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鴉校尉：《權力的游戲》中東篇：五王之戰，誰能問鼎鐵王座？
作者 :烏鴉校尉 2020-01-16 21:12:06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2020年一開年，中東眼看就要炸開了鍋，突然間卻又迷之安靜了。
1月3號，有“中東間諜之王”稱號的伊朗少將蘇萊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國3枚導彈炸死。
有人說他是伊朗的“三號人物”，將來是要接班最高領袖的人選。
伊拉克總理都懵了：老蘇是來找我談事兒的，怎么在我們家門口給炸死了？
伊朗人怒不可遏，說：我們有13種方法報復美國！
結果伊朗幾十枚導彈落在美軍駐伊拉克基地上，伊朗人說死了80多個老美，特朗普說一個人也沒死。
美國人說：伊朗就是要爭個面子。因為導彈發射幾個小時以前，伊拉克人就告訴美國人了，大家都躲到了防御工事里。
《華盛頓郵報》：美軍在襲擊幾小時前就獲知消息
伊拉克人哪兒來的消息呢？說是伊朗官方透露給他們的。
迷，真是太迷了。
伊朗人說：收，我們不打了，不要全面開戰。
為了給蘇萊曼尼送葬，幾十萬伊朗人上街，踩踏死了50多人，到現在還一堆人排著隊抱著棺材哭；
而另一面，伊朗人又掀起大規模抗議，讓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臺
普京在這當口直接飛到伊朗鄰國敘利亞，跟總統巴沙爾面談——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普京就沒來過，而美國人一殺蘇萊曼尼立馬就來了。
美國人也沒閑著，跟伊朗的熱戰不打了，但新制裁一點也不含糊。
而以色列呢？一貫跟伊朗做死對頭的，這次一聲都不吭。他們又琢磨啥呢？
整個中東的局勢，不是一個“亂”字可以形容的。
突然到來的“美伊和平”固然讓人松一口氣，只是這“和平”來得糊里糊涂，讓人心里不踏實。
伊朗人到底想要什么？美國人想要什么？俄羅斯和其他中東國家又想要什么？
在人類眾多的藝術作品中，往往都有一個有趣的設定：
人間的種種沖突和戰爭，本質上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是神與神之間的矛盾。
只不過，神無法直接降臨人間。于是，神就通過培養自己的信徒，利用信徒發動戰爭，鏟除信奉其他神明的異教徒，把自己變成人間唯一的信仰。
希臘神話里，特洛伊戰爭背后就是奧利匹斯山眾神的對決，眾神都在給自己支持的人授予力量。
《封神榜》里，武王伐紂的背后，其實是元始天尊的闡教和通天教主的截教之間你死我活的斗法。
（唐國強老師啥都演過）
中東也是如此，在中東，各種宗教，各種意識形態林立，彼此之間你爭我奪，他們是“民主”還是“獨裁”，是“正義”還是“邪惡”，道德“高尚”還是“低賤”，其實都并不重要。
因為中東各國的紛爭和混亂，并不取決于中東人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取決于中東各國背后的“神明”想要什么。
中東，就是一個諸神在人間的斗獸場，正在上演一場微縮版的世界大戰。
01
伊朗想要什么：
兩情若是長久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曾幾何時，伊朗跟美國好得穿一條褲子。
上世紀70年代，伊朗在美國扶持的傀儡皇帝巴列維的帶領下，走著全盤西化的路子。伊朗年均GDP增速高達16-17%，但財富流向了“以公肥私”的上層階級。
老百姓以為這是“改革開放”——打土豪分田地（土改）、出售國企、婦女參選、農村“掃盲”……實際上“開放”的只是穿衣打扮，改善的只有王室自己的生活。
1979年革命前的伊朗女性
國王靠石油斂財10億美元，63個王子王女積累了50-200億美元。
為了籌備國王和王后索拉婭的婚禮，從荷蘭空運來1.5噸鮮花裝點婚禮現場，新娘婚紗上鑲嵌了6000顆鉆石，最后60斤重的婚紗“怕太沉累著新娘”，咔嚓剪掉了8米長的拖尾……
窮奢極欲的國王一家，讓人們在反王室、反西方上達成了共識。1979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王室被推翻，革命領袖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社會急劇轉向保守。
霍梅尼大罵巴列維國王破壞了伊斯蘭傳統，讓伊朗淪為毒品、酒肉、妓女泛濫的國家，同時堅定地反美，把美國稱為“大撒旦”。
1979年11月4日，聽說國王跑到美國治癌癥的伊朗民眾怒不可遏，沖進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一共52名美國人扣留為人質，要挾美國政府交出國王，直到444天以后這些人質才被釋放。
美國和伊朗從此徹底撕破了臉。而霍梅尼從恨透了美國的伊朗民眾手里撈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
“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
1980-1988年，兩伊戰爭爆發，美國人給伊拉克輸送了大量武器，而號稱為了“預防”伊朗倒向蘇聯陣營，美國又同時給伊朗輸送武器。
美國總統里根主動跟伊朗示好，給伊朗官員贈送了一本里根親筆簽名的圣經，一塊象征打開美伊關系的鑰匙型蛋糕。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伊朗門”事件，堪稱里根政府的“水門事件”。
從那以后，兩黨誰也不敢再碰這一雷區。對美國政客來說，跟伊朗“來硬的”，成了公認的“政治正確”。
而對于伊朗人來說，1979年伊斯蘭革命開啟的不是一場“反美”運動，而是他們一直心心念念的“百年大計”。
就在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內伊成為了伊朗新的最高領袖，他比霍梅尼更擅長向穆斯林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
伊朗只支付了大概相當于每年GDP 0.5%的費用，卻扶持了10多萬伊拉克民兵組織、7萬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25萬胡塞武裝，讓他們長期襲擊美軍。而這些武裝的規模相當于整個伊朗軍力。
而向各國輸出革命的重要操盤手，就是蘇萊曼尼。
不僅如此，伊朗還堅決推進核武器研發，蘇萊曼尼遇刺后，伊朗第一時間宣布突破伊核協議的最后限制，不再限制離心機數量。
同時推動本國石油使用人民幣/歐元進行結算，擺脫美元霸權。
2015年，他們提出“在2040年前毀滅以色列”，現在被提前到“領袖有生之年內”（哈梅內伊今年已經80歲了）。
伊朗人到底想要什么呢？他們要的不只是反美、反以色列，而是要恢復波斯帝國的往日榮光，讓伊斯蘭稱霸世界，擺脫近代以來被帝國列強殖民的屈辱歷史。
想要“大國崛起”，這不稀奇。問題在于，怎么個要法。
你看蘇萊曼尼死后伊朗做的事情，說老實話，真有點慫：炸美軍不敢炸本土，扔導彈還不敢炸死人——這叫什么“大國”？
我提一個有點創新的觀點，如果你想理解伊朗，你可以參考“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理解的蘇聯。
凱南認為，蘇聯是一個很難對付的敵人，它和希特勒的納粹不一樣，因為蘇聯不是激進地冒險，而是“長期主義”的信徒。
蘇聯政府總是告訴人民：資本主義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這個敵人最終必然會走向滅亡。
言下之意是什么？是蘇聯政府并不急于實現這一目標，廣大人民完全可以為最后的決戰做好長期的、充分的準備。
只要能團結好全體人民，為蘇聯的發展做貢獻，就是離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又近了一步。
凱南指出，蘇聯并不是要在短期內和美國進行殊死搏斗，也不是要在一個近期確定的時間內，推翻美國的社會制度。
它是在耐心地經營自己的意識形態概念，而不會計較一時的進退得失。
蘇聯政府很有可能會在強大的敵人面前退卻，甚至讓步，還不會覺得自己丟臉。（想想近期伊朗有多“克制”）
因為他們關心的是那個最終的目標，所以不會為了一時的輸贏、為爭一口氣，而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類比到伊朗，為什么它讓美國那么“頭疼”？一種解釋就是，一個有著“長期目標”的對手，可以在短期內做出任何恰當、克制、或進或退的舉動，來應對你的任何出招。
美國往海灣地區增兵，搞軍事威懾，伊朗就搞軍演、展示新式武器跟美國針鋒相對；
美國心心念念地要伊朗放棄核武器，伊朗就在伊核談判中閃轉騰挪，讓美國一步步松口讓步，自己佯裝妥協，一旦關系破裂立馬恢復核建設，迄今已擁有上萬臺離心機；
美國刺殺伊朗“三號人物”，伊朗就在保全國家尊嚴的同時有限報復，絕不主動全面開戰。
一次次，伊朗用軍事行動、外交談判、政治顛覆等手段展開斗爭，一旦西方制裁升級，就主動把緊張局勢緩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時保留相當規模的核基礎設施，以便晚些時候繼續推行武器計劃。
還有比這更難纏的對手嗎？
對于伊朗來說，他們的終極目標不只是打倒美國，而是“讓伊斯蘭席卷全世界”。
但伊朗真的能得償所愿嗎？
因為強調宗教信仰，突出敵我矛盾，伊朗領導人可以在國內迅速形成超大規模動員，同仇敵愾，在面對外部矛盾時上下一心。
但它的弊端也是顯然的：經濟發展問題被一再忽視，“餓著肚子鬧革命”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霍梅尼說：革命的目的是弘揚伊斯蘭，而不是更便宜的瓜果。
但問題是，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難道宗教信仰就能造出（買來）飛機大炮嗎？
今天的伊朗，離“大國”的標準還差的太遠：
伊朗政府收入80%來自石油出口，而大部分財富被宗教基金組織（上層階級）掌控；
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均在15%以上（實際超過30%），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因為石油生產加工能力落后，伊朗國內汽油消費的40%甚至要從國外進口，出現了“產油國進口油”的怪現象。
你問伊朗為什么不敢跟美國全面開戰？軍事實力的差距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國力”難支也是他們難以啟齒的實情。
俄羅斯對伊朗的援助支持當然也很重要，但“打鐵還需自身硬”。
伊朗人能走到哪一步，取決于他們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和伊斯蘭革命的關系：宗教信仰、政治斗爭，不能替代經濟建設。
神和遠方，面包干糧，兩手都得抓。
套用基辛格的話說，如何看待伊朗，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伊朗到底是一個國家，還是一項事業？
伊朗領導人需要看見“國家”，夯實國家的基礎建設；
而任何一個不理解伊朗的人，只要理解伊朗（伊斯蘭）看成一項“事業”，你就能看懂它在每一次沖突中，究竟意欲何為。
比方說，在敘利亞的棋盤上，伊朗為什么要摻和一腳？
02
敘利亞想要什么：
別低頭，王冠會掉
別抬頭，諸神正鬧
2011年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輕人在德拉的墻上寫上了一句“革命”的標語：“人民想要推翻政權。”
這一小小的舉動迅速引燃了革命者的怒火。
阿薩德政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涂鴉的15名男孩，釋放后人們發現男孩遭受了酷刑，指甲都被拔掉了。
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抗議，那一場“阿拉伯之春”終于席卷了敘利亞。無論示威者起初多么平和，政府從一開始就開槍還擊。
同年7月，一群看不下去向平民開火的軍人變節了，組建敘利亞自由軍，領導反政權的武裝叛亂，從而把“革命”變成了全面的內戰。
截至2016年，經過5年戰爭，敘利亞死亡人數超過40萬，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離鄉。
對于總統巴沙爾來說，倒臺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就是他的前車之鑒：看看，一個讓步的君王是什么下場。巴沙爾堅決不想步他的后塵，所以他寧可讓整個國家淪為廢墟，也絕不投降。
而對于國際玩家們來說，敘利亞引發的也絕不僅僅是一場內戰：
同為什葉派掌權的伊朗，從一開始就給予阿薩德政府無條件支持，伊朗革命衛隊支持敘利亞正規軍，高峰時有10000伊朗士兵活躍在敘利亞；
而伊朗在黎巴嫩扶持的真主黨戰士同樣派出8000人力挺敘利亞軍隊；
沙特和海灣盟國，作為跟什葉派對著干的遜尼派，向遜尼派民兵組織提供武器和彈藥。
美國和歐洲支持反對派，而俄羅斯派戰機支持政府軍，因為俄羅斯有直接利益：敘利亞向俄羅斯提供了在地中海東部唯一的海軍基地。
為什么俄羅斯的干預力度最大？這其中也有蘇萊曼尼的功勞。
2015年春天，政府軍不敵反對派，戰場形勢急轉直下。
這時蘇萊曼尼出手，親自前往俄羅斯，與普京會談三小時，陳述利害：“如果丟了敘利亞，貴國在整個中東的影響力將徹底消失。”
蘇萊曼尼暗示，如果不保敘利亞，伊朗以后將不再視俄羅斯為可靠伙伴。
同時他開出誘人條件：俄羅斯出設備，伊朗出人，共同拱衛阿薩德。
10天后，俄羅斯的轟炸機就出現在敘利亞的天空上。
而美國人沒有俄羅斯這么“后知后覺”，他們早就“埋好了雷”：
早在2006年，美國就開始秘密資助敘利亞反對派，斥資600萬美元培訓敘利亞活動分子，中情局和美軍特種部隊在駐約旦和土耳其的軍事基地秘密培訓敘利亞反對派，并向敘反對派提供了價值1.23億美元物資。
2011年美國人同時發動媒體戰，在Facebook大規模撰寫呼吁敘利亞示威的帖子，過濾針對反對派的不利信息。
正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推波助瀾，才使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然而即便如此，反對派武裝始終未能推翻巴沙爾政權。
表面上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背后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支持，然而在跟政府軍、伊朗、俄羅斯的對抗中沒能占據優勢。
美國試圖推翻巴沙爾政府，在敘利亞扶持傀儡政權，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權，讓敘利亞變成下一個“燈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是確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辦法，也是設法顛覆阿拉伯世界的版圖，使阿拉伯國家日趨分裂、內耗，從而無暇、無力對付以色列。
用小布什的話說，美國一大中東戰略就是制造“創造性混亂”，為了實現西方要構建的世界新秩序，中東出現沖突是必要的。
美國人把敘利亞看得那么重，是因為敘利亞是阿拉伯世界反對以色列的主力軍，是美國實現中東戰略的一大絆腳石。
在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無意間扶植了一個“親伊朗”的什葉派伊拉克政府，導致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巴林-也門等伊朗革命輸出地帶，連成了“什葉派之弧”。
顛覆敘利亞政權，可以削弱宿敵伊朗的勢力范圍。就像《紐約時報》說的：“打擊敘利亞是對付伊朗的最好辦法。”
如果巴沙爾政權倒臺，伊朗很可能將是下一個被政權更替的對象。
雖然巴沙爾沒倒，并且從2017年開始政府軍掌握主動權，收復了不少領土，但如今滿目瘡痍的敘利亞全境依然被各方勢力盤踞，巴沙爾即便不被顛覆，想要重整河山、甚至向其他中東國家輸出什葉派影響力，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敘利亞如果想讓經濟恢復到內戰前2010年的水平，可能需要30年。
在敘利亞的棋盤上，我們看到了中東各國的一大特點，那就是：特別不拿國境線當回事，誰的事都要摻和一腳。
很多阿拉伯國家的國界線非常規則筆直，是因為那是一戰以后，英法等國瓜分中東利益時留下來的，用丘吉爾的話說：“我用一支鋼筆創造了約旦。”
很多阿拉伯國家到現在也不覺得，自己就得按國界線來處理中東外交事務，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矩：
遜尼派VS什葉派
阿拉伯VS非阿拉伯（比如伊朗主要是波斯人）
親美派VS親俄派
……
阿拉伯人根據陣營來決定，如何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啥國境線？去他×的。
可以說中東國家普遍缺乏“現代國家”的邊境意識。
敘利亞內戰，我們看到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八方打劫”的亂象：
比如伊朗高官就數次表示，決不允許敘利亞這個什葉派重鎮陷落。
伊朗人的算盤是：如果未來伊朗控制了伊拉克，同時控制敘利亞部分地區，基本上就算控制了中東的心臟。
你說他是“支援”，還是“打劫”，說得清嗎？
在敘利亞的戰場上，沒有正義的天平，只有利益的搏殺。
03
以色列想要什么：
不戰魔，不成活
2018年，特朗普就給以色列“開了綠燈”，允許他們刺殺蘇萊曼尼。
刺客準備了500公斤炸藥，但刺殺計劃未遂。
最近一次暗殺發生在去年10月，同樣沒有成功，才有了年初美國的刺殺。
很多人奇怪，這次蘇萊曼尼死了，作為伊朗死對頭的以色列怎么那么安靜？總理內塔尼亞胡幾乎沒發表什么觀點。
了解前情你就不難理解了：兒子不爭氣，老子說我來，你看著。老子把人結果了，回頭瞅一眼兒子。
這時候兒子應該是什么表情呢？當然是：
事實上，以色列“愛挑事兒”的毛病從來就沒改過。
眾所周知，以色列是擠進中東的“不速之客”。
20世紀上半葉，從沙皇俄國到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的大肆迫害讓國際社會對猶太人的悲慘處境頗為同情，加上猶太人組織在英美兩國的積極游說運作，最終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成功建國。
靠著美國人撐腰，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強國聯合起來都沒干過它一個，阿拉伯人也不得不接受以色列人扎根在這里的既成事實。
其實進入21世紀后，中東地區的熱點戰場很多時候并不在以色列附近，尤其在伊核問題上，許多阿拉伯國家對伊核計劃的恐懼，已超過對以色列軍事威脅的擔心。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在伊核問題上態度出奇的一致，完全有可能進一步合作。
但問題是以色列并不消停，四處惹是生非，它是世界上唯一幾乎與所有鄰國都處在敵對狀態的國家。
以色列的一大目標就是成為中東軍事強國，其根底里是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以色列臨海，領土面積小而狹長，沒有戰略緩沖地帶。
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就說：“以色列整個國家就是一條邊境線。”
在相當長時間內，“被趕下大海”的危險一直是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安全噩夢。
枕戈待旦、草木皆兵，跟先發制人、境外御敵之間，有時就隔了一層薄薄的窗戶紙。
以色列安全環境的改善，沒能讓以色列人及時調整策略，反而強化了對軍事戰略的路徑依賴。
中東戰爭的勝利激發起建立“大以色列”的野心，于是以色列提出不再撤出那些有戰略意義的領土，結果一再錯失跟阿拉伯世界握手言和、爭取和平發展的機會。
比如“9·11”事件后，以色列死抱軍事優先戰略，在巴以和談中咄咄逼人，巴以長期敵對關系沒能根本松動。
而在缺乏強大對手制衡的情況下，軍事優先戰略很容易演變成睚眥必報的“大規模報復戰略”。
2006年7月，以色列因真主黨綁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100萬人流離失所；
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馬斯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在加沙大開殺戒，造成巴5000多名平民傷亡。
過去的20世紀，人們同情被屠殺、迫害的以色列人，當時的局勢是“阿拉伯強，以色列弱”，所以以色列可以享受悲情角色帶來的國際寬容；
但時至今日，以色列軍事實力已超過阿拉伯國家，再用“保家衛國”來解釋軍事上的毫不節制，就已經是“失道寡助”了。
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報復，讓以色列從大屠殺受害者，日益成為大屠殺的施加者，站在了國際輿論的被告席上。
對以色列來說，缺少的不是實現和平、謀求安全的機會，而是解決問題的長遠眼光和勇氣。
如果今后依然只會無節制地濫用武力，不懂得用非暴力手段跟阿拉伯國家相處，結果只會讓自身的安全處境一再惡化。
病態地追求安全，就像手攥沙子一樣，手攥得越緊，沙子流失得越快。
04
海灣國家要什么：
命給你，錢也給你
海灣國家說的是波斯灣沿岸的幾個國家，包括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巴林等。
說起他們人們一般會有兩個印象：富得流油，美國舔狗。
他們有兩件事非常在意：控制石油輸出國組織，打擊伊朗（遜尼派VS什葉派）。
沙特地方不小（225萬平方公里），就是人太少（3000多萬），不到伊朗（8000多萬）的一半，而其他幾個海灣國家加起來只有42.5萬平方公里。
地廣人稀、勢單力薄、地底下冒油，還占著宗教圣地（麥加）。
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沙特人在目睹了周圍國家動蕩坎坷的命運后，難免心情矛盾，社會不改革吧，年輕人鬧意見；改革吧，步子邁大了容易失控。
所以沙特在保守君主制的框子里，遵循“有限的改革”，它得在傳統宗教秩序和西方化之間求一個平衡。
在外交上，沙特也小心謹慎，不當出頭鳥，談判時也縮在別國后頭，避免自己成為漩渦中心。
沙特就堅持三件事：與美國的友誼，對阿拉伯人的忠誠，對伊斯蘭教正本清源的詮釋。
沙特甚至不喜歡國內出現過于狂熱的宗教分子，為了“疏堵結合”，他們到世界各地資助宗教學校，這些學校宣揚“瓦哈比派”信條：把伊斯蘭教看得很“純”，認主獨一，要求回到《古蘭經》。
沙特希望借此能讓國內的宗教中正平和一些，卻沒想到國內激進的宗教勢力都往外跑，間接助長了外部勢力的宗教狂熱。
比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到頭來想要取代沙特，根本不把這個既倒向美國、又霸占麥加圣地的國家當棵蔥。
放眼整個中東，沙特已成為跟伊朗對抗的領導國家：
沙特是遜尼派代表，伊朗是什葉派代表；
沙特是西方秩序在中東的代表，伊朗是高舉《古蘭經》同西方勢不兩立的中東國家代表。
沙特為了保持均勢抗衡，必然會想盡辦法。如果伊朗不可遏制地發展出核武器，沙特要么找大國直接要，要么（資助他國）搞研發。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沙特等海灣國家一改低調作風，配合西方爸爸高調干涉阿拉伯國家內政，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甚至出兵“圍毆”卡扎菲。
是因為他們看到穆巴拉克倒臺以后，像埃及這些舊日中東大國自顧不暇，海灣國家有了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機會。
但本質上，他們還是選擇“依附性生存”——美國在阿曼有錫卜空軍基地，美國中央司令部前沿總部設在卡塔爾，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總部及母港，阿聯酋還將法國拉入海灣地區。
而近幾年，海灣國家擔心伊朗崛起的威脅，在安全上更依附西方大國，購買美國軍火、部署反導系統，儼然一副建設“中東版小北約”的計劃。
海灣國家的大部分海外資產也投向西方市場。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有6000-10000億美元，其中60-85%投向歐美市場，特別是美國和英國。
一句話：命托給你管，錢也托給你管。
表面上看，海灣國家是為了恰飯，緊緊抱住美國大腿。
然而在更深層次上，他們嚴重破壞了阿拉伯民族世界聯合自強的希望。
阿拉
在中東現當代史上，能動員國內民眾支持國家改革目標，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的情況下維護國內安全，只有這類國家，真正有能力推進本國工業化，提高民眾福祉，敢于向西方叫板。
伊拉克總理
而西方要在中東樹立的所謂民主自由的“燈塔”（比如伊拉克新政府），不過就是個半癱瘓、等著爹媽喂奶的的“弱政府”，喪失了國家復興、自強的政治行動力。
海灣國家為求自保，選擇投靠西方，最終葬送的是阿拉伯民族在世界之林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05
埃及想要什么：
別民主了，快獨裁吧！
說起西方媒體斥責的所謂中東的“獨裁者”，不知道你會想起哪幾個名字？穆巴拉克，薩達姆、卡扎菲、巴沙爾……
有一個人幾乎已經被當代人忘記，卻是幾乎后來所有中東強權統治者的“樣板”。
他叫納賽爾。
1952年，年輕的上校納賽爾帶領一批自由軍官發動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埃及王室，成為埃及新的領導人。
政變后為了獲得足夠的權威，納賽爾必須像吹氣球一樣把自己吹大，裝扮成救世主。
而當救世主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埃及人相信，他們是阿拉伯的領袖，而埃及是中東的領頭羊。
1954年，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在一次演講中刺殺他，連開8槍都沒中，納賽爾沒有退縮，而是對著麥克風高喊：
“同胞們，我的血正在為你們、為埃及流淌。讓他們來殺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將自豪、榮耀和自由注入你們心中。如果納賽爾死了，你們每個
納賽爾在埃及人民中高大英勇的領袖形象進一步登峰造極。
他在任時期親蘇，以強力推動埃及工業化，除了土改、國有化改革外，主持建造阿斯旺大壩等大型公共項目。
手牽手的赫魯曉夫（左）與納賽爾（右）
他在任時甚至一度引領敘利亞和埃及兩國合并，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計劃在未來吸納更多的中東國家合并進來（但未能成功，在1961年解體）。
他還利用開羅的“阿拉伯人之聲”電臺，極富感染力地向全中東宣揚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當時的人回憶稱：“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機上。”
在埃及人的眼里，納賽爾是一個永不失敗的偉大領袖（不是永不言敗）。
然而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也稱“六日戰爭”）徹底摧毀了這一信念。
為了準備戰爭，納賽爾苦苦經營了十年，結果6天就被以色列干趴下了。
當埃及、約旦、敘利亞三國軍隊全面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埃及人不敢相信他們的耳朵，納賽爾遞交辭呈，開羅街頭擠滿了示威者，不是要他下臺，而是要他留任，人們17個小時拒絕離開街道，最后他撤回了辭呈，卻再也沒從這場失敗中緩過來。
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新一任領導人薩達特上臺，卻遠沒有納賽爾的領袖魅力。
1981年薩達特在一次閱兵中遇刺身亡，曾當過部隊總司令的副總統穆巴拉克接任總統，開啟了30年的獨裁生涯，大力向西方靠攏，引入自由經濟，結果大量腐敗滋生。
薩達特被刺身亡時，埃及啟動了全國緊急狀態，反對派的活動受到了限制，而警察有更大權力來限制公民自由。
為了便于統治，穆巴拉克把緊急狀態變成了常態，30年仍然沒有取消，造成了警察濫權，有恃無恐地對公民進行拷問毆打，接受賄賂。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埃及鬧得非常兇，穆巴拉克做出讓步，承諾改革，宣布不謀求連任，沒用，一個政治強人的讓步只是讓人們意識到他的虛弱，短短半個多月后他就被迫下臺了。
埃及人以為，革命之后怎么辦？民主唄，總不能比獨裁更糟糕，但沒想到，就是更糟糕。
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給埃及留下了一個大問題，就是沒有一個成熟的、真正懂得治國的反對黨能拎得起來。
2013年，埃及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不出所料，他來自過去的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
埃及人雖然可以革命，但是一下子學不會建設，新總統穆爾西也不會。
而老百姓一面盼著改革欣欣向榮，一面又放不下穆巴拉克時期嘗到的“甜頭”。
為了維系統治，穆巴拉克經常給百姓“派糖吃”，埃及財政支出的1/3是食品補貼、能源補貼，所以窮人可以享受到低價的食物和汽油，安撫民心，不出亂子。
這種補貼必然是低效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關系企業手中，腐敗嚴重，但是老百姓畢竟已把這看做“我的既得利益”了，你（新政府）不能奪走。
而新政府不僅削減了“派糖”福利，還在經濟政策上屢屢犯錯，財政赤字突出、外匯儲備暴跌、旅游業遭受重創久不恢復，物價高漲，失業率居高不下——埃及60歲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勞動人口。
民間甚至開始傳言：穆斯林兄弟會上臺，就是美國搞的陰謀，他們想借這個前“恐怖組織”，把埃及徹底搞亂套。
2014年，埃及軍隊再一次推翻了總統，埃及前國防部長塞西以97%的得票率當選埃及總統，執政至今。塞西的合法性就在于維持社會穩定。
孩子們做出的V形手勢。這種手勢在埃及代表了支持軍隊，支持塞西
埃及人不是想要被“獨裁”政府管著，他們只是受不了所謂“民主”新政府的貧窮和動蕩。
換句話說，長期能好那更好，短期不好可受不了。
用阿拉伯人的諺語說：“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亂好。”
塞西上臺后，沒有像納賽爾那樣倒向俄羅斯，也沒有像穆巴拉克那樣倒向美國，而是選擇東西并重的平衡外交策略。
塞西在競選總統時直言不諱地說，他的偶像是納賽爾。
對于埃及人來說，寄希望于強人領袖的統治，維護國家穩定，發展經濟，既是危險的，又是充滿誘惑的。
對于一個擺脫殖民后百廢待興的新生國家來說，最迫切的需求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就需要強行打破現有階級特權，變革腐朽的生產關系，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
但在經濟發展，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的過程中，領袖本人和政府官員必須面臨的選擇就是，他們到底代表誰的利益？
是底層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還是精英、財閥、統治階級小團體的利益？
不只是埃及領導人，包括利比亞卡扎菲、伊拉克薩達姆等強人領袖，一大致命問題就出在這里。
阿拉伯人本就不把“國家”概念當回事，按照部落的方式來統領國家，周圍人的親疏遠近分得鮮明，阿拉伯領導人上臺后“任人唯親”現象成風；
再加上很多“領袖”的政權需要依靠西方的支持保護，而西方想要從中東攫取的利益只會從控制中東國家經濟命脈的財閥、政黨而來。
兩相疊加，中東強人領袖在曠日持久的獨裁統治中，為頂級階層的利益代言，與廣大國民離心離德的趨勢幾乎成為必然。
當百姓強烈不滿，推翻強權政府，樹立所謂的“民主”新政之后，又會因為權力過于分散，出現“權力真空”——穆巴拉克下臺后短短幾個月，埃及就涌現出近400個政黨，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恐怖勢力蔓延。
人民群眾不堪忍受民主亂局導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寧可推翻民主政府，于是邁入了下一個強權統治的輪回。（或者像伊拉克那樣，陷入“弱勢政府”和“分裂型民主”的殘局。）
塞西
強權，百姓苦；民主，百姓苦。
有分析稱，埃及政治變局使社會倒退至少15～20年，埃及正緩慢變成一個“失敗國家”。
鄧小平曾指出：
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
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而西方民主“燈塔”給中東帶來的，只有動蕩、分裂和貧窮。
06
美俄想要什么：
其實我想走，其實我想留
就在這個月，特朗普在白宮像講段子一樣對記者說：“我認為北約應該擴大，我們絕對應該把中東包括在內。”
特朗普稱，中東問題是一個其它國家應該幫著解決的國際問題，“現在負擔都在我們身上，這不公平。”
特朗普甚至還給加入中東的北約起了新的名字——“北約-中東”（NATO-ME，即NATO-the Middle East的縮寫）。
他還不忘夸贊自己的起名才華，說這是“多好聽的名字啊！”
在他講話前后，北約秘書長也同意“更多地參與”中東事務。
在很多人看來，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也只是時間問題。
中東，特朗普不想管，又不得不管。
而與此同時，普京倒是在中東到處主動串門，好不熱鬧。
其實二戰以后，美國在中東想做的無非是這樣幾件事：
①維持海灣石油以合理價位向西方工業國供應，使用美元結算；
②維護以色列生存，團結親美勢力；
③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
④防止俄羅斯勢力擴張，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優越地位；
⑤對反美政權輸出革命，樹立“民主樣板”。
到了特朗普時代，5件事完全做成的只有第②件，剩下的——伊朗換了結算貨幣，恐怖主義在中東橫行，俄羅斯在中東縱橫捭闔，樹立伊拉克“民主樣板”失敗，輸出革命顛覆敘利亞政權失敗……
所以很多人說，美國勢力在中東衰落了。
在埃及態度曖昧的情況下，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支點是以色列和沙特。
而俄羅斯可以團結的包括但不限于：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外加一個跳梁小丑土耳其。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在中東會從“霸權”退行到“均勢”戰略，一家獨大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在21世紀發動的兩次戰爭之后，借用《美國大戰略》作者的一句話說：美國應只為生死攸關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進行戰爭。
而在更多時候，美國會利用他國實施制衡，在制衡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再出手，從而力爭讓美國掌握主動權。
當然，美國也不是“一事無成”。我們也要看到，美國每一次在中東攪局，無論是讓伊拉克一分為三（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還是讓敘利亞陷入分裂，固然讓他們泥足深陷，惹了一身騷，在教派、勢力關系中更加難以平衡，
但同時要注意，美國“成功”地讓中東的真實版圖“越摔越碎”，一些中東國家政府可以真實控制的勢力范圍越來越小，而這正是美國希望看到的——把中東勢力版圖摔成“玻璃碴子”，讓中東再難有“大國”勢力的崛起，對美國和親美國家難以構成威脅。
敘利亞四分五裂的版圖
從這個角度來看，顛覆伊朗政權、徹底解決伊朗核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搞亂敘利亞之后，俄羅斯目前能扶持的核心支點，只剩下伊朗。
而在中東這一片存量殘殺的黑暗森林里，任何長期謀劃都得讓步于短期制敵的緊急目標：
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靠的是經濟建設和工業化進程的持續推動，而這一長遠目標在中東各國無法實現，只能一再讓步于政權爭奪（內憂）、顏色革命（外患）、石油利益（路徑依賴）、教派爭斗（宗教）、恐怖主義戰爭（極端勢力）……
有學者說：“曾經的阿拉伯領導層尚且支持過一系列失敗的事業——泛阿拉伯團結、藐視西方國家、抵抗以色列，而如今它已經完全失去了斗爭的目標。”
“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眾感到自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貧窮和獨裁更具破壞性的詛咒。”
中東的斗爭不會因為一個蘇萊曼尼的死去而停止，而能握住史筆書寫中東未來的人，恐怕依然不會是中東人民自己。
1月3號，有“中東間諜之王”稱號的伊朗少將蘇萊曼尼，在伊拉克被美國3枚導彈炸死。
有人說他是伊朗的“三號人物”，將來是要接班最高領袖的人選。
伊拉克總理都懵了：老蘇是來找我談事兒的，怎么在我們家門口給炸死了？
伊朗人怒不可遏，說：我們有13種方法報復美國！
結果伊朗幾十枚導彈落在美軍駐伊拉克基地上，伊朗人說死了80多個老美，特朗普說一個人也沒死。
美國人說：伊朗就是要爭個面子。因為導彈發射幾個小時以前，伊拉克人就告訴美國人了，大家都躲到了防御工事里。
《華盛頓郵報》：美軍在襲擊幾小時前就獲知消息
伊拉克人哪兒來的消息呢？說是伊朗官方透露給他們的。
迷，真是太迷了。
伊朗人說：收，我們不打了，不要全面開戰。
為了給蘇萊曼尼送葬，幾十萬伊朗人上街，踩踏死了50多人，到現在還一堆人排著隊抱著棺材哭；
而另一面，伊朗人又掀起大規模抗議，讓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下臺
普京在這當口直接飛到伊朗鄰國敘利亞，跟總統巴沙爾面談——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普京就沒來過，而美國人一殺蘇萊曼尼立馬就來了。
美國人也沒閑著，跟伊朗的熱戰不打了，但新制裁一點也不含糊。
而以色列呢？一貫跟伊朗做死對頭的，這次一聲都不吭。他們又琢磨啥呢？
整個中東的局勢，不是一個“亂”字可以形容的。
突然到來的“美伊和平”固然讓人松一口氣，只是這“和平”來得糊里糊涂，讓人心里不踏實。
伊朗人到底想要什么？美國人想要什么？俄羅斯和其他中東國家又想要什么？
在人類眾多的藝術作品中，往往都有一個有趣的設定：
人間的種種沖突和戰爭，本質上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是神與神之間的矛盾。
只不過，神無法直接降臨人間。于是，神就通過培養自己的信徒，利用信徒發動戰爭，鏟除信奉其他神明的異教徒，把自己變成人間唯一的信仰。
希臘神話里，特洛伊戰爭背后就是奧利匹斯山眾神的對決，眾神都在給自己支持的人授予力量。
《封神榜》里，武王伐紂的背后，其實是元始天尊的闡教和通天教主的截教之間你死我活的斗法。
（唐國強老師啥都演過）
中東也是如此，在中東，各種宗教，各種意識形態林立，彼此之間你爭我奪，他們是“民主”還是“獨裁”，是“正義”還是“邪惡”，道德“高尚”還是“低賤”，其實都并不重要。
因為中東各國的紛爭和混亂，并不取決于中東人自己想要什么，而是取決于中東各國背后的“神明”想要什么。
中東，就是一個諸神在人間的斗獸場，正在上演一場微縮版的世界大戰。
01
伊朗想要什么：
兩情若是長久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
曾幾何時，伊朗跟美國好得穿一條褲子。
上世紀70年代，伊朗在美國扶持的傀儡皇帝巴列維的帶領下，走著全盤西化的路子。伊朗年均GDP增速高達16-17%，但財富流向了“以公肥私”的上層階級。
老百姓以為這是“改革開放”——打土豪分田地（土改）、出售國企、婦女參選、農村“掃盲”……實際上“開放”的只是穿衣打扮，改善的只有王室自己的生活。
1979年革命前的伊朗女性
國王靠石油斂財10億美元，63個王子王女積累了50-200億美元。
為了籌備國王和王后索拉婭的婚禮，從荷蘭空運來1.5噸鮮花裝點婚禮現場，新娘婚紗上鑲嵌了6000顆鉆石，最后60斤重的婚紗“怕太沉累著新娘”，咔嚓剪掉了8米長的拖尾……
窮奢極欲的國王一家，讓人們在反王室、反西方上達成了共識。1979年，伊朗爆發了伊斯蘭革命，王室被推翻，革命領袖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伊朗社會急劇轉向保守。
霍梅尼大罵巴列維國王破壞了伊斯蘭傳統，讓伊朗淪為毒品、酒肉、妓女泛濫的國家，同時堅定地反美，把美國稱為“大撒旦”。
1979年11月4日，聽說國王跑到美國治癌癥的伊朗民眾怒不可遏，沖進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一共52名美國人扣留為人質，要挾美國政府交出國王，直到444天以后這些人質才被釋放。
美國和伊朗從此徹底撕破了臉。而霍梅尼從恨透了美國的伊朗民眾手里撈到了足夠的政治資本：
“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
1980-1988年，兩伊戰爭爆發，美國人給伊拉克輸送了大量武器，而號稱為了“預防”伊朗倒向蘇聯陣營，美國又同時給伊朗輸送武器。
美國總統里根主動跟伊朗示好，給伊朗官員贈送了一本里根親筆簽名的圣經，一塊象征打開美伊關系的鑰匙型蛋糕。
這就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伊朗門”事件，堪稱里根政府的“水門事件”。
從那以后，兩黨誰也不敢再碰這一雷區。對美國政客來說，跟伊朗“來硬的”，成了公認的“政治正確”。
而對于伊朗人來說，1979年伊斯蘭革命開啟的不是一場“反美”運動，而是他們一直心心念念的“百年大計”。
就在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內伊成為了伊朗新的最高領袖，他比霍梅尼更擅長向穆斯林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
伊朗只支付了大概相當于每年GDP 0.5%的費用，卻扶持了10多萬伊拉克民兵組織、7萬黎巴嫩真主黨，和也門25萬胡塞武裝，讓他們長期襲擊美軍。而這些武裝的規模相當于整個伊朗軍力。
而向各國輸出革命的重要操盤手，就是蘇萊曼尼。
不僅如此，伊朗還堅決推進核武器研發，蘇萊曼尼遇刺后，伊朗第一時間宣布突破伊核協議的最后限制，不再限制離心機數量。
同時推動本國石油使用人民幣/歐元進行結算，擺脫美元霸權。
2015年，他們提出“在2040年前毀滅以色列”，現在被提前到“領袖有生之年內”（哈梅內伊今年已經80歲了）。
伊朗人到底想要什么呢？他們要的不只是反美、反以色列，而是要恢復波斯帝國的往日榮光，讓伊斯蘭稱霸世界，擺脫近代以來被帝國列強殖民的屈辱歷史。
想要“大國崛起”，這不稀奇。問題在于，怎么個要法。
你看蘇萊曼尼死后伊朗做的事情，說老實話，真有點慫：炸美軍不敢炸本土，扔導彈還不敢炸死人——這叫什么“大國”？
我提一個有點創新的觀點，如果你想理解伊朗，你可以參考“冷戰之父”喬治·凱南理解的蘇聯。
凱南認為，蘇聯是一個很難對付的敵人，它和希特勒的納粹不一樣，因為蘇聯不是激進地冒險，而是“長期主義”的信徒。
蘇聯政府總是告訴人民：資本主義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這個敵人最終必然會走向滅亡。
言下之意是什么？是蘇聯政府并不急于實現這一目標，廣大人民完全可以為最后的決戰做好長期的、充分的準備。
只要能團結好全體人民，為蘇聯的發展做貢獻，就是離實現這一最終目標又近了一步。
凱南指出，蘇聯并不是要在短期內和美國進行殊死搏斗，也不是要在一個近期確定的時間內，推翻美國的社會制度。
它是在耐心地經營自己的意識形態概念，而不會計較一時的進退得失。
蘇聯政府很有可能會在強大的敵人面前退卻，甚至讓步，還不會覺得自己丟臉。（想想近期伊朗有多“克制”）
因為他們關心的是那個最終的目標，所以不會為了一時的輸贏、為爭一口氣，而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類比到伊朗，為什么它讓美國那么“頭疼”？一種解釋就是，一個有著“長期目標”的對手，可以在短期內做出任何恰當、克制、或進或退的舉動，來應對你的任何出招。
美國往海灣地區增兵，搞軍事威懾，伊朗就搞軍演、展示新式武器跟美國針鋒相對；
美國心心念念地要伊朗放棄核武器，伊朗就在伊核談判中閃轉騰挪，讓美國一步步松口讓步，自己佯裝妥協，一旦關系破裂立馬恢復核建設，迄今已擁有上萬臺離心機；
美國刺殺伊朗“三號人物”，伊朗就在保全國家尊嚴的同時有限報復，絕不主動全面開戰。
一次次，伊朗用軍事行動、外交談判、政治顛覆等手段展開斗爭，一旦西方制裁升級，就主動把緊張局勢緩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時保留相當規模的核基礎設施，以便晚些時候繼續推行武器計劃。
還有比這更難纏的對手嗎？
對于伊朗來說，他們的終極目標不只是打倒美國，而是“讓伊斯蘭席卷全世界”。
但伊朗真的能得償所愿嗎？
因為強調宗教信仰，突出敵我矛盾，伊朗領導人可以在國內迅速形成超大規模動員，同仇敵愾，在面對外部矛盾時上下一心。
但它的弊端也是顯然的：經濟發展問題被一再忽視，“餓著肚子鬧革命”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霍梅尼說：革命的目的是弘揚伊斯蘭，而不是更便宜的瓜果。
但問題是，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難道宗教信仰就能造出（買來）飛機大炮嗎？
今天的伊朗，離“大國”的標準還差的太遠：
伊朗政府收入80%來自石油出口，而大部分財富被宗教基金組織（上層階級）掌控；
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均在15%以上（實際超過30%），4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因為石油生產加工能力落后，伊朗國內汽油消費的40%甚至要從國外進口，出現了“產油國進口油”的怪現象。
你問伊朗為什么不敢跟美國全面開戰？軍事實力的差距當然是重要原因，但“國力”難支也是他們難以啟齒的實情。
俄羅斯對伊朗的援助支持當然也很重要，但“打鐵還需自身硬”。
伊朗人能走到哪一步，取決于他們如何平衡經濟發展和伊斯蘭革命的關系：宗教信仰、政治斗爭，不能替代經濟建設。
神和遠方，面包干糧，兩手都得抓。
套用基辛格的話說，如何看待伊朗，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伊朗到底是一個國家，還是一項事業？
伊朗領導人需要看見“國家”，夯實國家的基礎建設；
而任何一個不理解伊朗的人，只要理解伊朗（伊斯蘭）看成一項“事業”，你就能看懂它在每一次沖突中，究竟意欲何為。
比方說，在敘利亞的棋盤上，伊朗為什么要摻和一腳？
02
敘利亞想要什么：
別低頭，王冠會掉
別抬頭，諸神正鬧
2011年3月的一天，一群叛逆的年輕人在德拉的墻上寫上了一句“革命”的標語：“人民想要推翻政權。”
這一小小的舉動迅速引燃了革命者的怒火。
阿薩德政府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涂鴉的15名男孩，釋放后人們發現男孩遭受了酷刑，指甲都被拔掉了。
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抗議，那一場“阿拉伯之春”終于席卷了敘利亞。無論示威者起初多么平和，政府從一開始就開槍還擊。
同年7月，一群看不下去向平民開火的軍人變節了，組建敘利亞自由軍，領導反政權的武裝叛亂，從而把“革命”變成了全面的內戰。
截至2016年，經過5年戰爭，敘利亞死亡人數超過40萬，一半以上的人口背井離鄉。
對于總統巴沙爾來說，倒臺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就是他的前車之鑒：看看，一個讓步的君王是什么下場。巴沙爾堅決不想步他的后塵，所以他寧可讓整個國家淪為廢墟，也絕不投降。
而對于國際玩家們來說，敘利亞引發的也絕不僅僅是一場內戰：
同為什葉派掌權的伊朗，從一開始就給予阿薩德政府無條件支持，伊朗革命衛隊支持敘利亞正規軍，高峰時有10000伊朗士兵活躍在敘利亞；
而伊朗在黎巴嫩扶持的真主黨戰士同樣派出8000人力挺敘利亞軍隊；
沙特和海灣盟國，作為跟什葉派對著干的遜尼派，向遜尼派民兵組織提供武器和彈藥。
美國和歐洲支持反對派，而俄羅斯派戰機支持政府軍，因為俄羅斯有直接利益：敘利亞向俄羅斯提供了在地中海東部唯一的海軍基地。
為什么俄羅斯的干預力度最大？這其中也有蘇萊曼尼的功勞。
2015年春天，政府軍不敵反對派，戰場形勢急轉直下。
這時蘇萊曼尼出手，親自前往俄羅斯，與普京會談三小時，陳述利害：“如果丟了敘利亞，貴國在整個中東的影響力將徹底消失。”
蘇萊曼尼暗示，如果不保敘利亞，伊朗以后將不再視俄羅斯為可靠伙伴。
同時他開出誘人條件：俄羅斯出設備，伊朗出人，共同拱衛阿薩德。
10天后，俄羅斯的轟炸機就出現在敘利亞的天空上。
而美國人沒有俄羅斯這么“后知后覺”，他們早就“埋好了雷”：
早在2006年，美國就開始秘密資助敘利亞反對派，斥資600萬美元培訓敘利亞活動分子，中情局和美軍特種部隊在駐約旦和土耳其的軍事基地秘密培訓敘利亞反對派，并向敘反對派提供了價值1.23億美元物資。
2011年美國人同時發動媒體戰，在Facebook大規模撰寫呼吁敘利亞示威的帖子，過濾針對反對派的不利信息。
正是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推波助瀾，才使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然而即便如此，反對派武裝始終未能推翻巴沙爾政權。
表面上的敘利亞反對派武裝，背后是美國及其盟友的支持，然而在跟政府軍、伊朗、俄羅斯的對抗中沒能占據優勢。
美國試圖推翻巴沙爾政府，在敘利亞扶持傀儡政權，推行西方的民主政權，讓敘利亞變成下一個“燈塔”，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是確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辦法，也是設法顛覆阿拉伯世界的版圖，使阿拉伯國家日趨分裂、內耗，從而無暇、無力對付以色列。
用小布什的話說，美國一大中東戰略就是制造“創造性混亂”，為了實現西方要構建的世界新秩序，中東出現沖突是必要的。
美國人把敘利亞看得那么重，是因為敘利亞是阿拉伯世界反對以色列的主力軍，是美國實現中東戰略的一大絆腳石。
在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無意間扶植了一個“親伊朗”的什葉派伊拉克政府，導致敘利亞-伊朗-伊拉克-巴林-也門等伊朗革命輸出地帶，連成了“什葉派之弧”。
顛覆敘利亞政權，可以削弱宿敵伊朗的勢力范圍。就像《紐約時報》說的：“打擊敘利亞是對付伊朗的最好辦法。”
如果巴沙爾政權倒臺，伊朗很可能將是下一個被政權更替的對象。
雖然巴沙爾沒倒，并且從2017年開始政府軍掌握主動權，收復了不少領土，但如今滿目瘡痍的敘利亞全境依然被各方勢力盤踞，巴沙爾即便不被顛覆，想要重整河山、甚至向其他中東國家輸出什葉派影響力，恐怕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敘利亞如果想讓經濟恢復到內戰前2010年的水平，可能需要30年。
在敘利亞的棋盤上，我們看到了中東各國的一大特點，那就是：特別不拿國境線當回事，誰的事都要摻和一腳。
很多阿拉伯國家的國界線非常規則筆直，是因為那是一戰以后，英法等國瓜分中東利益時留下來的，用丘吉爾的話說：“我用一支鋼筆創造了約旦。”
很多阿拉伯國家到現在也不覺得，自己就得按國界線來處理中東外交事務，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規矩：
遜尼派VS什葉派
阿拉伯VS非阿拉伯（比如伊朗主要是波斯人）
親美派VS親俄派
……
阿拉伯人根據陣營來決定，如何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啥國境線？去他×的。
可以說中東國家普遍缺乏“現代國家”的邊境意識。
敘利亞內戰，我們看到的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八方打劫”的亂象：
比如伊朗高官就數次表示，決不允許敘利亞這個什葉派重鎮陷落。
伊朗人的算盤是：如果未來伊朗控制了伊拉克，同時控制敘利亞部分地區，基本上就算控制了中東的心臟。
你說他是“支援”，還是“打劫”，說得清嗎？
在敘利亞的戰場上，沒有正義的天平，只有利益的搏殺。
03
以色列想要什么：
不戰魔，不成活
2018年，特朗普就給以色列“開了綠燈”，允許他們刺殺蘇萊曼尼。
刺客準備了500公斤炸藥，但刺殺計劃未遂。
最近一次暗殺發生在去年10月，同樣沒有成功，才有了年初美國的刺殺。
很多人奇怪，這次蘇萊曼尼死了，作為伊朗死對頭的以色列怎么那么安靜？總理內塔尼亞胡幾乎沒發表什么觀點。
了解前情你就不難理解了：兒子不爭氣，老子說我來，你看著。老子把人結果了，回頭瞅一眼兒子。
這時候兒子應該是什么表情呢？當然是：
事實上，以色列“愛挑事兒”的毛病從來就沒改過。
眾所周知，以色列是擠進中東的“不速之客”。
20世紀上半葉，從沙皇俄國到納粹德國，對歐洲猶太人的大肆迫害讓國際社會對猶太人的悲慘處境頗為同情，加上猶太人組織在英美兩國的積極游說運作，最終1948年以色列在中東成功建國。
靠著美國人撐腰，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強國聯合起來都沒干過它一個，阿拉伯人也不得不接受以色列人扎根在這里的既成事實。
其實進入21世紀后，中東地區的熱點戰場很多時候并不在以色列附近，尤其在伊核問題上，許多阿拉伯國家對伊核計劃的恐懼，已超過對以色列軍事威脅的擔心。
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在伊核問題上態度出奇的一致，完全有可能進一步合作。
但問題是以色列并不消停，四處惹是生非，它是世界上唯一幾乎與所有鄰國都處在敵對狀態的國家。
以色列的一大目標就是成為中東軍事強國，其根底里是一種極度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以色列臨海，領土面積小而狹長，沒有戰略緩沖地帶。
以色列前國防部長就說：“以色列整個國家就是一條邊境線。”
在相當長時間內，“被趕下大海”的危險一直是以色列面臨的最大安全噩夢。
枕戈待旦、草木皆兵，跟先發制人、境外御敵之間，有時就隔了一層薄薄的窗戶紙。
以色列安全環境的改善，沒能讓以色列人及時調整策略，反而強化了對軍事戰略的路徑依賴。
中東戰爭的勝利激發起建立“大以色列”的野心，于是以色列提出不再撤出那些有戰略意義的領土，結果一再錯失跟阿拉伯世界握手言和、爭取和平發展的機會。
比如“9·11”事件后，以色列死抱軍事優先戰略，在巴以和談中咄咄逼人，巴以長期敵對關系沒能根本松動。
而在缺乏強大對手制衡的情況下，軍事優先戰略很容易演變成睚眥必報的“大規模報復戰略”。
2006年7月，以色列因真主黨綁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100萬人流離失所；
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馬斯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在加沙大開殺戒，造成巴5000多名平民傷亡。
過去的20世紀，人們同情被屠殺、迫害的以色列人，當時的局勢是“阿拉伯強，以色列弱”，所以以色列可以享受悲情角色帶來的國際寬容；
但時至今日，以色列軍事實力已超過阿拉伯國家，再用“保家衛國”來解釋軍事上的毫不節制，就已經是“失道寡助”了。
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報復，讓以色列從大屠殺受害者，日益成為大屠殺的施加者，站在了國際輿論的被告席上。
對以色列來說，缺少的不是實現和平、謀求安全的機會，而是解決問題的長遠眼光和勇氣。
如果今后依然只會無節制地濫用武力，不懂得用非暴力手段跟阿拉伯國家相處，結果只會讓自身的安全處境一再惡化。
病態地追求安全，就像手攥沙子一樣，手攥得越緊，沙子流失得越快。
04
海灣國家要什么：
命給你，錢也給你
海灣國家說的是波斯灣沿岸的幾個國家，包括沙特、科威特、卡塔爾、巴林等。
說起他們人們一般會有兩個印象：富得流油，美國舔狗。
他們有兩件事非常在意：控制石油輸出國組織，打擊伊朗（遜尼派VS什葉派）。
沙特地方不小（225萬平方公里），就是人太少（3000多萬），不到伊朗（8000多萬）的一半，而其他幾個海灣國家加起來只有42.5萬平方公里。
地廣人稀、勢單力薄、地底下冒油，還占著宗教圣地（麥加）。
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沙特人在目睹了周圍國家動蕩坎坷的命運后，難免心情矛盾，社會不改革吧，年輕人鬧意見；改革吧，步子邁大了容易失控。
所以沙特在保守君主制的框子里，遵循“有限的改革”，它得在傳統宗教秩序和西方化之間求一個平衡。
在外交上，沙特也小心謹慎，不當出頭鳥，談判時也縮在別國后頭，避免自己成為漩渦中心。
沙特就堅持三件事：與美國的友誼，對阿拉伯人的忠誠，對伊斯蘭教正本清源的詮釋。
沙特甚至不喜歡國內出現過于狂熱的宗教分子，為了“疏堵結合”，他們到世界各地資助宗教學校，這些學校宣揚“瓦哈比派”信條：把伊斯蘭教看得很“純”，認主獨一，要求回到《古蘭經》。
沙特希望借此能讓國內的宗教中正平和一些，卻沒想到國內激進的宗教勢力都往外跑，間接助長了外部勢力的宗教狂熱。
比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到頭來想要取代沙特，根本不把這個既倒向美國、又霸占麥加圣地的國家當棵蔥。
放眼整個中東，沙特已成為跟伊朗對抗的領導國家：
沙特是遜尼派代表，伊朗是什葉派代表；
沙特是西方秩序在中東的代表，伊朗是高舉《古蘭經》同西方勢不兩立的中東國家代表。
沙特為了保持均勢抗衡，必然會想盡辦法。如果伊朗不可遏制地發展出核武器，沙特要么找大國直接要，要么（資助他國）搞研發。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沙特等海灣國家一改低調作風，配合西方爸爸高調干涉阿拉伯國家內政，支持敘利亞反對派，甚至出兵“圍毆”卡扎菲。
是因為他們看到穆巴拉克倒臺以后，像埃及這些舊日中東大國自顧不暇，海灣國家有了發揮政治影響力的機會。
但本質上，他們還是選擇“依附性生存”——美國在阿曼有錫卜空軍基地，美國中央司令部前沿總部設在卡塔爾，巴林是美國第五艦隊的總部及母港，阿聯酋還將法國拉入海灣地區。
而近幾年，海灣國家擔心伊朗崛起的威脅，在安全上更依附西方大國，購買美國軍火、部署反導系統，儼然一副建設“中東版小北約”的計劃。
海灣國家的大部分海外資產也投向西方市場。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有6000-10000億美元，其中60-85%投向歐美市場，特別是美國和英國。
一句話：命托給你管，錢也托給你管。
表面上看，海灣國家是為了恰飯，緊緊抱住美國大腿。
然而在更深層次上，他們嚴重破壞了阿拉伯民族世界聯合自強的希望。
阿拉
在中東現當代史上，能動員國內民眾支持國家改革目標，并可以在不依靠西方的情況下維護國內安全，只有這類國家，真正有能力推進本國工業化，提高民眾福祉，敢于向西方叫板。
伊拉克總理
而西方要在中東樹立的所謂民主自由的“燈塔”（比如伊拉克新政府），不過就是個半癱瘓、等著爹媽喂奶的的“弱政府”，喪失了國家復興、自強的政治行動力。
海灣國家為求自保，選擇投靠西方，最終葬送的是阿拉伯民族在世界之林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05
埃及想要什么：
別民主了，快獨裁吧！
說起西方媒體斥責的所謂中東的“獨裁者”，不知道你會想起哪幾個名字？穆巴拉克，薩達姆、卡扎菲、巴沙爾……
有一個人幾乎已經被當代人忘記，卻是幾乎后來所有中東強權統治者的“樣板”。
他叫納賽爾。
1952年，年輕的上校納賽爾帶領一批自由軍官發動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埃及王室，成為埃及新的領導人。
政變后為了獲得足夠的權威，納賽爾必須像吹氣球一樣把自己吹大，裝扮成救世主。
而當救世主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讓埃及人相信，他們是阿拉伯的領袖，而埃及是中東的領頭羊。
1954年，反對派穆斯林兄弟會在一次演講中刺殺他，連開8槍都沒中，納賽爾沒有退縮，而是對著麥克風高喊：
“同胞們，我的血正在為你們、為埃及流淌。讓他們來殺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將自豪、榮耀和自由注入你們心中。如果納賽爾死了，你們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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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賽爾在埃及人民中高大英勇的領袖形象進一步登峰造極。
他在任時期親蘇，以強力推動埃及工業化，除了土改、國有化改革外，主持建造阿斯旺大壩等大型公共項目。
手牽手的赫魯曉夫（左）與納賽爾（右）
他在任時甚至一度引領敘利亞和埃及兩國合并，成立“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計劃在未來吸納更多的中東國家合并進來（但未能成功，在1961年解體）。
他還利用開羅的“阿拉伯人之聲”電臺，極富感染力地向全中東宣揚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想，當時的人回憶稱：“人民的耳朵就像粘在了收音機上。”
在埃及人的眼里，納賽爾是一個永不失敗的偉大領袖（不是永不言敗）。
然而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也稱“六日戰爭”）徹底摧毀了這一信念。
為了準備戰爭，納賽爾苦苦經營了十年，結果6天就被以色列干趴下了。
當埃及、約旦、敘利亞三國軍隊全面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埃及人不敢相信他們的耳朵，納賽爾遞交辭呈，開羅街頭擠滿了示威者，不是要他下臺，而是要他留任，人們17個小時拒絕離開街道，最后他撤回了辭呈，卻再也沒從這場失敗中緩過來。
1970年納賽爾去世后，新一任領導人薩達特上臺，卻遠沒有納賽爾的領袖魅力。
1981年薩達特在一次閱兵中遇刺身亡，曾當過部隊總司令的副總統穆巴拉克接任總統，開啟了30年的獨裁生涯，大力向西方靠攏，引入自由經濟，結果大量腐敗滋生。
薩達特被刺身亡時，埃及啟動了全國緊急狀態，反對派的活動受到了限制，而警察有更大權力來限制公民自由。
為了便于統治，穆巴拉克把緊急狀態變成了常態，30年仍然沒有取消，造成了警察濫權，有恃無恐地對公民進行拷問毆打，接受賄賂。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埃及鬧得非常兇，穆巴拉克做出讓步，承諾改革，宣布不謀求連任，沒用，一個政治強人的讓步只是讓人們意識到他的虛弱，短短半個多月后他就被迫下臺了。
埃及人以為，革命之后怎么辦？民主唄，總不能比獨裁更糟糕，但沒想到，就是更糟糕。
穆巴拉克統治的30年，給埃及留下了一個大問題，就是沒有一個成熟的、真正懂得治國的反對黨能拎得起來。
2013年，埃及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了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不出所料，他來自過去的反對黨穆斯林兄弟會。
埃及人雖然可以革命，但是一下子學不會建設，新總統穆爾西也不會。
而老百姓一面盼著改革欣欣向榮，一面又放不下穆巴拉克時期嘗到的“甜頭”。
為了維系統治，穆巴拉克經常給百姓“派糖吃”，埃及財政支出的1/3是食品補貼、能源補貼，所以窮人可以享受到低價的食物和汽油，安撫民心，不出亂子。
這種補貼必然是低效的，有很大一部分流入了關系企業手中，腐敗嚴重，但是老百姓畢竟已把這看做“我的既得利益”了，你（新政府）不能奪走。
而新政府不僅削減了“派糖”福利，還在經濟政策上屢屢犯錯，財政赤字突出、外匯儲備暴跌、旅游業遭受重創久不恢復，物價高漲，失業率居高不下——埃及60歲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了勞動人口。
民間甚至開始傳言：穆斯林兄弟會上臺，就是美國搞的陰謀，他們想借這個前“恐怖組織”，把埃及徹底搞亂套。
2014年，埃及軍隊再一次推翻了總統，埃及前國防部長塞西以97%的得票率當選埃及總統，執政至今。塞西的合法性就在于維持社會穩定。
孩子們做出的V形手勢。這種手勢在埃及代表了支持軍隊，支持塞西
埃及人不是想要被“獨裁”政府管著，他們只是受不了所謂“民主”新政府的貧窮和動蕩。
換句話說，長期能好那更好，短期不好可受不了。
用阿拉伯人的諺語說：“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亂好。”
塞西上臺后，沒有像納賽爾那樣倒向俄羅斯，也沒有像穆巴拉克那樣倒向美國，而是選擇東西并重的平衡外交策略。
塞西在競選總統時直言不諱地說，他的偶像是納賽爾。
對于埃及人來說，寄希望于強人領袖的統治，維護國家穩定，發展經濟，既是危險的，又是充滿誘惑的。
對于一個擺脫殖民后百廢待興的新生國家來說，最迫切的需求是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就需要強行打破現有階級特權，變革腐朽的生產關系，而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
但在經濟發展，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的過程中，領袖本人和政府官員必須面臨的選擇就是，他們到底代表誰的利益？
是底層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還是精英、財閥、統治階級小團體的利益？
不只是埃及領導人，包括利比亞卡扎菲、伊拉克薩達姆等強人領袖，一大致命問題就出在這里。
阿拉伯人本就不把“國家”概念當回事，按照部落的方式來統領國家，周圍人的親疏遠近分得鮮明，阿拉伯領導人上臺后“任人唯親”現象成風；
再加上很多“領袖”的政權需要依靠西方的支持保護，而西方想要從中東攫取的利益只會從控制中東國家經濟命脈的財閥、政黨而來。
兩相疊加，中東強人領袖在曠日持久的獨裁統治中，為頂級階層的利益代言，與廣大國民離心離德的趨勢幾乎成為必然。
當百姓強烈不滿，推翻強權政府，樹立所謂的“民主”新政之后，又會因為權力過于分散，出現“權力真空”——穆巴拉克下臺后短短幾個月，埃及就涌現出近400個政黨，黨派間權力紛爭此起彼伏，進而引發安全形勢惡化，恐怖勢力蔓延。
人民群眾不堪忍受民主亂局導致的生活水平下降，寧可推翻民主政府，于是邁入了下一個強權統治的輪回。（或者像伊拉克那樣，陷入“弱勢政府”和“分裂型民主”的殘局。）
塞西
強權，百姓苦；民主，百姓苦。
有分析稱，埃及政治變局使社會倒退至少15～20年，埃及正緩慢變成一個“失敗國家”。
鄧小平曾指出：
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
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
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而西方民主“燈塔”給中東帶來的，只有動蕩、分裂和貧窮。
06
美俄想要什么：
其實我想走，其實我想留
就在這個月，特朗普在白宮像講段子一樣對記者說：“我認為北約應該擴大，我們絕對應該把中東包括在內。”
特朗普稱，中東問題是一個其它國家應該幫著解決的國際問題，“現在負擔都在我們身上，這不公平。”
特朗普甚至還給加入中東的北約起了新的名字——“北約-中東”（NATO-ME，即NATO-the Middle East的縮寫）。
他還不忘夸贊自己的起名才華，說這是“多好聽的名字啊！”
在他講話前后，北約秘書長也同意“更多地參與”中東事務。
在很多人看來，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也只是時間問題。
中東，特朗普不想管，又不得不管。
而與此同時，普京倒是在中東到處主動串門，好不熱鬧。
其實二戰以后，美國在中東想做的無非是這樣幾件事：
①維持海灣石油以合理價位向西方工業國供應，使用美元結算；
②維護以色列生存，團結親美勢力；
③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
④防止俄羅斯勢力擴張，維護美國在中東的優越地位；
⑤對反美政權輸出革命，樹立“民主樣板”。
到了特朗普時代，5件事完全做成的只有第②件，剩下的——伊朗換了結算貨幣，恐怖主義在中東橫行，俄羅斯在中東縱橫捭闔，樹立伊拉克“民主樣板”失敗，輸出革命顛覆敘利亞政權失敗……
所以很多人說，美國勢力在中東衰落了。
在埃及態度曖昧的情況下，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支點是以色列和沙特。
而俄羅斯可以團結的包括但不限于：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外加一個跳梁小丑土耳其。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在中東會從“霸權”退行到“均勢”戰略，一家獨大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在21世紀發動的兩次戰爭之后，借用《美國大戰略》作者的一句話說：美國應只為生死攸關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進行戰爭。
而在更多時候，美國會利用他國實施制衡，在制衡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再出手，從而力爭讓美國掌握主動權。
當然，美國也不是“一事無成”。我們也要看到，美國每一次在中東攪局，無論是讓伊拉克一分為三（遜尼派、什葉派、庫爾德人），還是讓敘利亞陷入分裂，固然讓他們泥足深陷，惹了一身騷，在教派、勢力關系中更加難以平衡，
但同時要注意，美國“成功”地讓中東的真實版圖“越摔越碎”，一些中東國家政府可以真實控制的勢力范圍越來越小，而這正是美國希望看到的——把中東勢力版圖摔成“玻璃碴子”，讓中東再難有“大國”勢力的崛起，對美國和親美國家難以構成威脅。
敘利亞四分五裂的版圖
從這個角度來看，顛覆伊朗政權、徹底解決伊朗核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搞亂敘利亞之后，俄羅斯目前能扶持的核心支點，只剩下伊朗。
而在中東這一片存量殘殺的黑暗森林里，任何長期謀劃都得讓步于短期制敵的緊急目標：
一個國家真正的強大，靠的是經濟建設和工業化進程的持續推動，而這一長遠目標在中東各國無法實現，只能一再讓步于政權爭奪（內憂）、顏色革命（外患）、石油利益（路徑依賴）、教派爭斗（宗教）、恐怖主義戰爭（極端勢力）……
有學者說：“曾經的阿拉伯領導層尚且支持過一系列失敗的事業——泛阿拉伯團結、藐視西方國家、抵抗以色列，而如今它已經完全失去了斗爭的目標。”
“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眾感到自豪。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貧窮和獨裁更具破壞性的詛咒。”
中東的斗爭不會因為一個蘇萊曼尼的死去而停止，而能握住史筆書寫中東未來的人，恐怕依然不會是中東人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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