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岡抗新冠警示:中國急需改變按行政級別分配公共資源的模式!
來源公眾號:羅天昊國與城
微信ID:Luotianhao99
瘟神造訪,萬民驚慌。
近期,一場肆虐全國的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引起了中國眾多城市的防疫困局。其中,除了武漢之外,湖北黃岡成為重災區。截止2020年1月31日晚24點,黃岡確診新冠病例726例,比整個浙江省還多。
目前,通過媒體黃岡市暴露了兩大危機,一個是前天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某對疫情問題一問三不知,引起舉國嘩然。另外一個是,黃岡的醫療、物資極度缺乏,中央媒體呼吁黃岡需要三大救援,包括醫療技術人員、藥品和防護用品、資金等,湖北省長也呼吁,絕不能讓那個黃岡成為第二個武漢。
黃岡的三大缺,不是個別現象。整個武漢之外的湖北城市都類似。引出一個嚴重的話題,公共資源在中國城市中如何分配?
黃岡作為地級市,僅有一家三甲醫院。
三甲醫院都在哪里?
最多的是首都和幾個直轄市,北京三甲醫院八十多家;其次是集中在各個省的省會。比如武漢三甲醫院有三十多家。
為什么會是這種分布模式?
這就涉及到中國城市公共資源分配的規則:行政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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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權力,右手市場。一片混沌。
中國是一個半吊子市場經濟國家。市場與權力交替決定資源配置。構成全球最為獨特的混雜的經濟體系。
在中國,衡量一個城市的實力,不僅要看其經濟指標,更要看其在權力體系中的位置。權力的巨手有時比市場更為強勢。
很多人忽視了城市的權力等級,沒有意識到城市的權力意味著什么。
市場體系決定城市自由財富的多寡,權力體系決定城市公共資源的多寡。
公共資源,一樣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中國城市的公共資源,其實是按照權力等級排隊安排的。
城市權力等級,關乎公共資源多寡。
(1)中國城市九大權力等級劃分的邏輯
結合行政設置、現實政治權力等因素,羅天昊首次將中國城市權力劃分為九個級。
分別為:
第一等級:北京,首都,超然于一切城市之上。在中國城市中權力最大,國家政策的策源地,國家頂級資源的集中地。全國政治、文化、科技、外交中心,獨步天下。
第二等級:其它直轄市。最高首長一般為副國級,集中了強勢公共資源。
第三等級:省會。廣州、武漢等為副省級,普遍特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最高首長一般兼任所在省或自治區的常委。
第四等級:計劃單列市。五大計劃單列市均是國家開放城市,在國家行政體系中,普遍是副省級,高于多數省會。為什么排在省會后面?后面將有論述。
第五等級:省或者區內強勢的經濟大市,副中心城市等。江蘇的蘇州最典型。
第六等級,一般地級市。在中國占據主流,約為總數的70%以上。黃岡就是典型的一般地級市。
第七等級:省直管市。雖不是地級市,但現實中比縣強勢。
第八等級:一般縣。在中國行政設置中最普遍。
第九等級:鎮。除沿海經濟發達省市外,內地鎮多數財權事權虛弱。
公共資源與市場資源截然不同,前者可以自由流動,后者卻完全取決于權力。比如,廣東佛山、江蘇無錫,山東濰坊等都是經濟強市,但是,它們的共同點是大學少。
是他們辦不起嗎?不是?
根源在于,大學是公共資源,需要權力審批,不是象辦企業一樣,想搞就搞。
取決于權力,不取決于市場,但最后卻對市場有影響,這種獨特的資源,就是城市的公共資源。
盡管北京最近幾年奉行了非常嚴格的人口政策,但是,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外地人,還是前赴后繼潮水般涌入北京,北京到底香在哪里?
北京的最大利器,是公共資源。最好的學校,最好的醫院,最有審批權的機關,最強大的央企,都云集北京。這些資源,才是國內其他城市無法替代的。
北京在全國的地位,正如省會、首府在各個省和自治區的地位。
在2017年的統計中,房價普漲的城市中,除個別城市外,所有的省會和首府城市,房價都漲了,這絕對巧合,而是必然。
在權力體系的強勢地位,使省會能夠集中一省最優勢的公共資源,這就是哪怕地處不發達地區,但是幾乎所有省會城市房價都堅挺的原因。
很多沒有完全走出審批制的壟斷行業、半開放行業都依賴城市權力體系。比如地級市可搞城市銀行,再發達的縣級市都沒有權限搞,這不是市場選擇,是權力布局。
考量自己在權力體系中的地位,合理布局未來戰略,是很多城市要尊重的現實。
(2)九大等級城市及各自特點
第一等級:首都(北京)
國家定位,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科技和對外交流四大中心。
北京與上海、天津、重慶同屬直轄市,最高首長副國級。但北京作為首都,超越其他直轄市。無它,中央在這里。
千年傳統。自秦集天下富商于咸陽,中國的都城是權力和財富的中樞。
在文教領域,中國最頂級的高校,包括北大與清華,均在北京。985大學獨占五分之一。在醫療方面,2017年中國十大醫院中,北京獨占其四,擁有中國最多的三甲醫院。至于中央機構,則更是集中于京。
北京還是中國事實上的經濟中心。羅天昊認為,北京在經濟體系的強勢地位體現在三個方面,央企;五百強總部;金元之城。
北京坐擁80余家央企總部,超過其它所有城市總和;世界500強總部世界第一。此外,網易、騰訊等民營企業管理總部都從外地遷到北京。以承接政策的陽光雨露。加劇了商業與政治的媾和。
北京還是中國的金元之城。
北京是中央銀行所在地,政策的策源地;金融產業強勢,增加值超過高科技行業,居第一位;北京還是名副其實的吸金之城。本外幣存款余額全國第一。
在權力體系中的絕對優勢,使北京集中了中國最多的公共資源。縱使北京多方限制外地人口,人們仍趨之若鶩。人口極限一破再破,總人口超2100萬。
權傾天下,是當下北京經濟體系的基石,也是北京房價高聳入云的基石。
雄安既出,攪動北京。分流北京的部分公共資源,大勢所趨。
遷官遷校遷央企,權力資源被分流之后,北京人口將會下降,經濟實力也會受影響。權力體系仍是中國第一,經濟實力在百年內或降至全國前五左右。
第二等級:直轄市
直轄市行政設置是正省,最高負責人多是副國級。
直轄市在權力體系中處于頂級。擁有非常豐富的公共資源。
浦東,濱海,兩江,三大直轄市都有國家級新區。政策利好首先落地它們。
在央企領域,上海坐擁寶武等多個強勢央企。天津、重慶有數千億乃至上萬億的央企投資。在教育領域,直轄市都是中國教育重鎮。復旦,南開,重大均為985大學。
在財政扶持上,直轄市得天獨厚。濱海的投資很多來自中央或者央企,奧運會和世博會,京滬花了中央不少錢。僅在2012年的特殊時刻,中央大員就直接帶了三四千億投資來重慶。
上海是國家欽定的金融中心,擁有上海證券交易所,重慶和天津的金融產業,也十分強勢。
地位過高是一把雙刃劍。
直轄市占盡公共資源優勢,但弊端也明顯。直轄市首長只差一步即可登天,這種特殊地位,使其過度謹慎,保位占第一,改革擠一邊。怕試錯。
表現在社會領域,就是改革力度不大,京滬是中國最頑固的戶籍壁壘;表現在經濟領域,就是民營經濟缺乏活力。
上海雖然國企和外企強勢,但知名民營企業不多。很多民營企業崛起于江浙,壯大后才落地上海,最典型的是均瑤集團。上海得摘果之利。天津的民營企業,也不發達。
早在2009年,羅天昊在國內第一個公開提出降低直轄市的政治地位,適當淡化其權力色彩,其實長久而言更有利,可以促進改革,達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均衡。
第三等級:省會(首府)
省會在權力體系中也非常強勢。
省會在各省的地位,猶如北京在全國。
省會城市在省內的權力體系中處于頂端,本省最好的公共資源,都集中在它手中。連河北省會石家莊,仍然可以在北京之側成為千萬人口大市。
省會不僅政治強勢,經濟上也強勢。幾乎所有的省會城市,三產都比較發達。同時,省會也集中了部分央企。
尤其是教育、醫療、金融三大資源,省會的優勢非常明顯。
中國的大學大部分都集中在省會。
武漢、廣州、南京、成都、西安等省會城市,科教資源發達,武漢、廣州的在校大學生人數都超過百萬。省會和首府的大學在校生總數占全國一半。
在金融資源方面,廣州坐擁5萬億金融資本,成都、杭州、武漢等擁有巨量本外幣存款。縱使是青海的西寧,存款余額是其GDP的三倍,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在地方,三甲醫院也主要集中在省會。部分省會的三甲醫院數量占全省的一半左右。
論行政級別,僅十個省會是副省級城市。其它地級。五大計劃單列市都是副省級。為什么一般省會,在權力體系排名中還要略高于計劃單列市?羅天昊認為,關鍵還是公共資源。
比如廣州與深圳,深圳經濟總量超過廣州,但論公共資源,深圳還是比省會廣州差遠了。廣州集中了廣東接近一半的三甲醫院,以及中山大學等所有的重點大學。縱使發達如深圳,沒有一所自產的985大學,三甲醫院,也約為廣州的四分之一。
在本次危機中,為什么湖北其它城市,嚴重程度不下于武漢?一個重要原因是,武漢好歹是副省級的省會,三甲醫院數十個,醫療資源相對充足,而黃岡等其它地級市,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不足,挑戰更大。
第四等級:計劃單列市
在中國的行政設置中,計劃單列市屬副省級城市。
幾經變化,中國仍有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等五個計劃單列市。
就行政級別而言,計劃單列市比多數省會高,但是,就公共資源而言,計劃單列市還是比省會稍遜。無它,計劃單列市是權力孤島,而省會則集中全省的公共資源。
但總體而言,計劃單列市仍在權力體系中處于中上層次。
大連與沈陽,青島與濟南,寧波與杭州,廈門與福州。深圳與廣州,考究這些能夠與省會分庭抗禮的城市,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底氣不僅在于經濟實力,也在于政治實力。計劃單列市,其人權和事權部分由中央直管,可以相對超脫。財稅均不受省里太多影響,有相對獨立的經濟社會發展權。
由此,計劃單列市的經濟一般都很發達,是中國經濟重鎮。華為、騰訊、比亞迪等崛起于深圳;海爾、青啤崛起于青島,寧波、大連、青島的經濟亦非常發達。
計劃單列市具備很強的開放性,銳意改革。在羅天昊推出的中國城市包容能力排名中,深圳的凈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為全國之亞,接近70%。廈門也接近50%。占比都超過作為首都的北京。
羅天昊認為,計劃單列市最大特性:權力層次上比較強勢,經濟方面富有活力。社會領域具備開放性。兼得權力與市場之利。
第五等級:省內副中心或經濟大市
這類城市雖行政設置上是一般地級市,但是市委書記一般高配為副省級干部。
最典型的是江蘇蘇州,湖北襄陽,河北唐山,山西大同等。
這類城市雖不是省會,在權力體系卻高出一般市,公共資源也很強勢。或是在公路、鐵路系統成為區域中心,或是區域經濟中心。蘇州的經濟總量全國前十,超過江蘇省會南京,雄踞第一寶座多年。唐山的經濟總量也多年來超過石家莊。
第六等級一般地級市
在行政設置中為地級市,是中國城市的主體。在中國有數百座。
處于城市權力等級的中下游。
除極少數資源型城市擁有礦產資源類央企外,中國的公共資源很少分布在地級市。省內的公共資源均分到地級市又削弱一層。最典型的是大學,普通地級市的大學多數是師范類、職業技術類,好學校在省會。
正因為在權力體系中沒有優勢,公共資源少,那些在普遍地級市中脫穎而出的城市,更值得仿效,是真正的平民英雄。
福建泉州、浙江溫州、江蘇無錫等,均是中國地級市中的佼佼者。這類城市一般以制造業為主導產業,市場經濟發達。
本次疫情中,一般地級市的窘境普遍,地級市是中國城市分界線,公共資源比省城少多了,再往下更缺乏。
湖北的黃岡,孝感,鄂州等處于湖北的一般地級市,都成為疫情重災區,不是偶然。醫院尤其是能夠征用的好醫院的缺乏,使大批患者難以及時隔離或者確診治療。
第七等級:省直管市
比地級市低半級,比縣略高半級。
直管市的經濟發展自由度比一般縣和縣級市大,省級開發區也往往優先落地。
在東南沿海,曾有一大批直管市崛起,曾經的廣東順德市,一度是全國百強縣市。
本世紀初期掀起一股撤市設區的風潮。原因很簡單,部分省直管縣太強勢,有可能過幾年獨立成為地級市。為防夜長夢多,多數沿海強勢的縣級市都被撤銷,成為市轄區。最典型的是順德,在被佛山撤市設順德區的前夕,經濟總量超過佛山全市的三分之一。遠超佛山主城區。
泰興和昆山,未來也要防止被泰州和蘇州撤市并區。
第八等級:縣與縣級市
縣的設置在中國最為普遍。有接近3000個縣和縣級市。
縣和縣級市在城市權力體系中處于下游。公共資源很難照顧到。
部分貧困縣,能夠獲得上一級權力的傾斜,但是因為本身社會經濟的落后,這種支持往往無法持久。輸血不如造血。
東南沿海有一些經濟大縣,經濟繁榮,制造業發達。強大的經濟實力,可以部分彌補公共資源匱乏之弊,比如沿海有不少醫院,雖然級別上不高,但是設備很好,還可高薪聘請醫生,實際醫療水平不亞于一些地級市甚至省會的醫院。
但總體而言,再發達的縣,公共資源都是匱乏的。
本次的疫情,湖北底下各個縣,都極度緊張,絕大多數縣沒三甲醫院。在黃岡,浠水、麻城、紅安、蘄春的確診人數,都超過70人以上,抵得上一個一般的省了。
第九等級:鄉鎮
鄉鎮本非獨立的城市,但有建制的鄉鎮,其駐地屬于城市,不屬農村。
鄉鎮在城市權力等級中處于末梢。
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有的事權略大,比如佛山,典型的鄉鎮事權大于區縣,權力下沉。由此社會管理方面主導權比較大,經濟發展自由度充分。社會開放。
最特殊的地方是東莞,不設縣,市直管鎮,虎門、長安等鎮聞名天下,儼然成市。
沿海部分地區是例外,不具備代表性。
總體而言,大多數鄉鎮財權、事權和經濟發展權受到上位權力制約。尤其是內地最典普遍。
本次疫情發生的最慘事件,就是在黃岡市紅安縣的華河鎮,一位患者因被隔離,腦癱兒子獨自在家無人照顧,導致死亡。當地的醫護資源,極度缺乏。
中國城市的九大權力等級

(3)結語
市場的當歸市場,權力的當歸權力。
商業競爭屬于市場體系,以效率優先;公共資源屬于權力體系,以公平優先。
分散和均分公共資源,可造就有效的服務體系。廣泛造福祉于民。
本次疫情后,國家應按照人口多少相對均衡分配公共資源,不能再出第二個黃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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