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肺炎疫情發生在國外——東西方緊急事件應對措施的比較！
01
近日，源于武漢的流行病傳染范圍不斷擴張，許多省份宣布一級響應，通過“封城”防止情況惡化。
我們被“封”在家里的同時，或許會好奇，其他國家會如何應對這類緊急事件？如果肺炎發生在了人家那兒呢？
肺炎爆發后的武漢，空無一人的街道
畢竟，疾病、自然災害這類突發事件的發生有其客觀規律和必然性。妥善解決這類影響重大的事件是跨越種族、國家的共同需求。
小鐘接下來將為讀者說明，不同國家應對緊急事件的措施，讓讀者了解外國對緊急事件處理狀況，并通過對比加深對本國的了解。
需要提前說明的是，本文的“外國”需要滿足兩個前提，第一，這類“外國”必須是現代國家，能夠對本國領域進行有效管控。這排除了一些根本沒建立現代國家的非洲“國家”，和半只腳邁入現代國家的印度、菲律賓等國。（后一類國家國內都存在著割據叛亂，不能對本國實行完全的管控。）
第二，這類“外國”需要經常發生大規模的緊急事件。這就排除了歐洲。
圖為全球自然災害的分布情況
別看歐洲的“點點”多，其實這些災害主要發生在地中海，對歐洲大陸影響不大。比較倒霉的主要是亞洲、北美。
02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應對情況
需要提前指出的是，這類國家普遍強調分權制衡。這不僅體現在廣為人知的橫向權力分立（如，采用三權分立的美國、法國、俄羅斯等等），還體現在縱向的聯邦制上（比如，美國、澳大利亞、德國等等）。
聯邦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權限范圍，各自獨立，不相隸屬。
在聯邦制國家，中央政府能維持國家不分裂，主要手段是財政優勢。
征收成本低、額度高的稅收基本都被中央獲取。地方政府收入低，要增加收入，只能向中央政府要錢。因此，在這些國家，州政府在聯邦的代表——參議員的地位甚至比州長還高。
美國參議院
除了上述手段外，聯邦（中央）政府基本不能對地方進行制約。州政府擁有自己的軍隊，不懼聯邦軍隊。州政府領導的人事完全獨立于聯邦政府，聯邦政府沒辦法任命、處分或獎勵州政府領導。
從以上制度設置可以看出，西方對國家權力從橫縱兩方面進行限制，使得中央政府內部難以取得統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也較弱。
這種制度設置背后的核心思路為，把公權力當敵人。不同國家機關間相互配合的成本較高，是這套制度的正常結果。
（一）美國的典型案例與評價
由于制度層面存在諸多限制，強調權力制衡的國家內，不同層級的政府面對緊急事件時，合力往往不如我國政府強大。
以美國加州發生的火災為例。2018年11月8日，美國加州發生森林火災。到第二天，過火面積就達到240平方千米。
但是，由于這類緊急事件性質為地方事務，不屬于聯邦政府的權限范圍。因此，哪怕這次事件的嚴峻程度已經超過了一州政府的能力范圍，聯邦政府和其他州政府都沒有對加州提供物質幫助。
川主席的口頭援助
這種結果和制度設置密切相關。聯邦政府、州政府各有各的權限范圍。此次事件屬于地方事務，聯邦政府自然不會管，也不能管。
州政府之間互相獨立，加州出了天大的事，只要不涉及其他州，其他州政府就沒理由幫忙，聯邦也沒有資格命令他們幫忙。
當然，跨州的緊急事件，聯邦在征得地方政府同意后可以介入，并命令其他州援助。
雖然美國地方政府普遍貧窮，但聯邦政府還是財大氣粗的。聯邦政府一出手，緊急事件的處理往往結果較好。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颶風登錄美國。由于涉及多個州，符合聯邦介入的前提條件。但是，根據法律，聯邦出動軍隊和其他州力量在國內救災，必須受災州交出救災指揮權才行。
卡特里娜颶風過境后的新奧爾良
8月27日，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反復督促，但時任路易斯安那州長堅決不同意聯邦介入。
州長拒絕，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給民眾留下自己能力不足，這點“小事”還要聯邦幫忙的不良映象；另一方面也為了避免給政敵留下攻擊的口實。總之，讓聯邦介入，影響州長仕途。
8月29日，颶風過境，一片狼藉。
9月3日，州長端不住了，放下“面子”，將指揮權交給聯邦，以期順利解決問題。
隨后7天，1萬7千美軍和42個州的國民警衛隊抵達，帶來300多架直升機，93架運輸機，21艘戰艦。第一天就運入5000噸物資，救出15000災民。
從此以后，美國州政府遇見這類事件就老實多了，乖乖請聯邦援助。
美軍援助災民
2017年8-9月，颶風哈維、Irma、Maria連續襲擊美國德州、弗羅里達州和加勒比地區。
聯邦政府在征得相關州政府同意并簽署協議后，出動陸海空軍和海岸警衛隊，數萬兵力，幾十艘大型戰艦，上百架飛機投入救災，僅在加勒比地區就撤出6000余人。
上述行動充分證明，在嚴重的緊急事件面前，即使是強調地方自治的西方國家，也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進行統籌，帶領民眾度過危機。
（二）澳大利亞的典型案例與評價
美國這種傳統資本主義強國，還能依靠“鈔能力”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許多空有美國病卻沒有美國命的二三流發達國家，就只有放棄治療、破罐破摔了。譬如，澳大利亞。
從去年燒到今年的澳大利亞森林火災，受災面積超過630萬公頃，比我國1987年受災面積100萬公頃的大興安嶺火災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是，澳大利亞政府早已放棄了治療。具體的原因如下：
首先，澳大利亞氣候高溫干旱（2019全國平均氣溫21.8攝氏度，全國平均降水277.63毫米。），森林資源豐富。干柴加上烈火，經常發生火災，見怪不怪。
圖為近年來，澳大利亞發生的大火災統計數據。2019發生的這次火災雖然規模大，但2009、1983年都發生過更大規模的火災。澳大利亞人民早就身經百戰，見的多了。
其次，在制度層面，澳大利亞憲法規定，除憲法明確授予聯邦的權力外，其余權力都歸州所有。
澳大利亞憲法第107條
澳大利亞憲法并未明確規定聯邦有權處理森林事務。所以，盡管地方政府根本沒能力處理好這一事務，但澳大利亞的森林事務仍然由地方負責。
這也是過去，澳大利亞森林火災中從沒出現聯邦政府身影的原因——聯邦沒有資格介入這類事務。
此次森林火災期間，澳大利亞總理居然還攜家人到夏威夷度假。這種行為在情理上有些說不過去，但是從澳大利亞的法理上說并無不妥。
澳大利亞民眾抗議總理火災期間出國度假
在火災發生后4個月，由于民怨沸騰，聯邦政府終于出手了。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出動最大的艦艇“阿德萊德號”兩棲登陸艦和3000名預備役軍人參與救援行動；通過軍事基地為受災民眾提供臨時住所；并投入20億澳元用于災后重建。
聯邦這次遲到的援助在中國人看來自然是不負責任。但是從澳大利亞法律的角度看，這已經是破天荒的重大進步了——情況類似的美國，聯邦政府在加州森林火災中沒提供任何幫助。
上述這種不重視中央政府統籌，強調地方自治制度設置背后，是這兩個國家地廣人稀，資源相對豐富，可以“有錢任性”。
這種態度，自然不適合咱們學習。中國家底不豐厚，不跟澳大利亞一樣家里有礦，只好“沒錢認命”，通過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籌、動員，正面解決許多緊急事件，確保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03
以日本為主要類型的東方發達國家應對情況
日本是東方國家，中央集權的傳統較為濃厚，沒有采用聯邦制和三權分立制，而是采用單一制（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控制力強）和議會制（議會的多數黨同時控制行政，協調性更強）。這種制度相對美國、澳大利亞的制度，政府內部的協商、動員成本更低。
由于日本的自然災害特別多。縱使其在二戰后，政體向西方靠攏，強調限制公權力，但政府對社會的干預力度依然較大。最起碼，頻繁發生的小地震需要政府采用強制手段提前預防、事后處理。
其中，事前的預防措施包括，對建筑防震標準、家具制造、火災報警器全覆蓋等領域做出強制規定，提前儲備大量物資等等。此外，政府還頻繁進行防震宣傳，鼓勵民眾提前儲備相關物資、了解防震知識。
日本規定的固定器具的具體樣式
上述措施基本可以將常發的小地震影響降到最低。至于少數大地震，各級政府的救災速度也較快，對日本社會基本沒有太大影響，與澳大利亞等國政府在本國常見的火災面前屢敗屢戰形成了鮮明對比。
但是，在一些不常見的突發事故中，日本的成績就沒有這么優秀了。
福島核電站事故場景
2011年3月21日，日本福島發生7.1級地震。受地震影響，福島核電站發生泄漏。
事故發生后，運營企業從經濟效益出發，希望核電站通過維修后繼續使用，對事故進行瞞報。事故發生后一個月，日本政府才宣布此次事故是7級核事故。在此之前，福島周邊的居民甚至都不知道發生了什么。
日本政府除宣布事故等級外，還命令自衛隊派員處理事故。但是，自衛隊拒絕出動，僅派出直升機對核反應堆進行灑水降溫。
當時的新聞截圖1
就這個灑水任務，自衛隊還不愿意干，一段時間后就要求換人干活。
當時的新聞截圖2
日本政府內的文官系統在這一事故中則更加不負責任。不僅自己沒有任何作為，在國際社會的援助物資到達后，甚至拒絕進行運輸。最后，援助國只好自己雇車將物資運到災區。
政府、軍隊的工作人員行為雖然不負責任，但是從他們個人的立場看并無不妥。
在日本，公務員、軍人只是一個工作，是付出勞動、獲取報酬的一個崗位而已，僅承擔有限責任。這區別于我國政府對民眾的無限責任，以及所有行使公權者背后，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責任。
所以，日本政府內部面對這種可能出現傷亡的危險任務，自然采取逃避的態度。這次事故最后以向海洋傾瀉核廢料收場，也在意料之中。
當然，小鐘需要額外指出，不能因為此次日本核電站出現事故，就以此否定核電站本身。公開資料顯示，日本本質上沒有制造民用核反應堆的能力，福島核電站從技術到建設都是美國西屋公司進行。這個美國企業形式上被日本的東芝公司控股，但日本人什么事都管不了，什么技術都看不到。
由于技術上仰人鼻息，美國人自然給的是最爛、安全性最差的技術——沸水堆（有核部位外部沒有安全殼，出事后不能自行降溫）。這埋下了非常嚴重的安全隱患。
福島核電站
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在核電技術上一直注重自主研發。當前中國建設的核電站都是第三代核電站，不僅實現有核部分都在安全殼內運行（出事后不需要額外制造安全殼套上去），還能在事故發生后自動冷卻，防止高溫融化堆芯（福島就是死在這里）。
中國核電站的建設、運營都由國企負責，可以確保安全高于盈利，這是政治任務，與私營企業正好相反。另外，中國國土面積大，核電站可以選址在更為妥當、安全的地方，不會出現福島事故中，地震導致核電站事故的問題。
總之，對中國核電站的安全問題，讀者可以放心。
04
中國的處理情況
在中國，不同層級、部門的國家機關之上，有一個凌駕于所有主體之上的先鋒隊。這一領導核心能夠協調各方，動員全國范圍內的所有人財物力解決問題。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控制力較強，政府間的縱向、橫向協作較為方便。對不履行職責的人員，上級也可以有力進行處罰。
另一方面，作為整體的中國政府對民眾承擔無限責任，有義務不計成本地解決轄區內的所有緊急事件。
這種制度設置的優勢非常明顯：作為整體的中國政府在緊急事件面前團結協作，可以用較強的配合和動員能力正面解決問題。
當然，不得不提一句的是，這種制度也會導致上級對下級制約過多，使下級的權力和責任不匹配。這是這種制度必然帶來的制度成本。
（一）中國的典型案例與評價
在經濟不發達、裝備不足的年代，中國政府主要通過強大的動員力量解決問題。
如，1987年，涉及100萬公頃的大興安嶺火災中，中國政府動員了5萬余軍民參與滅火，花費25天撲滅大火。
1987年大興安嶺火災
這種將軍隊、行政機關、民眾同步動員，攻克險情的情況在西方是不可能發生的——后者政府內部的不同層級、部門尚且難以協調一致，更不必說動員民眾共克時艱了。
再如，1998年長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發生洪災。
中央政府、軍隊、地方政府和民眾各盡其責：
中央政府居中協調，并提供物資、資金；
軍隊負責搶修堤壩，并提供裝備，與地方政府共同搜救人員；
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和分配物資，保障后勤；并與軍隊協同，確保責任區的人員救助和防洪工程搶修。
此外，在具體的抗洪、搜救任務中，完整的任務按照性質、重要性大小進行橫縱劃分，最終具體到每個個體身上；上級則負責指揮和監督，對未完成職責的主體進行處罰。每個人各司其職，組成一個有機體共同抗擊災害。
上述這種處理方式，避免了西方存在的國家機關孤軍奮戰，以及機關內部的推諉卸責，確保了任務圓滿完成。
到了條件較好的今天，國家機關可以獨立應對緊急事件，不再需要動員民眾參與險情。但政府內部的團結協作、互相配合，以及責任層次劃分、具體到人的工作方法依然繼續適用。
例如，對2018年6月的大興安嶺森林火災的處理。
2018年大興安嶺火災
此時的中國政府裝備先進，只靠國家機關，不動員民眾，也能在一星期內撲滅森林火災。
其中，黑龍江出動3600余人，內蒙古出動3900余人進行滅火。這些人員從橫向看，包括武警森林部隊和林業部門的專業撲火隊；從縱向看，既有中央政府下屬部門的人員，也有地方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
上述人員雖然主管機關、部門不同，但能夠在同一主體的領導下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救災任務。
作為對比的是，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甚至連負責森林事務的機構都沒有（畢竟聯邦政府不負責這一事務）；受災最嚴重的新南威爾士州，全州（省）只有900多名職業消防員。在救火一線的3000多人中，有2000多人是消防志愿者。
現在正在進行的防疫行動中，我們再次看到，強大的動員力量將不同層級、不同地域、不同部門的機關和個人統合起來；并將任務進行橫向、縱向分配，具體到每個個人，以便戰勝疾病，恢復安寧。
而此次武漢疫情發生后，中央成立專門小組負責疫情解決。
這一小組可以以黨中央名義發布命令，從而打破部門、層級的壁壘，集全國之力解決疫情。以下這些措施背后都有這一小組的統籌和協調。
經常佩戴一條鮮艷紅領巾的川主席高度贊賞這一處置措施。為防止這一疾病傳播到美國，川主席在聯邦政府層面成立了領導小組（task force），由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負責日常工作，協調不同行政機關更高效地應對疫情。
具體公告如圖。燈塔國的大統帥都開始學習中國了
中國政府與專門小組應對疫情的具體措施如下。
首先，中央政府批準地方政府依法采取相關措施，遏制疫情增長。全國30個省級行政區都宣布進入一級戒備，對跨區域交通、公共場所開放進行限制，避免疫情傳播。
《傳染病防治法》第42、43條規定的，政府為應對傳染病可以采取的相關措施
許多讀者可能被這種措施嚇到，認為“非典”期間尚且沒有采取這么嚴厲的手段，或許意味著此次疫情比“非典”更嚴重。
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從生物學的角度看，這次肺炎的染性較“非典”更強，但致死率低。現在出現的死亡病例，主體都是老年人。從本質上說，這次疫情就是一場大型流感。
從應對層面看，“非典”期間，我國的經濟水平、政府的動員能力沒有現在這么強大。采取和此次疫情一樣的措施，難度大，耗費的人財物力更多。
此次采取的措施較非典期間更嚴格，正好表明我國應對緊急事件的能力增加，可以動用更多資源更快、更好的消滅疫情。
考慮到當前全國范圍內已經進入一級戒備，我們有理由相信，當前的狀況不會惡化，疫情的傳染數量會大幅降低，進而消失。接下來的主要任務是，在避免疫情擴大的基礎上治愈現有的感染者。
需要額外說明的是，世界衛生組織與1月30日宣布，中國疫情已經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種嚇唬人的詞匯最容易引起各種流言。小鐘在此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PHEIC是一種預警，一次為期3個月，宣布后可以隨時撤銷、修改，過期后自動失效。
這種預警是世界衛生組織作為跨國組織履行告知義務的措施，目的在于告誡國際社會，某國已經發生可能有國際影響的疾病。
預警沒有任何強制力，可以理解為一種小廣播。
圖為相關條約中，這一建議的具體內容。這些內容不具有強制力。是否采用由各個國家自己斟酌。
第二，網上部分言論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可以宣布某國為“疫區”，一次為期3年。宣布后，上圖中的相關措施強制對此國適用。
這是徹頭徹尾的謠言，毫無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條約中根本沒有宣布“疫區”制度，更不必說后面措施的強制適用。
讀者們可以看出，世界衛生組織的這一行為對我國經濟并沒有物質影響。我們的重點在于，解決好自己的事情，讓世界衛生組織早日撤銷這一預警。這也是中國政府現在正在全力進行的事情。
除在防止疫情擴發方面發力，中國政府還集中力量對已經感染的人員進行發現和治療。
第一，調集不同部門、地域的科研人員集中力量研發相關藥物。
第二，各級政府的內部人員，特別是基層人員被調動起來，由上級劃分責任區，責任具體到人，挨家挨戶進行走訪，對可能的感染者進行發現和治療。
第三，疫情較為嚴重，原有醫療資源不足的地方均調集人力物力，緊急修建醫療場所，確保感染者的隔離和治療。
中央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軍隊衛生部門對疫情嚴重地區進行人員、資金和物資援助。
截至1月28日晚，抵達湖北的全國各地醫護人員已經超過6000人，而湖北省29日確診人數為3554人（其中已經有84人治愈）。讀者們從這些數據中可以看出國家對打贏這場戰斗的決心。
上述措施背后，是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和調控能力。
區別于西方分權制衡制度下，不同機關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作為；我國政府特別重視個人在緊急事件中的表現。其中既包括獎勵優異者，也包括事后對不敢擔當、作為的人員進行問責。
例如，一位揚州長者就是因為在一次緊急事件中表現優異，從上海調到北京，進而改變了中國。
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這種制度下的中央政府權力過大，下級政府可能出現權力和責任不一致的情況。
例如，許多民眾指責湖北和武漢的領導瞞報疫情、處置不及時。然而，根據法律規定，這些地方領導根本沒有權力自行公布疫情信息、宣布進入戒備狀態。
圖為《傳染病防治法》第38條。按照這一條的規定，地方政府公布本地疫情前，必須經中央政府的衛生部門批準。
圖為《傳染病防治法》第42條。這一條規定，地方政府采取相關緊急措施，需要得到上一級政府同意。
事情發生在地方，本地政府卻沒有權力直接采取相應的措施。這也算是這種強大動員體制的制度成本吧。
05
從不同國家對緊急事件的處理上，我們可以得出許多經驗教訓。
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看，強調權力制衡的制度起源于西歐和北美。前者的地理環境較好，影響重大的自然災害較少，處理緊急事件的需求較低；后者地廣人稀，政府財力雄厚，在繁瑣的限制下依靠“鈔能力”依舊可以較為妥當的處理緊急事件。
然而，不具有相關地理和經濟優勢的國家采用這套制度后，便會出現一些水土不服。一個較為明顯的事實是，制衡的力度往往和政府處理緊急事件的能力成反比。澳大利亞制衡力度大，連經常發生的災害都無法處理；日本的制衡力度較弱，還能應付常發的地震，只是在較突然的重大事故中無能為力。
總體而言，上述西方國家將國家視作公司，國家領導視為職業經理人。既然是公司，自然是利益導向、有限責任。
即，政府保障民眾利益，要在收益大于投入的基礎上進行。這一事實已經被上述國家應對緊急事件的行為所證明。
當然，這些國家的政府敢這么任性，也因為他們是公司化運轉，有推卻責任、消除民眾怨氣的辦法。
上述國家的執政黨、政客相當于公司的經理人，無論好壞，終究會定期更換。在任領導庸碌無為，這套制度也可以大言不慚的表示，誰讓民眾選了這么個人，活該。要么下次把他選下去，換個人上去，一切重新再來，算了吧。反正啊，總會有人拿到選票的。
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如今早不能通過換屆、換人就把爛事推卻責任了，制度不答應，后繼者更不答應；也不能跟外國政府一樣，沒錢了就停擺、關門；更不能在關系民眾重大利益的事情面前算經濟帳。
中國政府必須對自己轄區內的事情承擔無限責任。只要某一事項與民眾利益密切相關，無論賠錢與否、無論多么危險，政府必須努力完成。
也因此，中國政府的工作人員哪怕欠著幾個月工資仍然要堅持上班、為民服務；在面對生命威脅時，也要勇往直前，克服困難，解決問題。
李克強到湖北武漢考察指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除了社會主義價值的要求，中國歷史傳統也對中國的無限責任政府影響重大。
中國歷史悠久，災害較多，很早就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統合資源，抵御災害，以確保這片土地上的民眾在眾多災害面前繼續生存和發展。甚至有學者認為，組織治理水患，是中國政治文明的發軔。
這次與疫情的斗爭便是最鮮活的例子。整個中國的力量都被集中起來，參與這場與疾病的斗爭。從頂層中樞，到村頭巷尾，再到信息網絡層面，都能看到抗擊疫情的力量。
我們相信，在這種飽和式防御之下，我們與疫情的斗爭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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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遼寧省大連市爆發小規模疫情引起大家的關注，大連新增確診病例中，大部分是大連凱洋海鮮公司的員工。這讓人開始質疑，這次大連爆發疫情和海鮮有關，當初武漢爆發疫情和北京疫情也是和海鮮有關，為什么老是海鮮市場發現疫情？一起去看看專家是怎么分析的。新冠疫情和海鮮市場有關
2020-07-31 10:56:17 什么時候疫情海鮮
目前大連疫情已經擴散至5個省9個城市，北京出現1例關聯病例。值得注意的是，大連疫情與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北京新發地疫情有相似之處，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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