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斯郎
來源：郎言志 liusilang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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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生活的頭一年，我就發現他們的社會是“撕裂”的。西方人只會告訴你“要選票”，卻不會告訴你拿到選票之后怎么辦，一是因為他們有別的意圖，二是他們自己也沒摸透治世之道。前兩年我寫文章分析了不少西方民主制度的“劣根性”，談了西式民主制度下西方社會走向衰敗的必然性，引發了不少公知和信奉西方精神者的口誅筆伐。雖然郎君相信現實會狠抽媚外公知和精神洋人的臉，可我沒想到這“洋燈塔”會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打臉各路“跪族”。可以說，最近一兩年來的西方民主社會的表現果然“沒讓郎君失望”——我當初說他們要亂，果然法國暴亂了；郎君當初說他們會內部撕裂，果然西班牙加泰羅尼亞鬧獨立了。郎君當初說他們會陷入紛爭，果然智利因為能源利益問題暴動了；郎君當初說他們會深陷內耗，果然英國和美國領導人都玩起了彈劾大戲。郎君當初說他們的仇恨會被放大，果然連瑞典都開始被炸了；郎君還說，他們沒有與時俱進的西方民主制會導致基建越來越落后，效率越來越慢，經濟發展會越來越遲緩，結果美國火車出軌，意大利大橋坍塌，澳大利亞悉尼的豪華輕軌開通第一天就出軌癱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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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洋大人們”這般表現，著實讓郎君也嚇了一跳。以前我擔心自己把話說太絕了，現在想想，“洋大人”的實際行動更絕：實力坑洋奴，一點都不含糊。郎君這兩年通過對“親西方群體”各種口誅筆伐式內容的觀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這些信奉西方精神的人，喜歡拿“普選的選票”說事，他們把“有無西式普選”當成社會民主的衡量標準，把西方民主制度等同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標桿，沒有所謂的普選選票，你就是不民主、不文明、粗鄙的落后國家。比如前些日子，郎君在談中國制度與社會發展的優越性的時候，就有人質問郎君：你們驕傲啥，自豪啥，你們有選票嗎？沒有選票，你們哪來的自信？這樣的逼問，看似振振有詞，也顯得咄咄逼人，但這種氣急敗壞的說辭背后，不過就這幾個字：你有選票嗎？郎君早已習慣他們的套路，于是輕描淡寫地回應了：選票有了，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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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談選票，不談發展與治理問題，所以請回答：然后呢？
有趣的是，“然后”發生了什么，是他們很少去直面的，那么今天，我們就來系統性地看看“然后”發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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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選票”有了，那“擔當”呢？西方的政客和國內的一些媚外公知會告訴我們：選票有了，啥都不是問題。這話很有蠱惑性，因為事實并不如人意。首先就是社會群體有無“擔當”的問題，也就是社會“責任制”的落實問題。在西方的社會體制中，有了選票之后的神圣感，讓他們執迷于理想化的理論，弱化了對社會的責任意識，缺乏對“責任落實”的監督，這也導致了其社會內部權力和義務的失衡。簡單來看，這可以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普選選民的責任意識弱，二是候選政客的責任意識弱，三是執政者的責任意識弱。我們先來看選民的責任意識弱的問題。西方國家的民眾雖然普遍擁有普選權，但持有選票的民眾在利己主義的氛圍中，多數并不對社會負責，而是對自己負責。這和中國很多地方的社區、農村委員會選舉亂象非常像，誰給的承諾和福利多，誰對自己的未來有利，就把票投給誰。在這種情況下，本該對社會負責的“選票”極其容易被引流操縱。▲網友曝光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現場，反對派現場專車接送支持者，還派發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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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候選政客的責任意識問題。因為社會民眾缺乏責任感的“趨利性”普遍存在，因此在西方民主的普選制度中，候選人往往也顯得喜歡“作秀”，他們并不對自己候選過程中的言行負責，為了贏得選票可以突破很多底線，也能做很多不切實際的承諾。就比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競選時承諾在任期內解決“全民醫保問題”，可事實是他把錢都拿去打戰了；美國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在美財政壓力巨大的情況下承諾要在全美發放全民生活津貼，要讓民眾不工作都有飯吃；再比如照搬西方民主選舉的臺灣省，省長蔡英文在競選的時候說“堅持九二共識”，要進一步維穩“兩岸關系”，可一上臺翻臉比翻書還快，搞起了臺獨事業······他們為什么敢這么忽悠老百姓？答案很簡單，說出去的話就像放出去的屁，在民主普選的光環下，放屁是自由的，所以不用負責。▲美國華裔總統候選人楊安澤，不僅宣稱要帶領美國人“反華”，還要讓美國人不用工作也有飯吃······
你要說在前期普選階段責任落實不到位倒還是可以理解，畢竟大局未定。可讓人不能理解的是，他們選出來的領導人的責任意識也非常差，往往上任之后都是能撈多少撈多少，吃著國家糧餉，和利益集團茍且勾搭，惹老百姓憤怒了，辭職拍拍屁股走人，回頭又是一條好漢。這些年澳大利亞最高領導人引起民憤后高頻率更替，意大利地震災區領導人來來去去也沒重建災區，美國的不少官員在推動槍支的進一步普及，加拿大總統特魯多帶領加拿大舉國吸大麻，這些種種跡象都能印證西方社會缺乏對官員的責任約束問題。▲意大利中部地震災區，幾年過去了，還是老樣子，官員根本就不負責。那么很多人可能會說，既然缺少責任約束，那就出臺政策約束這些放任的有害因素呀！這種想法雖好，卻難以實行，因為你要是監督民眾的選票，那就違背了他們西方的民主精神；你要是限制了候選人的表達自由，那就是侵犯人權的不民主行為；你要是對執政官員施以嚴格的責任制，又會被扣上獨裁、封建與不自由的罪名。他們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正如前文中所說，理想主義的西方民主制度，因為沒有嚴格的“責任制”，而輸給了人性。但究其根本，主要還是它們缺乏“務實性”，過于拘束于“理論民主”，他們單純地相信人性，相信手中趨于形式的“民主選票”。我們先來捋一捋他們的“民主邏輯”：有無普選選票和是否人人都能參選是前提，沒有都不算，因此像新加坡那種“優主選舉”在他們看來也不算民主，只能算獨裁。然后滿足了這兩個條件后，老百姓憑借著自身的政治素養，以負責任的態度通過全民投票選出優秀的社會領導人，而選出的領導人也在權力分散的監督模式下，秉持著民主精神服務于民，這番景象可謂美哉。可理想化的理論終究不能和現實對等起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西方這一套民主制度有幾個不切實際的假想點：一是民眾的政治素養都比較高，會為了社會發展做長遠考慮；二是候選人都有較高的政治覺悟，不會搞形式主義，做一些“假大空”的事情；三是在權力分散的監督模式下，執政者都能秉公執政，不會辜負老百姓的信任。但這樣的“假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首先，老百姓的組成成分非常復雜，市民基礎普遍達不到理論水平，再加之“趨利性”的人性弱點的左右，很難讓普通民眾正確參與到決策中去。在《為什么一場山火難倒整個美國》這篇文章中我提到過，西方普通人投票更像是“賭博”，顏值好不好、說的話好不好聽居然成了衡量的標準。這也就是為何，烏克蘭人能選出“喜劇總統”、美國人能選出“推特潑婦”特朗普、加拿大能選出“高顏值毒品推銷員”特魯多作為國家領導人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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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參選人的政治覺悟問題。在中國，官員收取商人的錢財是大罪，但在西方，因為其資本主義的特性，以及特殊的西式普選制度，導致了候選人必須依附強有力的資本財團，否則僅憑個人根本無法支付高昂的宣傳費用，因此候選人又必須服務于背后的財團，而這顯然和最初的設想相背而馳。另一面，是為了換取更多的支持，政客往往會“夸下海口”，做很多大膽而不切實際的承諾，也會惡意攻擊競爭對手，讓原本美好的民主選舉，變成了污穢的惡性競爭，這一點在美國的歷次大選中大家也都見識過了。▲特朗普競選宣傳視頻被推特屏蔽，這是讓人感到意味深長的一次屏蔽。
此外，缺了“務實性”的西方民主，在現實面前，顯得非常的“假大空”，這種假大空也影響著他們整個社會，就比如你今天到他們的國家的政府辦事部門，會發現官僚作風非常嚴重，干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大半個月預約，而且預約限流嚴重，你沒提前預約直接到場，就算工作人員躺著喝咖啡也不給你辦事，效率低得讓人匪夷所思，因為他們只有理論層面的規矩，而沒有實際層面的改革和變通。可以說，他們自上而下，一起在自信的“西方理論”中，沉迷下去。西式民主社會的群體總喜歡炫耀的是，他們的社會是多黨競爭，通過民主表決進行更替。在這種模式的理論中，在野黨很好地起到了對執政黨的監督作用，執政黨為了保住執政地位也會更努力地為國家發展做出貢獻。但前面說了，西方人只會告訴你“理論是這么一回事”，卻不會干什么“然后發生了什么”和“該怎么辦”。事實上，他們這套理論忽略了“當監督變成了陷害”的可怖問題，就比如：在法國黃背心大革命中，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就跳出來，造謠攻擊馬克龍，慫恿民眾上街轟馬克龍下臺；意大利國內政治亂局中，北方政黨和南方黨派撕得你死我活，造謠構陷更是屢見不鮮，國內政局非常動蕩，領導班子也換了又換；臺灣省的民進黨和國民黨在立法會里學著潑婦罵街，甚至廝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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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要說平時各大黨派互相陷害、詬病一下，那也不全然是壞事，多少還能讓彼此提高警惕，提升自我。可問題是，不同政黨和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領導人上臺，會很容易形成國家發展政策的“斷代”。這種“斷代”感中國人是很難理解的。我們生活在中國的人都知道，一個政策的實施，改革往往都是循序漸進的，就比如“自貿區”，先在上海、福建、廣東等沿海地區試點，然后再慢慢推廣到內陸，穩中求進，不急于一時，向好發展的情況下也不用擔心突然有人推翻，國內的教育改革、醫療改革也都是這樣，所以這些年中國的發展越來越好。但在西方民主制國家可不這樣，人家可是“斷代”的，換執政黨就好比換朝代，前朝的項目很多會被斃掉的。最典型的還是美國，比如民主黨的奧巴馬執政的時候，推行了一大步的醫療改革，就被共和黨的特朗普一上臺便給端了，可愛的特朗普還多次隔空諷刺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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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法國，前些年斥巨資、免學費狂邀世界各地人才到法國留學，為的是給本國招賢納士，提升本國學術影響，可等到馬克龍新政上臺，前朝的政策不但沒了，外國學生的學費還暴漲十倍，上演了好一出的“斷代傳奇”。還有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一直被外界視為“親華領導人”，在其執政期間，澳大利亞更是嘗盡了中國崛起的“甜頭”，兩國經濟往來也越發密切。然而，當執政主體變了之后，澳大利亞的對華態度卻又立刻轉變，他們不僅驅逐中國的通訊企業，還大肆攻擊中國社會體制與國際活動，甚至對著中國人喊出“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的口號。而在這種“斷代”氛圍中，不僅前朝的好政策會被扼殺，當政的政黨也不敢投入過多做太長遠的規劃，像中國人那種未來十年、五十年的長遠計劃，他們基本是沒有的，因為他們也怕“斷代”。在西方生活的頭一年，我就發現他們的民主社會是“撕裂”的。這種撕裂感，從精神層面，到外在的表現，都非常明顯。2016年，我在德國巴伐利亞街頭收到了宣傳“驅逐難民”的政治宣傳，他們將難民描繪得像恐怖分子一般，希望將難民驅逐出德國。隨后，德國各地爆發了不同規模的反難民大游行，也出現了多起的針對難民的襲擊與難民群體針對德國普通民眾的恐怖襲擊，德國內部的新納粹主義分子隨之開始變得活躍起來。表面上看，是難民危機給德國帶來了“撕裂感”，但其實不過是難民危機加劇了這種現象。事實上，幾乎所有的西方制度下的社會，都在加劇“撕裂”，比如北歐的瑞典，早些年被世人捧上天的天堂國度，在這兩年卻頻頻遭受爆炸襲擊，在過去一年里（2018-2019），原本祥和的瑞典就遭受了數百次的爆炸襲擊，驚得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接連發出危急的“安全警告”。再看看法國，整個國家在“黃背心革命”的攪擾下，已經在撕裂狀態中徘徊了一年多了，不同政見的群體撕得你死我活，一言不合就開打，把本國經濟搞得一團糟，法國的暴徒和香港的一樣，見到警察就像見到仇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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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也沒有幸免于難，先是特朗普政府因政客內斗而被端了糧餉，造成政府關門歇業致舉國經濟損失，再是當前的“彈劾特朗普案”發酵，可見其內部早已同床異夢。大家也都知道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在鬧獨立，而且鬧得很兇，但其實不僅僅是加泰羅尼亞，與此同時，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國的海外省、英國的蘇格蘭、北愛爾蘭、加拿大的西部省阿爾伯塔也在鬧獨立。我曾和鬧獨立的威尼斯人聊過，他們認為威尼斯就該是獨立的國家，我問他們為什么，他們說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很窮，南部人又蠢又窮，不想被拖后腿。這種觀點我不止聽到過一次，在米蘭人的口中我也聽到過。可以說，他們國家內部的撕裂感非常強。那么問題來了，從宗教，到地域，從種族，到國別，西方民主社會為何一步步陷入撕裂性的仇恨深淵呢？答案其實可以在我們的鄰國印度的身上找到。實行了西方那一套西式民主制的印度最近亂了：2019年12月，印度北部地區發生涉及種族問題的大規模騷亂，12天內便有22人因此喪命。情急之下，印度直接關閉了當地的網絡服務。印度為何關閉網絡服務？答案也很簡單，就是控制輿論，但這顯然不符合西方的“民主精神”，可要堅持西式民主，引發仇恨的言論就會不加控制地傳播，暴亂規模會越來越大。可以說，在這亂局中，印度人也明白，西方的那一套救不了印度。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不久前表態了，在看到歐洲撕裂成今天這個地步之后，默克爾于11月27日在德國聯邦議院發表了震驚西方民主社會的觀點：言論自由是有邊界的，這一邊界在仇恨傳播的地方，在人的尊嚴被侵犯的地方。默克爾為什么這么說？因為德國已經深陷“極端言論自由”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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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銀行顧問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緬甸選舉，那治理呢？》一文中也提到，在緬甸，因為激進分子引進了西方的那一套極端的“言論自由”，而導致了緬甸社會進一步的撕裂，也迫使緬甸境內的羅興亞人受到迫害，無奈選擇了遠走他鄉。事實上，其實一切撕裂的根源，都來自過于空泛的言論管控，那些極端的、帶有仇恨的言論，在西方民主體制下，被包裝上了”言論自由“的外衣大行其道，并最終撕裂著社會。這個道理其實很容易便看得出來，但被西方精神洗腦的人是不信的，所以香港的毒媒不懂，香港的暴徒不懂，臺灣的臺毒不懂，國內的媚外公知也不懂······他們懂不懂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西方精神，有利于他們大肆作妖就對了。▲尹伊文在其文章《西方只教緬甸選舉，那治理呢？》表示，丹麥一民間“民主機構”在緬甸宣傳西方民主精神，卻并未告知如何治國。圖源：觀察者網。權力的分散，是西方各國體制的共同特點，他們認為這樣才能制衡上層的權力。說實話，分散的權力確實有助于內部力量的彼此權衡，但這卻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這也直接導致了西方社會“低能性”的出現。這種低能性其實大家都見怪不怪了——美國耗資數百億美元的高鐵項目，在籌建十多年后破產了；德國勃蘭登堡機場建了幾十年造假翻了數倍還爛尾了；意大利莫蘭迪大橋坍塌一年多后才進行簡單爆破，通車遙遙無期；英國人口里喊著“5G革命”，結果連4G都還沒普及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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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2019年6月28日，曾震驚世界的意大利坍塌大橋——莫蘭迪大橋，終于在坍塌近一年后，完成了首次爆破······LMg曹操讀書網
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就出在這種“分散制”上，畢竟人家是“民主”社會，什么事情都要討論，不吵一吵、拖一拖的決議是沒有靈魂的。于是，像英國人脫歐這種“持久戰”就出現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讓誰，吵到地老天荒也沒個結果，頗有一種“既然不能共榮，那就一起共亡”的味道在里頭。在《為什么一場山火難倒整個美國？》這篇文章中，郎君已經帶領大家領略了美國政客在面對災情的時候，是如何互相推卸責任，互相打嘴炮的了。這種現象其實在西方非常普遍，因為權力分散，因為多黨紛爭，因此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總要抓住每一次機會為自我牟利。簡單地說就是：同船不同心，又各有權勢，遇到一起，鐵定糟心，這樣的社會，效率能上去才怪。
▲在推特上特朗普和加州官員互相指責對方LMg曹操讀書網
之前和一些海外華人聊天，我們聊到“為什么國內很多人信奉西方普世精神”的問題，當時郎君也不解，不明白為什么很多人會被這種形式主義的民主精神蠱惑。然后，一個在海外經營多年生意的老華僑一語道破：因為他們這種設想很美好啊，都是告訴你這樣能占便宜，宣傳的都是怎么捍衛老百姓的權益，真不真無所謂，老百姓聽了高興就可以了。后來，我在中餐館里遇到了一行臺灣人，他們吃飯說話很大聲，話里話外聊著臺灣的民主發展，似乎是故意聊給我們這些坐在一旁的大陸人聽的。他們的語氣非常驕傲和自豪，和餐館老板娘聊的時候張口閉口就是“你們中國沒我們這樣吧”，其中一個人還對著老板娘來了一句：你重慶的哦，那地方在中國內陸，應該很封閉哦，你們從山溝溝跑出來，來到歐洲做生意，也真的太不容易了哦，怎么樣，還是這外面好吧？老板娘聽得臉都青了，一聲不吭地走開了，結果那幾個臺灣“民主上等人”越發驕傲了起來。我也是實在看不下去了，于是便和對坐的友人聊重慶的發展和城市建設，講大陸人眼中的世界。然后對坐的友人大概心領神會了我的用意，接話到：你別這樣夸大陸啦，人家那些“民主自由”社會來的人不能理解呢，民主的落后不能叫落后，畢竟人家高高在上的呢，我們怎么能比。那時空氣凝固，飯店里芳香四溢，我和友人狂笑：中國菜，真香！其實郎君和朋友還是不解，到底是什么樣的鬼魅力量，能讓這些人迷之自信到這種地步，居然還在認為大陸到處是窮鄉僻壤，老百姓的生活不見天日······難不成，是“選票”的魔力？把“西方民主”等同于“民主標桿”，把“全民普選”等同于“民主本質”，是當今世界最大的騙局，歐美政客就喜歡這么騙大家。西方人和媚外公知只會告訴你“要選票”，卻不會告訴你拿到選票之后怎么辦，一是因為他們有別的意圖，二是他們自己也沒摸透治世之道。不過，國有國別，畢竟風土人情不同，我們也不便給別人的制度好壞“妄下斷言”，那是別人自家的事。但我們要明白，只有我們中國人自己才知道該如何安家治國，根本輪不到洋人在那指手畫腳，畢竟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作者：劉斯郎，有態度的95后獨立撰稿人，立足于海內外不同視角看問題的情懷作者。曾創下個人全年全網矩陣閱讀3億次的紀錄。代表作品《超級中國》系列文、《真實的中國與世界》系列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