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的“毒” ,新加坡有“藥引子”!
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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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香港大學啟示錄
香港大學校園烽火連天已達數日,英國、美國、日本等相繼撤出自己的留學生。11月15日,連荷蘭的幾所大學也坐不住了,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地的主要高校正在積極召回近300名在港留學的荷蘭人。
一時間,香港大學校園淪陷于暴力行徑,暴徒攻占校園,設置路障,封鎖道路,將學校變成“兵工廠”,甚至還有專門“教員”,教授暴徒如何制作燃燒彈和使用武器。而這些暴徒中,有相當一部分就來自于青年學生。

▲ 李光耀當年對待新加坡“廢青”的回答
知識精英墮落為暴民,以非理性暴力行為摧毀社會法治,甚至傷及無辜,本應是代表社會文明高度的大學校園卻淪為恐怖主義策源地。這一“魔幻”現象背后,是香港社會的失智和失腦。
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大學校園和知識精英的淪陷,絕非境外勢力和金主運作政治手段和資金就能收效的短期之功,而是早有伏筆在前。
早在1992年,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香港大學的一席話就一語道破。

彼時,港督彭定康以學督身份與李光耀同列。李光耀在香港大學發表演講,但只回答了兩個提問,其中一個問題就來自彭定康。彭定康頗不懷好意地問李光耀,對英國撤出殖民地的過程有什么啟示。李光耀則直言不諱,對這一去殖民地化進程非常失望。
對此,李光耀現身說法。他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眼界與段位都在港大之上。李當場回憶劍橋往事,說有一教授,曾是丘吉爾內閣成員,就在課堂上跟他們講這些殖民地國家的民主化進程成果斐然,并舉出了斯里蘭卡的例子。

斯里蘭卡早在1932年就進行了市政選舉,選出了科倫坡的市長和議員,并且科倫坡還有兩所大學為政府培養專業人才和行政人員。在獨立前,斯里蘭卡經濟發展水平就十分良好。所以教授認為,斯里蘭卡兼具天時地利,獨立后一定能繁榮發展。
但李光耀不以為然,并指出斯里蘭卡的繁榮只是1947年獨立時的曇花一現,此后便是長期的社會分裂和經濟落后。李還舉出南亞大陸的例子,說印巴分治造成了戰亂。
李直言道:“我不相信民主會帶來進步,我認為民主只會帶來退步。”

此言一出,臺下嘩然。這種觀念在長期吸收英式民主教育的香港知識精英眼中,無異于離經叛道,更何況,新加坡也是源于英國前殖民地的獨立國家,總理的這一認知,無疑是對前母國的文化“反叛”甚至“清算”。
李光耀還進一步批判,說英國從來不在殖民地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總督的話就是殖民地的法律,而地方官僚就是地方法律。

以現在的視角看,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是非常原始的獨裁政治。
李光耀還指出美國對人權和自由超乎尋常的熱忱,并認為這會導致一種錯誤認知,即對歐洲社會有用的民主制度,和在臺灣地區、韓國勉強適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地套用到任何其他不同國情的國家身上。

然后,李光耀提出了自己的“良治”觀念,即好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無論是總統還是國王,但絕不是短期的執政者,短期的執政者只會趁機為自己謀取個人利益。

最后,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指出,這一去殖民化過程是冷酷的,因為西方的政治學者們從來沒有在這些社會生活過,并不了解這些地方需要的是經濟發展。這些國家需要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只有當占到社會人們六七成的中產階級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時,一人一票的民主才有意義。
李光耀的一席話構成一段內涵豐富的啟示錄,如果回歸前后的香港知識精英們能聽進去一星半點,那么今天的事態也許可以避免。
但遺憾的是,人們很快就把李光耀的演說拋之腦后。

同為英國前殖民地,香港地區與新加坡的道路分野,每一點都體現在這一段話的字字認知上。
那時的西方,“民主轉型學”方興未艾,新制度主義勢頭正盛,李光耀卻用前殖民地國家的實際社會建構方式批判了“民主轉型學”的腦體倒置,甚至用一種社會發展相對主義的視角,直接否定了規范制度理論。

▲ 一般意義上,西方對“什么是民主化浪潮”的解釋
如果以今天的視角來看,李光耀絕對是被總理耽誤的政治學家,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冷戰后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弊病之一,敏銳地甄別出英美文明的破壞性因素,從根源上反思和批判英美殖民主義。而這也是新加坡相較于香港,獲得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的智識基礎。
只可惜,20多年前,李光耀留給香港人的這部啟示錄,只是對牛彈琴,并未發揮應有的作用。
02 “導師”之異
李光耀的忠言逆耳并非源自一時的“神來之筆”,而是他長期學術熏染和政治實踐的產物。
早在二戰剛結束的1946年,李光耀就遠赴英國留學,先是在倫敦政經學院,一年后轉到劍橋大學學習法律。在倫敦政經,李接觸到了英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哈羅德·拉斯基。這是一位曾擔任過英國工黨主席的社會主義者。

拉斯基主張多元主義,并且早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支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性經濟,主張應該以社會成員相互協調發展的“協作型國家”取代“強制型國家”。但同時,拉斯基又倡導公民自由,堅持言論和結社自由,以及代議制民主。
以現在的視角來看,拉斯基的主張屬于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混合理論,即保障個人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保障代議制民主的良性運轉,又以一系列國家行為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縮減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福祉。
從李光耀日后對新加坡的治理成果來看,似乎拉斯基的思想對李影響深遠,因為日后的新加坡就走上了這樣一條道路。
新加坡沒有走上香港式的自由資本主義道路,也沒有產生諸如李嘉誠、新鴻基郭氏、恒基李氏等房地產寡頭。相反,新加坡一直以準國有化的手段,抑制資本投機,發展實業。
比如新加坡的電子產業。
1968年,新加坡就引進了美國國家半導體封裝和測試生產線,成為全球第二個發展半導體代工產業的國家和地區。如今新加坡已經形成了從IC設計、芯片制造到封裝和測試的成熟產業生態。
同時,新加坡還利用優質的教育資源推進技術研發,2015年,新加坡就搞出了一款生物芯片,用來檢測家禽疾病。到2018年,新加坡電子行業占整體制造業產出的45.1%,對GDP貢獻占到5%。

▲ 資料圖:香港數碼港。圖片來源:香港《明報》/林穎茵 攝
除了電子產業,新加坡早在1960年代,就在李光耀的主導下發展煉油產業。僅用20多年,就成為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與煉油相關的化工產業和機械制造業同樣蓬勃發展,新加坡還一度成為全球最大自升式石油鉆井平臺制造國,拿下70%的國際市場。而生物制藥,也是新加坡又一個經濟增長點。
相形之下,香港的“數碼港”半途而廢,產業空心化嚴重,金融和地產投機嚴重侵害了公共利益。

強大的制造業和其他實業為新加坡源源不斷創造社會財富。在如何分配社會財富的問題上,李光耀同樣引入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手法,比如公共住宅。這也使得新加坡雖是彈丸之地,卻沒有像香港那樣劏房。在中國內地,新加坡的發展經驗被概括為“新加坡模式”。
西方學者經常會把新加坡的“異質”特征歸結到東亞的儒家文化,但這并不準確。新加坡模式的治理技術和理念,多是李光耀從英國搬運而來,有現有經驗和理論提供支持,只是被李光耀政府因地制宜地加以運營。

然而同是吸納英國政治文化的香港,為何沒能走上新加坡的道路?
這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擺脫殖民較早,五十年代脫離英國管轄、65年獨立建國;而相比之下,香港則一直處于英國“直轄”之中,港督都是英國人,香港幾乎沒有自主發展的權力和培養獨立自主意識的機會。
另一個關鍵就在于,李光耀在英求學,是本著華人一貫的務實理念和新加坡社會的現實情況,去篩選能為新加坡利用的有益思想,這是一種自我本位的視角,然后才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導師”拉斯基。他的多元主義與去中心化理念,讓李光耀乃至新加坡人獲得了批判和反思英國殖民主義遺毒的憑據,憑借著誕生自西方內部的批判工具,新加坡可以很快擺脫殖民化的影響,反思英美文明的固有劣性。

▲ 圖為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
從戰后英國工黨艾德禮上臺,和英國率先建立福利國家規范的歷史來看,李光耀明顯從母國帶回了西方文明不愿與殖民地分享的新東西。
這一點,求之于香港卻不可得。雖然香港也有能和新加坡競爭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也有一大堆英美留學的知識精英,但香港從未誕生過李光耀式的政治家,甚至達到李光耀認知水平的社科學者都寥寥無幾。

▲ 香港公民黨領袖在香港大學公然鼓吹支持暴力活動言論,遭遇校長駁斥。
其原因,從香港大學的政治學研究歷史中就可見一斑。
前文提到,李光耀舉出斯里蘭卡案例中,提到科倫坡有兩家大學為殖民政府培養專業人才和行政人員。在英國殖民體系下,香港大學也發揮著類似的作用。
換言之,這些殖民地大學的首要目的,是為香港殖民政府培養“公差”和“衙役”,只需掌握實用技能,比如怎么寫文書,怎么打板子,非常不鼓勵學校去研究深層次的國家、社會、政體、道德等問題。
因為一旦學者涉及到這些,就會有人去批判和反思英國殖民主義,進而動搖英國的殖民統治。不問政治的“順民”才是港英政府需要的“良民”。

▲ 由此造成了當前之怪相,能夠深刻批判英國殖民主義遺毒的不是受害最深的港人,而是英國人。
這不啻為英國的愚民政策。在1980年代之前,香港大學中幾乎不存在政治學研究,只有行政學研究。也沒有多少人關心政治問題,比如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殖民統治的政權合法性等。
似乎只有洋人才有腦力和資格琢磨這種問題,甚至用這種問題去批判他國,而殖民地臣民不配研究這些。這種深刻的文化歧視嚴重損害了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和民族心靈。

1982年中英談判之后,政治學研究才在香港興起。這也是英國殖民者在局勢變化的前提下做出的變革。但不要以為這是殖民者大發慈悲讓港人自己“長腦子”。在1984年到1997年期間,香港大學里的政治學研究主要關注“民主轉型學”,也就是天天琢磨怎么將中國“民主化”,怎么推進香港的“民主化”進程。
與李光耀那種接地氣的實用主義和自我本位截然相反,香港的這種政治研究,幾乎就是英國人種下的“毒瘤”,而香港的社科學者,也多是英美學者的傳聲筒,缺乏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和反思,依舊抱著理所當然,甚至“道德正義”的態度看待過去英國的殖民統治。

香港大學里的“民主轉型學”研究花費了大量精力去關注“民主化”斗爭,討論未來政治體制,對“一國兩制”既無興趣,也不認可。并且還長期忽視香港社會的實際問題,空想遠遠多于實際。而且這種“民主轉型學”帶有濃厚的冷戰色彩,骨子里就把內地假想成干擾香港“自由”與“法治”的“邪惡”力量。

今天,暴徒們教學生制作燃燒瓶,然而那些無形的“燃燒瓶”制作教學,早就在香港大學里流行了二十多年。

跟錯了“導師”,香港不可能誕生李光耀式的人物,也不可能走上新加坡的道路,甚至要實施一些長遠性的社會建設工程都很難。如果說大學校園和知識精英是一個社會的“大腦”,那么香港這個“大腦”不僅先天發育不足,而且后天發育畸形。
在這種“大腦”的指揮下,香港只能成批成批地創造“政治巨嬰”,甚至讓大學校園淪為恐怖主義策源地。無智而“低俗化“的暴民政治誕生于香港也就不足為奇。

▲ 在暴徒發起全港八校停課之際,建制派議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梁美芬
帶領學生堅持完成當天的基本法課程。香港的大學校園里急需這樣堅持真理的老師。
只是香港的回歸、內地的崛起,給香港提供了擺脫和批判殖民主義的框架和物質基礎,讓香港能夠走上更好的發展道路。但殖民主義遺毒之深,非刮骨療傷,大英殖民地“后遺癥”還是會在香港“病發”。
03 失去的“道德感”
大英帝國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國。它不同于羅馬式的“帝國”,后者經由西塞羅之手,將古希臘廊下派的道德哲學轉化為古羅馬的律法規范,嘗試為不同民族提供共同的道德秩序。
我們今天所謂的西方“普世價值”,指的就是這個。
但在大英帝國的全球體系,甚至在英美接力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世界霸權中,這種道德秩序的存在感異常稀薄。
大英帝國本質上是由資本編織起的全球商業體系。對于不能賺錢的事情,英國殖民者向來缺乏興趣,他們既不關心殖民地臣民的生活福祉,也不會花費資源去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更不想通過領土的攫取,把自己轉換為一個掌控陸地的征服帝國。

▲ 日不落帝國曾經的殖民地,忠實地折射出英國的海洋商業理念。他們對深居內陸的土地毫無興趣。
所以大英帝國也是一個“島嶼收藏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英國人對殖民地的統治只能用野蠻來形容,殖民地完全是總督的專制王國,生殺由人,只有涉及到商業利益時,英國人才會去著手構建“法治”體系,完善政治框架,改善治理技術。
而當英國殖民者撤離時,為了延續以往的商業利益,英國人會用各種方式,包括延續英國的司法體系,通過“民主化”讓與英國資本深度勾連的本地精英掌握政權,甚至故意制造族群對立和價值對立,以便阻止殖民地商業利益受制于周邊的權力中心。至于這么干會給當地帶來何種災難,英國人從來都是不聞不問。

▲ 中印邊境爭端的根源“麥克馬洪線”就源自英國人“饋贈”的遺毒
新加坡與香港都經歷過這樣失去“道德感”的歷史。而兩者又是華人社會,自古受儒家文明影響的華人社會,卻異常重視人倫道德。兩種文明秩序的沖突在香港和新加坡交織在一起。對于殖民統治下的華人社會而言,如何在這種環境里維持族群的“道德價值”,就像“君子慎其獨”一樣。

▲ 全世界的主要文明圈
理論上講,新加坡是中華文明外溢的最遠點,對殖民主義遺毒的抵抗能力要弱于背靠內地的香港。但現實就是這么“魔幻”,在英國人留下的汪洋和暗涌中,偏偏新加坡頗善鳧水,踏浪而行,而香港卻有溺水之勢。
其根源莫過于香港長期受制于一個強勢的西方列強,狐假虎威式的“優越感”和英式殖民操作,令香港喪失了反思殖民主義的腦力。

由此創造的社會精英,也欠缺擔綱道德批判和政治智識的能力,在高度自治的體制下,他們犯錯的幾率遠大于做對的幾率,也就無外乎香港校園今天能淪落到斯文掃地的地步。
“暴民”們以為,披上“民主”外衣和英國國旗,自己就能成為內地夠不著的“天棚”,實際上那只是他們大頭朝下溺水身亡的前奏。

未來,香港要做的仍舊是肅清長久未能根治的殖民主義遺毒,其關鍵不僅在于讓迷失的港人找回國家認同,還在于讓他們找回遺失的“道德感”,讓香港的“政治之腦”快速健康地發育起來,也讓香港的“政治巨嬰”快速成熟起來,跟上內地政治現代化和民族自我啟蒙的腳步。
唯有如此,香港的亂象方能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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