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閑生
來源:江寧知府(ID:jiangningzhifu2020)
對于任何一場戰爭,當事國通常都會做方方面面的評估,比如:戰爭的目的是什么,戰爭中可以采取哪些手段、不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戰爭的影響是什么以及如何善后。以上這些可以統稱為“戰爭理論”,需要精密算計和反復斟酌。回顧歷史,目光遠大的國家往往擁有理智、精細的戰爭理論,參與一場戰爭的目標往往是為了贏得于己有利的和平,在開戰之前就做好了長遠的戰后規劃。而一些短視、狂熱的國家則經常“為戰而戰”,以二戰之前的日本為例,其在戰爭問題上短于思考長于行動,甚至發生以下犯上、低級軍官為了軍功晉升綁架高層政治的情況。自2月28日美國聯合以色列發動針對伊朗的戰爭以來,美國國內輿論對特朗普的戰爭決策倍感質疑,認為其過于沖動、被內塔尼亞胡綁架。對此特朗普只能一遍遍澄清:“以色列從未說服我卷入對伊戰爭,真正促成這一決定的是10月7日事件(即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后果——這一事件強化了我畢生秉持的信念: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總而言之,無論真實情況如何,特朗普都必須讓這場戰爭看起來不那么突兀,向民眾解釋他是經過了深思熟慮。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戰爭對象一直是那些完全不構成威脅的“地區對手”,像阿富汗、伊拉克、也門胡塞武裝等,他們其實并不擁有直接威脅美國重大利益的手段。當與這些地區對手作戰時,美國擁有壓倒性的權力優勢,對手的升級選擇則十分有限;美國可以追求最大的戰爭目標,比如政權更迭,同時不用擔心遭到報復。不過大國之間爆發軍事沖突的可能性將讓美國不得不認真考慮過去幾十年里從未涉及過的升級風險。據報道,在2021年10月五角大樓首次向拜登總統通報俄羅斯可能發動對烏克蘭戰爭時,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曾擬定了一份“美國利益和戰略目標”清單。在這份清單中,排名第一位的是“美軍和北約不要與俄羅斯發生直接沖突”,排名第二位的是“在烏克蘭地理邊界內遏制戰爭”。米利認為,一旦美國軍方卷入與俄羅斯的熱戰,把戰爭保持在核門檻以下將是極其困難的,尤其考慮到俄羅斯常規軍事力量相對美國偏弱,它采取核升級的可能性就更高。美方判斷,俄羅斯有以下四種主動打擊北約成員國的初衷,美國在制定政策時要極力避免:1、懲罰北約成員國采取的對俄重大敵對政策,以結束其對烏克蘭的支持,比如提供機場為烏空軍使用。2、俄羅斯認為北約對烏克蘭的干預迫在眉睫,不得不采取先發制人的打擊。3、阻止向烏克蘭轉讓可能對戰場形勢造成重大影響的武器,比如有目標確定的援烏遠程導彈過境北約成員國,恰好被俄羅斯發現。綜合來看,拜登政府在戰爭期間基本采納了軍方的建議,把戰爭目標定位在追求“有限勝利”。2022年11月,時任美軍參聯會主席馬克·米利稱:“僅憑軍事手段無法贏得這場戰爭,烏克蘭現在處于有利地位,或許可以考慮在今年冬天與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為了進一步闡釋大國沖突的目標與邊界,此處引用知名智庫蘭德公司的兩張圖。第一張表示美國與地區對手間的戰爭,第二張表示美國與對等大國之間的戰爭。橫軸自左向右依次為“毀滅→完全失敗→有限失敗→有限勝利→完全勝利”,縱軸自上向下表示戰爭風險從低到高——綠色為戰爭風險低,紅色為戰爭風險高。“Infeasible”區域意味著“不可能發生”,其含義是說,美國不可能在極低風險下取得“完全勝利”,因為戰爭總是要冒一定風險的,哪怕美軍VS塔利班也不例外。“Not plausible given imbalanc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 adversary capabilities”是說這些區域對應的場景是不可能發生的,以第一張圖為例,鑒于地區對手與美國之間的實力差距,他們不可能給美國帶來高風險(紅色象限)。如上圖所示,當與地區對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一些中小型非核國家)爆發戰爭時,美國可以在廣大綠色區域內作出政策選擇,擁有相當的靈活性。戰爭結果空間是很寬的,而且大多數都對美國有利,美國可以“自由選擇戰爭強度”——可以打有限戰爭,也可以升級為更大規模的戰爭。而當與大國爆發戰爭時,美國只能在下圖很小的一個方框里(limited war region)進行政策選擇,一旦戰爭升級,就可能升級為核戰爭或威脅美國本土。此時如果美國想把戰爭風險控制在中低范圍內,那就只能接受戰爭結果落在“有限勝利”至“有限失敗”的區間。在俄烏戰爭以及2026年之前的中東戰爭里,美國非常擅長搞一些擦邊球操作,如:派雇傭兵或退伍軍人到烏克蘭后方操作一些大型裝備,派軍機到黑海上空實施偵察,幫助以色列預警并攔截伊朗導彈等。這一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因為直接同美國開戰代價高昂,所以俄羅斯和伊朗均選擇忍受。特朗普團隊一開始是現任按照“綠色區域”去規劃軍事行動的,即認為伊朗幾乎沒有能力對美國利益造成傷害,試圖一鼓作氣追求高目標。然而打著打著發現情況不對,伊朗的導彈與無人機實力、防空實力等均高于美方預期,且手握霍爾木茲海峽這張牌,實際場景大致處于上面兩張圖中間,因此美國的戰爭目標再次退回為尋求“有限勝利”。美國軍事響應的全過程,“OPLAN”表示作戰計劃生效,“階段0”即尚未觸發軍事響應的態勢塑造階段。對美國來說,將沖突限制在一定框架內,既是為了避免戰爭無限升級的風險,也是當前美國國防工業的現實情況所迫。近些年來,以伊朗為代表的許多國家,其國防工業是按照戰時需求標準運作的,而美國國防工業仍在和平時期的基礎上運作,顯得更“商業化”。美國國防工業生態系統缺乏滿足戰時條件的生產能力、響應能力以及靈活性,除非做出緊急改變,否則將削弱美軍應對強大對手時的作戰能力。俄烏戰爭期間美國軍工企業的表現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點。當2022年美國想再度啟動“民主兵工廠”時,人們驚訝地發現,八十年前那種恐怖的效率已經煙消云散。接受采訪的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馬克·坎西安稱:“一些武器的供應已經不足,標槍反坦克導彈和毒刺防空導彈最近受到了很多關注。例如,標槍反坦克導彈我們已經給了烏克蘭超過1/3的庫存,如果持續提供武器,可能會影響美國自己應對戰爭的能力。”毒刺防空導彈的承包商雷神公司CEO格雷格·海耶斯則對外表示:“美國國防部已經有18年沒有購買過毒刺防空導彈,一些零件在市場上已經買不到了,我們必須重新設計導彈彈頭的一些電子零件,這將需要時間。”
武器裝備高精度、自動化、市場化的背后,是越來越長的供應鏈,越來越復雜的生產調試工序與使用培訓。再考慮到今天的美國工人們遠不能像八十年前卓別林時代那樣加班加點、吃苦耐勞,除非無限推高成本,否則很難滿足戰時生產的需求。以造船業為例,根據美國國防部的研究報告,比產能更為嚴峻的問題是人才流失,美國造船業自2000年之后已經流失了約兩萬名技術熟練工人,而且缺口還在繼續增加。1936年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的海報,當時美國剛剛經歷過大蕭條,卓別林扮演了一位船廠工人。除了避免戰爭升級、國防工業現實所迫外,限制美國升級戰爭第三點因素為政治意義。作為現行全球霸權,美國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經受不起軍事失利,當存在軍事失利風險時,華盛頓傾向于“蜻蜓點水”的軍事試探。比如伊朗戰爭,當美國意識到升級為大規模地面戰事可能對自己不利時,它就會選擇用海上封鎖、解除制裁、解凍資金等方式去施壓并誘惑德黑蘭。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曾這樣點評過:(面對危機時)如果美國不做反應,那將是美國的“慕尼黑時刻”,會削弱其道德權威;可如果美國以軍事力量作出反應但隨后輸掉戰斗,那將標志著美國世紀的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