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爆發新冠疫情后，德國明鏡周刊曾發表文章認為：“中國人若想消滅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需要的藥方既不是什么西醫疫苗，也不是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

　　應該說相對于過去宣傳民主能夠發展經濟（比中國差的都不算）、能夠反腐敗（比中國嚴重的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印尼等都不算）、能夠維持國家統一（英國、加拿大、西班牙鬧獨立的不算），這個觀點又升級了：民主還可以消滅新型冠狀病毒。

　　既然能消滅，當然更能預防了。然而眼下卻是韓國、意大利大爆發，日本和美國則進入加速擴散期，德國衛生部則宣布大流行，法國連續四天翻番出現新增病例，總統馬克龍承認疫情已經來臨。事實再一次給出了是非結論。

　　這時候，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為什么不起作用了？根據我對法國的觀察，民主和自由不但沒有預防和消滅的功能，相反它促使了疫情的到來，而且到來之后還難以有效應對。

　　1月20日當中國最高領導人對疫情做出重要批示的時候，法國衛生部門是如何表現的呢？

　　1月21日，時任衛生部長比贊宣布疫情進入法國的可能性偏低，雖然也不排除。23日她再度表示法國沒有一例患者。結果24日就不得不承認出現兩例，當天晚上又增至三例。

　　面對出現的確診病例，三天前還宣稱傳入法國的可能性很低的衛生部長是如何解釋的呢？她認為：法國之所以是歐洲第一個出現確診病例的，原因在于法國檢測非常迅速。負責衛生事務的總干事薩洛蒙也聲稱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確診。言外之意自然是其他歐洲國家是因為檢測手段落后才沒有出現病例。也就是說她不認為法國的應對措施有問題，而只是檢測手段高明。

　　出現確診病例后，法國衛生界人士再次出語驚人：發生傳播的可能性非

常小。

　　2月16日，法國衛生部長比贊宣布辭職，參選巴黎市長。

　　正是在這樣的認知下，法國政府開始了不做為：自從中國發生疫情以來，法國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法國媒體采訪視頻表明：許多在華包括在武漢的法國人返回巴黎后，卻驚訝地發現巴黎機場根本沒有任何檢測！他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上海地鐵、機場都在檢測體溫，但在巴黎機場什么也沒有。

　　直到1月26日，法國健康部才在巴黎戴高樂機場設置醫護隊，但他們只是負責解答相關問題，特別對出現一些癥狀疑似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提供先期醫療服務，而不是主動進行檢測。

　　為此法國衛生部長比贊如此解釋：法國之所以沒有機場檢測，是因為這沒有用。三名確診的病例，他們在進入法國時也都沒有發燒。這個理由顯然站不住腳：檢測至少可以把發燒的病人隔離，哪怕不能全部阻擋傳染者。一個人發燒，整個航班的乘客都可以隔離。而且非常奇怪的是，這三名確診病例有兩位是來中國的游客，他們發病時間也間隔了好幾天。游客到巴黎自然是要到處游覽、購物，包括到餐館吃飯。但法國衛生部門卻宣稱他們接觸的人并不多。

　　更夸張的是，面對全法國搶購口罩一事，這位衛生部長聲稱戴口罩對冠狀病毒根本沒有用。但是法國媒體采訪在武漢的法國公民時，他們都戴著口罩，在武漢采訪的記者也帶著口罩，同樣是華人的臺灣甚至都禁止口罩出口。

　　不僅如此，這位衛生部長還宣布法國有充足的存貨。但事實是自1月21日起，各大藥房已經開始出現短缺，24日更是全部售磬。法國媒體顯然對她的說法也是非常不認同。《世界報》就用口罩斷貨作為標題。而且特別指出大巴黎地區庫存已經斷貨。之所以點出大巴黎地區，是因為此區域人口超過1000萬，占法國人口的六分之一。這個地方沒有庫存，也就意味著法國短缺。

　　更令人起疑的是，1月26日星期天衛生部長還聲稱正在等待六位疑似病例的檢測結果，當晚或者第二天周一就能出結果。結果直到27日周一上午十點，法國媒體的報道仍然是六例疑似。按照法國自己宣布的能力，只需要幾個小時就能檢測出來，何以這么長時間都無法出來結果？更蹊蹺的是，自周一上午10點之后，法國媒體就再也找不到一則關于六位疑似病例的報道。假如是排除疑似，媒體應該大加報道以寬人心，此時為何又是一片靜默？

　　1月28日，法國出現第四個確診病例（但媒體沒有解釋這第四個和以前報道的六個疑似有無關系），巴黎市政府晚上照常舉行以華人為主的春節招待會，而且無一人戴口罩。據了解內情的華人講，他們已經向市政府提出取消，但市政府堅持要舉行。自從法國出現確診病例后，華人多少春節的活動都取消了。巴黎市政府怎么就能這么無視危險呢？難道是為了3月份市長選舉的華人選票？可萬一導致傳染，后果將是多么嚴重？！

　　更可怕的是，這第四個病例1月23日就已經到巴黎，25日發燒去了蓬皮杜醫院急診科（此時法國已經確診3例，口罩搶購一空）。結果醫生認為他只是普通感冒，就讓他回去了——當時法國宣布的六例疑似顯然不包括他。直到28日病情嚴重惡化，再次來到醫院，才進行檢測并確診。且不說耽誤治療，僅傳染后果都是無法相像的，這就是法國衛生部長聲稱的法國檢測的高效。

　　以下則是用語言都無法描述的事件了：1月29日，反對退休制度改革的大罷工如期舉行。2月3日，法國醫療系統也進行了大罷工。大規模的人員聚集自然會導致疾病傳播的高風險，更影響對各種疾病的治療。

　　然而，就在新冠病毒在全球繼續蔓延之時，2月16日，也就是法國第一個死亡病例出現癥狀后4天、意大利爆發大規模傳染前5天、法國出現本土病例前9天，法國衛生部長阿涅絲·比贊宣布辭職，并將代表執政黨共和國前進黨參加巴黎市長的競選！原來此前共和國前進黨力推的巴黎市長候選人本杰明·格里沃受不雅視頻丑聞影響，于2月14日宣布退出巴黎市長競選。她是來救場的！

　　而截至當地時間2月28日，現任衛生部長韋蘭（Olivier Veran）公布，當天新增確診病例19例，累計確診病例57例。

　　外界很難理解，在面臨重大疫情威脅的時刻，居然為了應對突發政治丑聞而臨陣換掉直接負責疫情的官員。對于馬克龍政府和它的政黨來說，誰輕誰重，不言自明。

　　所以，法國第一個本土死亡病例在2月12日就出現咳嗽、發燒等癥狀，就因為該男子沒有疫區旅行的經歷，因此未做新冠病毒檢測。恐怕病人本人以及家屬也都被政府誤導而輕視，直到25日死亡前才緊急檢測出結果（第四例被誤診的是一位中國人，誤診的理由是這位病人并非來自武漢,由此可見法國社會對人命關天的危機是多么的漫不經心）。整個過程不知接觸過多少醫護人員和民眾。現在包括法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這樣的情況恐怕還有很多，不做檢測自然不知道有多少病人，自然公布的數字是零或很少。

　　如果說中國離法國太遠，那么當鄰國意大利出現大爆發時，法國又如何做的呢？

　　第一，繼續堅持機場、邊境不檢測。也拒絕關閉和意大利的邊境。

　　第二，法國和意大利尤文圖斯隊的比賽照常于2月26日舉行，此時法國涌入3000名意大利球迷。法國國立電視2臺在比賽前還借意大利球迷之口說：“新冠病毒并不危險”，不知道要給整個國家發送什么信息？整個會場沒有一個人戴口罩，也沒有任何醫療檢測。

　　第三，各種大型活動照常舉行。包括平均每天吸引70萬人、持續9天、20多個國家參加的農業展、人潮洶涌的巴黎時裝周（很多來自意大利）以及萬人云集的尼斯狂歡節（僅取消最后一天的活動）。這還不包括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

　　第四，宣布訂購口罩并擴大檢測能力，爭取從現在的每天400例增至幾千例之上，同時擴大收治點。這些措施難道不應該早在一個月之前出現確診病例之

后就要做的嗎？這個時候還到哪里去訂購口罩？整個歐洲僅有三家口罩生產企業！更何況法國的醫藥環境并不好，80%的醫療產品來自歐盟以外，60%來自中國和印度。即使提前準備都未必滿足需要，現在才想起來儲備，真是抱佛腳。

　　以法國這樣的處理方式，如果隨后里昂、巴黎和尼斯成為高風險爆發區，將絲毫不意外。在疫情大爆發的情況下，政府又沒有能力提供口罩，整個社會將會成什么狀態？現在就已經發生尼斯一家醫院所有口罩被盜一空的事件！沒有口罩，醫院還有治療能力嗎？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就中國抗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接受法國Europe1電臺采訪圖自中國駐法大使館官網

　　眾多華人生活在法國，自然高度關注疫情在法國的情況，高度關注法國政府的應對措施。自然，也會關注國內的發展和應對。兩相對比，確實雙方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寫到這，我才明白（此前并不理解）為什么世衛組織對中國的表現評價如此之高：“中國體制之有力和中國舉措之有效世所罕見，令人敬佩。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社會高度贊賞并充分肯定中國政府采取的果斷措施，感謝中方為阻止疫情蔓延所作的巨大努力。”

　　顯然，從世衛專業角度，他們負責全球疫情的應對，每個國家的表現如何他們都清楚，只有對比才有鑒別。法國媒體是21日才開始報道中國疫情的，所有的媒體不管什么立場，都對中國的透明和高效予以肯定。這些大報在中國都有常駐記者，而且平時對中國也都是批評居多，這一次難得一致肯定，顯然事實如此。

　　按說，面對一個未知而且仍然在演變的病毒，特別是全球已經相當嚴重的情況下，法國作為一個先進發達的國家，應該高度重視。但其表現卻十分令人難以理解。法國有何底氣表現的如此淡定，防范如此松懈呢？

　　從邏輯上講，只能有如下幾個可能：一是法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漠視。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2003年酷暑（不過37度）死亡一萬多人就是由于政府的不負責任和缺乏經驗。當時正在假期，政府官員都度假去了，沒有一人終止假期。當時的總統希拉克也是過完假期才回來（中國是大年初一開常委會應對疫情）。

　　二是法國的文化獨特性。比如全球都在使用口罩，只有法國宣布口罩沒有用。其他國家撤僑都是包機，只有法國建議僑民乘車撤到長沙，隔離14天后再回法國，被拒絕后才改為包機。還有，法國民眾一方面認為應該改革，罷工也嚴重影響了自己的生活，但一方面仍然支持罷工，其中的法式邏輯難以理解。

　　再比如尼斯狂歡節趕去參加的法國民眾踴躍

，法新社尼斯站報道稱，根據大多數現場參加人員的說法，他們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態度是無所謂的。一位參加者認為“對我來說，新型冠狀病毒就像是流行感冒，死亡的都是老年人“。當然一位帶著三名孩子前來旅游的荷蘭母親更是夸張，“我們只活一次，總之病毒會無孔不入，無法進行預防”。

　　第三就是制度因素了。法國政府要采取措施，就必須限制人的自由，取消與大眾有關的集體活動。但這一定遭到民眾的反對。比如作為農業大國，法國能取消農業展嗎？作為足球大國，能取消期待以久的法國和意大利尤文圖斯的比賽嗎？（政府只能發表聲明傾向于取消，但卻不敢采取措施）時尚之都巴黎能取消時裝周嗎？這將惹怒多少民眾？現總統馬克龍支持率一再下降，他既要連任，還要贏得3月份就要舉行的市長選舉，怎么能得罪如此之多的選民呢？

　　還有一個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西方制度下的公民社會。西方一向認為，公民社會是民主憲政體制的重要成分，這包括慈善團體、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及工會等等。

　　但是韓國疫情爆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宗教團體！他們的聚會導致疫情爆發，教主甚至呼吁教民不要參加檢測，許多教民在活動被禁止后仍然私下秘密進行。

　　不僅如此，當韓國民眾不顧疫情爆發在首爾舉行集會時，首爾市長親往現場勸阻，卻被憤怒的民眾圍攻怒罵。

　　臺灣也是宗教活動盛行的地方。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下，到現在也沒有官員敢于阻止已有百年歷史的鎮瀾宮媽祖遶境進香活動，因為這是臺灣民間信仰中最廣受歡迎的活動之一，并被列為臺灣無形文化資產民俗類重要民俗。但是這個活動規模太大，有萬民隨轎護持，進香隊伍將橫跨臺中、彰化、云林、嘉義各縣市，路程全長340公里，為期九天八夜。正如法廣新聞所評論的：“但政治人物不敢得罪大型民俗活動，主管宗教的臺灣內政負責人徐國勇只說，為避免群聚感染風險，大型宗教活動應立即有延期的備案”。

　　類似的事情在法國也同樣存在。比如球員工會誰惹得起呢？只是究竟是民主關天還是人命關天呢？

　　大甲鎮瀾宮媽祖繞境進香活動圖自聯合新聞網

　　客觀而言，面對一個未知病毒，任何國家都需要時間去認識和了解，也都需要時間判斷并以此采取措施，這和制度無關。這一次新冠病毒，法國著名的、在傳染病防治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巴斯德研究院，它初期的結論是病人出現癥狀幾天后才會傳染。德國的醫學專家也有類似的判斷。甚至1月20日中國專家已經確認人傳人（面對專業問題，政府還是要尊重專家的意見），1月23號香港城市大學的醫學專家還發表論文認為不傳染。

　　但這個階段過了之后，應對的好壞就和制度有關了。

　　中國1月23日宣布武漢封城，12天之后也就是2月4日湖北以外省市開始下降，直到現在的個位數。同時全國數萬醫護人員援助湖北，19個省市結對湖北各城市。就在中國疫情進入迅速的下降通道時，歐美以及很多國家卻進入了擴散和爆發階段。令人無法理解的是，這個病毒對于中國是未知的，但對于它們則是已知的。中國的應對也給它們做出了榜樣，怎么仍然無法避免？

　　雖然中國只是一心抗疫情，并無他想，畢竟各種傳染病在全球各國都發生過。英國的瘋牛病，非洲豬瘟和埃博拉，墨西哥和美國的豬流感，第一例艾滋病是出現在美國，中東呼吸綜合癥，最早出現于意大利的禽流感。但從一開始就上升到制度層面的西方已經下不來了。現在疫情全面進入西方，敏感的它們又開始東西方應對表現上的制度競爭。

　　德國《每日鏡報》就指出：“在西方自由社會，我們是否能做得足夠好？我們是否有能力像威權中國一樣高效、甚至更高效地抗擊疫情？畢竟，中國愿意且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監控、指揮民眾，并且限縮民眾的自由。”作者進而說道：“迫在眉睫的疫情也體現出了當今的體制競賽：西方民主國家必須證明自己能夠比中國做得更好”，并總結道這場疫情同樣也是“專制”和“民主”的競技場。

　　非常有意思的是，慕尼黑出版的《南德意志報》刊發社論指出，意大利政府采取的中國式管制措施讓人有些錯愕。但轉而說道：“空蕩蕩的街道、封閉的校園、不能離開居住區的萬千民眾……幾周前，當中國開始采取強力措施抗擊新冠病毒時，許多歐洲人都充滿疑慮地問道：尊重公民自由權利的民主法治國家能否也采取這樣的措施？現在答案揭曉：能。”

　　這個變化還是很有意思。從一開始批評中國的措施，到質疑西方是否能夠采用，當意大利成功效仿中國時，它們大加稱贊。

　　面對全球疫情擴散態勢，2月25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國“將向那些衛生系統較弱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此前也曾向疫情加重的日本提供幫助。面對人類共同的敵人，中國此時無意于制度之爭，而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以對本國國民負責，對世界負責的態度，全力應對疫情。對于身處法國的我來說，我只希望法國政府不要再“浪漫”下去了，也不要再把力氣花在抹黑中國上了，而是確實到行動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