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長期看,香港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政治領袖?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1、首先看看長官可能需要面對的“長期暴動化”的社會:
1)政治領域的法治基礎受到削弱;
2)持久的亂象使得道德標準下降;
3)政府權威受到極大傷害;
4)社會暴力化,同時暴力被認為是實現政治目標的合理手段;
5)年輕一代高度政治化、激進化、暴力化;校園成為極端主義的溫床;
6)社會嚴重割裂,族群矛盾表面化;
7)“止暴制亂”的成果可能可以在表面達成,但暴亂的因沒有消除。暴亂的人沒有被懲治。他們只是暫時潛伏而已,一旦出現合適的主題就會重現,而且下一波會來得更猛烈;
2、香港的重大民生問題、經濟問題及不利的社會政治建制
1)香港的貧富差距位于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最高位;基尼系數逐年攀升,2017年達到0.539(美國0.411,新加坡0.46。數字越大表示社會越不平等);
2)平均家庭收入約30萬港元,平均房價約540萬港元,房價收入比達18倍,全球之冠;
3)根據香港政府官方數字,香港有137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全港740萬人口),即每五個人中有一個居于貧困地位。其中,65歲以上的老人每三個就有一個居于貧困地位;
4)收入不平等首先來自極度不平衡的經濟結構,即金融化(有利于極少數知識/專業精英)、制造業離岸化(全部在過去幾十年轉向中國內地及其他地方)、地產化(地產資產是拉大貧富差距的最大單一因素);
5)在中美貿易摩擦、香港反中導致的大陸厭港情緒及訪客減少,未來一段時間基層經濟(旅游、零售、餐飲、運輸等)將受進一步打擊,而金融行業暫不受影響,結果導致金融化進一步加強,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6) 香港以高房價聞名世界。與之相關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均居住面積小,戶型面積小。同時,房地產市場由非政府開發商品房為主。房地產的存量格局存在不可逆性/路徑依賴,無論政府如何收地,狀況均很難改善;
7)種
種跡象表面,這一代香港本土年輕人在國際及與內地人的競爭力上將進一步下降。社會矛盾將進一步突出;8)經濟建制建筑在原始、落后的原教旨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積極不干預主義之上,奉自由經濟為圭臬,已經很難改變。這種制度有利于精英,將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
9)政治建制中的權力分立使得強力改革與政策難以得到推行,GOSAR施政困難;
10)伴隨代際演變,恐中/反中意識將成為社會最大公約數。香港將越來越陷入一個巨大的矛盾:即一方面號稱擁護自由市場、全球化,極度依賴大陸經濟;一方面民粹本土主義/族群主義抬頭,開始排中/排陸,希望全方位減少大陸的影響,甚至恨不得對大陸單向封閉。一個將狹隘認同政治居于最高地位的社會,不再能夠抱有開發的心態發展經濟,競爭力也會快速下降。
3、對體制并不友善的市民基本盤
如本博之前描述的市民取向大數。740萬人,剔除老人小孩140萬,剩下“適齡”人口600萬:
15%為激進/本土派,即年輕人;
35%為泛民派,反共、反中、反體制,以小知識分子、專業人士、相對年輕的中年人為主;
40%為中間派:現實、務實,無明顯政治取向(非政治化),反暴力,但對GOSAR也很有意見,并且呈現不同程度的恐共。但總體而言興趣點以民生為導向,可以團結。估計以中年以上年齡人群為主。
10%為深藍營:以愛國愛港的核心盤。
在這次香港事件之后,GOSAR作為一個institution在市民中獲得的信任度、威信都會嚴重下降,需要很長時間來修復。
面對這個基本盤,任何的CE施政都是很困難的。
一旦遇到涉及大政治的敏感問題、爭議問題,反對派就可能鼓動起來抗議,使GOSAR陷入新的困境。
香港社會往這個方向發展,經濟發展遇到“丟失的十年”(lost decade)或二十年都是毫不奇怪的。對于CE的考驗也極大。
竊以為,中長期計議,一個能夠改變香港的CE除了愛國愛港、在原則性政治上可靠之外,最好還具備以下特征:
一、具有非常強的政治意識、政治素質、政治能力,特別是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和動員能力,把香港各種分散的力量、社會部門、利益攸關者組織起來。最好避免保守的、“非政治”、“反政治”的公務員背景官僚,他們可以負責一項具體政策,但不能作為政治領導人應對香港目前的復雜政治形勢。香港公務員——“非政治的動物”
二、具有極強的行動魄力,想干、敢干,敢于得罪人,敢于打破常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能夠承擔歷史責任。
三、可以是來自商界但反精英、反建制:這里我需要舉Trump的例子。Trump來自商界,但美國人非常喜歡他,因為他:
1)太有錢了,被認為不再需要為金錢利益屈膝,無其他所圖;
2)看上去是成功典范,是美國人價值觀所尊崇的對象;
3)富裕(rich)但不精英(elite),而且是反精英(anti-establishment)的;
4)來自傳統政圈之外;
5)既能夠從商業角度思考,又不會受傳統思維和利益束縛;
6)說話談吐深入聯系群眾,讓群眾覺得他(Trump)就是自己的一員。香港需要這樣的一個政治家。
四、能夠深入聯系香港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中有號召力;人民群眾認為他是代表人民的,而非既得利益團體(establishment)。這個人可以不來自傳統政圈。譬如可以是富豪、藝人或其他行業的(商人Trump、喜劇演員Zelansky),他需要說群眾能說的語言,接地氣。他要能夠把GOSAR帶回人民群眾的心中,讓人民群眾覺得自己是主人翁。香港人總是糾結普選。實際上如果塞給他們一個能夠充分理解他們、感染他們、能夠交出業績的強人領導,他們也能接受。他們最喜歡的不就是港英總督麥理浩么。
五、CE不能單兵突進孤軍奮戰,要能帶一批人,任命一批人。所謂的”drain the swamp”,把舊GOSAR里迂腐的、脫離群眾的官員排掉,尋找一批銳意進取、更能聯系群眾的新人。只有把整個團隊都換掉,讓人民群眾在背后擁護你,才有對抗deep state的一絲可能。
六、需要將極大精力花在市民的溝通、和解、動員上,要重振市民對GOSAR的信心。還需要非常善于運用本地的語言、西方的語言解釋內地的制度與政策,作為一個高能量的發聲筒,幫助改變市民對GOSAR和北京的看法。他需要高頻、有質量、激情的溝通。(我想到了委內瑞拉的查韋斯)。
一個有個人魅力、領導力的政治家可以瞬間給市民帶來希望,他們會愿意暫時放下顧慮,消除戾氣,愿意給政府一個機會,期待政府真的煥然一新,交出好的成績單。美國民眾極其反對華盛頓,敵視政治精英,政治參與度年年下降,是Trump讓他們看到了希望。
GOSAR的CE也一樣。未來需要打破思維,尋覓這樣一個人物(也許并不是每一條都能滿足,但只要具備幾條即足矣)。但如果未來的CE上述條件大多是不具備的,那恐怕也就很難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的問題。
要相信,個人有時是可以影響歷史的。
北京說的港人治港,即由香港本地產生治理香港的人物。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物,能夠改進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深入聯系群眾,化解市民戾氣,改善市民福祉,同時幫助推動大陸與香港的文化融合,如果有這樣的人物,怎么可能不支持?問題還是落在,香港能夠產生這樣的政治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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