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問題才是西方眼中真正的國際大事!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這幾天抽空寫寫美國-伊朗-伊拉克的沖突。
中東問題極度復雜,不光需要有政治社會歷史經濟人文的洞悉力,還需要一定的積累和悟性。中東的伊斯蘭文明一直是西方嚴重文明沖突的聚焦點——直至過去幾年,代表另一個不同制度文明的中國的逐步崛起,才讓西方將部分注意力轉移到遠東。
但即便如此,西方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從上到下仍然更加關注中東。筆者以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 中東的地理位置本身距離西方更近。地中海東邊就是中東,與南歐(希臘、塞浦路斯等)距離非常之近。地中海南邊的北非也屬于中東(阿拉伯)文明。中東實際上就是泛地中海文化圈的組成部分。西方探索、認知、理解、征服世界就是從北非和中東開始的。中東/近東也是連接遠東的必要通路;
2) 中東的宗教與西方同源:中東是猶太教的起源地(耶路撒冷),猶太教先后衍生發展成為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三大教均屬于亞伯拉罕一元神教(Abrahamic monotheism),信奉統一上帝,只是承認不同的先知。盡管三大教存在各種歷史沖突,并且現代習慣將猶太教-基督教(Judaeo-Christian)歸于一個文明,伊斯蘭歸于另外一個文明,但諷刺的,對猶太人施行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的確是基督教國家,而大多時候伊斯蘭國家與猶太人能夠相安無事。這些國家歷史上存在非常復雜的關系,既近又遠。這種文化關系是文明圈以外的人(例如東亞人)所不易理解的。如果非要找一個類比的話,可以說漢字或筷子文明圈,但不妨礙幾個國家之間存在激烈的歷史沖突。在亞伯拉罕一元神教體系內,這種矛盾來源信仰,因此又尤其激烈;
3) 歷史上,西方與中東有極度非常密切的往來,除了宗教(基督教來源于中東)、文化交流(阿拉伯學者幫助保留了歐洲的古希臘/古典文明并返銷至歐洲)及商易之外,還有大量的戰爭、征服、人口遷移等。從穆斯林(阿拉伯人/摩爾人)在伊比利亞半島建立政權近八百年,到為時數百年、旨在奪回圣地耶路撒冷的十字軍東征,到近代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對中東列國的管治。許多地方例如由阿拉伯人主導北非歷史上屬于地中海文明;東羅馬帝國首都康士坦丁堡就是現在伊斯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在過去,歐洲、地中海、北非、小亞細亞、中東并沒有明確的文明界限;
4) 由于歷史及近代殖民原因(例如法國殖民北非),英國殖民印巴,還有近代經濟原因(如德國為謀求經濟發展求助土耳其的勞動力),使得歐洲有大量人口來自北非/近東的伊斯蘭國家。這些人群是歐洲非常重要、非常顯著的一個存在——如法國有將近600萬穆斯林(人口的約9%,主要來自北非;德國也有約500~600萬穆斯林,占人口的6~7%)。這些人都與中東/近東有密切聯系(也是加入ISIS的主力軍)。他們有可能在未來影響甚至主導歐洲的命運。也是這種歷史人口遷移構成的格局,使得中東難民更加愿意到歐洲避難,造成了歐洲的難民危機。美國方面,光猶太人就有600多萬,且非常有權勢。其他的,阿拉伯人有300~400萬、伊朗裔100~200萬(各種統計不等)。總之,中東人口在歐美國家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存在,他們都希望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其中猶太人又特別有能力做到這一點。這些都使得歐美與中東的距離更近;
5) 猶太人也是中東與西方建立密切聯系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基督教本身起源自猶太教,創始人群都是猶太人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歐洲對猶太人群的迫害——從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Sephardi Jews)到二次大戰期間被納粹傷害的阿詩肯納吉猶太人(Ashkenazi Jews)。歐洲人對猶太人造了太多的惡,使得歐洲精英自認為有著某種道德義務,需要幫助猶太人,洗清自己的罪孽。這就有了1948年的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從自己的居所驅趕出去。在往后這么多年中,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波斯人激烈沖突,歐洲人/西方人還是對猶太人抱有同情,因為猶太教與基督教“更近”(“Judaeo-Christian”);在以色列占主導地位的阿詩肯納吉猶太人有很高的西方化程度,可被視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以色列才有liberal democracy的西方政治制度;西方對猶太人的歷史負罪感;猶太人在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擁有超級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可以大到影響外交政策。相比猶太人,穆斯林就是一個陌生的、可疑的、危險的“他者”了。雖然這些年以內塔尼亞胡為首的以色列右翼的對待巴勒斯坦政策招致許多西方自由派的不滿,但西方文明作為一個整體對以色列/猶太文明的更高接受度是客觀的,也很難被改變;
6) 人種相近性問題:這一條主要是在美國語境下描述的。中東人(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以及南亞人在美國都被認定為“高加索人”(Caucasian)。“高加索”人更偏向法律概念,接近但不等于“文化概念”上的“白人”(White people),一個具體的人是否能夠被認定為白人(阿拉伯人、猶太人)還要看他各方面的因素,包括到美國歸化時間、外貌、社會背景、談吐舉止、價值觀等。這一定義具有生理種族性與文化性的雙重特征。西班牙裔人(Hispanic)的定義也有類似問題。但不管如何,他們從人種上與西方的先天距離之近是東亞人所無法比擬的。最后還有語言方面的問題,例如伊朗人、阿富汗人、許多的南亞都是說印歐語,可以被認定為語言上的“雅利安人”,但語言學太抽象,是當代西方大眾不太能理解的。美國人不會因為阿富汗人也說某種印歐語就覺得后者是兄弟;
7) 經濟利益:就是石油。中東很多國家是睡在油田上的。石油利益是上個世紀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美國)界定與中東國家關系的最重要單一因素。2020年的今天,石油利益在消減,但仍然是極度重要的因素。石油的供應、價格、前景不穩,將立即將世界經濟帶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中;
8) 歐美國家在中東的歷史軍事投入及利益。筆者這里說的“歐美國家”包括俄羅斯。基于以上各項因素,歐美國家自二戰以來,為了爭奪對中東的影響力和控制權,進行了無數的戰爭,從組織政變(例如1953年伊朗政變……),到代理戰爭(兩伊戰爭、敘利亞、也門……)親自上場(阿富汗、伊拉克/科威特)等。這些投入都是歐美各國(含俄羅斯)為了擴大自己在中東影響力所做的投資,是要追求回報的(回報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說白了,美國在本世紀以來的伊拉克戰爭就死了幾千人,這些人不能白死。對伊拉克進行了如此巨大的軍事投資,不能說撤就撤。美國對中東的這種付出,與他們在遠東(例如香港)的投入是完全不可比擬的;
9) 中東伊斯蘭國家內部的力量是唯一敢與歐美國家(含俄羅斯)發生正面沖突的地方,除了戰爭之外,還熱衷于制造恐怖襲擊。沒有什么比2001年的911襲擊更具代表性。此事件是西方與伊斯蘭文明沖突的代表案例。從這往后,西方對中東極端伊斯蘭組織的斗爭已經持續進行了近二十年,問題得不到根本抑制,人命傷亡還在不斷發生,且前些年極端主義使得敘利亞爆發內戰,大量難民逃亡西歐,為西歐國家也埋下了危及穩定的危險種子。西方極度恐懼激進伊斯蘭,希望與激進伊斯蘭分子斗爭,但又拿不出什么實質的解決辦法。相比與激進伊斯蘭組織與個人的這種你死我活的斗爭,與中國發生的地緣政治矛盾及貿易爭執馬上就顯得非常次要了。至于香港問題,只存在于政客的履歷上,但根本就不在美國民眾的關注問題的范疇里上。
綜上,對西方而言,中東問題才是大事。中東與西方文明關系如此之近,已可謂“一衣帶水”。
一旦中東事起,政客、精英和老百姓就不會有太多心思再去關注中國,更不會關注香港問題。
在面臨極度錯綜復雜的伊朗問題時,如果美國還希望維持在伊拉克的影響力與存在,不把這個地方拱手讓給俄羅斯、中國、西歐,那么就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略與戰術,要增加懷柔,謀求與核心利益攸關國家(如中國)的合作。美國一定樂得見到中國的支持,而害怕中站到對立面去。而這,就是中國的籌碼。
從現在開始到往后的一段時間,估計美國及西方公眾的眼球都會專注于中東問題之上。對香港問題本來就已經顯示疲態,懶得關注。
在今天的環境下,香港反對派如果還是炒炒冷飯,搞點了無新意的活動,則很難再上西方媒體的頭條。并且如果上到頭條,也會是獲得讀者點擊量較低的文章(《紐約時報》近期公布的2019年最受歡迎100篇文章,沒有一條是香港報道)。
美國受困于中東,就為北京/內地解決香港問題提供了特別的、歷史性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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