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開始對華東重鎮上海發起進攻。

當時的上海有600多萬人口，是全國的經濟中心，蔣軍在這里布置有8個軍約20余萬人的兵力，試圖依附于大上海的高樓大廈和社會民生與我軍負隅頑抗。

為了能夠完整的保留下這座在當時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黨中央和前委經過反復衡量及論證，最終決定采取“力爭在外圍決戰”的方案，迫使敵軍將市區的守備調部隊調出來，從而最大限度的保護市區。

陳毅元帥形象的稱上海戰役是“瓷器店里打老鼠”，一點也不為過。

經過十六天的浴血奮戰，終于在5曰27日，大上海這座英雄的城市終于回到了人民的懷抱，但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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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敵為友、為我所用

接管上海，是一個擺在我黨我軍面前的重大課題。

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相繼接管了北京、天津、濟南、南京等大城市，但對于上海這座東方巴黎，稍有不慎都會對我黨我軍迅速解放全中國，全面穩定的接管各級權力以及開展活動帶來深遠的影響。

“軍事政治都要進城”，三野總前委迅速根據以往接管城市的經驗制定了《入城紀律》，并貫徹到各個入城部隊，以確保部隊進入上海后有法可依，令行禁止。

事實證明這一做法取得了上海廣大市民和絕大多數在滬工商業人士一致的歡迎和熱烈擁護。

對于上海解放后的掌舵人，其實早在1949年3月份西柏坡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就已經初見端倪了。

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在會見偉大領袖主席時就曾坦言：“陳毅將軍能文能武，是貴黨中的儒將，擔任上海市長是非常合適的。 ”

于是3月14日，華東局正式提議陳毅為華東局第三書記，上海市市長。

并要求選派三十到五十名軍政干部，到東北解放區學習城市管理，以便隨后充實到新上海的建設管理工作中去。

未雨綢繆，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工作已在戰役打響之前悄無聲息的展開了。

1949年5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江蘇省丹陽成立了，從這一刻起一臺高速運轉的機器開始工作并將迎來他扣人心弦的揭幕戰。

解放上海后，軍管會的首要任務就是接管各級政府和民生基礎設施，令人沒有預計到的是在這些要害部門里擔任職務的各級國民黨干部和工作人員有1.4萬人之多。

如此龐大的數字對于剛剛進城的軍管會是一個難題，當時就有人請示陳毅是否予以剿滅？

這是一個棘手的難題，處理不好會嚴重影響我黨的形象，不利于今后的統戰工作。

而這些前政府的工作人員，雖然并不都是鐵桿的反動分子，但畢竟在偽政府浸染多年，魚龍混雜，誰又能保證這里面沒有混進保密局安插的特務呢？

經過反復的衡量，陳毅還是決定對于這些人員進行逐一甄別，除少數確實是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敵對分子外，大多人都保留在原單位任職，或調往合適的崗位，并將此處理意見上報了中央，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認可和支持。

陳毅這樣做，說明他是做了深刻思考的。

古語有云：“殺降者不詳，活千人者封子孫。”

中國歷代的開明統治階級從來都慎用殺戮，像動不動就坑上數十萬人的悍將也是從來沒有善終的，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也都如流星劃過，消失不見。

這樣的事情，陳毅顯然是不會做的，他不會因此而喪失掉民心。如果這樣做了，以后誰還會來站出來棄暗投明，誰還會為我們工作，這是得不償失的。

另外一點更為重要，上海剛剛解放，百廢待興，城市秩序需要維護，政府機構需要運轉，電廠要發電，水廠要供水，這些都需要專業的人來操作的。

單靠從解放區調入的干部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彌補巨大人才缺口，何況有很多部門的專業性還很強。

陳毅將軍的大將風范，這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要使用這些舊政府遺留下來的人員，就要給他們充分的信任，要他們放手去干。

讓他們在工作勞動中，去學習，去改造，既恢復了生產秩序，又重獲了新生，何樂而不為呢？

應該講在這些被接收的舊政府人員中，第一個被留用的人員，也是影響力最大的就是原偽上海市代市長趙祖康了。

1949年5月28日下午2點，上海的城市接管儀式在市政府舉行，陳毅市長威風凜凜的走進政府大廳，身后緊跟著軍、政、財、文等各個職能部門的相關接管領導，各自坐好后便是請趙祖康進來進行交接了。

49歲的趙祖康內心滿懷忐忑，他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會是怎樣的結局。

雖然他對我黨的政策耳熟能詳，對于陳毅將軍的為人也略有耳聞，但身臨其境仍不免有如履薄冰之感，進入辦公室后，他搶先對陳毅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隨后又向周圍的人員鞠躬60度。

面對如此謙恭的“趙市長”，陳毅市長不禁啞然失笑。

對于這位被臨時趕鴨子上架的“代市長”，陳毅是有著深入了解的，本質上是一個文人，大學畢業后一直從事著交通基建工作，沒有參與過政治，而且還有過留美學習的經歷，這樣的人才不正是當前最需要的嗎？

簡短的交接儀式后，陳毅發表了一個講話，大力贊揚了趙祖康率全體人員舉旗投誠的行為，并對在移交權力期間對政府相關資料檔案的保護，和社會秩序的穩定都予以了高度的評價，最后誠懇的聘請趙祖康能夠留任工務局局長。

這是趙祖康沒有想到的，任命的宣布不僅打消了他的顧慮，同時也使縈繞在1.4萬留用人員心中的陰霾一掃而光。

上海金融大危機，徹底清除

解決完人員的問題，后面就要迎接真正的困難了。

當時的上海乃至全國積重難返的問題就是金圓券的貶值。要恢復上海的經濟生活，首要任務就是要上海像其他解放區一樣盡快的流通人民幣。

說起金圓券的前身，法幣始創于1935年，時至1948年，物價已經上漲了3000多倍，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國民政府焦頭爛額。

時任財政部長的王云五強行推行金圓券以兌換市民手中的外匯來代替法幣，妄圖穩定經濟以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

但事與愿違，金圓券貶值非常厲害，職員開工資都要用小車去拉，買一斤米的錢居然比米還要重，吃碗云吞第二碗就和第一碗價格不一樣了，老百姓苦不堪言。

雖然后來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整治金融市場但最后還是因為觸及了官僚資本利益而不了了之。

這一次相同的難題擺到了陳毅的桌面上，全國人民都在看著上海，退居臺灣的蔣介石也在看著上海。

他在嘲笑“共產黨人搞軍事100分，搞政治80分，而搞經濟0分“，而共產黨人卻以非凡的勇氣，下定決心一定要根治這顆毒瘤。

1949年5月31，一場金圓券兌換的大戰役在大上海如期登場，4億元的人民幣以1:10萬的匯率向全上海民眾對換手中的金圓券。短短七天就兌換完畢，效率不可謂不高，規模不可謂不大。

但“前代市長”趙祖康卻跑來對陳毅的做法頗感焦慮，擔心會出現新的動向，并向陳毅推薦了幾位前政府留用下來的財政官員。

原來上海的普通民眾更相信堅挺的美元、袁大頭或者直接兌換成黃金。他們相信這些剛兌換的人民幣會馬上被兌換成這些硬通貨。

事實也如其所料，人民幣對這些貨幣的比值暴跌，在不法投機商的操控下，1塊袁大頭需要2000元人民幣兌換，人民幣在上海市面的流通也遇到了兩難境地。

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市場波動如此之大必然會波及全國，北京、天津、廣州等大中城市的金融市場也隨之波動，物價開始上漲。

上海的金融投機商利用市民的恐怖心理再次發難，不斷的做高銀元，使得人民幣繼續貶值。

陳毅緊急調集了3500萬元銀元，以求穩定住市場，調低貨幣兌換的匯率，但無奈不法投機商們也是有備而來，不斷的吸納銀元，使得匯率居高不下。

陳毅市長再次召開會議討論解決辦法，并邀請了趙祖康和諸位留用財政官員參加獻計獻策。

諸位有著豐富從業經驗的經濟學家當即指出了問題根結。即問題出在證券交易中心，投機商們聚集在證券交易中心，操縱市場交易，哄抬銀元價格。如果不能用強力的手段加以取締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頑疾的。

陳毅市長當即拍案而起，立刻做出指示，一定要鏟除這些害群之馬。

1949年6月10日上午，在軍管會的統一指揮下，突襲了上海證券交易所，扣押了投機分子二百五十多名。只允許按人民銀行牌價兌換人民幣，嚴禁私下兌換黃金、銀元等。

至此取得了打擊不法投機商、穩定金融市場的階段性勝利，成功的使人民幣在上海金融市場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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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百一黑“之戰，贏得勝利

到了6月的下旬，又一場更大危機席卷而來。這一次則更是關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

早在發起上海戰役之前的5月份，陳毅在丹陽的時候就和相關同志探討過接收上海后會遇到的諸多問題。

當時大家就總結了“兩白一黑”，兩白即大米、棉花，一黑即煤炭，所以方案做的也比較早，大批的物資其實在解放之后就都已經布置到位了。

沒想到問題還是出現了，最早發生波動的大米的價格從每石人民幣1萬1700元漲到9000元，這已經到達駭人聽聞的地步了。

紗布也是上漲了3倍，煤炭上漲了2倍多。

這些均是關系人民群眾基本生計的問題，民以食為天，出了事情那就是通天的大事。

陳毅市長照方抓藥，繼續虛心的請教周圍的經濟學家。大家敏銳的指出這就是不法商人在囤積居奇，利用手中資金大量買進貨物哄抬物價，以待價格上漲再拋出牟利。

他們給出了兩個建議：

一是采取行政手段，猶如打擊金融投機商一樣，利用鐵腕打擊不法商人，沒收不法所得，返還給市場；

二就是與他們打經濟戰，舉全國之力不斷放貨，直到拖垮他們。陳毅市長當即表示采用第二種方式，和不法商家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1949年，7月27日在上海召開了各解放區財經會議，成立了全國性的花紗布公司、中紡公司、土產公司用于統一協調全國的戰略物資生產調配問題，特別強調了對于上海當前存在的問題。

陳毅也在中財委的大力支持下，把大米，棉花和煤炭等物資源源不斷的從全國各地調往上海。

與此同時做到對外嚴格保密，使不法商家一直都蒙在鼓里，天真的他們還以為政府的儲備即將耗盡，而依舊不遺余力的大量收購。

可對于永遠吃不盡的貨，投機商們坐不住了，他們不但沒有等來價格的上漲，相反市場價格平穩，國營門店貨源充足，而他們手中的資金已然耗盡了。

于是走投無路的他們只能選擇低價拋售手中的存貨。

這不得不說又是一場漂亮的人民戰爭，只是這一次手中武器已經不是長槍短炮，而換成了集體的智慧和市場規律。

一場反投機風暴以新生的人民政府的大勝而宣告結束，這也是全體世人所料不及的。

陳毅元帥坐鎮指揮，固然功不可沒，但在談及此事時，他卻表達了不可貪天之功為己有的想法。

首先這應該歸功于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全國人民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再有就是在他的周圍團結有許許多多的可以出謀劃策的能人志士。

以趙祖康為首的那些前國民黨留用干部，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雖然在日后的甄別過程中依然發現了一些數量的潛伏特務，但大多數人還是心系人民，愿意為新中國服務的。對于這些人我們應該給予積極正確的評價。

不管他們以前做過什么，只要站在了人民的一邊，真心實意的為人民，為整個中華民族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應該肯定，我們就應該高舉雙手的歡迎，歡迎他們成為新中國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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