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校長:暴民政治現場:香港暴徒開始奪槍,炸街,燒人了...
作者 :蔣校長 2019-11-13 14:56:28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作者用了一個如此古老的詞匯:“暴民政治”(Ochlocracy)。
時間轉到今天,這個標題用來形容當前之香港,竟然無比貼切。在不解政治學術語的普通民眾面前,香港“廢青”用自己的愚蠢和暴行生動解釋了何為“暴民政治”。
星期一這天,香港“廢青”再度出動“炸街”,一名男子上前理論,反對激進示威者胡作非為,卻被潑上可燃液體直接點燃,該男子瞬間化為一團火球。
在警察上街鎮暴過程中,又有暴徒試圖襲警奪槍,被警察開槍擊倒。
瘋狂數月之后,這一聲槍響終于讓等待已久的西方媒體無比興奮,霎時間斷章取義的輿論抹黑鋪天蓋地。
看那香港街頭的一片狼藉,看那香港地鐵站滾滾濃煙與熊熊火焰,看那成群結隊的“黃尸”四處燒打,這就是一幅荒唐而野蠻的當代圖景,足以詮釋何為“暴民政治”。
沒有人會從中幸免,放縱暴行摧毀秩序,每一個人都將成為暴行的活靶子。
那個不幸的受害大叔,正是香港市民的命運寫照。
人類歷史上從不缺乏秩序瓦解、暴力橫行的戲碼,但暴力降臨自身頭頂,永遠都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
恐怕香港人也從未想過,自己的某些“優越感”和“先進”的社會制度,居然迎來了滅頂之災。
不好好學歷史的人,不僅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也無法從人類有過的政治災難中汲取教訓。并且,那些時常以英語國家殖民歷史為榮的人,顯然英語也沒有好到洞察出Ochlocracy與Democracy的共同詞尾,這兩個概念都源自古希臘語,從構詞上我們就能看出它們的相生相伴,暴民政治的概念衍生自民主政治。
發明這個詞的人,是希臘化時代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烏斯,在其《歷史》一書中,波利比烏斯一邊講述著羅馬人崛起的歷史,一邊探討著羅馬的政體。
在這里,他依然延續了亞里士多德的政體分類,不過他用了“暴民政治”這一新概念,來描述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不斷抨擊的“壞的民主”。
不過,“暴民政治”并不等同于“多數人的暴政”。
區別就在于發起“暴民政治”的人不一定是多數,也有可能是一小部分。
也許在常人的邏輯里,不安分的一小撮很難掀起大風大浪。但有時也要分在哪,在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城邦”里,一小撮不安分的暴徒聚眾上街,搶班奪權,同樣會引發災難性后果,不論古希臘還是現在。
“暴民政治”會造成很多無辜受害者,他們或成為暴徒攻訐的對象,或丟掉性命,或嚴重受傷,即便是沒有傷及性命,也會因公共秩序的癱瘓、公共設施的破壞,而遭遇諸多生存困難。
我們熟知的蘇格拉底,似乎就是死于“暴民政治”之手。
但嚴格來說,戕害蘇格拉底的是“多數人的暴政”,在雅典遭受“暴民政治”荼毒最深的,往往不是蘇格拉底這樣四處游蕩的“悠閑”知識分子,而是執法者。
比如阿里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米爾提亞德等杰出軍政人物,即便他們為雅典公共福祉做出了貢獻,一樣被判流放或被“扔進地坑”。
就連歷史書中大書特書的伯利克里,都有僥幸逃脫死刑的狼狽時刻。
還有打贏阿吉紐西海戰的八個將軍,凱旋后立即被判處死刑。
“以眾暴寡”是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但“暴民政治”卻是群體聚合起來,以“正義”為名,任意施暴。
執法者恰好是可以被標定的“正義”對立面。
在一座城市中,公共權力的縮影,恰好就是負責抑制暴力行為的警察,因而警察也會成為“暴民政治”的直接攻擊對象。
不加規范的民主制度自然會衍生出“多數人暴政”,而“暴民政治”則是受歪曲意識形態煽動的群體性運動。對于一座小城邦而言,如此暴烈的群體性運動不亞于一場“內亂”。
這在古希臘時代就早有先例。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科孚島上的柯基拉城邦就是如此。只不過城邦里煽動群眾的意識形態基本是外部輸入的。先是寡頭黨人在議事會會場上屠殺了50多名平民領袖。他們被驅逐后,又想方設法阻斷柯基拉的交通和糧食供應,進而引發饑荒。民主派則怒不可遏,引來雅典軍隊摧毀寡頭派,再次以屠殺的方式回應寡頭派。
暴民政治的恐怖力量書寫了一部漫長的“燒人”史。波利比烏斯之所以在一部歷史中談論羅馬政體的問題,也是因為即便在希臘化時代之后的羅馬,暴民同樣盛行一時。羅馬共和國末期,在羅馬廣場上“頭目與民眾的結合掀起暴亂和內戰。”
保民官提比略是最早利用“暴民政治”謀利的羅馬貴族。突破共和傳統,將生殺予奪大權交予人民,看似維護民眾利益,實則是提比略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打擊政敵和貴族元老的手段。這種手段掀起了羅馬城一波又一波的沖突,最終始作俑者提比略死于騷亂,自己成了“殉難者”。
自此之后,無論是馬略、蘇拉,還是凱撒,政治領袖深諳駕馭暴民政治之術,羅馬城內掀起一次次腥風血雨,“燒人”無數。而凱撒自己同樣死于暴民政治。
如果說這些歷史過于遙遠,那么近世以來的暴民政治同樣不在少數。16世紀,“暴民政治”一詞自古希臘語經法語傳入英語,在之后的政治動蕩和英國內戰中一語成讖。清教徒激進的群眾運動,導致了近20年的暴力肆虐和政治動蕩。克倫威爾的軍事統治便是其直接產物。
一百年后,同樣的暴民政治又在法國上演,雅各賓派的斷頭臺成了以“人民”名義“燒人”的舞臺,受害者達兩萬。正因如此,托克維爾后來在書寫《論美國的民主》時,還要借美國的民主政體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教訓。
即使在今天,暴民政治也從未淡出人們的視野。從敘利亞亂局到烏克蘭騷亂,再到今天全球的“遍地烽火”。所謂暴民政治,不分立場和具體意識形態的區別,都是在某些意識形態鼓動家的鼓吹下,假以“正義”的庇護,視他人為敵,進而傷害他人,最終與他們所謂的“正義”背道而馳。
美國政治學者沃格林,將這些意識形態鼓動家描述為“低俗者”,因為他們不足以把握人的存在真相,將虛幻的“真相”灌輸給他人,也就是格雷塔一樣的人物。
更有一些具備認知能力的知識分子,卻“自覺充當知識騙子”,只為維持某一個意識形態,以便允許他以道德名義支持對人實施暴力行為。
在如何預防暴民政治的問題上,波利比烏斯和托克維爾都表達了一些類似的觀念,即混合政體的緩沖作用,以及法律秩序的必要性。
政府權威或許是暴民政治沖垮社會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線。但現實往往是,暴民政治洶涌的地方,政府權威反而缺乏有效維持秩序的手段,秩序的潰散令暴民政治常態化。
顯然,當警察們也無法阻止暴民政治“燒人”時,暴力的升級和擴散,也就是時間問題。
激進的暴徒,遲早會以各種名義動用恐怖主義手段,按自己的喜好劃設敵我,濫用私刑。
秩序瓦解后的城市,就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是“萬人對萬人”的“戰爭狀態”,裹挾其中,沒有一個人會得以幸免,只能逃離。
這一幕只能在末日電影中看到的景象,其實就是暴民政治的常態。
或者說,人類對于社會秩序瓦解的末日想象,恰好來自于類似的現實經驗。
正因如此,暴民政治的問題很難輕易甩掉。當一個地方涌現出無法遏制的暴民政治時,那里所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最嚴峻的。
按照沃格林的原話,“低俗之人創造并主導了知識氛圍,在那樣的氛圍中,像希特勒這樣的人物才有可能上臺…只有當社會環境被低俗者徹底摧毀時,那種殘暴才能出現,這種低俗精神的代表才得以上臺。”
沃格林將暴民政治的根源歸結于人心的“失序”。因為啟蒙運動的世俗化,使得宗教性觀念得以祛魅化,但現代意識形態又重新賦予人“類宗教”意義,進而追求突破個體限制的“超人”狀態,將內心的狂暴一并釋放。
沃格林的解釋過于抽象,其實暴民政治與一般社會運動的本質區別,是其突破了社會秩序的基本底線。攝于意識形態感染的個體過度激進化,且社會失去了對其的限制,最終逾越文明的底線。
這與人基本的生存條件嚴重背離,畢竟人不是意識流,人需要在穩定的秩序結構中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即便是在香港這種標榜法治的地方,當暴民政治顯露出征兆時,遲早會化為一聲槍響,進而演化為暴力行徑,成為“燒人”歷史的一部分。
這與“廢青”們選擇自己是誰并無太大關系,他們只是在扭曲意識形態的挑動下,釋放自己心中最為丑惡的一面,沒有被卷入其中的人,也有無數冷眼旁觀者。
或許我們該問香港人為什么是這樣的?
如果套用沃格林的話語,這也許就是港人的心靈“失序”,它印證了香港社會肌理的深層次問題,那就是這套源自于殖民母國的社會體系,始終蘊藏著不穩定的因素,使得這里走上類似的道路。
所謂心靈失序,在這里恰是殖民主義的遺禍。
如果你總是阻止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究竟是誰,并且不斷隔絕他維系生存所必要的秩序資源,他遲早會成為野獸,進而成為一群行為失控的“僵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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