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飛機安全”到應對新冠肺炎（縮減版）！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筆者在2月7日寫了一篇文章《2020年大抗疫——從“航空安全”、風險認知及管理到社會的長期理性》以下為縮減更新版。
1、2020年1月中下旬，中央政府基于當時的流行病學信息，判斷新冠肺炎（NCP）是一個風險極大的呼吸道傳染病。經歷過了SARS，政府和社會都不希望同樣的事情重演。為了做好萬全防范，政府選擇在春節之前就啟動強力措施防控，在全國主要城市采取一級響應機制，在武漢及湖北主要城市采取封城，全國對春節假期進行延長，推行相關政策減少或遏制人群聚集。
2、這是一種軍事化的強力舉國抗疫。消滅疫情是政府及社會在這段時期內最主要、最根本、最大、最優先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家也權衡取舍，做好了付出一定經濟代價的準備，寄希望于在最短時間內，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控制住疫病，恢復社會正常生活。在這次抗疫上，國家對NCP的重視程度是類比SARS的，而不是流感，在實踐上運用了比2003年SARS時期更強力的手段。
3、這里，需先對威脅人類社會的兩大呼吸道傳染病SARS和流感（influenza）做一比較。
1）SARS是一種烈性呼吸道傳染病，致死率非常高（約10%），但2003年疫情全球只死亡919人。
2）流感（influenza）是一種季節性發作，傳播性廣的嚴重呼吸道傳染病，每年會導致大量人口死亡。以美國為例，每年感染數千萬人口，導致3~4萬人死亡。去年10月至今，美國流感感染人口1,900萬，死亡過萬。2009-2010年的H1N1（豬流感，甲型流感的新型分支），感染了20%的美國人（約6,000萬人），奪去了過萬人的生命。但流感致死率較低，在0.1%以下。
3）美國政府及社會對流感的公共衛生政策積極預防，但“容忍”其存在、“長期共處”，防控措施是提高疫苗率、普及公共健康知識，盡量降低季節性流感的致死人數。
4）這次NCP疫情，美國媒體從一開始就極為關注NCP的致死率：他們想知道，這個疫病到底更接近于SARS，還是季節性流感和H1N1？這將決定他們用什么樣的心態和機制應對NCP。如果是SARS，就嚴陣以待。如果接近流感，那么就不用過于緊張。
5）流感每年奪去如此多人生命，為什么獲得的關注與SARS完全不同？為什么大多國家都可以容忍與流感“共存”，但不能容忍SARS？
4、這其實反映了人類對風險的主觀認知。這里援引一個經典案例：機動車安全與航空安全的比較。先以美國為例。
1）2000-2009年間，美國每年平均有43,239人死于各種交通意外，其中超過3萬人（占約70%）死于小汽車與輕卡車事故。而商業航空運輸（排除了較危險的私人飛機）乘客年均死亡95人。
2）2009年以后，美國每年死于機動車的人在30,000~35,000之間。3萬多人，在3億多人口的國家里，就是每年萬分之一的死亡率。
3）2008年，美國的機動車事故為500萬起，飛行事故20起。對每1億英里旅程死亡人數進行比較，機動車致死1.27人，傷80人；飛機致死0人，幾乎無人受傷。
4）根據美國的National Safety Council在2008年的統計，一個人一生中死于機動車事故的概率為1/98；一生中死于航空交通的概率（包括私人飛機）為1/7178。
5、再看中國
1）中國每年車禍死亡人數大概是6~20萬，甚至更多。6萬為官方數字，民間調整統計口徑后，估計死者為10~20萬甚至更多。
2）民用航空，中國最近的空難是2010年伊春空難，44人遇難，之前中國民航安全運行2,102天。之后到現在十年應該都沒有發生過致死事故。
6、人們在飛機安全與機動車安全身上是適用“雙重標準”的
1）盡管每年因機動車事故致死這么多人，但人們只關注航空安全。一個飛機墜毀可以上全球頭條；一個波音737 Max問題可以造成全民恐慌。
2）相比之下，一部大巴墜崖死幾十人的新聞熱度可能不超過兩到三天。大型公路交通事故甚至很難留存在人們的記憶里。
3）從安全標準看，人們對航空安全給予特別高的標準。天氣稍有不妥，飛機是不能起飛的。但公路交通可以在更惡劣的條件下照常進行。每年因氣候原因（如霧、雪、雨、風等）造成的地面交通意外不計其數。
7、為什么人們對飛機與機動車采取“雙重”安全標準？
1）飛機事故率低，但一旦出現嚴重事故，死亡率更高，且乘客往往沒有逃生可能。相比之下，汽車事故率高，但事故致死率低。
2）對乘客來說，汽車的可控性更強。感覺更有把握。飛機則不然，感覺命運完全交給了飛行員，乘客完全控制無力。
3）對于恐怖主義者來說，飛機是更好的目標。
8、這些因素使得社會對航空事故采取“零容忍”態度：一個社會可以容忍每年數萬起地面交通死亡，與這種風險“共存”，但容不下一個客機墜機事故，要求將飛行風險降低到無限接近于零。一旦出現事故，就會對航空公司、飛機生產商乃至整個航空業產生重大打擊。同時，社會對航空安全的極度苛刻的超高要求，也是航空安全得以維持在超高水平的原因。
9、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容忍”一項風險，政府對不同風險采取的不同應對措施，很大程度是基于人們對風險的偏好與主觀感受的。
10、再看呼吸道傳染病。簡單假設，A傳染病，傳播性較高，人口傳染率為10%，但致死率僅為1%；B傳染病，傳播性低，人口傳染率1%，但一旦得病就很危險，致死率10%。對個體而言，兩個傳染病帶來的傷害概率是一樣的，都是0.1%。但人們會擔心哪個疫病呢？當然是傳染病B。
1）A傳染病由于致死率低，即便染病大概率也是輕癥，因此往往被認為屬于個人問題，責任主體在個人，防控責任落在個人。
2）B傳染病由于致死率高，則會引起恐慌，成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民眾會認為政府需要出手應對，成本也被算到政府賬上（“政府對所有染上該癥的病人提供免費治療”）。
3）因此，即便預期風險從概率上看完全一樣，但人們的主觀感受全然不同，因此，社會也會對兩種傳染病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
4）政治和社會文化差異也會進一步影響人們的行為。在大政府、家長制政府的社會里（如中國內地、香港等），人們對政府責任的預期會更大，一旦出現B傳染病，民眾就會期望政府包辦解決。
11、回到現實世界里，流感屬于A傳染病，SARS屬于B傳染病。雖然流感每年奪取全球至少幾十萬人的生命，但因為致死率在0.1%以下，被歸為“機動車安全”級別，是一個社會可以容忍、“共存”的疫病；SARS在2003年僅奪去不足1,000人的生命，但致死率10%，是全球關注的重大疫病，人們對它給予最高級別的關注（飛機安全級別），采取最高規格的防控。
12、人類社會對不同風險的的反應機制從長期來看可能是理性的，是一種人類社會進化后選擇的風險偏好。傳播率高、致死率較低的風險可能會起到優勝劣汰的作用，最終“優化”社會的人口結構，有進化上的意義。傳播率有限但致死率高的災難可能給予無差別打擊，影響社會的基本生產及運作秩序，進而對人類社會的生存構成挑戰（existential threat）。所以，人類懼怕社會會集中力量對抗偶發性的超級災難性事件。
13、再看近年的呼吸道傳染病事件。
1）季節性流感，僅在美國每年就致死3萬人。但被認為是“機動車安全”級別事件，無法獲得太多重視。
2）2003年的SARS：致死率10%，“航空安全”級別事件，社會全力應對。此疫后，世衛組織系統完善了全球應對機制，中國建立了一整套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可以理解為，經過一次重大“空難”后，社會建立了一整套“航空安全體系”。
3）2012年的MERS，致死率超過30%，被世衛組織定義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獲“航空安全”級別關注。
4）2009-2010年美國H1N1豬流感疫情。該疫病獲美國CDC及世衛組織高度重視，被世衛組織宣布為PHEIC。但防控卻遇到極大的爭議，原因是美國人最后發現H1N1的死亡率和一般流感差不多。哈佛大學Marc Lipsitch教授估計H1N1死亡率是0.007%-0.045%，和一般季節性流感效果相差并不大。
5）H1N1最終在美國造成過萬人死亡，但因致死率低，美國民眾認為CDC及世衛組織“過度反應”，散布恐慌情緒，使美國承擔了不必要的經濟代價。陰謀論還認為這是CDC和世衛組織和制藥公司合謀，試圖通過制造社會恐慌以販賣疫苗營利。
6）對一個造成上萬人死亡的呼吸道傳染病強力防控，公眾非但不買賬，還反過來批評，為何？因為政府的應對模式不符合美國社會的“風險偏好”——在公眾看來，H1N1和流感一樣，屬“交通安全”級別的傳染病，是可以“容忍”、“共存”的，社會不接受對這種疫病采取不惜代價的強力防控。
14、現實生活非常復雜，不同的疫病還可以根據風險進行及你要不分級，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在交通安全上也很容易找到例子：例如，高鐵、鐵路安全體系就是介乎于飛機與機動車交通之間的——只需比較飛機與高鐵安檢之間的差別就知道了。每一套安全體系都是落在某種平衡點上的。
15、回到NCP。對它如何處理？是參考SARS，按照一級響應機制即“航空安全事件”的來處理，還是按照一般流感來處理？還是找到某個中間點？這是1月中下旬決策者要面臨的棘手問題。此時，我們知道它屬于冠狀病毒，與SARS形態相似，容易感染下呼吸道，直導肺炎，但對其具體的傳染性和致死率并不清楚。留給的決策者的時間很少，如果要制止它，，最后的窗口就在春運/春節發生之前。經歷了SARS之疫的中國，認為歷史絕不能重演：萬一這是另一個SARS呢？此時，寧可高估風險，也不能低估風險。于是，從1月20日開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嚴厲防控措施。按最高級別響應。
16、而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包括治理者、媒體及民眾）對呼吸道傳染病的認知只分布在兩個極端，即普通感冒或 SARS。
1）普通感冒司空見慣，甚至達不到最低的關注標準，被直接忽略。
2）流感被中國社會誤認為是“嚴重感冒”，除了幾年一遇的《北京中年流感》這樣能夠吸引輿情兩三天的事件之外，基本游離于中國民眾的認知之外，被納入感冒的大范疇內，也處在被忽略狀態。
3）最后就是SARS——一個中國民眾心目中達到“航空安全”級別的烈病，只有喚醒“了SARS模式”，才可能引起中國社會對一個呼吸道傳染病的注意，才能動員全民防控。
17、由于政府推出了強力舉措——“封城”、停工停學、各種制止人口流動和聚集的政策、實時更新的確診和死亡數字，還有在網上看到各種悲慘的病例——人們不但感受到了疫病的恐怖，而且懷疑，NCP非但類比SARS，而且可能危害超過SARS，否則不足以說明政府的極力防控。日前不幸因NCP身故的李文亮醫生，也是最早幫助公眾按SARS經驗體系去理解和認知這個疾病潛在風險的人（“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確診了7例SARS”）。在些基礎上，民眾才系統地改變了行為，參與到防控戰役中來。
18、喚醒SARS模式，啟動最高級別響應機制，舉國對抗疫病，一方面當然能夠最有效的控制疫情，但另一方面也會因為經濟社會秩序受到影響而付出代價。例如除了停工外，由于中國民眾缺乏呼吸道傳染病的應對知識和成熟心理，對政府治理和應對的方式還停也留在2003的SARS時期的認識，對地方政府和衛生部門存在懷疑和不信任，再加上互聯網的放大效應，很難避免造成恐慌。恐慌的結果是擠兌醫療資源，增加交叉感染，同時拼搶其他資源。這些都會帶來社會成本。
19、這些都是2020年1月中下旬的決策者們所無法預料和推演的。尤其是，疫病防控措施對民眾心理、經濟、社會秩序、輿情、外交的影響等——都遠遠超出了疫病防控專業本身，不再是醫學專家們的課題，而隸屬更廣義的公共政策與治理。疫病防控專家只能假設某個疾病的潛在風險，基于有限的流行病學信息，做審慎的假設，為決策者提出純科學角度的建議。決策者需要在信息尚不充分完全時，在很短時間內就做出影響億萬人生活的重大決策，并為此承擔責任。決策者的經驗或許告訴他們：絕不能重蹈SARS的覆轍，這個歷史時點，不容許再冒風險，要把民眾的公共健康和安全放在絕對的最高地位。此時做出的選擇已經不僅僅是公共衛生選擇，而是一個政治抉擇。
20、在做完抉擇之后，也需看到，人們在當時對這個傳染病的了解還是遠遠不夠的。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多少輕癥？多少重癥？多少危重？多少人會致死？有多少要死亡要歸因于醫療基礎設施的不足？（即便是一個流感同時在武漢和北京或上海爆發，相信死亡率也會不同，因為后兩個大城市醫療資源更多）。這些因素都要考慮進來。此外，強力防控還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因素——例如恐慌及擠兌導致的交叉感染——都是決策者一開始難以預估的。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訂者面臨的難處與痛處。
21、湖北以外地方的數據是我們研究NCP的寶貴來源，因為這些省份并未遭遇醫療資源瓶頸，病例也少，可以更好的跟蹤分析。截至本文寫作時（2020年2月9日晚），廣東及浙江兩個經濟大省確診案例分別超過1,000，但只有廣東出現1例死亡。湖北以外，累積確診10,194人，死亡人34人，對應死亡率0.3%。但NCP的病程看來不短，大部分患者還在治愈過程中，結果有待觀察；數字上，輕癥可能未被納入確診案例，有死者可能未被確診為NCP。總之，NCP的危害性還在展開的過程中，最終結果尚不可知。
22、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做防控決策時，他們已經可以依賴更多的數據了：他們現在認為NCP更接近于流感而非SARS，也就是可以采用“機動車安全”級別的溫和方式來應對，避免更大的經濟代價。他們決策所依賴的信息是中國政府1月中下旬不具備的。同時，也要考慮新加坡是一個公共衛生體系更加成熟，更易管理的500萬人口的社會。他們可以根據疫情的變化來調整政策。
23、只有在幾個月后疫情結束了，全球各地的專家們才能做實證分析，對NCP實際的危害做客觀評估，將它于季節性流感、H1N1、SARS、MERS等呼吸道傳染病做更準確的比較：到底危害性更接近SARS，還是更接近流感。這個結論可能要更長時間才能得出。因此，現在對NCP的致死率及影響都只能是截至當前時點的預測，做任何結論都言之過早。
24、而只有獲得了對NCP更加完整的數據，我們才能對這次防控全面復盤：
1）我們是否阻止了一次危害顯著大于流感的嚴重呼吸道傳染病？
2）如何科學評價這次防控的成本與收益？
3）對不同疫病是否需要及能夠建立不同的、分級的應對方式，是否可以避免在普通感冒與SARS兩級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
4）“風險零容忍”、隨時對可疑病例啟動“非常態化”全面防控的應對方式（這似乎是當下洶涌輿情所指向的），所隱含的巨大經濟社會秩序代價是否是一個社會能夠長期容忍、承受并樂于見到的？
5）低估風險會給社會造成巨大風險，高估和過度反應也會帶來代價。現實世界非常復雜，并不是非黑即白
6）治理者如何應對一些經典的悖論與兩難？例如，既要嚴格防控又要避免民眾不必要的恐慌；既要信息透明開放但又防止媒體過度放大某些民情，特別是負面輿論；既要防疫，又要維護經濟生產和社會的正常秩序
7）更加成熟的認識到，有些傳染性疫病是需要社會容忍與“共存”的。
8）是否應當籍此事件，讓民眾更加了解呼吸道傳染病，建立好的習慣，并將應對流感作為經常性活動？
……
25、以上都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但在討論之前，第一步是從流行病學上客觀了解NCP。只有對NCP掌握清楚了，我們才能更好地評估這次抗疫，客觀地還原政府在2020年1月中下旬做出重大決策時所面臨的艱難挑戰及作出的艱難選擇。
26、而經歷了一次傳染病“集體教育”的中國社會，到下次疫病出現時，從治理者到民眾，可能都會有更加成熟的心理來應對。這是一個社會公共衛生意識及體系成熟化的過程。
27、筆者樂觀相信，人類社會是有學習能力的，長期來看，一定存在某種整體的理性，一定能夠在疫病風險及社會正常運行之間找到一個相對最優的平衡點。在權衡取舍之下尋找平衡點，也伴隨著人類數十萬年的進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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