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天九思:美國的民主陷阱與顏色革命
作者 :戍天九思 2019-09-15 18:16:33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可悲的香港妹,用大拇指想一想再哭也不遲!
烏克蘭“顏色革命”結出的是“動亂之果”
事實上,經歷過兩次顏色革命的烏克蘭,不僅是歐洲最窮的國家,還是國際最著名的代孕中心和歐洲最大紅燈區,也是我們觀察顏色革命后國家命運的樣本。
2004年11月,烏克蘭親西方反對派領導人尤先科,以烏克蘭總統選舉存在舞弊現象為由,發動“橙色革命”,推翻了親俄的政府。新政府為了討好在街頭暴動中支持自己的選民,宣布將2005年政府預算的80%用于提高全民的工資和退休金。可惜好景不長,不懂經濟而又與俄羅斯翻臉的新政府上臺一年就給玩垮了,烏克蘭的經濟增速由2004年的12.11%暴跌為2005年的3%,失業潮爆發,選民嚴重不滿。新政府不得不采用包括色情和代孕產業等一切手段來刺激經濟,深陷經濟泥潭的烏克蘭女性被迫一步步成為犧牲品。
2011年,由于經濟長期萎靡不振,烏克蘭親俄派政客亞努科維奇在總統大選中獲勝,他以“橙色革命”終結者的角色登上了國際政治舞臺,準備實現烏克蘭的由亂入治。2013年底,努科維奇決定暫停加入歐盟,準備全面倒向俄羅斯,這引起了西方的震怒,因為失去烏克蘭西方就失去了鉗制俄羅斯的棋子。
于是,在西方的支持下,烏克蘭國內反對派立刻走上街頭暴動,發動了第二次橙色革命。2014年2月22日,反對派領導人圖爾奇諾夫成功當選新議長后,立即宣布廢黜亞努科維奇總統,因擔心清算報復,亞努科維奇逃到俄羅斯避難,烏克蘭第二次顏色革命成功。上一次顏色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大發紅包,搞垮了烏克蘭經濟,這次新政府為了安撫顏色革命中上街鬧事的鐵桿“支持者”,決定讓烏克蘭“金雕”特種警察部隊給公眾下跪道歉,通過侮辱特警來增強新政府上臺的合法性。
▲烏克蘭新政府讓“金雕”特種警察部隊給公眾下跪道歉,后果很嚴重。
金雕特種部隊由于失望又擔心被清算,于是,集體逃到同情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地區,并趕走了當地的烏克蘭政府武裝力量。3月17日,克里米亞舉行了加入俄羅斯的公投,后經普京批準,克里米亞重新回到俄羅斯的懷抱。
由于烏克蘭徹底倒向西方,而與俄羅斯徹底翻臉,兄弟反目成仇互掐,烏克蘭不僅經濟上長期停滯、國內動蕩,而且還需要拿出大量軍費維持俄烏邊境安全,烏東部地區長期戰亂不斷,目前烏克蘭已徹底淪為西方遏制俄羅斯的棋子和毫無希望的三流國家。
1988年,蘇聯解體前烏克蘭人均GDP是1449美元,此時中國人均GDP是283美元,烏克蘭人均GDP是中國的5倍。2018年,烏克蘭人均GDP是3095美元,而中國的人均GDP是9770美元,中國人均GDP反超是烏克蘭的3倍。
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烏克蘭硬生生地把俄羅斯這個兄弟和鄰居逼成了仇人,關鍵是這個兄弟還又強又狠,這種不顧國家安危、一根筋式選擇令人吃驚,由此引發的俄烏對立后果可能需要幾代人來承擔!
一個好端端的國家就這樣毀在少數政治投機分子手中,幾代人的命運就這樣被廉價出賣了!這就是某些被洗腦的香港人羨慕的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真相!也是那些不愿當主人而甘愿當棋子的可悲下場!
為何號稱“小美利堅”的利比里亞成了民主棄兒?
非洲的利比里亞號稱“小美利堅”,完全是美國人按照美國模式創建的。原來美國廢奴運動后出現了大批的自由黑人,很多白人承認黑人是自由的,但是看黑人又不順眼。怎么辦?把黑奴們送回非洲老家去,美國為此專門成立殖民協會,還在非洲西部圈了一片地,1824年2月美國殖民協會依照拉丁文“Liber”(自由)一詞,把這塊殖民地正式命名為利比里亞(Liberia)。
利比里亞建國后,從星條旗到憲法,一切全都效仿美國,還有美國大量援助,只不過星條旗只保留了一顆星星,代表黑人團結,憲法除了把50個州給改了,其他幾乎一模一樣,因此,利比里亞也被稱為“小美利堅”。結果怎么樣呢?現在,利比里亞這個470萬人口、國土面積11萬平方公里的小國,不僅是非洲經濟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且因為全國可耕地開墾不到13%,連糧食都不能自給。
▲利比里亞國旗
不只是利比里亞,移植美國制度的國家還有很多,近有墨西哥,遠的有菲律賓,但是國家治理沒有一個能接近美國的水平。為什么美式民主制度無法復制?其實,一套好制度的本質,不是制度設計本身,而是維持這個制度有效運轉的共識。美國的“民主之花”在其它國家往往結出的是“動亂之果”,原因是有民主之殼而無民主之實,缺乏制度賴以生存的社會共識土壤。
社會共識不僅是好的國家制度的土壤,也是國家力量的源泉。國家力量從哪里來?每一個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真正的力量來源是人和人的組合。可以說,人和人的力量,以什么方式、多大規模、多大力度組合,決定國家的力量格局。而決定國家力量組合的是觀念,是所有人的共同想象,是大家愿意相信的東西。
當所有歐洲人都覺得,要為宗教信仰獻身之時,手無縛雞之力的教皇一聲令下,就會調集歐洲人前后200年,先后9次到東方耶路撒冷去搞什么“十字軍東征”。當所有人都覺得,民族國家才是我們值得獻身的追求之時,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會有那么慘烈的廝殺。
毛澤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說明革命的首要問題,不是力量問題,而是觀念問題,敵人和朋友的劃分不就是力量的聚合方式嗎?因此,沒有的共識制度不可能是好制度,也不可能成就一個有力量的國家,美式民主嫁接到利比里亞成了毒瘤。
美國如何走出“美式民主”的泥潭?
美國民主政治基礎源于北美殖民時代形成的三大共識,這遠比三權分立的美國民主制度更為重要。
一是以《五月花號公約》為種子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共識。1620年11月11日,第二波次闖美洲的移民小帆船“五月花號”到達美洲,船上41個成年清教徒男人簽署了一份文件,后來被稱為《五月花號公約》,雖然全文不到200字,但卻確立了人們在自愿基礎上有權自治和法治的原則。這就是美國的“出生證明”,也是后來美國獨立合法性的源頭,還是美國政治的核心算法。
二是以上帝之名建設“山巔之城”的宗教共識。美國是一個宗教色彩很重的國家,宗教傳統源于基督教,總統就職時一定要把手放在《圣經》上宣誓,國會開會前議長一定要帶頭讀一段《圣經》,其他西方國家可不這樣。而且,美國人信教比例遠高于歐洲,有本書就叫《宗教的美國人,世俗的歐洲人》,在美國宗教實際上是在幫助政府管社會,政府夠不著的地方宗教替他管了。而宗教在其它國家往往成了引發社會矛盾的根源。
美國這種宗教傳統,一方面,源于《五月花號公約》清教徒來北美建設心目中美好世界的信仰,公約開頭第一句就是“以上帝之名,阿門”,很像一篇宗教布道詞;另一方面,十年后又有一批移民中的領袖——溫斯羅普在船靠岸前做了一次布道,其歷史影響僅次于《五月花號公約》。他說:我們來美洲,不是一般性地建立一個新世界,而是要建設一個讓全世界都注目、都景仰的“山巔之城”。后來,這既是美國人共同的信仰,也是美國向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的動力。
三是以英國文化傳統“阿爾比恩的種子”為共同底色的聯邦共識。當時,英國移民先后分頭在北美建了13塊殖民地,也就是后來美國的13個州,雖然其經濟文化差異大、獨立性強,但是都有英國移民和殖民地的共同底色,這就讓這13塊殖民地實現了多樣性的統一,成為美國聯邦制的源頭。聯邦制為美國的移民社會提供了廣泛的選擇余地,不同背景的移民可以選擇不同的州,這是美國既能吸納不同地區的移民,又能保持國家完整和統一的秘密。
總之,美國政治文化傳統一方面來自于殖民地時代的這三大共識,另一方面來自于立國過程中華盛頓、杰弗遜、漢密爾頓那些開國元勛的精心設計,更重要的是移民在美洲大陸拓殖過程中,內部不斷融合,外部不斷塑造,最后才形成美利堅民族的自治邊界、宗教邊界和聯邦邊界的共識。
當然,“美式民主”形成這三大共識,也付出了兩次獨立戰爭、一次南北戰爭的巨大代價。特別是因關稅和州權之爭的美國南北戰爭,最終以75萬人死亡、40萬人傷殘的代價,維護了國家統一,拯救了聯邦,形成了把州權關進聯邦制籠子的共識,雖然這個代價遠比美國后來參加兩次世界大戰的代價還要大,但卻是美國走向國家一體化和現代國家的起點。可見,美國在反對分裂、維護聯邦統一問題上,不僅底線分明,而且不惜血本,毫不手軟。
當美國從“美式民主”的泥潭中走出來,尤其是美國獲得全球霸權之后,就開始對世界各國進行降維打擊,引誘世界各國走上“美式民主”的獨木橋,以便在你過橋時下套,讓你萬劫不復,這才是美國“顏色革命”的本質。
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陷阱和美國五大分裂
有人說:民主是最不壞的制度。西方許多著名經濟學家更是從經濟學角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從理論上揭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許多頑疾。筆者歸納起來,可以稱之為西方民主政治的三大陷阱。
民主決策的陷阱——公地悲劇。為何西方“民主之花”在其它國家總是結出“動亂之果”,根本原因還是“公地悲劇”。這是英國哈丁教授于1968年提出的理論模型,講的是公地作為一種公共資源,如果每個牧羊者都有使用權但又無權利阻止他人使用,大家都在追求收益最大化,就會造成資源的過度使用和枯竭。比如,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和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等,都是“公地悲劇”的例子。
對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卡普蘭作了進一步研究,對于“民主制度下為什么會產生不良經濟政策”作了更為深刻的解釋:由于人們沒有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對經濟問題存在著排外偏見、職位偏見、反市場偏見和悲觀偏見等四大偏見。因此,當人們在面對不需要自己直接承擔責任的選擇時,他們就會選擇放縱自己的無知、感情和偏見,從而持續產生不良的經濟政策。
因為人們只有在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才會變得理性,而在不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就會放縱自己的無知、感情和偏見。
民主決策就是這樣,如果既不能阻止別人濫用民主又不需要對其后果負責,就會釀成民主決策的“公地悲劇”。英國脫歐公投,既是政治家怕擔責任而把問題推給民眾的鬧劇,也是普通民眾對現狀不滿、急于改變的情緒發泄,以致出現公投脫歐后又集體反悔,讓英國整個國家面臨極端對立、國家分裂的脫歐困境。香港騷亂問題就是極少數亂港分子,假民主之手不計后果地搞亂香港,然后一走了之,而民主“公地悲劇”的后果,卻要絕大多數普通香港人來承擔。
其實,避免公地悲劇的辦法也不少。比方:祖祖輩輩生活在草場上的牧民就形成了一個規矩:當一個地方的草吃到一定程度時就必須換地方,從而保證草場每年都能夠長出來。可見,從表面上看避免公地悲劇似乎并不難,但是,真正難的是形成共識共為,既要有共同的規矩,還要有共同的行為。公地悲劇往往是顏色革命后許多國家動亂的根源,缺乏社會共識約束的民主必定是脫韁野馬。
民主選舉的陷阱——阿羅不可能定律。阿羅是美國最早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阿羅不可能定律所講的原理,是早在18世紀就由兩位法國數學家提出的,但是,直到1950年阿羅才用嚴謹的數學方式把這個思想給證明了,因此后人就稱之為“阿羅不可能定律”。講的是:在人們有多種不同選擇的情況下,選舉不一定能夠反映出大多數人的意愿。選舉還會出現議而不決、循環不已的情況,而要阻止這種情況,要么是由議程決定人決定會議的程序,要么把毫無區別的“選票”改成能夠反映贊同程度的“鈔票”。
實際上,西方民主選舉,選出來的都是會呼悠、會操控輿論、會投機竊取人心的政客,而不可能是真正的選賢任能,希特烈和特朗普都是煽情、呼悠的頂尖高手。
民主財政的陷阱——政府赤字。1977年,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與瓦格納合作出版了《赤字中的民主:凱恩斯勛爵的政治遺產》。書中預言:在民主體制下政客會欺軟怕硬,選擇采用增大赤字的辦法來討好他們的選民,讓自己贏得選舉。當時該書爭議很大,現在書中預言基本上成了事實。現在,當我們看到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看到那些不怪自己而怪別人的選民,看到那些不談怎么樣還債,還談怎么樣繼續借錢的政客,我們就不得不佩服兩位學者的先見之明。
事實上,過去100多年來,民主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都有大幅增長的趨勢,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政客為了贏得選舉,往往要采用避重就輕的辦法討好選民,把好處留到今天,把負擔推到明天,從而加劇子吃卯糧困局。民主伴隨著赤字,這是由民主制度決定的,游戲規則當初這么定下來的時候,結局也已經定下來了。目前,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已高達22萬億美元,遠遠超過去年的20.5萬億美元GDP。
在美國,隨著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化擴張,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社會分裂現象越來越突出,美國社會正面臨五大分化:精英階層與普通民眾的上下矛盾,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左右矛盾,白人至上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種族矛盾,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經濟矛盾,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發展矛盾。
這些矛盾的激化使今天不同的美國人愛的是不同的美國,導致美國民主政治基礎——社會共識的動搖。而且這種分化隨著外來移民的增多還在不斷加劇,美國建國初期白人比例是95%,現在不到60%,其中靠近墨西哥的加州和得州白人不到50%,預計到2050年美國白人人口將不足一半。這是特朗普為什么要修美墨邊境墻、限制外來移民的原因,也是美國深層次危機的根源,美國也正在再次掉入美式民主的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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