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崩盤， “六大門派圍攻光明頂”會否提前重演?
作者 :正文注明 2020-03-11 06:15:11 審稿人 : admin 圍觀 : 次 評論
本文轉自【文化縱橫】（ID：whzh_21bcr），已授權。
文化縱橫——致力于中國文化重建和價值重生。
? 張昕|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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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北京時間3月9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石油價格崩盤影響，美國股市三大指數暴跌，并觸發熔斷機制。舉世關注，由美國居于頂端的世界金融霸權秩序還能否維持？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又將卷土重來？世界是否會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機？回過頭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作為一個歷史節點，激發了人們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之爭特別是美國金融霸權地位的批判性反思。本文認為，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霸權秩序的失衡不斷加劇，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源頭。一方面，在金融領域和貿易領域內，新生力量沿著不同的軌道挑戰現有金融霸權秩序，包括中國、俄羅斯等在內的部分國家更有動力積極尋求替代性的金融貨幣體系，來規避各自對美元金融體系的依賴而潛在的風險；另一方面，這些努力也遭遇美國強力回擊，美國甚至不惜因此和盟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劍拔弩張。例如中美經貿爭端背后，爭奪的制高點就在于高科技和金融，二者的終極對決很可能會發生在金融領域。而最具挑戰的問題是，隨著美國金融霸權出現衰退，我們將面對的究竟是單純的各派“反霸權”的努力，還是真正超越霸權的“霸權之后”的新時代？rvu豪仕閱讀網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6月刊，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rvu豪仕閱讀網
從1989年柏林墻倒掉到2018年美墨邊境筑起高墻，發生了1998年和2008年兩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如果說1998年金融危機沖擊的主要還是部分新興經濟和發展中國家，那么十年之后的金融危機則源自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內部，2008年金融危機也是打破冷戰之后對于歷史終結樂觀預期的標志性事件。1989年到2018這30年時間，金融化時代的全球資本主義這一輪周期波動引發的是全球權力的重新分配，一個歷史長周期的新循環似乎正在緩緩重新展開。2008年的金融危機重新確立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金融幾乎滲透到了現代經濟行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和細節，從企業運營、城市中心的重建、個人退休生活的打理，到國家財富的積累和地緣政治競爭。金融對于現代生活滲透之全面、深刻，意味著所謂的“金融化”現象已經遠遠超越了傳統討論中金融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而2008年發源自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內部的金融危機也是自60年代末逐漸興起、自冷戰后達到頂峰的“金融化”過程的結果。“金融化”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一般指經濟體系中利潤的創造主要通過金融渠道而不是貿易或者產品生產渠道實現。在經濟領域里金融化的具體表現可能包括：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公司治理模式占據主導地位；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重要性超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各種新金融交易工具引發的金融交易在整體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金融化的政治和社會后果則可能表現為：特定食利階層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上升；金融資本管制的放松在國家和國際組織層面大幅擴展滲透；金融知識早就和支持一個地位特殊、難以挑戰的專業知識社群捆綁；以及大眾日常生活中金融動機的上升和蔓延。在最抽象層面上看，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越來越多的經濟活動遵循的不是馬克思筆下“資本-商品-資本”的增值過程，而是脫離其中的商品環節，直接完成“資本-資本”的增值過程。金融化意味著資本表現出其最“純潔”、最本真的形式——資本作為資本本身存在和發展；金融化使得資本主義體系變得更完美，但也更不穩定、更不可駕馭。無論是“賭場資本主義”還是“高利貸資本主義”都是大眾媒體對于這個金融化主導時期資本主義體系的形象描述。金融交易、金融活動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并非新現象，歷史上也曾經出現很多不同形態的初級金融化。但是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金融化和實體生產、貿易以及消費之間的關系更加疏離，時空上的延展性和侵略性也更加突出，而金融化過程也恰恰是美國作為冷戰的勝利者不斷鞏固自己金融霸權地位的過程。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從一個制造業大國逐漸轉向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社會，80年代美國企業經歷大規模兼并、拆分重組，大量資本從衰落中的制造業退出，轉向能獲取更高利潤的產業，主要是由金融、保險、房地產構成的所謂的“火燒經濟” （FIRE：finance， insurance， real estate）。同一時期，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全面占據上風，這意味著企業經理們必須全面關注華爾街分析師們如何評估自己的企業，必須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進行各種“金融工程操作”以提高和維持高股價。隨著企業的財富與華爾街、金融產業的評估聯系日益緊密，金融思維也更全面深刻地滲透到全社會。不僅僅是企業的管理層必須按照華爾街制定的策略行事從而最大化股東價值，政府和個人也必須重組他們的職業和個人生活：政府也要像商業企業一樣運行，普通公民則必須努力學習如何成為個人投資者來管理自己的財富，培養個人的“金融素養”甚至成為國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金融產業內部，傳統的商業銀行通過提供貸款，獲取借貸利息之間的差價來獲利。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整個金融體系演變成為一個攫取高額利潤的風險偏好產業，不少傳統上不從事金融服務的企業也開始轉而開拓金融業務作為自己利潤的主要來源。銀行的商業模式從與客戶長期的借貸關系轉向以各種服務費為重點、將潛在的客戶視為完成各種交易的來源以便自己從中賺取費用。這樣的壓力迫使銀行全力參與任何一種他們可能收取費用的金融交易：保險、股票和債券的發行、銷售，等等。銀行因此承受了各種高風險的交易、包括不為銀行保證金所覆蓋的各種高風險“表外業務”。這種純粹為了金融交易本身而交易的特點，表現在微觀層面就是從事金融交易的經紀人、交易員——包括他們構成的整個職業——更多依靠這樣的中介活動獲取利潤。金融化過程也和美國的社會福利公共政策過程緊密相連。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的管理者資本主義時期， 大多數美國中產階級主要依靠他們的雇主提供養老金和醫保計劃，靠政府提供社會保險，靠銀行的長期貸款提供家庭的財務安全。而在經歷兼并浪潮的80年代和去管制與企業丑聞爆發的90年代，普通美國中產階級對企業雇主提供長期就業、退休保障的保證失去信心。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轉向資本市場尋求財務安全和投資機會，不少中產階層發現有必要學習把自己的住房視為資產，將自己的養老金作為投資工具。個體成為獨立的投資者使得后工業化的美國社會也迅速演變成了一個“投資者社會”。令人遺憾的是，2008年危機爆發之后，不少當年希望依靠自己的房產和401K賬戶投資來安度晚年的中產階級現在不得不面對房產和股市投資都泡湯的悲慘境地。在宏觀層面，美國60年代末之后的社會福利政策明顯缺少新的社會項目，基本的政策取向是削弱對工人和消費者的保護，與此同時，監管和稅收政策的改變導致收入差距水平持續上升。曾經羅斯福新政時期和約翰遜“偉大社會”時期在縮小美國收入差距方面的成就在里根到奧巴馬這30年時間徹底扭轉：美國在21世紀初的財富差距水平已經重回上世紀20年代。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和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執掌的白宮合作下，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廢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有關條款，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范圍上的邊界，結束了美國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的歷史。其結果是商業銀行開始同時大規模從事投資銀行的活動。2000年，美國國會又通過《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實質上終止了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絕大部分管制，這間接導致后來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各種赤裸裸的投機和欺詐行為。該法案中的部分條款后來被戲稱為“安然漏洞”：這些特例條款終結了1936年《商品交易法案》中有關期貨交易的部分，使得能源公司安然公司之后可以肆無忌憚地從事各種欺詐交易，直至2001年破產。雖然美國是金融化過程中的核心國家，但在整個西方世界內部都有類似趨勢：在經歷上世紀20年代經濟危機后，福利國家鼎盛時期的高強度金融監管之后，1970年之后對于貨幣投機的監管放松和熱錢的急速增長，導致全世界在1970年至2007年間至少發生124起不同規模的金融危機。金融化過程對收入分配亦有重要影響：不論是市場決定的初級收入分配還是國家介入之后的再分配，在經合組織國家內部，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所有者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迅速擴大自己在全民收入中的比例，金融機構從非金融機構吸收的利潤比例也同樣上升。金融化過程推動食利者階層興起的另一面則是勞動收入在全民總收入中的比率持續下降。理解金融化與美國金融霸權的形成需要理解這個過程的國際背景。二戰結束后，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從一戰后“資本主義國際主義”的終結中吸取教訓，希望擺脫此前國家間以鄰為壑的貿易和貨幣政策，各國政府認識到國家需要認真對待外部經濟沖擊帶來的內部成本，最主要的就是要素自由流動產生的經濟重整給國內勞工帶來的更高不確定性和風險。二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復蘇正建立在發達國家間 “嵌入式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之上：國際經濟多邊主義和各國對內穩定、保護社會的追求同生并行，甚至互為約束條件。作為這個“嵌入式自由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則主要負責穩定金融和匯率市場，在限制資本流動（但并非全面禁止）和規制匯率波動方面該體系是成功的。但1971年美元與黃金正式脫鉤之后，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基石的固定匯率制度也迅速瓦解，進入了當下這個浮動匯率制度下的資本自由流動時代。這恰恰也就是金融化過程在國際乃至全球層面的表現。由此，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美國的金融霸權在此后三位一體，全面終結了戰后西方世界內部關于“嵌入式自由主義”的共識，金融資本主導的時代也開啟了主流話語中所謂“全球化”的新階段和新形式。如果將70年代后的金融化過程置于更長遠的歷史維度中，則它還有更深遠的歷史背景和世界體系層面的含義。按照意大利社會學家喬瓦尼·阿瑞吉對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長周期的研究，700年左右的現代世界體系先后經歷過四個資本積累的長周期。每一個周期都先經歷一個物質擴張主導的階段--此時利潤的增長主要通過商品生產和貿易產生；然后是一個金融擴張階段--這時利潤的攫取轉移到金融渠道。每一輪的周期都會產生和依賴于一個特定的霸權國家，每一輪中的物質擴張階段的開始正同步于一個新的霸權的興起。每一輪積累周期從擴張的鼎盛時期逐漸轉向收縮和衰退，都意味著霸權國家沒有辦法處理該周期中出現的某些決定性問題，而下一個周期勃興中起到引領作用的新霸權恰恰為前一階段舊霸權無法解決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包括對于基本權力關系的重新界定、提供新的組織資本的方式等。這四輪積累周期中的霸權國家（熱那亞、荷蘭、英國、美國）本身的領土面積大大增加，而霸權由盛及衰的周期時間則在縮短。70年代以來金融化時期的西方世界似乎完美契合阿瑞吉對于長周期進入金融擴張階段的描述，而美國無疑就是70年代以來主導霸權國家。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否預示著美國金融霸權已經走到了長周期的尾聲？阿瑞吉和他的合作者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同時也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同一時期處于崛起狀態的中國，一個潛在的領導國家、一個被許多人認為具備了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的經濟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和政經、勞資關系的基本特征與美國大相徑庭，但是金融化的趨勢卻也日益清晰地體現在中國的經濟管理思維和方式上。大致始于1993年的這個過程不僅僅導致直觀上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之間收入的拉大和金融資產泡沫的膨脹，更深遠地影響了中國國家經濟治理的邏輯。中國國家開始逐步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股東和機構投資者，并且更全面地使用各種金融手段（包括股東價值原則）來管理國有資產和各種公共投資項目，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所謂“股東國家”的性質。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則進一步體現了金融資本的原則：以農村土地流轉為代表的制度安排將加速確立勞動對資本的依附關系；而中小資本相對獨立的積累模式也在國家和大資本的聯手擠壓下加速依附于大資本。進入新世紀之后，中國經濟出現一系列現象：生產過剩、勞動收入在總收入中萎縮、投資回報率下降等，中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力量對比也在迅速向后者傾斜。由此，中國經濟自新世紀以來金融化速度急劇加快，金融化的某些增量指標甚至已經超過美國。如果與20世紀初的美國類比，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處在從以卡內基為代表的產業資本主導到以摩根家族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主導的轉變階段。此外，在全球最新的所謂“獨角獸”企業（資本市場上的新寵、絕大部分不從事傳統的制造業）的分布中，美國和中國已經成為毫無爭議的兩極，而諸如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傳統制造業強國在這類企業的表現上卻是乏善可陳。2018年以來，中美雙方劍拔弩張的經貿爭端背后，爭奪的制高點也很明顯已經聚焦在高科技和金融部門，在中美之間還未全面展開的貿易戰之后，終極對決很可能還是在金融領域。中國在擺脫自己于世界體系中半邊緣國家地位的同時，作為潛在的經濟霸權也開始經歷與這輪資本主義積累一樣困難而艱巨的結構轉型，這樣的艱難轉型也會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到中國經濟對外伸展、擴張的過程中，包括中國直接推動的替代性全球化與美國金融霸權主導的全球化之間在制度、秩序和理念基礎多個層面的競爭中。在金融資本再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如果將金融化的政治過程依舊視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斗爭，恐失之偏頗。金融化高度發展的時代，以生產過程的終極產品或者以資本周轉的周期長短作為主要標準來劃分進步的產業資本和反動的金融資本也并不恰當。兩者之間完全可以是一體兩面的關系，關鍵是看金融資本的邏輯如何滲透并改造傳統的生產、消費、再分配過程，以及如何回應背后的政治社會過程。在這一點上，中美之間的差別也在逐步縮小。2008年以前的金融危機有時也被稱為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危機，在過去十年中已經作為一個關鍵節點，重新激發了人們對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道義基礎的批判性反思。各種批評和抵抗的出現本身還不足以產生一個對于現有全球秩序的顛覆性重建，但是已經刺激了部分部門或者部分次級系統內部的改革。正是在改革過程中，最新一輪有關全球體系的意識形態基礎之爭被越來越多地整合到所謂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上。美國和歐洲國家以這個秩序的倡導者和捍衛者自居，在這些國家的主流話語中，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當下大致包含四個主要的組成部分：經濟領域的開放，政治領域的民主自由原則，規則為基礎的行為準則，摒棄暴力和戰爭作為解決沖突的首要合法原則。在這套新近出現的話語中，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家和基地組織之類非國家極端力量都被界定為這個秩序的挑戰者。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個概念即便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內部也是近期才出現并予以采用的，即便在英國，人們也一直更習慣于用“大西洋主義”。目前被提煉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本身是一組逐漸累加、調整的觀念、價值觀和相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實踐的總和，其實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每一個階段、每一個版本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包含不盡相同的內容，其推動力量也不同。而且不論哪一個具體的秩序都不存在全面的國際共識。這一點在冷戰之后尤其明顯--沒有明確的傳統“熱戰”所決定的勝負結果，導致至今對于冷戰本身的結果判斷仍然充滿爭議，甚至其爭議程度在被不斷提升。單個霸權國家的存在并不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存在的必要或者充分條件，在作為最早具體表述“自由主義國家秩序”的“威爾遜主義”中，國際體系的自由主義性質并不要求其組成國家的自由主義政體性質。當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危機某種程度上恰恰是自由主義在國際層面勝利推進的后果：因為在地域、國別、議題上，自由主義原則推進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規模，也在話語層面獲得前所未有的普遍合法性支持，包括一部分非民主政體也在實際上接受這套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但是自由主義本身必須保持“內部”和“外部”的張力，才有可能長期穩定。而當這一套原則在冷戰后的地緣政治環境下，依托美國霸權開始真正蔓延到整個國際社會時，它的內在矛盾和不可調和性也以各種方式凸顯出來，部分西方國家內部民粹主義的抬頭其實就是希望重建這樣的內外差別--包括在貿易和人口流動上筑起國家間的有形壁壘，也包括在各自國內按照各種身份差別重新構筑的無形壁壘。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向整個國際社會蔓延過程中獲得巨大利益的主體才可能有能力來挑戰這個體系，這也正是一系列關于新興經濟與現有新自由主義體系之間“融入性挑戰”微妙關系的基礎所在。在貿易領域，這種“融入式挑戰”的復雜性表現得尤為徹底。90年代以來，以巴西、印度、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是在原有自由貿易體系不斷擴張的過程中終于進入這個體系的政治決策中心，由此希望按照這個體系的規則獲取自己應得的利益，同時希望自己的主權在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內得到認可，并和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大國一樣得到平等對待，同時要求美國必須和其他國家一樣遵守自己主導制定的規則。這些新興經濟體并不反抗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而是在這個體系（包括具體的制度安排和抽象的政治原則與話語中）中活動。新興國家挑戰的是自由貿易體系背后的美國霸權，挑戰霸權行使特權的權力基礎：他們試圖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美國霸權脫離開！于此同時，美國在貿易體系中的地位和態度也在2001年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多哈回合）前后發生重大轉變：在戰后國際貿易領域，美國第一次從攻勢轉為守勢，美國、尤其是美國國會和背后的商業農業游說集團開始抱怨討論中的多哈回合協議如何對美國不公平、如何對美國構成歧視。在這樣霸權國家與新興力量前所未有的攻守轉換過程中，全球貿易談判的桌子被掀翻了。盡管多哈回合多邊貿易機制的最終癱瘓并非新興國家初衷，新興經濟恰恰以宣揚新自由主義原則普世化的方式將原來體系內部的內在矛盾和不協調統統凸顯出來，他們對于發達國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訴求回以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反體系效果，包括世貿組織在多哈回合的癱瘓。多哈回合遭遇的僵局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在一個現有國際組織內發揮核心作用，決定性地影響了國際議程的結果，南北國家之間的權力重新分配，最終以宣揚原有體系原則普世化的方式導致原有國際機制的僵局。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之后的幾年時間里，多種新地區貿易安排在世界各地涌現，包括在奧巴馬時期力推、在特朗普手中前途未卜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而同時世貿組織的地位和作用雖然被削弱了但仍然在運作。這樣的過程說明國際貿易領域的制度變遷在權力再分配的背景下更多是漸變式的過程。相比之下，單一國際貨幣和全球金融體系給各方帶來的巨大利益讓金融領域內漸變的制度重整變得異常困難。霸權的特征在金融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霸權能夠通過說服、誘騙、強制等綜合手段將別人吸納進自己的權力展開中，讓對方接受“你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金融體系的特征更容易支持一個霸權的出現，同時也意味著金融體系的制度變遷更有可能是從一個均衡到另一個新均衡的突變，金融領域內新舊秩序的轉換可能是一個更加劇烈的過程。我們已經看到金融領域和貿易領域內新秩序生成的不同過程。類似地，貿易領域內建立區域貿易機制的努力表現在金融領域里，即為諸如中國、俄羅斯、伊朗等國家通過鼓勵雙邊貿易中接受各自本幣、貨幣互換、甚至易物交易來規避各自對美元主導的貨幣、支付、金融體系的依賴帶來的風險。后冷戰全球化時代的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使用經濟制裁的頻率其實是在上升，包括對古巴、中國、利比亞、塞爾維亞、哥倫比亞、朝鮮、尼日利亞、伊朗、伊拉克、緬甸、盧旺達、俄羅斯等國的制裁中，最具殺傷力的往往就是金融制裁。在這樣的背景下，部分國家更有動力積極尋求替代性或者平行式的金融貨幣體系和工具，而這些努力也遭遇美國的強力回擊，美國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西方盟友撕破臉皮，比如法國金融機構曾因與受美國制裁的伊朗交易被美國征收巨額罰款。時至今日，美元和盎格魯-撒克遜金融體系的霸權地位仍然顯著：在全球金融世界的網絡圖譜中，最大的、稠密程度遠遠高于其他節點的核心節點仍然是紐約和倫敦以及美國和英國的金融機構。因此，哪怕在貿易領域美國的霸權地位已經幾乎無從談起，美國金融霸權的地位還是牢不可破，而且金融領域也將是現有霸權為捍衛自己地位、不惜劍拔弩張的最高戰場。傳統觀念往往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霸權需要一個具體的國家來行使，這個霸權國家尤其需要將政治權力伸展的空間和經濟權力流動的空間整合起來。恰恰是金融化的深入讓 “無國家的霸權” 成為一種可能。當今的美國，領土的政治空間和要素流動的經濟空間之間的聯合正在松動。在90年代末反全球化浪潮中，以跨國階級聯合為基礎的、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社會運動或者全球公民社會曾經表現活躍，但是之后十年左右時間內，其政治影響力日漸式微，金融化在國際層面的展開為跨國精英階層的出現提供了條件，也是為“無國家霸權”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新興經濟以國家為單位的 “融入式挑戰”之外，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當美國的政治領導人和美國投資銀行家的第三代都在努力學習中文，用朗誦中文詩歌、演唱中文童謠的方式來親近自己的中國同行時，倒是中國香港的某些社會群體不斷拒絕學習普通話，要強化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內外之分；一邊是達沃斯論壇這樣的全球精英俱樂部近年來不斷擴大吸納來自非西方、非核心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代表，一邊是特朗普家族和親信與俄羅斯國營能源行業高管們千絲萬縷的幕后勾連。而中國政府提出的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毫無疑問直接指向美國（甚至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其他大國都不是這個倡議的對象），這其中至少也包含了兩個金融霸權之間尋找妥協和合作的意向。1984年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發表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當代經典《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這是迄今為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合作問題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作者追問：在缺乏如二戰后的美國那樣的單一霸權存在的情況下，國家間的合作是否可能？作者強調的是各種國際機制可以幫助促進自利的行為主體之間的去中心化的合作。但作者當時關于美國霸權衰落的擔憂并沒有迅速成為現實，五年之后，柏林墻的倒掉恰恰象征著美國全球實力進入新的上升期。伴隨著美國精英“歷史終結”的制度自信和不受約束的行為，世界也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美國霸權時代。如今，在2008年這場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未來全球資本主義的制度基礎究竟會呈現出怎樣的主旋律？是現有發達國家之間關于“嵌入式自由主義”的重新談判，包括重新締結各自國內“國家-社會”關系的基本社會契約？是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普世化之后出現更多的多邊機制僵局、各種局部的地區安排、平行體系的繁榮？還是全球精英階層聯合、尤其是金融資本代表的“無國家霸權”替代現在單一國家為基礎的美國霸權？還是部分半邊緣國家在趕超過程中對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想象和構建逐步成為現實？最具挑戰的，恐怕還是在美國的金融霸權出現衰退跡象之后，我們將面對的究竟是單純的各種“反霸權”的努力，還是真正超越霸權的“霸權之后”的新時代？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6月刊，原標題為“金融化與全球資本主義的秩序之爭”。rvu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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