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亞投行:被逼出來的獨立自主!
01
一周前的1月中旬,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持續近兩年的反反復復終于告一段落。

而就在即將達成協議幾天前,美國財政部長馬努欽還在眾議院上撂下狠話,聲稱中國收入水平已經提高,反對世界銀行對中國提供金融支持。在如此微妙的時機表達反對,其極限施壓的意味不言自明。
這并不是美國第一次在國際金融領域掐中國的脖子了。
早在1989年,美國政府就試圖“以壓促變”,聯合英國、加拿大等國對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制裁,阻擾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華貸款。畢竟,這些西方發達國家雖各有內斗,可在欺壓發展中國家上,還是“一條心”的。
然而,正是這一次又一次的打壓,讓中國人醒悟過來“金融當自強”。與其在暗礁險灘中磕磕碰碰、百般受阻,不如另辟蹊徑,搭建一個嶄新的國際金融合作平臺。于是,亞投行應運而生。
2007年,時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在老撾境內考察時發現,當地許多村民都住在用支柱撐著的小棚屋里,村里的土地肥沃卻未能帶來什么收成。因為交通不便,農民住得離市場又太遠,農產品也很難賣出去。
這刺激到了鄭新立敏感的神經,長期農村調研的經驗告訴他,基礎設施的匱乏是農民致貧的一大重要原因,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基礎設施問題。
但是,像老撾這樣的國家,很難獲得資本,幾大國際組織不是附加條款太多,就是分身乏術,無法垂顧這不毛之地。

老撾農村
于是鄭新立想:如果能成立一家專門注重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的銀行,那將會給區域內國家帶來很好的機會。
更何況,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也是“有利可圖”的,并不是搞慈善白送。且不說先期建成的項目后期可以通過收費收回投資,更重要的是,中國也借此輸出了自己的基建產能,盤活了資本。同時,還能“以發展促團結”,大大改善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
但是,由于當時中國國力尚淺,朝野主流奉行“韜光養晦”政策,再加上那時中國也沒有多余的資本,不像后來大放水時代,大量資金從歐美發達國家流向中國。于是,該計劃只得暫時擱置。
誰知一年后,時機就來了。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美國經濟瀕臨崩潰,而地處世界另一端的中國卻表現得相對穩健,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這成為全球治理格局轉折的關鍵點。
與此同時,全球開啟了量化寬松的“廉價資本時代”,中國也開始了四萬億大放水計劃,有了富余的資本可以做些事兒了,之前被擱置的計劃重新回到了高層的視野中。

昔日的四萬億
2009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未指名地嚴厲批評一些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不當”和“長期低儲蓄高消費的不可持續發展模式”。結合當時的國際環境,所指的國家顯然包括美國。
在俄羅斯默契的呼應下,中國開始主動要求,在新的經濟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于此背景下,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10年推出份額改革方案,計劃將歐洲國家的一部分表決權轉交給新興國家以反映地緣經濟實力的變化,并將中國的份額由3.99%提升至6.39%。如果方案成功實施,中國在IMF的排位將由第六位躍升至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

這個份額,指的就是成員國能向IMF出多少“份子錢”,這直接反映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所出的錢的多少將決定成員國的投票權、話語權和貸款額度。
這也是為什么明明是往外掏錢的活兒,世界各國卻仍然搶著想要做卻還不一定做得成。份額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買的,你得真有那個料才行。
而中國在金融危機間穩健的經濟表現讓奧巴馬政府意識到,想要復蘇經濟必須要拉攏中國。他看中了中國強大的外匯儲備和消費市場,同時中國還一直“重倉”著美國國債。因而,只要在危急時刻不被中國釜底抽薪,美國挽救危局仍有一線生機。
于是,為了討好中國,奧巴馬政府同意了IMF的份額改革。

奧巴馬與IMF總裁拉加德
但美國國內并非無反對的聲音,且隨著美國經濟轉好,份額改革被一拖再拖。這一拖,就是整整四年。直到2014年初,美國國會才徹底撕破臉皮,直接否決了這一項改革。
這下連其他國家也看不下去了,時任英國財相奧斯本在紐約發表講話,聲稱美國國會阻撓中國在IMF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悲劇”,呼吁給中國更多的話語權。
畢竟,當時的英國還在水深火熱之中。金融危機導致國民產出下降7%,1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工資水平比2007年下降5%。甚至直到目前,實際工資都沒有恢復到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水平。
而世界銀行在2013年就宣布,中國已從全球金融危機中恢復。西方不亮東方亮,抱緊中國的大腿,很有必要。
而在這期間發生的另外一個事情也讓中國的危機感陡增。
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東亞,試圖與域內國家締結一項龐大的自由貿易協定——《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日本、韓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太平洋沿岸繞了一圈,聯合盟友們圍堵中國。

雖然因為后來共和黨的特朗普上臺,作廢該協議,不給盟友們分湯了。但是這已經足夠讓中國意識到,想要繼續在美國所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大展身手,難!
未雨綢繆,一個嶄新的銀行體系呼之欲出。
03
但是,在亞投行成立之前,國際社會上已經有認可度高、較為成熟的多邊金融合作平臺了,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亞洲也有很知名的亞洲開發銀行(ADB)。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大捐助國,占比分別為17.48%和16.21%,而中國在世界銀行中的份額為4.61%,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為6.09%。
盡管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從在這兩個機構中的份額來看,中國都只扮演著微不足道的角色,而美國在世界銀行的決策中擁有唯一的否定權。
這就使得美國總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為所欲為,“讓事情做不成”。

當年美國國會否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后,時任總裁拉加德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就坦言:“完成這一程序,通過立法,是美國的事情,非我力所能及。”
另一個機構亞洲開發銀行,則由日本主導,由日本總統領導。日本占12.8%,美國占12.75%,兩者合計占25.5%,而中國僅為5.48%。

亞洲開發銀行
其西方主導的鮮明特色,使得貸款國在獲得貸款時往往要被許多附加條款所綁架。無論是世行還是亞行,在發放貸款后往往會對貸款國形成較強的金融控制。貸款國為了償債,可能不得不出讓國家經濟命脈行業(如自來水、電力等)。
玻利維亞就曾與IMF和世界銀行的經濟政策做了長達60年的抵抗。2000年,由于當地居民對美國柏克德公司將水資源私有化感到不滿,玻利維亞爆發了科恰班巴水戰。這場騷亂的背后直指世界銀行的私有化政策。
借經濟支持對貸款國的資源進行隱形綁架,許多國家早已對此心生不滿。
中國想要殺出一條新的血路,就得團結非西方國家,得尋找獨特的發展路徑。
0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深諳其理。如今,經過多年埋頭苦干,中國確實有錢了。以前只有美日歐有錢,大家想發展,只能找他們借。現在中國發展起來了,也有力量幫助大家了。
“要想富?先修路!”于是,中國出面張羅,窮親戚,富朋友,大家一起出錢來修路,一起走上致富路!
而跟著亞投行一起“修路”,沒有那么多政治附加條款。這是亞投行與其他幾個組織的本質差別,也是它的核心競爭力。

不介入本國已自發摸索形成的政治秩序符合中國一貫的外交主張,既避免了樹大招風,引起歐盟、俄羅斯的懷疑,動搖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形象,又能“悶聲發大財”,安撫好對中國發展眼紅的各個小弟,創造良好的地緣環境。
舉個例子,根據亞投行官網最新公布的報告,在過去的4年里,印度拿到了高達22.7億美元的投資,無論是從金額還是從項目數量上來看,印度都是當之無愧的最大受益國。
排在印度之后的為印度尼西亞,總共獲得了5個項目的投資,投資總額為9.4億美元。中國僅拿到了1個項目的投資,用于進行農村能源改造和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2.5億美元。
而我們都知道,印度抵制“一帶一路”,印尼喜歡在南海唱反調,但他們都獲得了公允的支持。吃人嘴軟,拿人手短。通過這種寬心和大度的支持,中國讓周邊國家共享發展的紅利,在改善當地民生的同時也籠絡了人心。
這也是為什么亞投行倡議甫一提出就得到了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擁護。
另一方面,中國也富有策略性地讓出了亞投行的許多領導崗,把更多有影響力的國家綁上我們的戰車。
比如亞投行的幾個副行長,丹尼·亞歷山大是英國前自由民主黨部長,洪起澤是韓國產業銀行行長,馮·阿姆斯貝格是世界銀行負責開發性金融的德國籍副行長。中國派出的領導人金立群行長,也有很豐富的國際組織履職經驗,人脈廣泛,曾任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
如此多元和國際化的領導班子背景也是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反正亞投行的永久辦公地設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

亞投行大樓
但是,單中國一個角色是撐不起整場戲的,亞投行前途轉折的關鍵點在于英國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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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美國和中國分別作為昨日、今日和明日的3個超級大國,之間的關系相當微妙。作為一個老牌的超級大國,英國對國際秩序的權利游戲爛熟于心,深明世界權力交替的規律和奧秘。
畢竟當初,英國是眼睜睜地看著美國從自己手里奪走世界權杖的。
美國橫空出世后,英國看清了美國的國家實力和搭建起來的縝密的治世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世貿組織、北約等)。跟緊老大有肉吃,于是英國在世界重大問題上都唯美國馬首是瞻。從冷戰、波斯灣戰爭到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加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血緣關系,世人早就目睹了英國與美國的親密無間。

按理來說,英國是最難敲開的那塊磚了。但是,每一塊磚都有自己的縫隙和軟肋。
英國的軟肋就在于英歐關系的困境和國內經濟的倒退。
歐盟里英國難以撼動“法德聯盟”,英國既不能左右其進程,又不甘主動放棄,進退兩難。而英國在金融危機的打擊之后經濟便一蹶不振,國內政局基本上是誰能發展經濟,誰就能掌握選票。
而正當英國不滿德法掌控歐洲,又在尋求發展經濟之際,亞投行向英國伸出了橄欖枝。外人看來似是趕巧,但每一個看似偶然和巧合的背后,都有著自己的深思熟慮和蓄謀已久。

中國鋒芒初露,是世界舞臺上的“明日之子”。與中國搞好關系后,強勁的中國因素——中國增長、中國投資、中國游客、中國移民——可以明顯帶動英國經濟,由此擴大就業,增強選戰能力。
而中國重視的新金融秩序正是英國的傳統強項,亞投行作為新金融秩序的開路先鋒,英國只要加入,就能不費吹灰之力,在博得中國好感的同時,加強手中的世界權力。
既能賺取商業利益,又能撈取親中的政治資本,何樂而不為呢?

于是,時隔十年,中國國家元首2015年再訪英
于是,就有了我們看到的那一幕。英國在決定加入亞投行之后,只是提前24小時給美國發出了通知,之后就忙不迭地立刻對外宣布了這一消息。
力崩如山倒。看著前世界老大哥、美國最親密的盟友都開始轉向示好,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當然不甘落后,不能單讓英國搶占了先機,于是也紛紛效仿加盟亞投行。亞投行的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不再只是亞非拉小國間的游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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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就一直被視為現有國際體系的“威脅”,遭受了不少不公和打壓。而吃過的這些虧,如今都變成了亞投行的財富。
據報道,考慮到國內GDP相對于其他成員國的規模,中國最初打算持有50%的亞投行股份。而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加入之后,中國同意減持股份。最終,2016年1月亞投行開業時,中國獲得了26.6%的投票權。
盡管目前名義上,中國仍是擁有否決權的最大股東,但中國堅稱無意保留否決權。正如金立群行長所說的那樣:“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稀釋自己的股份。實際上,一票否決權會逐漸消失。”
換句話說,中國主動限制了自己在亞投行的影響力。
畢竟……

這自我約束的背后,是以退為進、廣結善緣的策略。與其咄咄逼人、一方獨大,不如合縱連橫、聚力勝強。中國崛起的道路肯定不是一帆風順的。抓住敵人內部的斗爭和矛盾,分而治之,甚至化敵為友。這是中國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獨特經驗。
畢竟,毛主席也曾說過:政治嘛,就是把支持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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