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3毛錢”毀掉的國家,卻是中國公知向往的“天堂”!
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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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的地鐵漲價三毛錢(折合人民幣),卻引發了智利近年來最嚴重的騷亂,局勢一度失控,以至于智利不得不放棄舉辦APEC會議。
為了三毛錢去燒市政府,這聽起來就像南美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一樣“神奇”。其實這已經是今年圣地亞哥地鐵第二次漲價了,并且原來的起步價是800比索,合人民幣約8元。各位想想國內一二線城市的地鐵票價,如果有一天上下班要花現在五到十倍的費用,那會是怎樣一個“魔幻”的世界?

非常巧,這個“魔幻”的世界,正好就是鼓吹私有化的恨國黨們向往的天堂。智利的今天,是整個拉美國家發展困境的縮影,而“拉美化”問題的本質,并非拉美國家自身有問題,而是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不平等,其根源就在于美國霸權。

國內媒體時常會關注“拉美化”問題,謂之“中等發達國家”陷阱。智利與中國雖遠隔太平洋,但一定會在命運的時空中交匯。正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美麗現實在哪里?
南美洲形狀如錐體,在這個“錐體”的下半部分布著智利、阿根廷和烏拉圭等國家,合起來稱為“南錐國家”。

“南錐國家”好像地球那邊的神秘世界,我們知之甚少。但是歷史的奇妙就在于,遠隔萬里的人們,會因某些相似的“緣分”,讓命運交織。
新中國的歷史,肇始于1949年。“南錐國家”的故事也起始于這一時代。

新中國里,人民當家做主,一邊暢想著強大的祖國,一邊開天辟地搞建設。在“南錐國家”,人們同樣暢想著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美好世界。若說當時新中國和智利有何共同之處,大概就是同屬發展中國家,都走在建設祖國的大路上,人們都在問,那美麗的現實在哪里?
1950年代的世界,新中國的建立讓發展中國家備受鼓舞,許多國家開始向毛澤東思想靠攏,尋求建立強大的國家政府以維護民族獨立,其中也包括智利。

時逢二戰剛剛結束,發達國家在反思戰爭悲劇的同時,將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根源同貧困聯系在一起,消除法西斯,必須改革經濟模式,讓市場經濟必須保證足夠的尊嚴,以免人民對自由市場感到幻滅。誕生于二戰前的凱恩斯主義被發達國家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發掘出來。雖然凱恩斯在1946年就去世了,但福利國家規范的建立,讓這位劍橋學人的理想照進現實。

兩種思潮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交匯成一股全新的力量。1950年代,設于智利圣地亞哥的聯合國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迎來了一位新主席,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類比施。在他13年的任期中,他用一種名為“發展主義”的經濟理論教導南美國家。
所謂“發展主義”,就是倡導發展中國家要進行獨立自主的工業化,不能依賴對發達國家的資源出口。因為發達國家占據著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優勢,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單一化和經濟結構畸形。要打破這種困境,不能只靠市場自發機制,必須要發揮國家力量,保護工業投資,管制外資的進出,甚至需要將礦產、石油和其他重要產業國有化,以便政府能獲得一定收入,用于財政投資。

這種思路與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不謀而合。只不過“南錐國家”發展基礎更好,在1950年代就成了教科書式的成功案例。
在智利和阿根廷,基建投資如火如荼,公路、鐵路縱橫交錯,一座座工廠拔地而起,政府給予企業慷慨補貼,鼓勵他們發展制造業,生產汽車和洗衣機,并且以極高的進口關稅保護民族工業。
這種政策效果顯著。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為共和國打下工業基礎之時,南錐國家已判若歐美。智利和阿根廷都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國民享有免費醫療等福利,孩子們享受到了優厚的公立教育。尤其是各國政府都置下龐大產業。莫說地鐵,當時智利的基建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遠遠好于今天。

南錐國家的成功表明,只要有聰明、務實的政策,并積極推行,發展中國家一樣可以追趕上發達國家。這是對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鼓舞。
然而發達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并不這么看。凱恩斯主義和發展主義都倡導保護中產和工人階級的利益,企業主和股東被迫通過稅收和勞工工資,重新分配一大部分財富。盡管這能讓所有人都過上富足的生活,可是資本家認為,沒有這些他們能過得更好。花旗銀行總裁里斯頓就站出來主張廢除企業稅和最低工資標準。
魔窟,1953年
1953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美國總統。不過世界對這位二戰老兵似乎不太友好。

朝鮮戰場上,人民志愿軍讓美軍和盟友們撞了一鼻子灰。全球經濟體系中,發展主義正在全世界擴散。伊朗總統摩薩臺實現了石油公司的國有化。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號召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起來。美國國務院還特別關注著南錐國家的經濟成功。

▲ 摩薩臺總統畫像
在拉美做生意的歐美企業也紛紛向政府施壓,他們的貨物被南錐國家攔在境外,當地工人要求加薪,而資源、能源、金融都被當地政府牢牢控制,嚴重損害了資本家的利益。
英美外交圈的一丘之貉同樣掀起了一股潮流,要掀翻發展主義國家,把南錐國家幾年來積攢的家底,變成資本家唾手可得的資產包。
就在新中國與美國簽署《朝鮮停戰協定》的這一年,美國中情局策劃政變,推翻了伊朗和危地馬拉支持發展主義的政府。伊朗政變得到了英國石油公司的支持。而危地馬拉,僅僅是因為政府的土地改革觸動了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利益,一個賣水果的比劃兩下,就能推翻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果不是這些事件的襯托,我們無法想象朝鮮戰爭的勝利對于新中國有多么重大的意義。

▲ 美國聯合果品公司
不過鏟除智利和阿根廷等國的發展主義力量要更加艱巨。美國人的策略是,從內部攻克,先在智利內部創造一個充塞帶路黨的“魔窟”。
還是1953年,兩個美國人在智利首都會面。一位是美國國際發展署智利部主任帕特森,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舒爾茨。兩人都對普雷比施等南美發展主義經濟學家恨之入骨,稱他們為“粉紅”經濟學家。一拍即合之下,兩人搞出了一份“援助”計劃,要把發展主義的堡壘圣地亞哥變成自由市場的試驗場。

▲ 芝加哥大學
計劃的主要內容,是讓美國政府出資讓智利學生到芝加哥大學學習經濟學,用弗里德曼的經濟學理論給他們“洗腦”。舒爾茨也拿到了一筆經費,親自前往圣地亞哥搞經濟調研,“訓練”當地的學生和教授。與美國其他千奇百怪的南美“援助”計劃相比,這個計劃毫不掩飾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計劃在1956年執行。1957到1970年間,先后有100名智利學生在芝加哥大學深造。惡名昭彰的智利“芝加哥男孩”就起源于此。
為了給智利學生徹底“洗腦”,計劃執行人哈伯格特別設立了一個“智利研討會”,讓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們,針對南美國家的問題提出充滿意識形態的診斷,然后提供如何“矯正”問題的“科學處方”。行事做派,如當今某些國家的中國問題“智庫”如出一轍。

據當時在弗里德曼門下求學的經濟學家法蘭克回憶說,智利的所有政策都被放在顯微鏡下找缺點。社會福利、產業保護、國有經濟,這些讓智利社會蓬勃發展的手段,都成了教授們口中一無是處的東西。
哈伯格每次訪問圣地亞哥回來,都要拼命抨擊智利的醫療和教育體制,說那是“寅吃卯糧的荒謬嘗試”,盡管智利的醫療和教育是拉美國家的典范。
當第一批智利學生回國時,他們已經變得比弗里德曼還要弗里德曼。在智利天主教大學這個曾經默默無聞的學府,這群狂熱的弗里德曼信徒建立起全新的經濟學系,采用與芝加哥大學一樣的英文教材,逼著學生死記硬背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宣傳他們的教導是“純粹”而“科學”的知識。這里很快成了圣地亞哥市中心的小芝加哥學派,也可以說是智利“公知”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群魔亂舞的“魔窟”。

▲ 智利天主教大學。芝加哥大學原計劃與智利最好的高等學府智利大學建立“援助”關系,結果被智利大學校長拒之門外,只得轉向當時還默默無聞的智利天主教大學,當時這個大學還沒有經濟學系,更適合傳播芝加哥學派的“教義”。
芝加哥大學在1957年遞交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所,該計劃的核心目的是訓練一代的學生,“使他們變成智利經濟事務的思想領導者。”作為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擴張手段,可謂無恥至極。然而其效果卻令人大跌眼鏡。
1970年,智利迎來新一輪大選,三個主要政黨都堅持發展主義道路,都支持把美國公司控制的銅礦收歸國有,原有經濟政策絲毫沒有動搖。智利“公知”拼命忽悠好幾年,在選舉中根本沒人搭理他們,畢竟人民群眾又不是傻子,真金白銀的發展紅利豈是一兩個“公知”搖唇鼓舌就能抹殺的?

▲ 阿連德總統
阿連德總統領導的人民團結陣線贏得了1970年大選,他們在選舉中承諾政府將接管更多外資控制的產業。阿連德總統與切·格瓦拉一樣,都是悲劇式的英雄,他本可以領導智利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但一場軍事政變,給他和繁榮的智利都畫上了血腥的句號。
魔幻踏入現實
灰頭土臉的智利“公知”在輿論和選舉中全面敗北。可是天下“公知”臭不要臉的精神可是一脈相承。恰好此時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尼克松“有一套富于想象力,且大體上有效的外交政策”,弗里德曼極其推崇尼克松總統。

▲ 尼克松訪華
訪問中國便是尼克松取得的歷史性外交成果,但他的“想象力”不僅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還在見不得光的角落里“大顯身手”。當尼克松聽說阿連德當選總統,編隊中情局局長赫姆斯下達命令:“讓經濟尖叫”。這個在毛主席面前略顯緊張和生澀的美國小子,背地里照樣一肚子壞水。
這道命令背后,是美國企業的集體鼓噪。1968年,美國對外投資總額有20%在拉美,利潤豐厚。美國礦業公司在此前15年的時間里,對智利銅礦業的投資高達10億美元,并且已經將累計72億美元的利潤匯回了美國。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掌握著智利電話公司70%的股權。而阿連德要把這些流失的利潤重新拿回去。
阿連德剛贏得大選,由投資智利的美國大企業組成的智利特別委員會便展開游說,要求美國政府在智利制造“經濟崩潰”,以便阻止阿連德的國有化計劃,他們構想出很多制裁手
段,包括停止對智利的貸款,暗中要求民間銀行和外資銀行終止智利的貸款業務,延遲采購智利銅等。
▲ 智利銅礦坑,面積之大堪稱“上帝之眼”
這些企業甚至擅自為尼克松政府擬定了一份策略,其中明確要求策動軍事政變,“聯絡智利軍方的可靠來源”,這些企業還為智利內部的反對勢力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經費”。不過他們招數用盡,阿連德總統依然屹立不倒。氣急敗壞的美國資本家們終于在1973年如愿以償,軍事政變降臨智利。

▲ 皮諾切特
軍事政變的領導者是皮諾切特將軍。從一開始,他就完全掌控了陸海空三軍和警察。在中情局的策應下,皮諾切特指揮軍隊包圍了總統府。阿連德和36名支持者拒絕投降,軍隊就向總統府發射了24枚火箭彈,總統以死捍衛著自己對國家的忠誠。

▲ 1973年智利政變
早在政變前幾年,來自中情局的美國教官就已經滲透進智利軍隊,他們在智利軍隊中煽動起反共狂熱,進而成功策反了軍隊。智利持續160年的和平與民主,就這樣被號稱民主燈塔的美國推翻了。

政變是令所有“芝加哥男孩”和智利“公知”興奮的事情。政變第二天,他們就把自己的政策主張塞進軍政府要員的手中,里面的主張無非三點:私有化、開放管制、削減社會福利支出。
皮諾切特富于野心,獨裁專斷,可他對經濟一竅不通。因為美國企業的聯合抵制,政變后的智利經濟正有搖搖欲墜的危險,而軍隊內部又有權力斗爭,一部分人只想回到阿連德前的舊狀態,盡快恢復民主政治。這是皮諾切特不能容忍的,“芝加哥男孩”送來的國家改(毀)造(滅)計劃,恰好迎合了皮諾切特的胃口,他要徹底改造智利。
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在政變后的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執行著顧問們的建議。這些人信誓旦旦地承諾,只要皮諾切斷完全取消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市場中的一切問題都會“自愈”。
結果,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率高達374%,居世界之冠,面包等民生必需品價格直上云霄。失去產業保護,廉價的進口產品迅速壟斷市場,擊垮了當地產業,大量智利人失業,本地企業大批破產,饑荒四處蔓延。
除了外國資本和一小撮金融買辦,所有的智利人都成了受害者。面對慘淡的現實,“芝加哥男孩”并不承認失敗,而是在1975年把弗里德曼請到智利來,給皮諾切斷政府“對癥下藥”。

當然,糟老頭子壞得很,弗里德曼罔顧事實贊揚皮諾切特政府的經濟政策,并且鼓勵他進一步嘗試“休克療法”,放手擁抱自由市場。
喝了弗里德曼的“毒雞湯”,皮諾切特在1975年一鼓作氣削減了25%的公共支持,而且一直削減到1980年,把近500家國營企業和銀行近乎免費一般,奉送給外資和私人資本。從1973年到1983年,智利總共喪失了17.7萬個就業崗位,到1980年代中期,制造業全國經濟占比已跌到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也就是說,但中國開始踏上改革開放的征程時,智利正在以癲癇一般的速度倒退至我們的起跑線。

智利經濟萎縮了15%,失業率攀升到20%,失業危機持續數年。上面那位披露芝加哥大學“洗腦”計劃的經濟學家法蘭克,親自計算過此時智利人的生活收支,一個智利家庭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面包上,喝牛奶和撘公車都成了需要節省的“奢侈消費”。在阿連德時代,面包、牛奶和車票加在一起也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

所以你以為今天智利人為“三毛錢”上街是吃飽了撐的?那是因為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地鐵就成了智利人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
這還不算完,皮諾切特甚至引進了弗里德曼最前衛的政策,取消公立學校,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代之,醫療支出改成現收現付,幼兒園和墓地全盤私有化,甚至連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了。這種腦洞破天的經濟改革吸引了全世界自由放任經濟的支持者,包括哈耶克本人,也多次跑到智利圍觀皮諾切特的改革。

私有化不僅敗光了戰后智利為自己置辦下的全部家底,還給智利憑空制造出一大堆國際債務。這都拜賜于金融買辦和外資的暗箱運作,私人資本從銀行大量貸款收購智利的資產,將債務危機甩給智利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政府趁此機會慫恿智利政府舉債為銀行抹平賬務,將債務轉嫁給政府,進而轉嫁給全體智利國民。
1982年,智利失業率飆升至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積累起來的債務高達140億美元。極其諷刺的是,在1980年代保護智利經濟免于崩潰的,不是弗里德曼的“休克”藥方,而是當初阿連德總統國有化的銅礦產業,皮諾切特一直舍不得將銅礦私有化,銅礦產業創造了智利85%的出口收入,保障智利金融泡沫破裂時,仍有穩定的收入來源。

到1988年,當經濟再次穩定下來時,已經有45%的智利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增加了83%,直到2007年,智利依然是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會之一,在聯合國社會不平等調查的123個國家中,位列116,倒數第八。
“芝加哥男孩”的經濟政策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在短短數年內,智利經濟就形容枯槁,財富迅速匯集到一小撮買辦和金融資本家手中,中產階級和工人無以為生。戰后智利興建的基礎設施,全部成了資本家盤剝民眾的工具,從搖籃到墳墓,智利人身上插滿了無數吸管,買辦和外資就像一群螞蟥,榨干智利的每一滴血。智利人自出生以來,就背負著沉重的國家債務,他們無法享有曾經富裕殷實的生活,只能淪為資本家的“農奴”。

當中國崛起一路高歌猛進之時,太平洋的那邊,智利卻在以驚人的速度從我們夢想的“小康社會”跌落至深淵。那地鐵的“三毛錢”,不過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罷了。
我們與智利人的命運是相向交叉的,不過天下的“公知”依然是一副面孔。
現實撞向魔幻
表面上看,智利問題的根源在于“智利模式”的失敗,但實際上,發展主義經濟學家指出的世界經濟體系不平等只是冰山一隅,全球政治體系的不平等同樣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發展。
智利不是沒有聰明、務實的經濟政策,也不是沒有勤勞肯干的人民,它只是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發展成果,真正意義上獨立自主地選擇發展道路。自由放任經濟的惡果,并非出于智利的自主選擇,那背后是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不平等。

位于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心的正是美國霸權,發達國家經濟中心優勢只是美國霸權的組成部分之一。發展中國家自然可以通過內部經濟政策調節經濟結構,以內平衡調節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外平衡,把國家帶上勤勞致富的工業化道路。但是發達國家同樣可以通過政治權力破壞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讓發展中國家一直處于原料產地和傾銷市場的“殖民地”狀態。

智利至今仍在困境之中,也說明這一全球不平等的狀態,仍未得到解決,而且還要加劇的趨勢。美國霸權掏空了世界上所有能掏空的國家,而資本利益集團形成的寡頭效應又反過來抑制了美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戰后美國那一套依靠國家扶持推動科技進步和產業革新的政策早已被拋棄,取而代之的就是養肥了利益集團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美國自身供血不足時,當然還要繼續出去吸血,不過如今全世界還能讓美國資本家們飽餐一頓的地方,只剩那472.8萬億資產和13億人了。
對的,這就是中國和智利的命運交匯點。今日之中國,恰如彼時之智利,我們的現實,正在對撞南美的魔幻。中國的“芝加哥男孩”、“私有化公知”、“恨國黨”們正在做著同樣的美夢,把中國經濟變成美國的大“資產包”,把中國四十年來攢下的基建和財富變成美國資本套利的工具,把13億中國人變成替資本家做工的廉價勞工,待美國資本饕餮之后,再去爭當那壟斷財富的一小撮,躺在遍地骸骨之上坐享其成。智利的地獄,就是他們的天堂。

不過,“魔窟”里的魔幻現實恐怕要遇上自己的現實魔幻了。四十年來,中國不僅在埋頭賺錢,還在全面提升國防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為捍衛自己的財富扎緊每一道籬笆。

最后,還是奉勸他們一句:
看在我們以德服人的份兒上,做個人吧。遍觀未來寰宇,你們真的時日無多了。智利的騷亂,不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時代,更是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整個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系的失敗,它為資本主義世界敲響了喪鐘。

▲ 抗議標語:新自由主義在智利誕生,也將死于智利。
騷亂之火已然燒到了美國紐約,正所謂天作孽,尤可為,自作孽,不可活,20世紀霸權主義罪惡的始作俑者,終將迎來命運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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