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長夜孤哨 | 致敬吹哨人李文亮
作者 :清和 2020-02-08 18:54:49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國人無眠,吹哨人已逝,只留下孤寂的哨聲……
01
2019年12月30日下午5點43分,李文亮在同學群里發出疫情第一聲哨聲:
“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
一個小時后,他在群里補充稱:
“最新消息是冠狀病毒感染確定了,正在進行病毒分型。”
消息引發了群里同學們的擔心。
2020年1月1日,武漢方面高效地處理了八名“不實信息”傳播者。
兩天后,李文亮收到了警方的訓誡書,警方認定“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的言論,不屬實。
李文亮在訓誡書簽字,并按下手印。
所幸的是,后來疫情朝著有利于李文亮的方向發展。李文亮“冤案”才得以伸張。
但,這卻是最不幸的事。
最高院發文:
“如果社會公眾當時聽信了這個‘謠言’,采取了必要防護措施,可能是一件幸事。”
“哨聲”真實準確重要,還是吹哨人的預警權利更為重要?
最高院解釋:
“試圖對一切不完全符合事實的信息都進行法律打擊,既無法律上的必要,更無制度上的可能,甚至會讓我們對謠言的打擊走向法律正義價值的反面。”
錯誤的“哨聲”,也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
因為“哨聲”,是個體的權利,是市場的信號,是生命的預警。(詳見《瘟疫的代價與啟蒙》)
被訓誡后,李文亮依然奮戰在一線。
1月8日,他在眼科收治了一位后來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的病人。
兩天后,李文亮開始咳嗽。后來,被確診。
作為早期被感染的醫生之一,他冒著生命危險獲得了寶貴訊息,并吹響了第一聲哨。
可惜,我們沒有聽到;可惜,武漢方面聽到了。
1月30日,李文亮在接受采訪時提到,他認為自己不屬于傳謠,而是在提醒大家注意防護。
李文亮說:“如果當時大家都重視這個事情,或許不會有今天的疫情暴發。”
記者問他:“康復后,想做些什么?”
李文亮回答:“康復后我想趕快回到一線工作,繼續為患者看病。”
與大多數吹哨人一樣,生活中的李文亮是一個平凡的人,從事著平凡的工作。
他是一位愛吃炸雞、火鍋的八零后。他下班去逛超市,看到159塊一斤的車厘子,他拍了個照發微博說:“吃不起。”
他本是一名眼科醫生(非傳染科或內科)。他發布到同學群里的病毒檢測報告,是同事發給他的,7人被感染的數字,也是同事告訴他的。
但他堅守了一名吹哨人的職責:說出真相,提醒他人。
李文亮的離去,對他自己而言,是生命旅行的終結,年僅34歲;
對家人而言,父母失去了兒子,妻子失去了丈夫,一個未出生的孩子失去了父親。
對國人而言,我們失去了一位吹哨人。
“搭便車”是大多數人的理性選擇,它意味著福利損失、國家危機。當所有人都“裝睡時”,整個民族則“沉睡不醒”、“昏睡百年”。
“吹哨人”,確是一個民族彌足珍貴的品質,他代表著正義、勇氣、擔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他們是一小群孤獨的夜行者。
1883年的一個黑夜,在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個小鎮上發生暴亂,一名警察立即吹響了手中的警哨,以防止暴亂蔓延,提醒居民加強防護。
一家報紙用“吹哨人”一詞來描述這位及時警醒居民的警察。“吹哨人”由此而生,引申為“喚醒公眾”之意。
但現實中,絕大多數吹哨人,是像李文亮一樣的“手無警棍”的普通民眾。他們并非都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英雄,他們也恐懼威脅,擔心報復。
李文亮,也是普通人,他在警察面前也認錯,在訓誡書上乖乖地寫下“明白”。他沒有大聲疾呼,警示國人,只是在同學群里發布信息,偷偷地提醒朋友注意安全,還沒忘記提醒:不要外傳。
他很普通,但很真實。
02
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一些商人趁機欺詐政府謀取暴利,大發戰爭橫財。
一些商人將瞎眼的戰馬、瘸腿的騾子、甚至啞火的彈藥和不能射擊的步槍以次充好,賣給交戰的南北雙方。
一位商人在把長滿蛀蟲的棉被賣給軍隊后甚至公開宣稱:“不管什么東西,你都可以把它以任何一個你滿意的價格賣給政府!”
當時的國會清楚,問題不在商人,而是聯邦政府內部的徇私舞弊。
1863年3月,國會通過《虛假宣稱法》(又稱《林肯法》),正式立法保護舉報私人和政府部門的不正當行為的“吹哨人”,從而對不法的商人和政府官員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
《虛假宣稱法》規定任何個人都可以代表政府起訴非法商人,并可以從政府得到的賠償中分一杯羹(賬款的三分之一)。
百年以來,《虛假宣稱法》給吹哨人撐腰,吹哨人監督政府、舉報枉法,戰果累累:
在1987到2013年間,美國政府依據《虛假宣稱法》追回了389億美元的損失,其中70%也就是超過272億美金都要歸功于吹哨人提供的舉報信息。
這其中大部分案例牽涉到政府的醫療保險支付、軍事采購合同,以及其他的政府合同或定標項目。(《“獐子島事件”呼喚中國的吹哨人制度》,劉源)
金融危機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依據“道格-弗蘭克法案”成立了吹哨人項目自。委員會在2013年共收到3238件舉報,平均每天10件,支付給吹哨人總計一千四百萬美金的獎勵。
“吹哨人制度”,是“信息分散”、“有限政府”的產物。任何個人及機構都無法掌握完整的信息。
讓信息掌握在一個人、一個機構手上,相當于將所有國人的命懸于一人之手。
因為你不知道,他掌握信息之后,是先救助公眾,還是先發論文。
讓每一個“知情人”充分暴露信息,信息才能高速流動,每個人才能自我救助,市場才能發揮作用,才能督促政府快速救援。
“一燈可照萬古墨,一哨可驚世人醒”,歷史上的吹哨人在人類萬古長夜中投射進一縷縷陽光。
1973年,一位代號為“深喉”(Deep Throat)的線人,給《華盛頓郵報》提供了關于尼克松政府“竊聽事件”的內部信息。該報頭版頭條刊登,徹底引爆“水門事件”,尼克松總統在國會彈劾前夕被迫下臺。
30多年后,“深喉”主動公開身份:馬克·費爾特(Mark Felt),曾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此等位高權重,亦怕報復。
新聞媒體往往是吹哨人最為倚重的渠道,“水門事件”是線人(吹哨人)與媒體人合作的經典案例。《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留下了一部調查新聞的經典之作《總統班底》。
事實上,大部分吹哨人都有一個共性:他們先從組織內部,向上級反饋或監督部門投訴,卻遭到冷遇或打壓,然后不得已才求助于媒體。
所以,保護媒體,才能更好地保護吹哨人。
1773年,美國開國者本杰明·富蘭克林,曾創辦了《新英格蘭新聞報》,他將時任馬薩諸塞州州長托馬斯·哈欽森給英國首相喬治·格倫維爾的助理所寫的信件公開,點燃了北美殖民地民眾的怒火。
獨立戰爭結束后,另一位開國者托馬斯·杰斐遜說:“如果由我來決定選擇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還是要沒有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后者”。(詳見《自由代價與人類前途》)
1965年,美國律師杰拉夫·納德,化身為“間諜”,偷偷進入底特律工廠,與汽車工程師、一線工人交談,了解底特律幾家大型汽車廠商在安全設計方面的投入及規則。
同年11月,納德《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設計埋下的危險》公開出版,開始掀起一場改變人類消費歷史的權益運動。
納德遭遇來自通用汽車及大資本的連環打擊報復:人肉、警告、恐嚇、“仙人跳”。但是,最終,納德勝利了。
他被譽為“現代消費者運動之父”、“消費者保護神”與“美國第一公民”。但是,反對者稱他為“惡棍”、“小丑”和“演員”。
納德高舉著“吹哨人”的旗幟,喚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吹哨”運動。
納德召集了一群“納德戰士”,挑戰大資本,向社會公眾吹哨了消費安全的警哨。他們推動了《天然氣管線安全法》、《控制輻射保障健康安全法》、《家禽產品衛生法》等法案出臺。詳見(《吹哨人納德|為什么別人什么也不做?》)
1989年,“納德戰士”及吹哨人,還推動了美國國會出臺《吹哨人保護法案》——保護吹哨人免遭“秋后算賬”。
那是一個哨聲劃破夜空的時代:
吹哨人瓊斯,揭發強生公司賄賂丑聞,通過行賄賓夕法尼亞州衛生系統的官員,該公司將原廉價處方藥改為高價新藥,這種藥對部分病人具有很大副作用。
吹哨人杰拉德,揭露美國空軍對C-5型飛機的研發成本嚴重超支高達23億美元。
吹哨人蓋爾,揭露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僚主義,延滯了駐伊美軍配備新型的“防雷反伏擊裝甲車”,導致了大量不必要的傷亡。
吹哨人賓尼,向國防部督察長舉報國家安全局,花費數百萬美元建造可以在通訊網絡中搜集公眾數據的監控機器。
在金融領域,吹哨人阿吉雷、布萊克、鮑恩和溫斯頓創建了“銀行吹哨者聯合”,旨在揭露銀行系統的欺詐行為。
(參考Crisis of Conscience:Whistleblowing in an Age of Fraud,Tom Mueller)
吹哨人,不再是“告密者”,而是一種進步思潮。
03
2010年,吹哨人曼寧(Chelsea Manning)在駐伊拉克美軍中擔任情報分析員,他將關于伊拉克戰爭的大量機密資料泄露給“維基解密”,公布了駐伊美軍的許多不光彩內幕。
三年后,他被軍事法庭以間諜罪判處35年徒刑。
這是吹哨人制度的至暗時刻。
2017年1月,奧巴馬在卸任前夕對曼寧特赦減刑,她在當年刑滿獲釋。
對曼寧的審判在美國激發了關于如何界定知情權和國家安全的廣泛爭論:
是否可以以“擾亂社會秩序”、“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國家機密”之名,逮捕吹哨人?
2013年,吹哨人斯諾登(Edward Snowden),曾任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他前往中國香港將美國國家安全局關于“棱鏡”監聽項目的秘密文檔披露給了《衛報》和《華盛頓郵報》,隨即遭美國政府通緝。
斯諾登隨后離開飛往俄羅斯尋求政治避難。
“棱鏡”是美國國家安全局在2007年啟動的絕密監控計劃。國家安全局在法院未授權時秘密監控美國跨國公司的境外客戶,以及與重要境外人士通信的美國公民。
作為吹哨人,斯諾登認為,自己泄密是出于正義,因為美國政府的“棱鏡”摧毀隱私及互聯網自由。
斯諾登“棱鏡門”再次引發了國家機密與公眾知情權之間如何權衡的爭論。
這聲哨是否該吹?
2015年,美國國會因此通過了《美國自由法案》,“矯正”了聯邦政府的監聽行為:禁止國家安全局大規模收集美國民眾的電話通訊記錄、電子郵件和網絡地址。
這意味著,美國之前的《愛國者法案》——支持以“國家利益”為名的監聽,宣告失效。
同年,挪威授予了斯諾登“比昂松言論自由獎”,空椅子代其領獎。(《吹哨人:從華盛頓到特朗普的美國誠信》,Allison Stanger)
其實,刻意模糊“吹哨”與“泄密”之間的界限,故意將“吹哨”等同于“危害國家安全”,目的是在打壓“吹哨人”。
這個問題早在著名的《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中就已經很清楚了:
1971年,吹哨人艾爾斯伯格(曾任蘭德公司的軍事分析員),將7000頁的關于越戰真相的五角大樓機密文件曝光給媒體,披露美國政府如何在越戰事務上欺瞞、誤導公眾。
此舉引發全美反戰浪潮,美國政府被迫終止越戰。
后來,尼克松政府分別起訴了《紐約時報》和吹哨人艾爾斯伯格(以12項重罪罪名起訴)。
美國國防部認為,《紐約時報》泄露了國家最高機密;《紐約時報》則認為美國國防部在干涉新聞自由。
一個是國家機密,一個是新聞自由,這時國家利益與民權發生了沖突,法院該怎么裁決呢?
官司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終審決斷:《紐約時報》和吹哨人艾爾斯伯格皆無罪。
大法官支持紐約時報繼續刊登這份最高機密文件。判決理由是,報界有權公布歷史記錄,不管這些記錄是否印有絕密的標識。即使政府認為這將損害國家安全,但是保護國家機密及國家安全的責任應在政府身上。
這個觀點就好比,一個人裸奔,裸奔者不能狀告路人偷窺其隱私,相反,裸奔者有義務保護好自己的隱私。
這是媒體的權利邊界,那么吹哨人(線人)的權利邊界又是什么?
法官認為,艾爾斯伯格之所以不構成泄密,是因為美國政府在越戰事務上構成欺瞞、誤導公眾。
作為內部人士,吹哨人當然有保密的責任與義務,但這一前提是機構不存在違法、危害社會的行為。
一旦機構違法,“吹哨”則成為了吹哨人的合法權利。
其實,《紐約時報》訴合眾國案和“沙利文案”(參見《疫情的代價與啟蒙》中對比武漢八位造謠者案與沙利文案),揭示了經濟學家布坎南公共選擇理論的精髓:
在一個公正的制度環境中,不需要過度強調所謂的公共利益,每個人(包括政府)按照各自利益行事,便是最大的公共利益。因為這種制度中,個人私利即公利。
相反,在適合搭便車的制度中,無數個體的私人利益構成了一堵圍困吹哨人的高墻,社會亦陷入“囚徒困境”。
當事不關己時,吹哨人,往往被視為“情商低”、“多管閑事”、“幼稚不老練”;
當事害己利時,吹哨人,往往被罵為“鼴鼠”、“告密者”、“小人”。
只有當事利于己時,吹哨人,才會被捧為“英雄”,但追捧者多數是搭便車者。
2007年1月,中國乳業第一“吹哨人”蔣衛鎖,在《南方周末》上吹響了乳業“毒奶”的警哨。
報道出來后,乳業大面積摻假黑幕令國人震驚、震怒。但是,蔣衛鎖卻遭遇了乳業圍剿。
蔣衛鎖,原是陜西奶農。2004年時,他的企業年產值將近2000萬,一年賺幾百萬,他頭上頂著“陜西省農村優秀人才”、“中國杰出青年農民獎”。
但是,2005年開始,終端品牌強勢壓價,奶源市場陷入無序競爭,很多奶站將脂肪粉、抗生素等倒進洗衣機攪拌,摻入鮮奶作假。
“好奶賣不出去,假奶大行其道”,“劣幣驅逐良幣”導致正規經營的奶農虧損嚴重。當時,蔣衛鎖0.8元購進原奶,不得不以0.7元賣出。
怒不可遏的蔣衛鎖,決定與黑幕作斗爭,他賣掉了自己經營多年的酒店,自費發起“中國西部乳業萬里行”,邀請媒體、專家參與調查。他們行走十萬里,最終撰寫出令人觸目驚心的調查報告——《中國西部乳業瀕臨崩潰邊緣》。
當時,周圍很多開奶站的同行都恨透了他。很多人批評他的做法,不是挽救西部乳業,而是毀掉整個市場。蔣衛鎖也遭到了很多威脅、恐嚇和打擊。蔣衛鎖形容自己的西部乳業萬里行是“抱著棺材走路”。
后來,人們稱他為“中國乳業打假第一人”。但是,這位吹哨人的代價是:
“為打假,他賣了企業,丟了老婆,兩個孩子因此輟學,社會上一度傳言有人要花50萬元買他人頭。”
他形容那段日子,如孤身登山,夜幕籠罩。
2008年,江蘇徐州的兒科醫生馮東川發現嬰兒患者的腎結石異常增多。他經過研究后,最終確定病因是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
馮東川在博客上聲討奶企,第一個向國家質檢總局舉報……
04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風雪”,吹哨人的命運往往相反。
吹哨人,常與潛規則做斗爭,與人性構成的圍墻博弈。
即使是成功的吹哨人,也難免付出人生挫敗的代價。他們常常被同事視為“不忠、不可信”,他們難以獲得升遷機會,他們還可能被機構“合法報復”。
吹哨人往往是“悲劇英雄”。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刪貼者,那些搭便車的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那些裝睡的人,都是悲情色彩的描繪者。
吹哨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其執著或許并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只是:
“我也想裝睡,問題是你已經醒了,醒了你就很難忍受”(酒店潛規則吹哨人花總)。
電影《吹哨人》結尾時,兒子安慰雷佳音,背誦了電影《蝙蝠俠》名句:
“他能忍受這一切。他不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悄無聲息的衛士,時刻警惕的守護者,暗夜中的騎士。”
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是一個可幸的時代,亦是一個可悲的時代。
黑夜中,我們需要英雄;我們需要英雄,是為了哪天可以不需要英雄。
百年之前,一位美國傳教士亞瑟·亨·史密,在中國居住多年后,寫下了著名的《中國人的德行》。
亞瑟指出:“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
此書開啟中國學界的民族性反思,周樹人、林語堂、辜鴻銘、胡適、柏楊等紛紛加入,有鞭撻,有爭議,有毀譽。當時,國家羸弱,反躬自省,清夜捫心。
這反而是一種文化自信。畢竟,異議是自信與愛國的最高形式。
有人說,中國不缺乏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缺乏保護勇氣與正直的制度。
保護勇氣與正直的制度,正是吹哨人制度,也是保護每個人權益的制度。
何時,我們的吹哨人不再流血又流淚?如何才能建立這種制度?
兩千年前,古希臘哲學家反思:立法之法是什么?
正義!
如今,吹哨人離去,夜空中只留下漸漸遠去的哨聲……
那群“裝睡的人”,依然在裝睡。
李文亮離世后,很多人悼念,悼念這吹哨人,悼念那些自己失去或不曾擁有的東西。
沒有吹哨人的世界,我們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這一切正在發生……
“文以警世,亮鑒人心”
緬懷普通人李文亮!致敬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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