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校長:公然違憲!是誰,在給香港司法撐腰?
作者 :蔣校長 2019-11-26 14:42:40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11月以來,香港“黃尸”暴力活動加劇。暴徒們襲擊無辜市民,沖擊大學校園,嚴重干擾香港社會正常生活。
11月12日,暴徒侵占香港中文大學,與警方發(fā)生激烈對峙。而后,暴力活動向其他大學蔓延,一周之內(nèi),香港大學、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相繼“淪陷”。暴徒們肆意破壞校園,逼迫學生罷課,大學校園相繼癱瘓。
11月14日,暴徒集中到香港理工大學,在校園內(nèi)筑起“堡壘”,當晚就與警察發(fā)生激烈沖突。
11月16日,駐港部隊自發(fā)組織清除路障。強烈示警暴力示威者。
11月17日,香港市民在香港理工大學周圍自發(fā)清理路障,與校園內(nèi)的暴徒發(fā)生沖突,防爆警察隨后趕到,雙方激烈沖突,交鋒一直持續(xù)到晚上。
當天,港警重兵包圍香港理工大學,將“黃尸”暴徒的核心群體死死圍住,以經(jīng)典的“圍點打援”戰(zhàn)術對“黃尸”發(fā)起“圍剿”。“激戰(zhàn)”持續(xù)一晝夜,陷入絕望的“黃尸”以高密度的燃燒瓶上演著最后的瘋狂。
像不像現(xiàn)實版《全境封鎖》?持續(xù)五個月的香港暴力示威活動,迎來了對暴徒的最后清算,大家馬上就要長出一口惡氣了。可是,香港又迎來了更加瘋狂的24小時。
11月18日,香港特區(qū)高等法院突然裁定《禁止蒙面規(guī)例》“違憲”,輿論一篇嘩然。要知,在國家憲制下,作為地方法院的香港高院并沒有違憲審查權,《香港基本法》的全面和最終解釋權屬于全國人大,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判斷香港地方法律是否與《基本法》相抵牾,這也是《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明文規(guī)定的內(nèi)容。
香港高院此舉,不僅是在明目張膽得為暴徒撐腰,更是挑釁國家司法主權,挑戰(zhàn)憲法權威。
11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fā)表談話,表示嚴重關切。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1】
然而香港大律師公會當天晚上就發(fā)表聲明,宣傳人大常委會的表態(tài)“在法律上是錯誤的”,“破壞了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
同一天,美國國會參議院審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公然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nèi)政。
一天之內(nèi),香港本地的反中勢力和暴力活動的幕后黑手同時撕下偽裝,在他們的“炮灰”行將滅亡之際,將矛頭直接指向內(nèi)地。
24小時之內(nèi),香港暴力活動之性質已全然變化。這已不再是一港一城的局部問題,從香港高院的荒謬裁決開始,相關反華勢力就已準備好將黑手從香港伸向內(nèi)地。
▲對此,中方“六箭齊發(fā)”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一系列事端恰好伴隨著暴徒的末路,伴隨著國際空頭的式微,在明暗兩個戰(zhàn)場上,港警和“國家隊”都在取得關鍵性勝利,但越是最后關頭,敵人越是瘋狂,如今我們直面的不僅是搞亂香港的“顏色革命”,更是美國霸權支持下的英美秩序擴張,香港只是跳板。
02法系之爭?秩序之爭?文明之爭?
要搞清香港這24小時里的玄機,還是要從香港高院荒謬的裁決說起。
這一事件引發(fā)輿論強烈反應,街頭巷尾,婦孺皆知,人人都覺匪夷所思。我們在中學政治課上都學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最高立法機關,擁有立法權。根據(jù)《憲法》第67條規(guī)定,憲法解釋權和違憲審查權屬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而且憲法解釋權屬于被動權力,須由國務院等國家機關提案要求憲法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會進行憲法解釋。
《香港基本法》屬于地方性法規(guī),其權威來源是人大立法。香港高院也是地方法院,在位階上低于最高法院,根本沒有權力去裁決香港地方法規(guī)是否“違憲”。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根據(jù)常識就能判斷出來的事情。香港高院此舉,明顯在越俎代庖,蓄意破壞憲法權威和司法主權的統(tǒng)一性,潛在邏輯是否認香港受制于中央司法管轄。
這是要“造反”?是誰給香港高院這種勇氣,公開挑戰(zhàn)國家憲制?究其邏輯,還是源于香港那個普通法系(或稱海洋法系)傳統(tǒng)。
世界上關于法系劃分有兩個不同的標準,其一是根據(jù)文明特征將人類的法律體系劃分為五大法系,即海洋法系、大陸法系、伊斯蘭法系、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其二是二戰(zhàn)后根據(jù)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劃分為社會主義法系和資本主義法系。古代中國一直延續(xù)著自成一脈的中華法系,直到近代中斷并消亡,清末立憲到民國的法制構造轉而效仿大陸法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則依據(jù)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如果將兩個不同的標準并列,中國既傾向于大陸法系又傾向于社會主義法系。
對于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而言,英美普通法在常識之外。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法治社會”,擁有高度專業(yè)、嚴密和復雜的法律事務體系,而且背靠全球普通法國家和地區(qū),與歐美的普遍價值高度吻合,讓香港一下子接受“社會主義洗禮”是不太可能的,更何況這也不符合《基本法》的規(guī)定。
而且,普通法與內(nèi)地社會主義法系的區(qū)別,不僅僅在于成文法和習慣法的法律形式,或者循例判決、法官立法等技術操作,更重要的是,普通法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法律思維方式,其產(chǎn)生與發(fā)展都有自己的法哲學邏輯,甚至背靠英美專屬的意識形態(tài)。
就憲制的問題上,普通法思維就有著不同的理解。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寫在紙面上的憲法不是憲法的全部,權威性文本只是最高憲法的一個構成要素,對法律條款的解釋也不是僅僅基于條款意義本身,解釋意義的產(chǎn)生,一定要結合解釋者(法官)的理性(Reasonableness)【2】。
通俗的說,就是立法機關弄出一部法律法規(guī)出來,必須得經(jīng)過普通法法官“開光”,不然法官就有權把這部法律否了。
在普通法傳統(tǒng)看來,憲法權威并不完全來自立法機關,而是理性與權威的微妙結合【3】,就算最高立法機關擁有立法權,其創(chuàng)制法律同樣要受到“法律規(guī)則(Rule of law)”的限制,這個“法律規(guī)則”其實就是指普通法的一般原則。
按照英國法學家阿蘭(Trevor Allan)的說法就是:“普通法先于其定義和規(guī)范的最高立法權威。”【4】這一理論在英國備受追捧,甚至連政府都表示贊同。
可想而知,在香港高院那群法官的腦回路里,不僅自己能根據(jù)“理性”給憲法解釋“開光”,甚至還有可能把自己的地位擺得比全國人大還要高,就差飛上天,和太陽肩并肩了。從想法落實到行動,就是我們看到這一出“荒誕劇”。
如果照這么說,豈不是法律的地位比主權還要高?在普通法的思維模式里確實如此。在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的視角下,法律權威源于最高立法機關,司法權威來自國家主權。但在普通法那里,這個邏輯可能是顛倒過來的,這也就是普通法的法律至上原則,這一原則要求權力服從法律。【5】但問題在于,一旦法律高于主權,那么這種法律的實定效力從何而來?最終只能歸結于形而上的道德規(guī)范和個人的“良知法庭”。
不過這種觀念也不是英美國家與生俱來的,其精神起源可能來自17世紀英國的普通法之父愛德華·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柯克本人就是個普通法法官,由于普通法的特質,法官除了斷案,還要撰寫判例集,記錄案例和審判過程中形成的理念原則。法律至上的精神源自他對“邦漢姆醫(yī)生案”(The Bonham Case)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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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件的原告是一位醫(yī)學博士,名叫托馬斯·邦漢姆。他控訴倫敦醫(yī)師行會對他實行非法監(jiān)禁。醫(yī)師行會之所以敢監(jiān)禁他,是依據(jù)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頒布的特許狀,這部特許狀得到過定制法的認可和重申。而邦漢姆醫(yī)生因為醫(yī)師資格考試不通過,涉嫌無照行醫(yī),就被醫(yī)師行會逮起來了。【6】
在該案件中,柯克全力支持邦漢姆,并寫下:“當一項議會的法令有悖于共同權利和理性或自相矛盾,或不能實施時,普通法將其予以審查并裁定該法令無效。”【7】
換言之,柯克不打算承認國王特許狀及已有法律的有效性,因為他覺得該法律不符合普通法原則。
柯克將普通法原則置于法律和王權之上,有其時代背景。柯克生活的時代正是詹姆斯一世(James I)統(tǒng)治時期,詹姆斯一世來自蘇格蘭,崇尚絕對主義君權觀念,當時王權與反對派貴族的斗爭異常激烈,而柯克就站在反對派的陣營里。
詹姆斯一世用天主教信仰和教會法來論證自己君權至上的觀念,而柯克就用普通法原則來抗衡。表面是王權與貴族的沖突,背后也是普通法與教會法兩種不同秩序的競爭【8】。
不過,柯克的這一主張沒有在英國形成穩(wěn)定制度,反而是美國先行一步,接納了普通法法律至上的精神,在英國留下的殖民地法律和特許令狀制度,以及成文憲法和《人權宣言》的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違憲審查制度【9】,以普通法對權力的意志進行裁定。
所謂“違憲審查”,就是這幫香港法官想要做的事情。別看他們搞出這樣一個“違憲”裁決貌似荒唐,如果不及時阻止他們繼續(xù)倒行逆施,他們就會以實際行動復制美國的法律制度。這不僅是對香港社會的“和平演變”,更是對香港政法制度的“和平演變”,最終將摧毀一國兩制。
由香港而嵌入國家司法主權框架下的普通法,在法理上與社會主義法系存在根本性矛盾,兩者處于競爭關系而非協(xié)作關系。英美正是抓住了這一點,不斷在香港滋事,以此擾動中國政局。
說白了,表面上一層法系不同的偽裝,本質上卻是兩種秩序,乃至文明和民族之間的激烈對抗。
畢竟在歷史上,普通法就是在不斷的斗爭中才擴張到全世界的。12世紀,普通法與教會爭奪司法管轄權,16世紀,普通法又與來自歐洲大陸的羅馬法傳統(tǒng)抗衡【10】。英美霸權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普通法在全球擴散,并與當?shù)刂刃虬l(fā)生競爭。所以不扒掉聯(lián)通英美霸權的“網(wǎng)線”,香港亂局很難根治。
普通法的許多司法習慣很難復制,無論是具體操作還是培養(yǎng)人才,效率都不高,但卻能在全球不斷擴張,顯然不是全靠比較優(yōu)勢,更多是背靠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擴張。也就是說,普通法中包含了與霸權主義相協(xié)調的擴張性因素。
比如普通法中隱藏的清教主義,清教主義將個人良知和個人判斷放在第一位,認為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合法控制他們【11】。這就是為什么普通法傳統(tǒng)下,審判要靠法官的道德和良知,也是為什么哪怕香港暴徒殺人放火都可以逃脫懲罰,因為法官可以不看結果,覺得暴徒個人良知沒問題就好。
▲香港市民遭暴徒當街淋燒一案11月20日在香港東區(qū)裁判法院審訊。
案件于20日上午在香港東區(qū)裁判法院提堂,兩人獲準保釋。
這種清教法律傳統(tǒng)自始至終還帶著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主義色彩。在16、17世紀的法律秩序競爭中,普通法一直都是英美民族用來反對教會法世界性權威、反對天主教法學家普適理論的武器【12】,說白了就是“盎撒特色”對抗當時的“普世價值”。
時至今日,當年的“盎撒特色”搖身一變成為新“普世價值”,但是其民族主義的內(nèi)里并未消退,所以“雙標”才是正常操作。雖然普通法強調法律至上,但很顯然普通法原則以外的法律都不是“法律”,比如中國的法律,莫說中國法律是14億人的共同意志,哪怕是140億人的共同意志,可能都不如14個普通法法官的“理性”。秩序沖突的背后,明顯是文明與民族的沖突。
以前,在共同行為規(guī)則的框架下,大家還能和平相處,但如今愈發(fā)惡化的國際經(jīng)濟環(huán)境,以及西方內(nèi)部危機的全面爆發(fā),國際間的矛盾和沖突愈演愈烈,一夜之間圖窮匕見,意料之外,卻是情理之中。
03霸權主義的“法案霸凌”
在國家強勢反擊亂港勢力的同時,美國國會參議院在關鍵時間節(jié)點上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國際霸權為香港內(nèi)部的反華勢力撐腰,似乎是在變相支持“黃尸”和香港高院的行為。
美國政局目前仍因總統(tǒng)彈劾案,被民主黨攪合得沸沸揚揚,諸多因素自顧不暇之中,美國政客們還能統(tǒng)一意志,隔著太平洋操心香港,搞長臂管轄,可見在他們的認知中,對中國的秩序競爭和權力競爭早已是共識了。
隨著中國多個政府部門的連續(xù)反擊,美國在涉港問題上高調“法案霸凌”,無疑將加劇香港局勢的復雜性。但也表明,美國確實是坐不住了,如果香港慘敗,美國也許會元氣大傷,已經(jīng)有人開始根據(jù)香港金融戰(zhàn)和美股的狀況推測明年美國的經(jīng)濟形式了。
至于美國會不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可以靜觀后效。但美國一貫的“法案霸凌”行為與美國霸權主義的秩序擴張從來都脫不開關系。
粗暴干涉他國內(nèi)政,以國內(nèi)立法干預他國事務,這確實是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不過美國似乎也不在乎這個,翻一翻海牙國際法庭的案底,起訴美國的案例不勝枚舉,留給美國遵守的國際法條款已經(jīng)不多了。
但諷刺的是,美國最高法院已將國際習慣法作為“本土法”的一部分。而美國的憲法中還有授權國會“界定和懲罰違反國際法的罪行”【13】。
畢竟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xiàn)代共和國,美國從誕生之初,國家精神中就包含著操心別人“閑事兒”,關注世界人權和自由的基因。這是美國人賦予自己的道德義務,所以在自己立法機構里通過涉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法案,也是“常規(guī)操作”。
而且,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一個他國法案還不算最“神奇”的操作。1996年,美國國會曾通過制裁緬甸的《緬甸法》,而這項法案通過前三個月,馬塞諸塞州的州議會就已經(jīng)通過了一個類似的法案【14】,也就是說,美國一個州議會都能立法制裁一個國家。
如果這還不算橫行霸道,那世界上還有什么行為算橫行霸道呢?
美國之所以毫不顧忌地到處“長臂管轄”,除了仰仗全球霸權有恃無恐,還是因為自己站上道德制高點之后,再通過利用普通法原則為自己制造法理依據(jù),而且美國還經(jīng)常直接參與國際習慣法的創(chuàng)制。
誠然,普通法的法律至上可以捆住其他國家的最高權力,讓那些國家內(nèi)部的“人權”、“自由”暴徒為所欲為,但如果相同的原則套在美國自身頭上呢?難道美國就可以自己又當立法者,又當裁判員,還當執(zhí)行人嗎?這不就是打著“國際法治”的旗號強行秩序輸出嗎?
所以,面對美國的“法案霸凌”,中國政府各相關部門要一同發(fā)聲,甚至《新聞聯(lián)播》都破天荒的“十二連擊”。無非就是要正告美國政客,你們有國會兩院的利益共識,我們有14億人的共同意志。
“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我們正直面的,不是香港或者其他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整個英美秩序體系的混合型擴張,今天是貿(mào)易,明天是科技,后天是金融,甚至到了國家憲制和文明秩序的層面,霸權主義不僅要掀翻這個由無數(shù)人民鮮血締造的共和國,還要顛覆整個中華文明。
不過,希望美國政客們做好心理準備,他們的美夢可能要破裂得非常痛苦。畢竟從歷史經(jīng)驗上看,中華文明綿延了5000年,雖然中華文明的秩序精神少有擴張性,但在生存面前,卻保持著冷靜和高效。群敵環(huán)視、危機四伏,只會加速一個民族的團結和成長,“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孟子兩千多年前就悟出來了。
香港亂局之中,似乎也埋藏著破局之機。香港的橋梁作用不僅限于改革開發(fā)初期的經(jīng)濟紅利,作為中華文明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交融之地,香港給中華文明創(chuàng)造了觀察和理解普通法秩序的便利條件,這不僅可以讓我們獲得從敵人內(nèi)部攻克堡壘的關鍵手段,而且其有益成果將幫助我們更快走向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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