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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歷史，無疑都可以分解為幾個勇敢赤誠之士的傳記。

——《論自助》（愛默生）

以湖北武漢為中心的新冠疫情，如今已經在全球范圍內擴散開來。

目前，受影響較嚴重的華盛頓州（西雅圖所在地）已報告有至少9個死亡病例。人心惶惶之下，開拓者（波特蘭距離華盛頓州非常近）球星CJ-麥科勒姆也率先在社交網絡上發布聲明，表示自己將暫時不再與來現場看球的球迷有肢體接觸，并呼吁民眾注意預防病毒。

NBA密切關注著疫情在美國的變化以及白宮和CDC（疾病防治中心）的表態，向各支球隊下達備忘錄，并決定暫緩非洲聯賽的舉辦日期。

而據美國媒體報道，為了保證球員的健康，NBA已經向多位資深醫療學者尋求合作，其中包括傳染病專家何大一（David Ho）。

在美國醫學界，地位崇高的華人不少，曾經湖人小老板（現《洛杉磯時報》老板）黃馨祥就是從外科醫生做起并發家成為世界知名富豪；而這位何大一雖然沒那么出名，但他也是醫學界傳奇，而且對NBA有格外特別的意義，甚至說是“大救星”也不為過。

因為他正是幫助魔術師約翰遜保住命的人之一。

1991年11月8日，魔術師召開新聞發布會，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感染了HIV病毒。這一里程碑事件在當時看來，對NBA不啻毀滅性打擊，連斯特恩在多年之后都忍不住感慨稱，那是他總裁任內遇到的最大危機。

當時魔術師是剛走上商業正軌的NBA的門面球星，而艾滋病被普遍認為是不治之癥。當打之年的最大牌球星因為艾滋病去世？斯特恩覺得這直接等同給他的聯盟宣判死刑。

在這樣的恐慌之中，魔術師的醫生們很快就找到了全國最頂尖的艾滋病科研團隊——位于紐約的艾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

該中心的創始人，就是何大一。

* * * *

何大一1952年生于臺灣，父親是祖籍江西的知識分子，畢業于浙江大學，1948年赴臺灣教書。1964年，他們全家移民至美國加州。

何大一的名字很特別，來源于道家思想，他的父親希望他作為人的“氣量”可以大無邊際。

他確實是典型的“亞洲神童”，22歲時以最優等成績從加州理工學院畢業；四年后獲得麻省理工-哈佛大學HST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他開始在綜合醫院進行臨床實踐，其時，艾滋病在美國正初現端倪。

在魔術師自爆HIV的十年前，何大一就已經成為美國最早接觸艾滋病例的醫生之一了。在隨后艾滋病肆虐的狂潮中，何大一發現了雞尾酒療法，有效降低了死亡率，也因此成為當時第一位登上《時代》周刊封面、獲得“年度人物”稱號的醫學研究者（直到2014年，《時代》才又提名抗擊埃博拉病毒的醫務人員為年度人物）。

何大一的助力，讓魔術師很快走出了絕望情緒。2016年11月8日，魔術師在推特上紀念這一天的時候，專門感謝了何大一，稱他為自己開發了治療方案，包括藥物、鍛煉和積極態度。直到現在，魔術師也仍然是何大一關注的患者之一。

因為成長在加州，何大一本就是資深湖人球迷。當他得知魔術師患病的時候，也知道未來的形勢有多么嚴峻。“那時候雖然我們已知艾滋病流行已有10年，但仍然只有少數藥物可以用來治療感染，大多數人在確診幾年內就會死亡。魔術師看起來也不會是例外。”他說。

的確，就在魔術師宣布自己感染病毒的半個月之后，皇后樂隊主唱弗雷迪·默丘里就因為艾滋病并發癥去世了。

這兩人可以說是當時西方社會非常重要的文化符號，而他們都染上艾滋病的事實，顛覆了無數人的認知，也迫使政府和主流公眾必須更加重視這種病毒。

《體育畫報》就這樣評論：“魔術師改變了這個議題。體育世界當時正處于HIV病毒和艾滋病肆虐的中世紀，而這個病降臨到了這圈子里最具吸引力的那個人身上。說實話，這應該是我們的社會第一次被逼迫去正視這個問題。”

但事實上，1991年對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來說，已經算得上“為時已晚”了。

何大一在1981年當見習醫生的時候就接觸了艾滋病例，然而在疫情出現早期，根本沒有被大多數人放在心上。長達幾年的潛伏期，麻痹了幾乎所有人的神經。

* * * *

在《時代》周刊何大一年度人物的專題報道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些時代是被流行病所定義的。

14世紀黑死病橫掃歐亞大陸；16世紀新大陸有了天花；20世紀初，西班牙流感肆虐。

而從1969年“石墻運動”以來，美國同性戀群體也加入到了轟轟烈烈的平權大潮之中。他們喊出了愈發響亮的口號，游行活動愈加熱鬧，與此同時，性解放的思潮也讓整整一代人徹底開始了“性狂歡”。

如今奧多姆自曝他有2000來個性伴侶讓不少人咋舌，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用身體踐行性自由準則、“打一炮換一個”擁有成百上千性伴侶的人可不是什么驚世駭俗的事。

那個時代的人們重新定義了人權和自由，但卻最終被艾滋病的死亡陰影所籠罩至今。

而在經歷冷戰時期軍事科技競賽之后的人類，竟然還能讓一種病毒平白無故的蔓延，奪走幾千萬條生命，一句簡單的“濫交”絕不可能徹底概括其背后的因果。

性解放運動，催生了性產業鏈的成熟。1970年，美國國會成立的專門委員會調查了淫穢色情品問題，結果發現“接觸淫穢色情品無論對個人還是對社會大體上都沒有什么明顯的損害。淫穢色情出版物與性犯罪、性過失沒有必然聯系。”

在對同性戀態度寬容的加州，供同性交友的酒吧、公共浴場和性愛俱樂部生意發展得如火如荼。在這種場合，性關系的開放程度是現在很多人都無法想象的。

但從醫學角度看，這些地方也是滋生疾病的溫床。當時西雅圖的一項針對男同性戀的志賀桿菌病（Shigellosis）感染的研究，發現69%的患者都從公共浴場挑選性伴侶。另一項研究表明，公共浴場的普通顧客一晚上通常有2.7個性接觸者，當他走出浴場時，感染梅毒和淋病的機率達33%。

疾病不會對任何社會群體搞特殊對待。在這樣的背景下，NBA不可能幸免，尤其是處于“食物鏈“頂端的那些經常游走于聲色場、口袋里有大把鈔票的超級巨星。

80年代初已有不少艾滋病感染者出現，但病人自己對這一病毒幾乎沒有認知。這是因為公共衛生部門的不作為，再加上媒體及醫療系統的偏見，導致醫生具備的常識沒有向大眾傳播的渠道。

那時候，人們管感染艾滋后出現的神秘并發癥叫做“不明情況的病癥”，這些癥狀包括發燒盜汗、淋巴和皮膚問題，嚴重者會死于肺囊蟲肺炎。人們懷疑這是什么奇怪的癌癥、貓白血病、弓形蟲病或者霍奇金病，甚至還有“男同性戀的腸胃疾病”的說法。

1980年2月，剛剛當選總統的里根宣布大規模削減聯邦預算，在提案中進一步減少醫療預算，頓時讓美國疾病防控中心陷入頭疼處境。

當時疾控中心呼吁民眾不要因為不明疾病恐慌，主要是擔憂激起社會上恐同的聲音。哪怕一些前線醫生已經明白，一些性行為會對健康造成巨大危害，但也不愿擔起“政治不正確”的帽子。

一方面是恐同的禁忌，一方面是同性戀的自由，科學道理反而要后退一步了。

到1981年中，疾控中心才發布了關于這種傳染病的第一份報告，而且所有有關同性戀的字眼在刊登時都被刪除，只被簡單概括為“洛杉磯：肺囊蟲肺炎”。

《紐約時報》等全國級主流媒體也僅僅做了義務性報道，誰都不想在文章里冒犯任何人，也不愿引起恐慌。當時有記者透露，編輯斃掉這類文章，就是不想報紙被同性戀以及他們令人厭惡的性行為污染。

到1982年初，死亡病例已經接近100人的時候，部分科學家才開始為這種傳染病想名字。有人稱之為“男同性戀免疫缺陷（GRID）”，有人稱之為“獲得性社區免疫缺陷綜合征（ACIDS）”，還有“社區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CAIDS）”的說法。

疾控中心不允許這類帶有針對同性戀的稱呼，最終確定為“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這個名稱，也就是AIDS。

在疫情早期，很多死于艾滋的人其死亡通知書上都隱瞞了診斷結果，大部分（尤其是富豪階層）都語焉不詳地寫著“久病不治”，或者是突然患上肺炎或皮膚癌。

當有意見領袖建議在浴場張貼警示標志，告知疫病與濫交的關系，結果卻被輿論反噬，有左派同性戀媒體稱這是在制造恐慌、散布恐懼。

1982年底，舊金山監事會建議出臺家庭伴侶條例，承認未婚關系的合法性，包括同性伴侶關系。但這一法案又遭遇極大抵制，舊金山大主教約翰-奎因稱其是對社會“核心價值觀及制度的徹底否定”。與此同時，輸血引起的艾滋病例已經出現，很多地方媒體已經開始報道新生嬰兒中發現不明原因的免疫缺陷和機會性感染。

面對兩種思潮的碰撞，政府無甚作為。但廣告卻及時跟進，在同性戀媒體上，一種號稱能提高男性免疫力的天價維生素合劑紅極一時。

舊金山是美國疫情中心之一，應對也最為迅速，在1982年9月就已經拿出45萬美元資助了世界上第一家艾滋病診所的建立。然而其他地方政府的反應還是太慢太遲。

到1983年中，全美各地爆發民眾示威之后，休斯敦、芝加哥、達拉斯、波士頓等地的媒體才開始首次對艾滋疫情進行報道。疾控中心的艾滋病工作人員還抱怨稱，這個夏天他們花在控制艾滋病恐慌上的時間比花在控制艾滋病上的時間還要多。

也是在那年，日本京都召開國際免疫學大會。美國基隆中心的學者主持舉辦了關于艾滋病的特別會議，但沒有引起太大水花，大部分人根本不相信艾滋病會在美國暴發為幾萬人級別的疫情。

年底，首屆國際艾滋病研討會在日內瓦召開，當時已有33個國家報告發現了艾滋病患者。在會上，蘇聯代表堅稱他們的共同體“不會出現這種病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個承認疫情可能蔓延的共同體成員。

等到1984又一個大選年來臨，舊金山政府在反復辯論之后終于下令暫時關閉浴場。里根以大幅優勢連任，而在整個大選過程中，兩黨候選人沒有一次公開討論過艾滋病疫情。

而在里根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艾滋病終于像一些科學家早已預測的那樣，爆炸了。

* * * *

名人患病，在推進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過程中的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5年，里根夫婦曾在白宮晚宴上招待過的好萊塢影星洛克-哈德森被確診，轟動了全美。南希-里根在接受采訪時還表示，哈德森曾告訴她自己在以色列染上了某種病菌。

1986年，艾弗瑞-庫柏發表了著名的《衛生署長關于艾滋病的報告》。他花了一年時間走訪調研，為了保證傳播效果，甚至沒給白宮過目就自行付梓，確實極大刺激了媒體報道。

他的報告不帶政治色彩，要求政府盡早對兒童進行艾滋病教育，提倡廣泛使用安全套，并重申保密和不歧視原則，展開大規模檢測行動需慎之又慎。在他發表報告時，美國已有2.7萬個死亡病例。世衛組織警告稱，到1991年，全球可能會有300萬艾滋病患者。

但到1987年初，美國仍然沒有展開各方協調的教育運動，成為西方工業大國的孤例。英國當時的大規模教育宣傳主題只有一個：切勿死于無知。

這與加繆在《鼠疫》中所寫的“世上邪惡總因無知而起”遙相呼應。艾滋病就這樣成為一個時代的烙印，然而至今依然有無知者把刀揮向這層層相扣的鏈條中最弱勢的群體——同性戀者。

在何大一發現雞尾酒療法后，他仍繼續從事攻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2001年獲頒美國總統公民獎章，后來又跟姚明聯手，到中國進行艾滋病教育宣傳，提升民眾防控意識。

不論任何時候，科學原則都不會理睬任何政治正確、約定俗成和理直氣壯。一次次的歷史教訓都在告訴我們，大疫當前，人們所能做的最正確的事，只有誠實。

（本文部分數據援引自《世紀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

作者： k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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