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武漢肺炎大恐慌——強力防控面臨的悖論與兩難！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這是接上一篇《2020年的武漢肺炎大恐慌——疫情展開時我們的基本盤》。可能有一些讀者讀過，但筆者有必要再總結一下上一篇的要點。
在2019-nCoV引發的武漢新肺炎疫情爆發前夜，中國社會面臨這樣的大背景：
1、 民眾十分缺乏醫學認識。對呼吸道傳染病缺乏一個漸進的、光譜的差異認識，只有普通感冒（極度松懈）和SARS（極度戒備乃至恐慌）兩個極端。一旦脫離SARS的威脅，即進入完全的極度松懈態度——昨日SARS，今日沒有SARS了，就再也不洗手，不打流感疫苗，日常距離嚴重呼吸道傳染病非常遠，缺乏一般的防控常識和意識。
如果宣布存在嚴重的疫情，普羅大眾只有通過“啟動SARS模式”才能理解和配以行動。SARS在個別案例上的致病性、死亡率高于2019-nCoV，啟動SARS模式能夠幫助防控，但也會讓人們瞬間將所有呼吸道感染都默認可能歸因于2019-nCov，扎堆就診，造成額外恐慌，付出額外代價。
2、 中國社會（從決策者到民眾）是活在SARS的集體記憶及創傷之下的，一旦集體啟用SARS模式去理解和應對這個事件，就都會不由自主地套用2003年SARS事件的發展軌跡來理解2019-nCoV病毒暨武漢新肺炎事件的發展邏輯。
筆者在前文總結的2003年SARS模式的四個典型階段：
“第一階段——地方政府出于各種主觀客觀原因瞞報；媒體也被限制進一步報道，因此社會無法客觀了解疫情
第二階段——地方問題擴散到全國，但在初期，中央政府（如衛生部等相關部門及相關官員）因為各種主觀客觀原因也參與了瞞報，系統性對外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媒體仍然無法全面客觀報道
第三階段——問題升級至無法掩蓋，更高領導人不得不介入，對事件重新定性定調，撥亂反正，改換不同的方式應對。但這個時候，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社會已經付出代價
第四階段——在正確的路線下，疫情終于得到控制（實際上SARS是神秘“熱死”的）。”
2003年SARS事件經歷的這四個階段，將極大的定義、限定、影響人們對事件的理解與想象。除非這次事件能夠從根本上修改甚至顛覆人們對SARS事件的記憶、成見、假設、想象。
3、 人們對地方治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信任
盡管人們很愛國，從宏觀上擁護體制，但對地方治理有不滿，通過一些特定的公共事件可能集中呈現。這種不滿非一兩日形成的，自然也不會一兩天就能化解，而需要經過時間考驗。在當今中國，筆者以為，政府/決策者理解民眾相對來說更容易，因為政府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但反過來讓民眾換位思考去理解決策者的處境就很困難。另外，大部分民眾可能也認為沒有必要做這種換位思考，沒有必要拿出第三者、社會學、大歷史的視角去為政府考慮——只要政府做的不足，就可以也應當提出批評。民眾拒絕換位思考的取態可能也是決策者需要面對、接受且能夠理解的。
在這個語境下，我們開始應對武漢肺炎的疫情。
普通民眾感受恐懼的原因，筆者再總結一下。
1）2019-nCoV病毒與SARS同屬冠狀病毒，讓人與SARS聯系起來，引發恐懼
2）據知該病毒的傳染性比SARS更強，這讓經歷過SARS的人十分擔心
3）病毒具備一定的“隱蔽性”，即一些前期癥狀（例如發燒狀態）并不明顯，且在這個時點也能人傳人，這就讓更多的人群懷疑自己可能已經染病
4）對這個病毒的癥狀及嚴重性還不了解，特別是致死率。截至目前，確診1975例，治愈49人，死亡達56人，死亡的比治愈的還多。加上對官方提供信息始終有懷疑，很多人會傾向于認為實際情況比外界公布的要嚴重
5）認為病毒是變化發展的，可能變異發展為更嚴重的病毒，甚至認為官方及權威機構會掌握一些民眾不掌握的情況
6）有大量湖北人/武漢人（可能在數百萬之眾）在封城之前就離開了區域，成為潛在的傳播者，其影響未可知
7）大眾對傳播方式仍然不太了解，很多外地染病者只是“曾經到過武漢”，好像一經過武漢呼吸了武漢的空氣就染病了。讓人恐慌
8）大眾非常擔心春節假期結束后，疫病可能集中爆發。這也是SARS的經驗。對所有龜縮在家暫時安全的人來說，春節假期之后的復學復工才是他們的焦慮點
9）中央政府出手干預，說明湖北地方的問題可能已經非常嚴重，采取封城這種SARS都沒有采取過的極端手段更側面說明事態之嚴重。這一點也是筆者在本文要進一步展開講的：政府的積極行為反而會影響民眾對病毒嚴重性的觀感。
下面來看看決策者要面臨的挑戰。
武漢新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個典型的政策/技術問題——公共衛生應對及危機處理問題。這里的關鍵是要在以下兩點找到平衡：
其一是要保證廣大人民的健康福祉。
其二要考慮公共衛生政策的潛在社會經濟代價。
最后，收益（健康）與代價（社會總體代價）大致匹配。實際情況看，這個平衡點可能非常難找尋和把握，只能通過一次次的案例、經驗來逐漸學習、完善。
由于前面提及的中國社會在進入武漢新肺炎疫情前夜的客觀環境，使得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即政府為了保證廣大人民健康福祉而嚴陣以待積極干預，但如果沒有一定的支持條件，就有可能使得這種干預本身產生一些意料不到的作用，例如加大恐慌，從而進一步加重疫情，并付出更多社會經濟代價。這是決策者面臨的一個典型悖論（paradox）和兩難（dilemma）.
1、 中央政府的表態和介入
最高領導人在1月20日作出對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批示，提出了正確的防控思路。但在“啟動SARS模式”理解這個事件，且對2020年的中國政治變化并不太了解的普通人看來，中央政府的表態可能是表面的，事件可能還處在前述的“第一、二階段”。另一種看法則認為現在只是剛剛進入“第三階段”——中央開始重新定性定調。而根據SARS模式的經驗，如果進入了第三階段，則說明問題已經到了無從掩蓋、極為嚴重的狀態。但無論如何，人們由于對政治不熟悉、不了解，無法判定目前所處的判斷。
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所處“階段”的不了解和無從判斷，結合因SARS事件所積累的謹慎懷疑與不信任，他們可能傾向于認為，目前處在一個SARS第三階段及之前的某個階段、某種狀態。人們看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情況可能已經非常嚴重，盡管每日在播報確診案例，但人們無法確信現在沒有系統性瞞報。一下打消民間的這種懷疑情緒是很難的，只有經歷時間。
另外，很多人認為，如果現在確已經進入第三階段，中央政府出面定性定調，那么結合SARS經驗，他們會認為武漢新肺炎事件已經發展到極度嚴重的地步，地方政府已經鑄成大錯，嚴峻到中央政府必須出面的地步。并且進一步結合SARS的經驗，他們會認為武漢新肺炎可能比SARS發展得還要嚴重，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在更早的時候（即在春節之前）就“提前”進入第三階段。
許多人的思維認知定格在2003年的，他們不認為2020年政府的認知和行為會發生變化，也很難看到、不會關注政府的進步。他們認為，醫療技術改變了，但至少地方政府的應對模式并沒有變化。這些天對武漢/湖北政府的集中懷疑與密集批評都是這種心理的體現。他們認為地方政府一定罪責巨大，相關官員應當承擔代價。
中央積極表態、正面參與干預的行為是希望避免SARS重演，選擇在更早的時候介入，定調，擺正方向，提供資源支持及獎懲機制。但其意想不到的結果是，由于人們成見和懷疑很深，有可能會增大民眾對事件嚴峻性的評估。
其結果就是加大對2019-nCoV的恐慌。
2、 采用封城等超強力干預措施
如果我們問一個疫病防控專家：春運將至，如何避免2019-nCov的大規模傳播？
相比這個專家的答復是：春運是全國大規模人口流動的高峰。這種人口流動一定會極大增加2019-nCoV擴散的風險。2003年非典事件的經驗教訓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因此，為了防止疫病擴散，正確的做法就是最大程度阻止人口流動，例如采取推行強行阻隔人口流動措施（“封城”），把源頭堵住。“如果你問我怎么辦，那我的建議是封城！這是我作為疫病防控專家的專業意見。”
從疫病防控專家的角度來說，這個提議完全正確。且從2019-nCoV病毒本身的嚴重性及進一步擴散的風險來講，這個提議也是正確的防控措施，是精準的技術干預。但疫病防控專家是醫學領域的專家，他們不用考慮本博之前提出的若干問題，即民眾的醫療知識水平、思維的限定（SARS思維）、對地方治理的懷疑和不信任等等。但“封城”是一項影響巨大的史無前例的手段，世衛組織官員都說這是一項“創新”行為。對于缺乏醫療及公共衛生知識、生活在SARS記憶與陰影下，對地方治理存在懷疑的普通民眾而言，這個舉措是很難理解的。他們只能通過歷史經驗來理解，這經驗就是SARS。2003年SARS如此嚴重，北京都沒有封城。那2020年2019-nCov武漢新肺炎疫病，一下對湖北主要城市都進行封城，只能說明疫病極度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了SARS。如果有人覺得2019-nCoV的嚴重性還不如SARS的話，那只能是因為你不掌握全部真相，而政府掌握真相。其提出封城的舉措就說明政府掌握著比我們多得多的關于該次疫病嚴重性的信息。這個結果就是加大恐慌。
大家可以發現這里存在典型的悖論。舉措越嚴厲，民眾越恐慌。并且封城還會給本地人一種印象就是這里的人被原地放棄了。他們被困在疫城自我循環，交叉感染的概率也要上升。這時，稍有病癥就會擔心自己已經染病。為了逃避疫城，會有逃往外地的沖動。各種患呼吸道傳染病的人可能也希望到外地求醫。
這就是公共衛生決策者面臨的兩難。政府需要充分說明采取封城舉措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的必要性、科學性，要盡最大力量幫助百姓客觀、理性、科學地理解，不致產生更大的恐慌。
也不要僅請衛生部及地方政府官員來說明，要請專業領域專家（譬如已經通過非典建立廣泛公信力的老專家鐘南山）及外國權威機構及專家來講解，幫助人們理解封城是政府為了控制疫情的正確舉動，但有不必要因此恐慌。
3、輿論場
2003年SARS給中國社會的一個經驗就是，“陽光”是對抗疫情的最好工具。筆者認為，社會各個部門都分享這個經驗，包括決策者，媒體即民眾。這是一個不需言說的默契和共識。該共識也被認為是2020年應對武漢新肺炎的法寶。
不過2003年的輿論環境比現在要簡單得多。2003年時只有電視、報紙、廣播，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還沒有興起，網絡生態很小，除門戶網站外，只有BBS/論壇及QQ/MSN等一對一的傳播工具，尚不存在大規模的社交媒體。博客也方興未艾，覆蓋人群有限，微信、微博等都不存在。
2020年的輿論生態就比較復雜了，這是一個屬于移動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時代，官方及非官方媒體也依賴在新的平臺和渠道運作，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專事信息發布及評論的自媒體，以及無數的充斥人們生活的微型社交生態圈（如微信/QQ群）。大部人獲取信息的來源可能并不是正規媒體，而是各種各樣的非正規/小道/半真半假的消息和段子，這些信息搶占了人們大量的時間與眼球。
本來，放開輿論與信息交互可以帶來正面效果。公權力對疫情報道進行限制，在當下語境甚至可能成為了某種新的不正確。但在信息及輿論生態極度復雜的2020年，信息放開可能就是雙刃劍了。
各式各樣的媒體（包括正規的、準正規的和正規）都希望從這次事件中獲取流量，影響事件。其提供的信息質量可能是參差不齊的。不同的傳播者也有不同的立場和角度，會相信并散步不同的信息。使得我們所處的信息生態圈十分混亂。
而信息發布者和傳播者可能因為各種因素（例如希望獲取流量、關注、商業化驅動、本身的立場態度等）都可能去渲染特定主題新聞和信息。他們會認為自己直指事實，傳播真相，但實際上可能又會系統性地夸大、渲染負面信息，因為這些事件才會吸引眼球，且它們符合民眾對“SARS模式”的思維定勢：只有敏感的、負面、爆炸性的、官方沒有披露的才是真相。
結果就是進入到另一個極端，魚龍混雜、不加事實鑒定的信息可能會進一步加大民眾的恐慌情緒。
這兩天因為各種不靠譜的消息太多，所以騰訊也建立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事實辟謠”的網頁https://vp.fact.qq.com/home，頗值得肯定。
筆者以為輿論放開是非常必要的。政府要做的不是去限制和關閉輿論，而是要積極搶占輿論陣地，持續、大量地對社會提供信息。
例如每日舉辦新聞發布，對一些社會上流傳的信息進行正面辟謠。并通過官方及非官方媒體傳播fact check（承擔騰訊的“較真”功能）。
邀請各種非政府的第三方人士進行正面說明及辟謠，譬如鐘南山等已經廣泛建立威信的人，以及外國權威機構及專家。
這種宣講得每日不斷地進行，通過各種主流媒體渠道與平臺持續地、不厭其煩地發布。
4、其他一些反而可能放大恐慌的具體舉措
1）對疫情的恐慌使得衛生資源無從應對，再從外地增援人力及物資等
疫區民眾一旦陷入恐慌的結果，就是人們扎堆求醫。所有呼吸道傳染病患者（包括普通感冒、流感——特別是現在還是流感季）都會扎堆到醫院求診（并可能集中涌向大醫院）。這就使得有限的醫療資源無法應對，然后，醫院極度緊張，病人數量多得都無法全部收治、醫護人員瀕臨身心崩潰。這種狀況會通過口傳口、互聯網、媒體報道等對外傳播（例如這幾天看到來自武漢醫院的一些短視頻，甚至都上了CNN頭條“武漢醫院瀕臨崩潰”）。這就進一步讓人們覺得疫情極度嚴峻。然后，政府調度外地，對武漢/湖北增援人力物資，本來是支持當地的好事，但同時也會讓人形成當地已經崩潰的印象，進一步加大恐慌。
恐慌是螺旋上升的（各位可以理解，這和人們到銀行擠兌引發金融危機背后的心理邏輯一樣）。
2）公布疫情數字
官方現在每天事實公布疫情最新動態，是公開、透明披露疫情的重要舉措，得以讓人們第一時間了解全國各地的情況發展。截至2020年1月26日12點，全國確診2005例，疑似2684例，治愈人數49例，死亡人數56例。昨天中午（1月25日13:30分）確診案例是1353例。24小時內上升約48%。
這個急劇上升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為什么一下多出來這么多？是疫情傳播加速？是疑似轉為確診？是檢測試劑的影響？是之前瞞報晚報的案例現在被公布了？如何理解？且現在看到的是治愈人數少，死的比治好的多，不知道治愈、死亡這些數字之間都是什么關系，是否能夠對應治愈率和死亡率。總之，結合國人缺乏呼吸道傳染病相關的醫療知識，又生活在SARS的記憶和陰影下，只能用SARS的經驗去理解這次疫情，可想而知看到數字激增后會感到的恐慌。
3）各地做的一些強力防控舉措
各大城市都在采取各種措施，啟動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暫停各種導致人員聚集的場館及活動。例如北京將廟會取消，將主要景點及活動場所（如故宮、國博、國圖、鳥巢、中國美術館、雍和宮各種京郊景點等）都關閉。上海也將各種景點場館關閉（從上博到大世界到環球金融中心觀景臺到迪士尼）。全國很多主要城市都在推行相關政策。其中，北京是經歷了SARS的，這種關閉景點場所的舉措在SARS時都未曾經歷過。而其他很多城市目前疫情尚不嚴重，更沒有大規模經歷過SARS體驗，全國范圍大規模關閉景點場館的舉措史無前例。目前人們不知道這種關停是僅針對人口聚集流動較多的春節時期，還是會在整個疫情爆發期延續。
伴隨確診病例進一步快速提升，預計春節后的復工復學都會受到影響。
另外，國外普通民眾也可能會認為中國成為疫區。他們對中國政府運行的理解就更有限了。會詮釋為中國遇到嚴重的疫情問題。
目前從各地反應看來，疫病防控是絕對的第一位，是最主要的KPI，早已超過其他考慮因素（例如經濟因素）。
這種舉措從疫病防控的技術角度看是必要的，但也會進一步增加人們對形勢嚴峻性的估計，結合歷史經驗，會認為疫病及疫情嚴重程度都已經超過了SARS，否則無法解釋比SARS還要強的防控舉措。
5、恐慌是無法遏止的
對于疫病、疫情要嚴陣以待，但也要理性、科學對待，做好自己和家人的防控工作，對自己和社會負責，同時盡可能減少非理性成分，避免過度恐慌。
但在大眾缺乏醫學知識、活在SARS記憶及陰影下、對政府及治理存有懷疑的條件下，政府任何積極、主動、預防性的強力干預都會被詮釋為事態已經極度嚴重，并增大恐慌。
這個恐慌好比是潘多拉的盒子。只有看到疫情真實被控制——包括確診人數的增幅減少并穩定化，治愈率提升，死亡率維持在不高的水平后，才可能穩定下來。此時所有防控舉措都會讓人們更加恐慌（經典的兩難問題）。而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以及缺乏完全的信任信心，政府出來呼吁理性，則人們反而可能認為政府是在對疫情進行輿論引導，有意降低疫情的嚴重性。
在當下環境里，這個悖論很難解決。只能繼續請有公信力的專家（如鐘南山）等出來介紹情況。
恐慌可能導致疫情螺旋上升的作用
恐慌的結果就是，一方面防控意識加強，另一方面是草木皆兵，一有癥狀就覺得自己患病。
在武漢/湖北，一旦有癥狀，可能就覺得自己患病。然后扎堆到大醫院求醫。很快患者就會直面當地醫療資源極度稀缺的現狀，進一步增加緊張感。醫護人員長時期高壓工作，還要面臨感染風險，心理雖然即可能瀕臨崩潰。醫患關系本來就緊張，也不能避免會有醫患沖突。然后在這種場景下，完全有可能增加交叉感染，本來普通感冒，到了醫院變成新型肺炎。疫病在醫院體系內擴散。口傳口、基于移動互聯網的社交媒體、媒體報道都可能將這種情緒向外傳遞。醫療資源捉襟見肘下，繼續從外地增援，并給人以本地已經失控的印象，并進一步加重人們的恐慌情緒，然后加重草木皆兵、扎堆求診、資源不足、患者交叉感染的狀況。
筆者希望不是按照這個邏輯發展。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去發展，則可能產生兩個結果，一是有可能在湖北本地加重疫情；二是在全國范圍帶來恐慌，并導致較大的經濟代價。
筆者沒有展開講經濟代價。春節期間旅游、零售、消費的影響就不用說了。但結合SARS的發展案例看，有理由認為春節后經過人口再流動、再組合，已經結束了潛伏期，疫情會進一步爆發，除非繼續強力限制人口流動。和SARS及流感病毒一樣，2019-nCoV有可能需要經過這個春天才能消退。這就是說還有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如果兩三個月人們的情緒都被疫病防控所主導，陷在恐慌里，那就是兩到三個月經濟活動的凍結/暫緩。這對經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可以回憶北京在非典時期停工停課對當地社會的影響）
悖論與兩難
綜上，筆者以為，政府把人民健康福祉放在第一位，中央正面表態、積極引導與干預、開放媒體、陽光面對疫情、及時采取歷史上所沒有采取過的創新防控手段，先發制人式的第一時間防控疫情，主觀意愿很好，但也需要結合脫離目前的基本盤：
1）民眾缺乏醫療知識；
2）民眾的認識和記憶局限在SARS上；
3）民眾對治理仍然缺乏信任，政府公信力有一個長期提升的過程。
這種客觀環境就使得政府釋放的政策信號及行為并不一定能夠被民眾所完全理解，甚至還可能會曲解，并因此引發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從而加大疫病本身的代價及更廣泛的社會經濟代價。這個風險不能不正視。而這些問題實際上是超出了疫病防控甚至公共衛生政策的范疇的，屬于更廣義的治理與政治，是疫病及衛生政策領域專家們所不能回答的，因為這可能不在他們的知識儲備及經驗積累范疇之內。
（題外話，香港是SARS的重災區，社會有集體創傷。過去幾年基本盤則趨向偏激的恐中、反中，對內地政府治理極度不信任。他們不是定格在2003年，而是定格在上個世紀。對于他們來說，內地政府釋放的任何信號都不可置信，希望港府采取最強烈的措施去應對，包括關閉全部關口，暫停內地訪客入境，并不惜在2019年反中運動之后雪上加霜，付出更加沉重的經濟代價。恐懼可以使一切選擇都變得自然和合理。而早在去年12月，反對派即將武漢肺炎與反中議題聯系在一起）。
因此，政府處理問題還不能僅局限在疫病防控和公共衛生領域，需一攬子考慮中國社會的客觀環境。
政府要強力防控，又不致引發不必要的恐慌，造成不必要的副作用，還需要這樣的社會基礎：
1、 對民眾有常年的公共衛生、醫療常識教育及健康習慣培養，作為知識鋪墊和準備
2、 民眾有更多的疫病防控的歷史經驗（武漢新肺炎將是SARS的一個重要補充）
3、 政府公信力的長期提升
4、 疫病對抗時期，要進行充分的公共溝通及輿論引導
其中一、二、三是長期作用的結果。四是可以在短期內做到的。
四就是更加充分的、及時的、細致的公共溝通。
包括：
1）就一些重大干預舉措（例如封城、全國性封閉場所等）其必要性進行充分的講解；
2）對武漢新肺炎與SARS的區別進行講解；
3）對疫情數字進行具體的解釋與說明；
4）對社會上傳播的不實新聞或假新聞進行第一時間的辟謠
要持續動員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出來講解，安撫民情，特別是已經在SARS中建立廣泛公信力的專家，例如鐘南山等。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即要重視這場疫病，又要保持理性和科學。
展望未來：疫病結束時及下一次疫病
這是新時代的中國第一次面對嚴重疫病，新的環境下有新的挑戰。筆者以為，正是需要經歷這樣的公共事件，才會讓中國社會更加成熟——從政府到媒體到民眾，都能通過這樣的事件成長，對疫病防控中的各種兩難問題形成更深刻的認識。這樣，到下一次病毒來襲，就有可能在各方各面找到更好的平衡點，拿出更加全面完善的對策。
總體而言筆者屬于比較樂觀的，當前人們被困在家中，仍然被抑郁、恐慌、恐懼的情緒主導，并擔心春節假期后事態的發展，年都沒有心情過。但我認為2019-nCoV的影響應該不會比SARS更糟糕。幾個月后病毒就會消失。但這次重手出擊，經濟代價絕對不能低估。大半年后，人們就會恢復平靜，用更加抽離、理性的心態評估這次疫病對抗。
另外，如筆者之前所些，對野味和野生動物交易是應該全面、系統性的整治了。這可以從源頭上極大減少疫病發生的概率。對這種傳染病，首先要防，從一開始就不要讓它出現。
而待下一次疫病出現（衷心希望不會出現），中國社會一定能更上層樓，比今天做得更好。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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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30 11:17:56 中國疾控中心吳尊友新聞1+1 -
11月份武漢有可能再來一波疫情嗎 吳尊友這樣分析
在今年年初，武漢市曾爆發大規模疫情，累計確診病例超過50000例。而在目前，不少海內外防疫專家都發出警告，要警惕秋季第二波疫情的發生，那么11月份武漢有可能再來一波疫情嗎？下文就來帶大家了解一下。武漢疫情
2020-07-30 09:56:17 有可能武漢疫情
7月21日，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吳尊友在采訪中表示，我國疫情防控會面臨兩方面壓力：一是類似于北京新發地批發市場、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原因不明，出現暴發疫情。
二是境外輸入病例引發疫情局部傳播擴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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