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大潮：為什么武漢沒能從非典中吸取教訓？
01
1918年11月6號，時任定海縣知事的馮秉干在上海《申報》撰寫了《救治時疫之布告》一文。
在這篇布告中，馮秉干針對當時的流感，提出用銀翹散這味中藥進行治療：“趕緊照方買藥，連服自可安寧”。但很顯然，他對這場大“瘟疫”的估計過于樂觀了。
在這一年的5月份，上海出現了第一例傳染病例，而此時的溫州已經有上千人感染。6月份，廣東的學校和郵政局也開始出現類似病人。不久，江西、湖南、云南、浙江、江蘇、北京等地都開始出現大規模疫情，并且發病快，死亡率高，呈現出早上發病，晚上即斃命的特征。
在《申報》對于紹興疫情的描述中：“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在很多村莊中，甚至半個村的人口都被傳染，死亡率高達10%，這足可見形勢的嚴峻。
用當時《大公報》的話來說，這是“疫鬼正在高興的時代”。
但此時的中國，也只不過是世界傳染病浪潮中的一片雪花而已。
1918年的3月4日，美國堪薩斯州軍營，士兵們紛紛出現頭痛、高燒、肌肉酸痛這些癥候，當時的診斷只是小流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等地也出現這種疫情。而這，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種傳染病隨著槍炮紛紛散散到世界各地。
與流行性感冒不同，染上該病的患者主要集中在20-35歲的青壯年族群中，肺炎成為最嚴重的并發癥。
在10月份，有20萬美國人死去，1918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比正常減少了12年。
1918年大流感給美國人均壽命帶來的影響
到了1920年，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部落開始整村死亡，而位于太平洋中央的薩摩亞島死亡率高達25%。整個世界，無一幸免。
但最嚴重的，當屬西班牙，大約4000萬人喪命，這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很難想到，這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提早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各國已經沒有兵力再繼續作戰。
回到中國，由于尚未建立起一套專業的防疫體系，地方上各用各法，引用中藥，噴灑石灰水，焚燒大黃成為主要的手段。此時的中國，面對大規模傳染病基本無力應對。
兩年之后，流感慢慢消失了，但直到今天，病株都沒有被真正辨認。
無論是當時的中國還是歐美列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沒有強有力的組織能力，都難以應對洶涌的疫情。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仿照前蘇聯的“防疫站”模式迅速建立起傳染病防控部門和流感實驗室。
這些部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國流感防疫的空白。
個人衛生宣傳也是防疫體系的重要部分
在1957年和1968年，當又一次爆發大規模流感時，政府已經有能力作出應對，并迅速建立起國家流感中心。
在這一階段，伴隨著工業化的初步完成，共和國組織和資源調動能力的不斷增強，逐步建立起了初步的防疫體系，基本的流感防控能力已經具備。
可是，比起五六十年前，如今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在現在這樣一個時間和空間不斷被壓縮的高流動性社會，有力的政府和工業化基礎已經不能完全應對快速變化的疫情。
2002年12月15日，在深圳一家酒樓打工的黃杏初覺得不舒服，身體發熱畏寒，去醫院打吊針之后也不見好轉，只得轉入老家河源市人民醫院進行治療，但不僅他沒被治愈，身邊的9位醫護人員卻先后有了這些病癥。這在當地立刻引起了恐慌。
但在此時，廣州市政府和省政府都選擇了隱瞞，對外宣稱的病例總數一直是不增不減。2月12日，中國足球隊和巴西足球隊的友誼賽照常舉行，現場觀眾超過5萬人。
而隨著春運的到來，潛隱的危險逐漸浮出水面。
2003年2月21日，已經染病的醫生劉劍倫赴港參加親屬婚禮，在入住酒店之時將病傳染給七名旅客。劉劍倫在兩周之后不治去世。
3月6日，北京也接到了第一起輸入性非典病例。也就在這個時候，北大附屬人民醫院由于不清楚SARS的病情，沒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致使大量醫護人員感染，其中一位急診科醫生和護士不幸身亡。
此時，人們才真正認識到非典的可怕之處。
可是，4月3日，中國衛生部召開新聞發布會，部長張文康表示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北京的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只有3例，笑著說在北京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最后還給北京打了個廣告：歡迎大家來北京玩。
緊接著，國家旅游局也表示，中國各地的旅游安全和健康是完全有保證的，中國的旅游活動一切正常。更吊詭的是，廣州市政府為了顯示自己已經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由時任市委書記林樹森帶領市內2萬群眾舉行了春季健身萬人長跑活動。
但紙怎么可能包得住火。
隨著不斷有整個樓層感染SARS等信息爆出，中央開始對非典高度重視，北京的疫情也有原先被瞞報的37例增加到339例，北京市市長孟學農和衛生部部長張文康被免職。
“非典”影響范圍極廣
隨后，全國防治非典的大幕拉起。財政部拿出20億用于非典防治，總理親自坐鎮，指揮防治工作。
而接替北京市長職務的，便是從海南省委書記任上緊急調入北京的王岐山。
在第一次政府常務會議上，王岐山便立場堅決地說道：“我就要求你們匯報的時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軍中無戲言。”
上任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下達隔離令，對受到非典感染的人群進行隔離。
第三天，小湯山醫院開工。
而僅僅用了一周時間，可容納一千余人的小湯山醫院便迅速落成，感染人員集中進駐隔離。
非典期間，小湯山醫院共接收680名非典病人，其中672人康復出院，8人不幸去世，治愈率接近99%，而且1383名醫護人員零感染。
與此同時，在這個草木皆兵的時節，王岐山市長親自走訪批發市場、菜市場和醫藥大樓等地，深入第一線，安撫受到感染的病人，極大地穩定住了局勢。
2003年6月，防治“非典”期間，王岐山在北海公園與北京市民共度周末
整個非典期間，王岐山成為出鏡率最高的官員。
在一系列閃電舉措下，到6月8日，北京首次迎來新增非典病例零記錄。兩周之后，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北京從非典疫區名單中排除。
這標志著，非典疫情被初步撲滅。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臨危受命的王岐山，在短短半年間，就瘦了20斤。
整個非典期間，中國患病總人數達8069人，死亡774人。但國家集中力量的迅速舉措，不僅快速蕩清非典遺毒，更使得國際社會眼前一亮。
參與抗擊“非典”的醫務人員
非典過后，全國都松了一口氣。
經此一役，人們也意識到，在這樣一個流動和復雜的“風險社會”（出自著名社會學家貝克的論斷），我們不僅需要一個有力的政府，也需要一套極為專業化的風險應對體系。
而這套體系的第一步，不在于遮掩風險，而在于將可能存在的風險向公眾和盤托出。
但由于官僚體系在地方績效主義這一趨向上的先天缺陷，其最難邁出的一步也便是向上級和公眾坦白轄區內的風險和問題，這也正是非典肆行的根源之一。
03
誰也沒想到，下一場疫情會來得如此迅速，如此猛烈，甚至于，又為“坦白”的缺失作下了慘痛的注腳。
2019年的12月8日，武漢出現了第一例確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人。
12月30日，一份蓋章為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紅頭文件《關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在網絡上廣為流傳，華南海鮮市場此時已經被確定為傳染源地之一。
在中間的22天里，面對不斷增長的不明肺炎人數，武漢市政府并沒有什么作為，甚至在明確華南海鮮市場這一傳染源之后，也沒有第一時間關閉清理。
次日，衛健委通報聲稱這種肺炎“未發現人傳人現象”，聽到這個消息，自古性情豪放的武漢人民心中更是有了底氣。
武漢一派自在祥和，但此時的香港已經高度緊張。
就在同一天，香港食品與衛生局表示，各出入境口岸將加強健康監察措施，將懷疑案例轉移到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1月4日，在尚無確診病例的情況下，香港立即將應變等級從“戒備”升為“嚴重”，進入高度警戒狀態。
而此時并不知情的武漢人民還在馬路牙子上嘮著嗑，滋溜著熱干面。
直到1月11日，武漢市衛健委才發布通報，初步診斷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
而從11日到16日，這個數字一直沒變。也就是說，在一周的時間里，整個武漢市沒有一位病人被傳染。
而這一周，也是湖北省兩會勝利召開的日子。
17日，新增確診肺炎患者4例，才算是重新“開張”。
而在第二天，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行了萬家宴，共4萬多個家庭公共聚餐，浩浩蕩蕩，紅紅火火。
百步亭社區的“萬家宴”
而從19日開始，武漢市公布的新型肺炎病例呈現陡梯型上升，當天累計報告達198例，逐漸到291例、444例、571例。
1月20日，鐘南山院士明確表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能夠人傳人，直接打臉武漢市。此時的疫情，才真正進入到全國人民的視線之中。
而就在21日，湖北省新春團拜會如期舉行，省市主要領導列席參加。
根據省內新聞報道，整臺演出節目編排新穎，舞臺恢弘大氣，表演精彩紛呈，湖北省民族歌舞團40多名演職人員參與了多個節目的演出，營造出喜慶、歡快、奮進的良好節日氛圍。
彼時，春運也如期而來。作為一座擁有3000多萬名流動人口的九省通衢，有網友研究過如何在歸家路上避開武漢，最后發現無論是北上還是南下，完全避開幾乎是不可能的，病毒就這樣隨著春運四處漂流。
武漢作為交通樞紐也意味著病毒容易擴散
在1月20日，伴隨著中央對疫情的重新部署，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疫情防控也進入到新車道。
1月23日，武漢市和周邊的鄂州市、仙桃市、潛江市、黃岡市、荊門市等相續宣布暫停運營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時關閉機場、火車站、高速公路等離開通道，嚴防疫情傳播。
武漢“封城”意味著一場以空間換時間的戰斗已經打響。
同一天，武漢版小湯山醫院—火神山醫院正式開建，上百臺機械同時作業，建筑面積達2.5萬平方米，容納1000張病床的醫院將在6天內建成。
接下來，雷神山醫院以及黃岡大別山醫療中心陸續開建。
從區域隔離到病患隔離，武漢的疫情在此時才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04
從武漢的整個應對過程來看，1月20日是個節點。
在此之前，武漢甚至整個湖北對于疫情的應對都是不合格的，瞞報、緩報、謊報，不乏當年SARS開始時地方政府的影子。
1月20日之后，整個湖北才真正進入疫情防控的正確節奏。
在封城以及火神山、雷神山醫院這些重要舉措下，疫情得到迅速控制，避免了幾何數級蔓延的趨勢。
而且比起2003年，信息和數據時代的輿情更為復雜，被隱藏起的一條小小信息，所掀起的巨浪可能超乎人們的想象。
但前期滯后的那一步，仍然使得疫情未能得到第一時間的有效控制，直接使疫情進入到一個新的軌道，所帶來的損失不可估量。
晚一步，差千里。
那么，武漢為什么沒從如此慘重的非典教訓中汲取經驗？
美國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在《叫魂》一書中對清代妖術追查案的分析中發現一個重要機制：以地方官員為地方情況主要信息來源的制度總是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地方官出于自身利益總是對管轄區域內存在的問題輕描淡寫以減輕失職的過失。
對于地方官員而言，在官僚制的體系下，其政治生涯與“權力”和“聲望”始終掛鉤在一起。
從其邏輯出發，如果按照規定層層上報，雖然可以減輕失職的責任，但其必然會受到來自上一層級的壓力，自主處置的權力必然會受到壓縮，悠游處理會受到多方面的掣肘。
同時，當一旦被放置在聚光燈之下，主政官員將會接受來自各方面的全方位“解剖”。此時，無功就是無能，無過就是有錯。
“瞞報”有著內在的邏輯
在這一績效主義的影響下，地方官員對對于事關一票否決的公共安全事件，地方政府是慎之又慎，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捂住便不放開，能私下處理就不公開上報。
這一心態，致使地方政府在疫情的應對上總是有所保留，總是存在著內部解決的僥幸心理，疫情不上報，人們難知曉。
同時，就在十月份，武漢舉辦了第七屆軍運會，總投資達到1400億元，加上之前為之預備的各種大規模城建，財政上已經捉襟見肘，這也是武漢在前期不愿大動干戈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說，就武漢市的應對來說，既不愿通過上報和公開獲得各方的支持，也沒有能力自己解決，結果就只能是滯后一步，給了疫情蔓延的空間。
這些問題，可以說是體制問題，但不同的一方主政者所體現的效果卻也是千差萬別。
看看與湖北接壤的河南，就能夠發現兩省領導層的應對差距不是一般大。
早在十二月底，河南便開始了行動，從鄭州發往武漢的班車正式停運，自愿退票的市民可以免收手續費。
在河南疫情發現的第一時間，省長尹弘便召開省政府常務會議，明確絕不能瞞報、緩報和漏報，必須確保疫情信息的公開和透明。
在具體措施上，河南非常具有針對性地使用了大數據信息系統，通過組織基層衛生部門進行排查，以此實現貫徹基層的日報告制度。
同時，在發現第一列新型肺炎確診案例的當即，河南便毫不拖泥帶水地全面排查外來人口，高速路口進行體溫檢查，地鐵站等公共場所定時消毒，娛樂場所全部關閉，電視直播、公眾號、短信，甚至教育局對家長的通知，使用一切渠道讓人們對疫情提高警惕。
河南的這一系列措施，可以說是信息和數據時代防控疫情的典范。這也難怪湖北人民嚷嚷著要借隔壁省長用兩天了。
再看看別的省市，山東省率先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實行特殊醫保支持政策，以此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得不到及時救治，確保定點救治醫院不因醫保總額控制管理規定影響患者救治。
浙江省最早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機制，在第一時間全面實行各類交通道口衛生檢疫，取消大型公共活動。而那個時候的湖北還是二級響應。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地方主政官員的水平實在是太重要。
網友作品反映了很多人的心聲
在1月22日的《人民日報》明確指出：“打贏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需要政府部門做到信息公開及時、充分，刻意遲報瞞報必將付出嚴重代價”。
人民網也罕見發文批評，其所提所指不言自明。
出于個人政績和權力依戀而不顧大局，最終只能是自欺欺人而被人欺。
這場與新型肺炎的戰爭就像是一場考試，誰在實干，誰在裸泳一目了然。
不過，既然是考試，總得讓人把這張卷子答完，不能因為前面答得稀爛就把考生扔出去。
卷子做到關鍵時刻，湖北省的考生總是比別人更了解情況，重要的是先把卷子做完。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從海南進京趕考的王岐山，人家可是地道的北京人。
再者說，監考官也得照顧所有考生的情緒，這么緊張的時刻，士氣很重要！
不過，等到收卷評分之后，給糖還是大棒，從《人民日報》的態度上已有分斷。
非常痛心、非常愧疚、非常自責也沒用了。
05
大年初一，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向湖北等疫情嚴重地區派出指導組，地方上開始全面加強防控一線工作。
1月27日，李克強總理帶著口罩視察武漢，意味著舉國最重要工作的疫情防控，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以會議“各地要減少春節期間大型公眾活動，盡量避免人員大規模聚集”這一條意見為例，不到24小時，從中央到地方，從城市到農村，人員流動方面的防控全面拉開。
圖：東莞城市號召人們盡量減少外出
尤其對于農村而言，在春節這個最重要的節日里，拜年是必備活動。為了減少人員流動，從基層鄉鎮干部到村干部，不僅連續在大喇叭廣播，而且直接拉著橫幅到村口勸退。
周前村前建的“勸返崗”
在疫情感染信息獲取上，微信直接開通了疫情上報功能，個人就可以直接上傳信息。
無論是人員配備、輿論引導，還是信息處理，全國已經擰成了一根線。
更重要的是，有一批人在幫著裸泳者穿上新衣。
正如“不計報酬，無論生死”的武漢醫護人員，正如84歲高齡依然奔赴第一線的院士鐘南山，正如正在奔赴武漢進行支援的逆行者，正如武漢市內自發組織起來接送醫生的自愿者，正如從世界各地飛向武漢的物資和口罩，正如那些自愿留守武漢，一起抱團加油的所有人。
他們，是真正的國家英雄，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感激的人！
1832年，德國詩人海涅這樣描述巴黎的霍亂：“3月29日當巴黎宣布出現霍亂時，許多人不以為然，他們譏笑疾病的恐懼者，更不理睬霍亂的出現，當天晚上多個舞廳中擠滿了人，歇斯底里的狂笑聲淹沒了巨大的音樂聲。突然，在一個舞場中，一個最使人逗笑的小丑雙腳一軟倒下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們出乎意料地發現，他的臉色已經青紫。笑聲頓時消失，馬車迅速地把這些狂歡者從舞場送往醫院，但不久他們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還穿著狂歡時地服裝”。
很慶幸，我們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且根據世衛組織的認定，在中國現階段的防控處理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構成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雖然，政治學上的原因，龐大的國家機器在面臨突發事件時，難免會因些許地方官的個人取舍而產生滯后，但其一旦正式開啟，就是雷霆萬鈞之勢，必能將疫病誅殺于膨脹之中。
畢竟，少數零件的銹蝕，并不能改變國家機器本身的有效性。
而且，無論是國家機器的學習能力，還是“責任到人頭”的動員制度，還是如此多心懷仁愛的“為眾人抱薪者”，我們有十足的信心相信，無論多嚴重的疫情，都必定會被及時控制和解決！
裸泳者終將被潮水淘汰而去，英雄必將被永遠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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