療就根據這兩大類分開進行。在進行腫瘤影像學檢測確定病灶位置、發展進程后,再通過外科手術或穿刺獲取腫瘤組織,進行組織活檢,制定治療方案。治療之后,通過定期的標志物和影像學檢測持續評估。

但對腫瘤細胞進一步進行基因分析就會發現,同樣是非小細胞肺癌,其中約50%存在有驅動基因改變,驅動基因的不同,就像不同人的不同性格。也就是說,這些肺癌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
基于這個道理,科學家們發明了針對不同驅動基因相對應的藥物,精準施治。這樣既提高了療效,又減輕了不必要的副作用和經濟負擔。肺癌的個體化診療是精準醫學成功的典型案例,這就是臨床上大量肺癌病人進行基因檢測的原因。
臨床實踐同時發現,除肺癌以外,還有多種腫瘤如乳腺癌、結直腸癌、白血病、淋巴瘤、頭頸腫瘤、卵巢癌等可以通過基因檢測分析實現精準治療并改善病人結局。簡單來說,基因檢測可以為臨床醫生提供更多、更精準的診斷和治療信息,有助于患者的個體化治療。它在提高療效的同時,也降低了由此產生的毒副作用。
目前,常規應用于臨床的基因檢測(分子診斷)方法主要有傳統一代Sanger測序和高通量測序NGS等。Sanger,即單次檢測可覆蓋已知靶向治療相關的少量位點,臨檢速度快,如需檢測多位點突變情況需要大量寶貴的樣本。
高通量測序NGS優勢則在于單次檢測可對大量基因、高深度、多位點進行定量分析。除了指南中明確需檢測的基因,還可同時檢測重要的伴隨突變和免疫治療相關指標。此外,NGS還包含其它癌種中的藥物,大大增加治療獲益機會。
盡管基因檢測為癌癥實現個性化治療帶來希望,但目前,仍然有部分惡性腫瘤通過目前的基因分析找不到關鍵靶點。還有部分腫瘤即便發現了一些靶點,卻沒有研究出相應的靶向藥物。而即使有了合適的靶向藥物,也不意味著每個患者都適合做檢測。
比如,《NCCN(美國國家癌癥綜合網絡)2016 版癌癥治療指南》顯示,在治療非小細胞肺癌時,有EGFR基因突變的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等靶向藥物的有效率為 71.2%,高于傳統化療方案的 47.3%;而對于 EGFR基因未突變的患者有效率僅為 1.1%,這種情況做基因檢測也沒什么意義。
另外,一些極早期的癌癥患者,比如原位癌或者微浸潤癌,手術切除即可,不用接受化療和靶向治療。這種情況下也沒有必要進行基因檢測。然而,在商業利益驅動下,基因檢測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今天看起來是問題的一些現象——基因檢測的濫用首當其沖。

從“檢測外包”到“促銷回扣”
由于基因檢測費用相對較高,醫保無法覆蓋,造成錢花了,卻并不是所有病人會從基因檢測分析中獲益,反而給病人增加了經濟負擔。而這樣本不必發生的現象,在利益當道面前,卻并不少見于眾多癌癥患者的抗癌經歷里。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防癌體檢中心主任徐志堅曾表示:“人群中,只有5%-10%適合做基因檢測。”市場競爭極為激烈,真正有需求的人群又不多。于是腫瘤基因檢測機構開始販賣焦慮,向非適應人群拓展。
放眼來看,除北京外,全國其他省份都沒有將基因檢測納入醫保。但當下,基因檢測卻在很多腫瘤診療中被視為必要程序。對于這樣一個新生事物,從醫院方來看,即使醫院經過招標采購,接入了第三方腫瘤基因檢測服務,部分醫生或科室還是會與非中標機構開展合作。
并且,受限于技術、人才和市場需求,每個基因檢測公司的檢測業務不盡相同。單獨一家,很難在覆蓋所有類型檢測的同時,還能保證很高的檢測水平。“某企業信息查詢平臺”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全國基因檢測相關企業年注冊量均在1500家以上,2020年新注冊企業1591家。這么多檢測機構,自然不是都具備真正的檢測能力。
很多企業只需要負責“拿單”,從醫生或院方手上“拿到”病人,再轉給有檢測能力的機構。也就是說,正規中標機構滿足不了院內需求的情況時有發生,醫生與其它非中標機構合作就有了理由。這意味著,院外的基因檢測機構可以不通過正規招投標途徑,憑借與醫生和科室的私人關系,直接向患者提供服務。
第三方基因檢測機構有其專業性,尤其是一些小門類的檢測,醫院自行開展可能會面臨成本過高、需求不足的困境,交給第三方集約化檢測其實是很合適的。但這種“檢測外包”如果缺乏約束,醫生和檢測機構的行為就可能變形,比如非必要的檢測。
另外,基因檢測轉到院外后,價格也不透明。現實之下,自然就有漏洞可鉆。這種嚴重依賴個體推薦、缺乏監管的模式之下,回扣自然成為促銷手段。根據《財新周刊》,多名業內人士透露,腫瘤用藥基因檢測產品的銷售人員,普遍會拿出30%-50%的回扣給醫生。有可能給單個具有決策能力的醫生,也有可能是不同科室的負責醫生。
這一模式類似醫藥代表通過綁定大專家,用“帶金銷售”的方式獲客。全國排名前列的腫瘤醫院,早已被基因檢測公司的銷售層層包圍,尤其北京協和醫院、解放軍301醫院、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等名院,是競爭最激烈的“戰場”。

如何規范腫瘤基因檢測?
近20年以來,隨著腫瘤基礎研究的進步,精準醫學的概念得到了推廣。包括美國、中國在內的大國政府都把腫瘤精準診療作為衛生政策重要發展方向,投入大量人力和經費進行研究。
基因檢測作為精準醫學的核心,在惡性腫瘤診治過程中,可以在分子水平發現導致腫瘤惡性生長的關鍵事件,如基因突變,異常擴增等,在開啟腫瘤個性化治療上具有重要作用。
從目前市場來看,治療階段的腫瘤基因檢測屬市場規模仍較為穩定:全國每年新增腫瘤病例約400萬,其中約6%-10%的患者會使用腫瘤基因檢測產品,平均每人用于腫瘤基因檢測的支出約為8000元。據此保守估算,市場規模也高達19億元,除此之外還有包括預防、早篩、復發監控等非剛需產品。
可以說,無論基于市場教育,還是基于政策導向,抑或是基于技術發展,腫瘤基因檢測行業都極具前景。但商業機構補充市場空白,卻也造成混亂:醫院自建又會推高成本,醫保贖買會產生支付難題。基因檢測的行業亂象已經亟待治理。
首先,基因檢測需要依靠國家的監管。在美國,企業需要獲得政府頒發的臨床實驗室執照(CLIA)才能從事檢測業務。在市場準入層面,針對創新靶點的藥物,FDA要求試劑與藥品共同開發、共同審批。若是針對已知靶點,藥品與試劑則是單獨審批。在臨床使用上,FDA要求必須使用獲批的試劑盒。
但目前,中國還沒有設立國家級權威資質認證。檢測機構若能獲得政府背書或國際化認證,可有效提升其合規性和競爭力。研發階段,中國對于伴隨診斷缺乏清晰的定義,尚無負責伴隨診斷的專門機構,也沒有國內檢測公司與藥企一同進行全流程的伴隨診斷,共同研發并一同上市。
當前,為了規范基因檢測,很多醫院已經開始讓第三方機構陽光化。江蘇將靶點檢測作為合理用藥的考核指標之一,省內多家醫院已經開始基因檢測的招標采購。以江蘇省人民醫院為例,2021年1月初,該院發布了基因檢測服務中標結果,泛生子、貝瑞和康、思路迪等11家基因檢測企業中標,合同金額1400余萬元。
其次,從商業角度來講,目前,整個行業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各大檢測公司覆蓋的瘤種差別無幾。產品和服務多集中于用藥指導和伴隨診斷方面,即使是行業領先的腫瘤基因檢測公司也處于融資擴張階段,尚未達成損益平衡。因此,企業亟需探索更清晰穩健的盈利模式。
最后,從行業人員的角度來看,醫務人員是關鍵把關人,要加強業務學習,提高專業水平,掌握基因檢測的適應范圍和潛在價值。基因檢測方法多種,價格差異很大,有百元左右的免疫組化,千元左右的PCR,更有高達幾萬的NGS。醫生選擇時要盡可能體現專業,以病人利益最大化為最高準則。
并且,從業人員要遵守專業指南推薦標準,選擇合適基因檢測時間及檢材。對于超適應證的基因檢測,要做好獲益評估,充分知情。對于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要獲得倫理申批和業務管理部門備案。
不可否認,基因檢測給腫瘤診療帶來了革命性進步,但也存在巨大的挑戰。科學技術進步,行業管理規范,依然是腫瘤基因檢測的未來目標。這也是腫瘤醫生和病患的共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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