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南極洲，人類居住的大洲全部被病毒“攻陷”，超過100個國家發生疫情，中國以外累計病例已經達到2.5萬人，死亡近500人。

不過，其中最讓人大跌眼鏡的，可能就是韓國了。

但韓國疫情防控，原本做得還是不錯的。

今年1月19日，一名35歲的中國女性乘坐中國南航航班抵達韓國仁川機場，因為高燒被隔離，第二天上午被確診。

這是韓國第一例新型肺炎患者。

韓國迅速做出反應：在機場就開始嚴格篩查，并且陸續開始要求中國公民填寫健康狀況申請表，禁止到過湖北的人員入境等等。

直到2月中旬，韓國確診病例還只有50來例，也就是說，每天新增平均是個位數，其中，11—14日連續幾天都沒有新增。和同期的日本，新加坡相比，韓國還要好一些。

但隨后，韓國疫情一下失控：如今，確診病例累計已經高達7382人，死亡51人。

韓國人口（5100萬）規模，少于浙江（5850萬）。而浙江目前累計確診病例1215人、死亡1人。

也就是說，韓國疫情嚴重程度大概是浙江的五六倍。

讓韓國疫情防控前功盡棄的，要數邪教新天地會。

韓國新天地會（擁有20多萬信眾），在2月下旬，爆發了內部嚴重傳染。

這些信眾在感染后，常常隱瞞自己的行蹤，加大了政府追蹤管控的難度。目前，韓國約有2500個感染者是新天地會成員。

其實，韓國邪教團體非常多，甚至有中文期刊2013年就指出，要抵御韓國邪教滲透。

而在另外一方面，2012年，韓國宣布，正式成為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人口超過5000萬）。此前，滿足條件的只有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等6個國家。

也就是說，韓國是全球第7個發達國家。

邪教遍地的發達國家？

似乎總有點不協調。

正像歷史上反復證明的，苦難會使人趨近宗教。

韓國人均GDP很高，但很多人卻身處困苦之中。

前段時間，韓國電影《寄生蟲》成為了奧斯卡史上首部非英語最佳影片。但電影里的景象，卻實實在在發生在韓國最繁華的首爾。

BBC曾采訪過一些住在半地下室的居民，其中有個31歲的年輕人，叫作吳基喆，從事物流工作。

他居住的半地下公寓，缺少陽光，屋內濕氣嚴重，霉菌滋生，半地上的窗外有人抽煙吐痰……

（網友在Reddit網站上貼出來的半地下公寓真實狀況）

狹窄的衛生間比客廳地面高出半公尺，他剛搬進來的時候，小腿曾經撞上臺階，手臂也經常被水泥墻面擦傷。

衛生間里沒有洗臉臺，天花板也很低，洗澡時只能叉開腿站立，降低自己的身高，以防撞到天花板上。

除了忍受這些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隱患：水災。

每年夏季七月左右，首爾進入雨季。

一旦連日下雨，雨水就會灌進他們的家中，好不容易積攢起來的家當，一場雨過后，全打了水漂。

半地下公寓的居民，整天提心吊膽。

（首爾暴雨，半地下公寓居民正用水桶往外舀水）

因此，很多半地下公寓居民不敢裝修，更不敢添置新家具和電器。

韓國國土交通部2018年統計，在首爾，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總共有23萬戶。

（《寄生蟲》的取景地首爾麻浦區阿峴洞，首爾半地下室較多的區域之一）

沒有人想住在半地下室里，但這是很多人別無選擇中的選擇——因為它便宜。

數據顯示，首爾的半地下室公寓平均月租金是54萬韓元左右（約3150元人民幣），而韓國20多歲的上班族，平均月薪為200萬韓元（11820元人民幣）。

在租房之前，還得交一筆保證金，相當于我們的押金，但金額比押金高出很多，甚至可以多達月租金的十倍。

BBC報道指出，過去十年，韓國35歲以下的上班族，僅房租就需花去一半的月薪。

首爾生活成本也非常高。根據美世人力資源顧問公司（Mercer）公布的2019年《環球生活成本指數調查》，首爾排在全球第4位。

如果想要搬到條件更好、能夠享受陽光的地上公寓，租金就會成倍增加。

在首爾，租住一個80平米左右，設備齊全的公寓，每月需要花費130—160萬韓元，也就是7600到9400元人民幣，這樣的公寓，保證金更是高得離譜。

搬離半地下室，回到地面居住，是奢望，有的人可能一輩子都只能居住在半地下室。

買房，更是想都不敢想。

2019年，首爾的平均房價折合人民幣約5萬元/平米，買一套80平米的公寓，要400萬元。

（2019年韓國首都圈住房平均售價）

以韓國工薪階層平均年薪3634萬韓元(約合人民幣21.65萬元)計算，不吃不喝，12.23年才能買上一套。

實際情況是，韓國人首次購房的平均年齡為43歲，而中低收入者，這個數字則是56歲。

這意味著，勤勤懇懇工作大半輩子，才有可能在退休之前，擁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家。

如今，居住在首爾半地下室的青年，就有近50萬之多，占到了青年人口的兩成。

在首爾不少地方，富人和貧民的住處緊密共存，一段山坡，幾個臺階，連接了彼此，更隔開了彼此，那是一段難以逾越的階層距離。

住宅代表著階層，如果你出生在半地下室，很可能，你將長期甚至永遠居住在那里，“逆天改命”艱難得就像是童話故事。

半地下室，成為了韓國這個發達國家繁榮背后的一道疤痕。

（首爾貧民窟九龍村）

但，半地下室并不是最底層的住所。

還有很多韓國人蝸居在考試院、屋塔房、塑料棚……這些條件更差的地方。

拿最常出現在韓劇中的考試院舉例，這個中文聽上去像是考試機構或是輔導機構，其實是韓國廉價出租房的另一種形式。

考試院誕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左右，起初是專門提供給考生準備應考和寄宿的房屋。

有一種說法是，韓國人靠考試改變命運，除了被韓媒比肩為“死刑”一考定終身的高考，還有公務員、警察、律師、教師等國家考試，以及LG、三星、現代等大企業的入職考試，任何一個考試都可能改寫一個年輕人的命運。（這可以看我過去的文章《比肩死刑的韓國高考：少數成為貴族，剩下的淪為犧牲品》，點擊標題就能閱讀）

考試院的房子都很小，放上一張單人床和書桌之后，就基本擠滿了，空間狹小到人只能蜷縮在床上。很多都沒有窗戶，衛生間和廚房公用，房間與房間之間用膠合板墻隔開，隔音效果奇差。

就是這樣，考試院租金也不便宜，月租在25萬至65萬韓元(人民幣1460-3796元)之間。

所以，考試院對于手頭不寬裕的年輕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每一個小小的個隔間里，都住著希望憑借努力過上更好生活的年輕人。

27歲的金知穎，畢業于清州師范大學的她，為了考取教師資格證，就在首爾露梁津一帶租住了這種考試院房間，每月房租是2400元人民幣。

她所報考的社會課教師，需要通過5門考試，一門不及格，就要全部重修。她每天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怎樣通過每一門考試，才不會辜負這么多的房租。

如果幸運地通過考試，教育廳會統一分配崗位，提供四大保險，工資大概會從每月200多萬韓元（相當于12000元人民幣）慢慢提高，生活就“上岸”了。

然而，教師資格考試每年的錄取比例是20:1，如果是語數外這樣的學科，競爭更加激烈。

她已經失敗過兩次了。

這其實是普遍現象，住在考試院里的人都很拼，但競爭卻極為殘酷。

（金知穎租住的考試院單間）

韓國考試院還是低收入人群的避難所。

近年來，越來越多貧窮的學生、“首漂”、破產的中年人、老無所依的老人、殘疾人、農民工……都聚集在此。

資料顯示，韓國登記在冊的考試院超過11800個，其中80%集中在首爾，占到了首爾除住宅外居所的68.7%，若是算上無證經營的，長期居住在考試院中的人有幾十萬之多。

據調查，韓國65歲以上的老人，有近50%都生活在貧困中。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租住在考試院中，過著獨居生活，無人照料生活窮困，最后悄無聲息地在這里死去。（這可以看我過去的文章《除了工作，只有自殺：養老靠自己的社會，正在韓國預演》，點擊標題就能閱讀）

據統計，2016年韓國獨居死亡的老年人超過1200名。

（居住在考試院的老人）

住在考試院和半地下室的人，為了生存都拼盡了全力，年輕人期盼著通過考試改寫命運，老年人希望用年邁的身體扛起生活的重擔。

然而事實卻是殘酷的，光明的未來常常只屬于富裕階層。

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家庭動向調查》中，按收入高低劃分五個檔次，從第一到第五檔，收入依次遞增。

從上圖可以明顯看出，第一檔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9.5%，而第五檔高收入群體卻上漲8.6%。

這意味著，韓國國內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同時，還有不斷加劇的階層固化。

階層固化最為明顯的現象之一，就是韓國進入“拼爹”“拼媽”的時代，而不再拼勤奮和努力。

“2030（20—29歲）勺子階級論”近些年在韓國年輕人中廣為流傳，他們按照父母的年收入以及家庭背景，從高到低依次分為金勺、銀勺、銅勺和土勺。

“勺子階級論”印證了韓國社會階層代際相傳的特性，出生決定命運，父母的階層地位，就代表著孩子未來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以及人脈資源甚至最終學歷等。

如同《寄生蟲》導演借窮人之口說出的那句話：“錢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對于階層躍升，韓國人普遍悲觀。

2015年8月，韓國一份名為《對階級上升階梯的國民認識》的調查結果就顯示，每10名國民中有8名（81%）認為“即使努力，階層上升的可能性依然很小”。

越是二三十歲的年輕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對此越是悲觀。

階層壁壘如銅墻鐵壁難以打破，出身普通的韓國人，終其一生的努力，也只能維持在中下階層，很難再向上流動。

努力不一定能帶來光明的未來，這種無力和悲觀的情緒蔓延在整個韓國社會。

所以，韓國出現奇奇怪怪的宗教團體，也就不足為奇了。

只是，無望的底層原以為自己得到了救贖，卻不知道會被另一個漩渦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