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平行世界”——美國的流感化與中國的SARS化！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1、2020年的COVID-19：相比2003年的SARS，是一個更加全球化的事件
2020年的COVID-19疫情，如果說在1月份還是一個中國事件，到2月下旬已經迅速發展成一個全球化事件。
這個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發生SARS的2003年春節是2月1日（比2020年春節晚一周左右）。中國大地在無防備狀態下經歷了春運大潮，然后SARS開始逐步傳播。北京出現第一例輸入性案例已經是3月6日，真正的全面爆發是在4月份，到4月下旬，中央才調整策略，全面防控，包括北京緊急建設小湯山醫院、學校停課等。在全面應對后不久拐點就出現，5月下旬北京新增個案由個位下降到零。
SARS在中國主要影響了北京、廣東、香港幾個城市。它也發生過全球傳播，但除了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外，主要影響的是加拿大、新加坡、越南等與中國/華人聯系比較緊密的國家，并沒有進一步發展為影響全球的疫情。
2020年的COVID-19就完全不同了，盡管有中國的嚴防管控，同時許多國家地區也對中國公民或有中國旅行記錄者限制入境——但疫情傳播的速度更快。到2月末，疫情不但出現在中國內地各個省份，而且已經在韓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爆發。今天，包括瑞士、奧地利、克羅地亞、阿爾及利亞、希臘、巴西在內的多個國家出現首例確診案例。美國也出現了首單本地傳播案例。
2020年的COVID-19是一個傳播速度遠遠超過2003年SARS的疫病。其中當然有COVID-19傳染性強、隱蔽性高，防疫挑戰大的問題。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2020年的世界比2003年全球化程度要更高，地區聯系更緊密，人口移動、互動的廣度與深度都顯著提升。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疫病傳播的風險加大，對全人類帶來挑戰。
另一方面，使得中國人突然有機會可以做全球比較：對待同樣的疫病，國外是如何應對的。和中國有什么差異。通過這一點，不但能夠增進對國外的認識，也能加深對自己的認識。
2、“中國SARS化，美國流感化”——“中國SARS化”
我從1月下旬起就提出，中國對COVID-19的應對很大程度受到SARS的影響。從上到下，中國都是按照SARS去理解這個呼吸道傳染病事件的。目前看，當時的想法都是站得住的，能夠接受時間的經驗。
-中國（包括民眾與政府）對于呼吸道傳染病的認識非常有限，僅限于普通感冒和SARS兩級，政府和輿論只有啟動了SARS模式，才能引發民眾對疫病的重視。
-政府希望盡一切努力避免SARS重演——因此也選擇以最謹慎保守的態度對待新型疫病，把保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作為根本出發點，并且不惜短期代價。這里，體現的是中國政府的風險偏好：對公共衛生健康風險是零容忍的態度。
-然而，民眾（包括媒體）對政府治理仍然存在懷疑和不信任，下意識仍會按照2003年SARS的發展模式去理解事件。例如認為政府（至少是地方或職能部門層面）會存在系統性隱瞞，結果導致疫情失控；包括官僚主義在內的各種體制缺陷也都是不利于防疫的因素。（“公知”或自由派會將這種論調進一步發展，認為中國體制就是疫病爆發的根本。如果他們看到西方體制也無法有效應對疫病時，就會立即微調論調，稱中國體制是導致疫病從一開始產生的源頭上的根本。總之，錯都在中國）。
中國體制就是大象。一旦朝一個速度高速行進，就很難做出精細動作。實際上，疫病越嚴重，越能呈現中國舉國體制的優越性。疫病不輕不重，需要非常精細的管控，反而是中國的短板。所以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疫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間找到平衡。
截至目前，我認為中國對待COVID-19是非常謹慎、保守的。如果用標簽化來描述，就是“SARS化”：認為要按照等同于SARS的高標準來應對這個病毒。
當然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理由證明這種高標準：譬如它屬于新型病毒；它具有更強的傳播性；它具有更強的隱蔽性（無癥狀感染），等等。
但最后，不能回避的問題是，COVID-19的重癥率、死亡率、危害性到底是多少？如何在MERS、SARS和新型流感（如H1N1）、季節流感、普通感冒的“光譜”中界定COVID-19？從宏觀的角度看，為應對COVID-19所付出的社會經濟代價應當與COVID-19本身的危害性相符。
在中國政府在1月下旬做出重大決策時，對COVID-19的流行病學認知是非常有限的。那時的決定，與其說是一個科學的決定，不妨說是一個政治的決定——我們的風險偏好是對公共衛生事件零容忍，只要它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嚴重致死性的病毒，我們就要盡最大努力及代價去應對之。SARS的歷史經驗極大影響了我們政府的選擇。然后，中國社會對這種選擇做出反應。
我以為，在COVID-19的應對中，中國政府及社會的取態是疫病“SARS化”。“SARS化”有利于制造緊張意識，推動全民抗疫，但弊端是會造成更大的恐慌及社會經濟代價。當社會需要恢復正常軌道、復工復產時，就會發現SARS化的影響。從心理和情緒上，社會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到常態。
而政府面臨的兩難/悖論是，不能出來淡化疫病的嚴重性。因為如果淡化，一方面立即會讓民眾放松意識（從SARS模式回到普通感冒模式），導致防疫工作“潰堤”，另一方面也會引發公眾對政府“過度反應”的不滿——“亡羊補牢”陣營會很快轉投“矯枉過正”陣營。
這些悖論和兩難我在前面的文章中也已經反復寫過。
我認為，2020年的中國，全民（含政府）集體將問題SARS化可能是中國社會有效應對COVID-19的唯一辦法。
歷史不存在假設，存在即是合理。我們一定要去還原、理解、contextualize中國做出這個歷史選擇背后的復雜原因。
3、“中國SARS化，美國流感化”——“美國流感化”
在COVID-19問題上，美國與中國的反應截然不同。中國人理解COVID-19的坐標是SARS，而美國人是流感（influenza），角度完全不同！
這個情況我在過去一個月的微博和文章里一直有提及。舉凡提到coronavirus（英語世界對新冠病毒/covid-19的稱呼），美國媒體無論左右（從FOX到CNN到NPR）都會將話題引到流感。流感才是美國最大的敵人！每年致死數萬人啊。Coronavirus并不算什么！
2月27日（周三）白宮的記者招待會上，Trump針對COVID-19的言論極有代表性的表達了美國人的這種傾向。
Trump稱COVID-19在美國仍然不嚴重。其有可能在美國大爆發，也有可能不會大爆發，都有可能，但無論如何，美國都能應對。而且，Trump認為美國疫病爆發“不是不可避免”（not inevitable）的，和美國CDC的判斷不同。
最關鍵的是，Trump在記者招待會引出了流感：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真正讓我吃驚的一件事……我和Fauci醫生討論到的，我非常的吃驚，我想許多人在聽到這一點后都會感到吃驚。在美國，流感每年會殺死25,000到69,000人。這對我來說實在是震驚……”
“而現在，你看看[新冠病毒]感染的15個[本地]病例，病人都在恢復，有一個人病得挺厲害。希望他能康復。但其他人的情況都不錯。”
“上周有一個人來見我。好久沒見他了。我問他：‘最近如何？’他說，‘還好，還好。’他擁抱了我。我說：‘你還好吧？’他說，‘不。’Trump笑了笑接著說：“他說，‘我發燒了，有最嚴重的流感。’他擁抱和親吻我。我說：‘不好意思啊’，然后開始洗手……你必須得洗手。我相信你們都會把這個像對待流感一樣對待，對吧？You know, it’s going to be OK.”
自由派/民主黨/反對派媒體立即開始攻擊Trump，說他如何脫離科學常識，低估了COVID-19的嚴重性，在這個情況下美國的疫病防控工作是有巨大的風險。
CNN評論員和嘉賓說：“看看日本！把所有公立學校都關閉了！這說明這個病毒在東亞人看來是多么嚴重！在美國這是不可想象的”。
筆者看到過去CNN大部分對COVID-19的報道都會提到流感。流感，就是美國人理解新冠病毒的坐標，無論左還是右都無法幸免。
只是當COVID-19傳到了美國本土，主流/左翼媒體就變得政治化，會率先起來攻擊Trump政府。但他們對疫病的理解實際上和共和黨沒有不同。
和中國人透過SARS理解COVID-19不同，美國人唯一的參考坐標（frame of reference）就是季節性流感。
美國是全球最為了解季節性流感及其防控的地方。每年CDC都有關于季節性流感的詳盡統計，并在多年形成非常詳實的超級大數據。美國人口疫苗注射比率高達六成（中國僅為1%）。此時一個意外是：季節性流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平庸的”、“脫敏”的存在，是人類與病毒共存的組成部分。生命是殘酷的。不注意防護者及老弱者將被病毒消滅，這是自然選擇的一部分。
他們用季節性流感去理解H1N1（豬流感/新型流感），當發現H1N1的致死率比季節性流感高不了太多（也只是在2009/2010年死了一萬多人，致死率在千分之幾的水平），所以可以被視同為一個更強的流感，吸收消化到大的流感死亡類別中，就認為CDC和WHO將H1N1認定為嚴重公共安全威脅（“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是不合理的，是制藥企業銷售疫苗的盈利陰謀。
這里還要結合美國民眾對政府深刻的不信任。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至少針對一般的疫病而言（流感或強流感），老百姓更加警惕、提防的不是政府的瞞報或防控不力，而是政府通過渲染疫病嚴重性以獲得更大的“權力”并損害公民的“自由”。公民更加警惕的是公權力和私營企業合謀營造恐慌，生產推銷疫苗以營利。
顯然，美國與中國完全是從相反的方向來理解傳染疫病的。Trump的表態也真實反映了一般美國人對COVID-19的反應。
對美國人來說，政府似乎才是更大的隱患和病毒。
4、平行的世界
……還有一些只有在美國才可能存在，中國人已經無法理解的邏輯。例如Trump委任副總統Pence負責新冠防控，被左翼媒體瘋狂攻擊。角度是Pence是一個極度狂熱的基督教徒，不但不懂科學，而且反科學（援引他在印第安納州應對艾滋病毒爆發時的消極取態）。這種人如何能夠領導防疫呢。
美國發生的這些嚴肅討論絕對會讓中國人雷得里焦外嫩，一萬個帶翅膀的草泥馬（WTF）飛馳而過。
中美的對比極度有趣。
中國因為自身的歷史、經驗、認知問題，習慣性地將疫病“SARS”，因此存在系統性高估呼吸道疫病風險的問題。如果遇到一個嚴重性顯著低于SARS的疾病，就會付出額外代價。
美國因為自身的歷史、經驗、認知問題，習慣性地將疫病“流感化”，因此存在系統性低估呼吸道疫病風險的問題。如果遇到一個嚴重性顯著高于流感的疾病，就會付出額外代價。
在中國，批判體制的人認為，政府/體制才是隱患和威脅，因為政府/體制無法防御強大有威脅的病毒，甚至導致病毒爆發，從而損害公共衛生及公民健康。
在美國，人們也懷疑政府，也認為政府是隱患和威脅，但角度是認為政府會夸大病毒的強大與威脅，從反方向剝奪公民權利與自由，損害公共利益。
在中國，政府是中央集權的，掌握巨大的權力，因此也背負更多的義務，貼近“無限責任”，政府管少了、管的不好是會被罵的。因此，政府的邏輯是希望把一切問題都管起來、都管好，當遇到責任歸屬不明確的新問題時，民眾會默認這是政府該管的。這就是政府面臨的情境。遇到疫病防控這樣的公共衛生問題，當然要全盤接管，在每一個細小環節做到最好。如果遇到任何瑕疵，民眾就會將不滿全部導向政府。
在美國社會，各級政府不但分權，且是平行存在的。政府權力小，責任義務也小。同時，公眾也期待“有限責任”的小政府。各級政府的動力是去選擇約束、限定權力，不要什么都管，而且會下意識的回避或淡化重大的公共問題。當遇到責任歸屬不明確的新問題時，民眾默認其可能歸屬公民社會。像疫情防控這樣的問題，任何一級政府的權力和能量都很有限，然后很容易出現地方/州/聯邦政府協調困難甚至“三不管”的困境。但好處是，民眾不會把矛盾指向政府。即便民眾有很大的不滿，日后也可以通過無數的聯邦/州/地方選舉將矛盾分解掉。
中國和美國，好比分處不同的平行世界。
到底誰的應對方式更加“正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還是取決于COVID-19的嚴重性。到底它更接近SARS，還是更接近流感？這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人的生命是有最大價值的，且眾生平等，每個人都應當獲得最大的道德尊重。“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要把人當做目的，而非手段”。從東方到西方，各種哲學都告訴我們，不能把有血有肉的生命化做數字或社會的“成本”。但可惜的是，這并不是人類社會實際運作中所真正遵循的原則。人類社會是按照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來運作的。公共政策必須考慮成本和收益。傳染病的應對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疫病應對的“收益”應當大于“成本”。
因此，COVID-19最后的危害性（排除醫療資源差異之后的致死率）決定了一切。我們要在很多個月之后利用全球大數據復盤，這個疫病到底有多嚴重。
COVID-19越嚴重，越接近SARS，則中國歷史及體制下形成的應對機制優勢越明顯；
COVID-19不那么嚴重，更接近流感，則美國歷史及體制下形成的應對機制會占優；
但這里要考慮的是美國的重大決策落后中國一個多月。到2月末，美國已經擁有更多的流行病學事實與數據，對COVID-19的傳染性及致死率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而這是1月下旬的中國決策者所不具備的。
1月下旬的中國決策者要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做更多的政治選擇。
2月下旬的美國決策者擁有更多的信息數據，可以更多的依賴醫學/公共衛生選擇。這與2月中旬的新加坡決策者是一樣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疫病爆發地點的不同甚至可能影響到全球的反應。
如果這次疫病一開始在美國爆發，那它更有可能被淡化，被埋藏在流感這個大的呼吸道傳染病品類里；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被美國社會流感化；
疫病如果在中國爆發，則更有可能被重視，因為它從一開始就被中國社會SARS化。
只有經歷更長的時間，我們才能依賴完整、全面的全球數據，回過頭來看待并評估這場疫病及中國的應對。但已經能夠看到的是，在面臨不確定性的重大選擇面前，中國政府選擇的是風險零容忍，對新型疫病做最壞準備，盡全力對抗，并為自己的歷史決策承擔全部歷史責任。
2020年的中國早不再是GDP至上，而是把公共衛生及人民健康的福祉為根本出發點的。在這個土地上，人們也更能接受一個因為保守、謹慎而選擇全力防疫——哪怕對疫病的嚴重性有所高估并導致社會付出額外GDP代價的政府（即便有錯誤也可以原諒），但不能接受一個唯發展、唯GDP論，在不確定性的疫病面前把百姓的健康福祉作為賭注的政府（如果有錯誤則無法原諒）。
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重大的公共選擇之后都有某種歷史必然。
COVID-19的全球應對，可以幫助中國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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