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D·卡普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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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長時段歷史可知，一個有創造力、充滿道義擔當精神、能夠深深植根于人民中間、謙遜且又甘于付出的精英群體，是一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動力；而精英群體的墮落和自負，是社會凝聚力下降、國家內部裂痕迭現的關鍵原因。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卡普蘭教授反思近年來美國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尖銳地指出，上述精神品質在美國精英群體中已經成了匱乏品，超級大國的優勢、金融紅利的供養、社會階層的固化、民粹主義的泛濫，讓美國的精英群體成了付出精神日漸消退的既得利益者，成了進取精神日漸消弭的維持現狀者，他們有意地將自己和普通公眾隔離開，在潛意識中將自己視為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美國的精英群體雖然愿意對弱勢群體施以小恩小惠，但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廣大公眾生存境遇的動力，更沒有為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而犧牲自我的自覺。而這又必然會導致“小惠未遍，民弗從也”的結局，從而在根本上削弱美國精英群體的光環，并導致美國社會的分裂甚至衰落。K3l豪仕閱讀網
本文原載美國《國家利益》雜志（The American Interest），由“法意讀書”編譯中文版并首發，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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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精英們有許多擔憂——維持地緣政治穩定、減少不平等、結束歧視等等。但如果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不是這些東西，而是精英們自己——特別是在于他們對社會管理者的責任的逃避以及與其他群體的脫離——那又會怎么樣？精英們的這種“抽離”削弱了美國應對它正在面臨的各種挑戰的能力。而在此之上，美國精英們還自大地相信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的一邊”，這限制了他們原本能從其他社會的興衰中學習到的東西。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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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的阿拉伯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伊本·赫勒敦研究了“社會的科學”，強調了a?abiyyah（本文譯為凝聚力）——即社會凝聚力或群體凝聚力——對于理解任何國家的興衰的重要性。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其12卷的《歷史研究》中考察了26種世界文明，他認為文明的衰落源于有創造力的少數群體的墮落，這一由精英領袖組成的群體推動著進步。精英們墮落了，他們變得驕傲自大，失去了創新和應對社會挑戰的能力。他們不是以對自己的道德和目標的自信來領導，他們成為了依附者，并“屈服于‘無產階級化’的病態”。其他人則將國家的衰敗總結為發生在公民道德（愛德華·吉本）、文化活力（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家庭主義（卡爾·齊默爾曼）、生產力（卡爾·馬克思）和政治機構（塞繆爾·亨廷頓）中的墮落。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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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這些學者強調的東西不同，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持續地指出了精英和社會凝聚力對于任何一個政體的成功的重要性，并且認為這兩者是相互聯系的。歷史上，在某一社會中對主要機構擁有巨大的權力和影響力的精英群體最多占所有人數的百分之二。根據人們對“精英”的定義范圍的不同，“精英”在當今美國人口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間。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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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社會要繁榮，精英們不僅必須創造性地應對嚴峻的挑戰，還必須避免與社會脫節，也避免以破壞社群活力和忠誠的方式行事。盡管正確預測和應對美國面臨的挑戰似乎取決于擇優者的理性決策，但歷史表明這是不正確的：與社會的深厚聯系是獲得正確的智慧的必要條件，自我犧牲的傳統是激勵集體行動的必要條件，而長期的美德習慣對于確保社會反應充滿活力而言是必要的。K3l豪仕閱讀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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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過去，如今，對社會和制度性動力如何塑造國家跨世紀命運的比較分析遠沒有那么熱門。其部分原因在于專業化、經濟學的主導地位、性別和其他身份研究的興起，以及對數據模型的明顯偏好。學術界和官僚界的共識認為，（可以合理推斷的）政策選擇和（應該擇優的）領導階層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根據這一共識，隨著社會只朝著某一個愈發積極的方向發展，對其更廣泛的動力、規范和周期的研究并不重要。這是不幸的。美國社會凝聚力空前地下降，而正是這類知識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伊本·赫勒敦的《歷史緒論》于1378年完成，是最早的人類社會組織的論著之一。他的目標是查明歷史變化的根本原因和影響，以及歷史事件確實如同記述的那樣發生的可能性。正如查爾斯·伊薩維和奧利弗·萊曼在《勞特利奇哲學百科全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伊本·赫勒敦提出：“社會是一個遵循自身內在規律的有機體。這些規律可以通過將人類的理性運用到從歷史記錄中挑選的或通過直接觀察得到的數據來發現……這些規律在社會學上是可以解釋的，而不僅僅是生物沖動或物理因素的反映。當然，氣候和食物等因素很重要，但是……純粹的社會因素，如凝聚力、職業和財富的影響更大。”擁有更多的凝聚力（原意大致為社會凝聚力或群體凝聚力）的群體更有可能擊敗那些擁有更少的凝聚力的群體，即使前者相對更小、更窮、技術上更落后。這種凝聚力是由血緣關系、建立了一個共同方向的共同宗教以及來自貿易、掠奪或征服的經濟收益的結合而帶來的。領導者的合法性——以及支持權威的機構——都是這三者的產物。但伊本·赫勒敦指出，凝聚力會隨著成功衰落。它要么被發展和奢侈帶來的懶惰所侵蝕，要么被財富集中和等級制度發展必然導致的社會分化所侵蝕。（層級結構對于管理更大、更復雜的實體來說至關重要。）在西方，基于希臘羅馬作家的成果，社會比較史成為了18世紀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例如，意大利哲學家詹巴蒂斯塔·維科試圖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學》一書中完成類似于伊本·赫勒敦所做的事情。在書中，他支持人類歷史是循環的這一觀點，認為每個社會都經歷了三個反復出現的時代：神圣時代、英雄時代和人類時代。精英家長們最初的領導整合了“智慧、神職和血緣”，后來演變成了一種競爭性的、粗暴的平等主義。對維科來說，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屬性，影響著從政府性質到公民秩序再到語言的一切。隨著社會的發展，他們創造了塑造文化的新的結構和約束。原始主義發展為理想主義，然后是理性主義，但后者未能達到它所追求的完美。相反，它會產生從內部腐蝕政治的憤世嫉俗、“野蠻”和“公共性問題”。維柯在回應笛卡爾時警告說，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和不同思想的理性發展，破壞了宗教信條的原則，而這些原則對于維系社會團結至關重要。在最后理性主義的階段，人們“像野獸一樣，習慣于每個人都只考慮自己的私利，顯得極端脆弱，或者好一點的情況里，習慣于只考慮個人榮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像野獸一樣，對一點點不快就怒氣沖沖。”研究社會比較史的眾多學者中，有孟德斯鳩、伏爾泰、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亞歷克西斯·德·托克維爾、馬克斯·韋伯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等等。例如，托克維爾分析了美國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性質，并將其與法國進行了對比，以理解為什么民主在美國取得了成功，卻在其他許多地方都失敗了。亞當·斯密在撰寫《國富論》時分析了市場社會的本質；他最適合的身份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用《大英百科全書》的話來說，“一位社會哲學家，他的經濟著作就構成了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統領觀點的基調”。事實上，他認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是對“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則，以及它們在不同時代和社會時期所經歷的不同革命”的研究。韋伯強調了社會文化動力——尤其是新教的影響——對于理解西方的重要性，以及精英行為對于理解任何一個特定國家的演變中的重要性。埃米爾·杜爾凱姆幫助將現代社會學領域建立為一門有關“社會事實”——指在一個更大的模式中構建個人行為和看似自主以至混亂的決策的現象——的科學。盡管他對社會興衰的大起大落并不特別感興趣，但杜爾凱姆的作品關注的是，什么使社會團結在一起，以及社會可能會如何崩潰。他區分了傳統社會中由類似的價值觀、工作和生活經驗產生的機械團結和在密集的現代環境中由相互依存和復雜的社會互動產生的有機團結。后者帶來更多的自由，但也帶來了現世主義、勞動分工和可能產生失范和解體的個人主義風險。社會所宣稱的價值觀和標準迅速變化，產生了與現實中可以實現的東西的脫節，產生了異化、無目的性，并最終產生了“無限的病態”（無法實現的欲望）中的“精神錯亂”以及自殺情況的增多。民族主義通過共同的目標和凝聚力將人們聯結在一起，并在這一過程中減少了道德的孤立，這對于應對這些危險至關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個人主義的現代社會。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湯因比借以定義其職業生涯的權威系列叢書（出版于1934-1961年），可以說是理解社會隨時間變化的最雄心勃勃也是最重要的進展。他專注于研究文化或文明是如何從原始社會中產生以應對困難的挑戰、發展壯大、以至衰敗的。與伊本·哈勒敦一樣，湯因比認為，對歷史的正確研究所需要的不僅僅是考察一個地方或某個時間段的一系列特定事件；還必須尋找在不同社會和不同時間里反復出現的模式。然而，與伊本·哈勒敦（和許多他之前的學者）相比，他并不認為社會必然會死亡。相反，文明可以以某種方式獲得適應，并實現更大的發展。湯因比觀察到，“創造性的少數群體”在社會興衰的每個階段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最初，它們的存在使社會的興起成為可能。當遇到一系列困難時，少數有創造力的人會作出反應以解決問題，從而使文明的承受力、價值觀、制度和技術得到逐步和累積的發展。但這一創造性的少數群體并不占主導地位。相反，他們會啟發思考，而社會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地模仿和遵循，這確保了重要的團結性，也防止了嚴重的社會分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的表述是，“……文明崩潰的本質可以歸納為三點：少數群體的創造力的失敗，多數群體對于少數群體的模仿反饋的消退，以及它帶來的社會整體的團結的消失”。在后一階段，“有創造力的少數派變為占優勢地位的少數派，他們試圖強行保留他們已經不再值得擁有的地位”。他們的道德敗壞，并逐漸淪落至“逃學”和“濫交”，他們服務于自我而不是犧牲自我。他們崇拜“先前自我”的巨大成就，并在這過程中變得過分驕傲，無法有效應對社會面臨的下一輪挑戰。這種衰敗可能在解體最終發生的幾個世紀前就已經開始進行了。20世紀晚期的一些比較政治學家，包括塞繆爾·亨廷頓、西摩·馬丁·利普塞特、查爾斯·蒂利、巴林頓·摩爾和歐內斯特·蓋爾納，在他們的工作中探討了社會動力對政治成果的重要性，并因此與社會分析有了一些重疊。例如，亨廷頓在《變化中的社會的政治秩序》（1968年出版）等著作中探討了政治的發展和衰落。他對“流動性和制度化之間的沖突”特別感興趣。在政治結構薄弱的地方，大規模的政治參與可能會打破將社會團結在一起的精英們的共識，破壞他們用來治理社會的政治機構——帶來不穩定、腐敗、衰落甚至崩潰的風險。此外，快速的變化挑戰著現有的價值觀和行為，并往往在過程中滋生了腐敗。因此，他批評學術界普遍存在的“對進步理論的隱含的認可”，這種認可導致人們相信社會只能朝著一個方向發展。“人們為相反的可能留下了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的余地……民族分裂與民族融合一樣，也都是（值得研究的）一種現象。”最近，賈里德·戴蒙德在《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2005）中研究了社會為什么會崩潰。他指出，當無法充分應對其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時，社會就結束了，而他認為這些挑戰就是氣候變化、敵對鄰國、不斷惡化的環境和貿易的崩潰。精英們需要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決定，而這取決于他們是否積極參與到普通群眾中去，而不是與普通民眾隔絕。知識、親和力或興趣的缺乏會妨礙他們采取有效的行動。長期規劃和愿意重新思考核心價值觀對于及時作出反應至關重要。盡管他們考察的是明顯不同的時代和地理，但類似的主題出現在如維科、湯因比和戴蒙德這樣的觀察家的研究中。特別是，他們認為精英在決定一個特定社會的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精英不僅必須有創造力，在面臨重大挑戰時能夠進行長遠思考，而且必須深深植根于民眾之中，以便了解民眾需求，以維持民眾忠誠的方式行事，并擁有在需要時激發行動的能力。那些過于迷戀自己過去的成功或脫離民眾的精英們，更有可能對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毫無準備，采取會使他人疏遠的行動，并被迫使用武力來延展他們的命令。從貿易、戰爭和其他形式的財富創造中分得不成比例的戰利品，就會帶來這種疏離。因此，精英行為既為整個社會定下基調，也決定了界定社會的關系的性質，從而對社會的凝聚力產生巨大影響。社會凝聚力——a?abiyyah，團結，或某種形式的社會性的或精英的共識——對集體行動、創造力和信念至關重要。另一方面，社會分化是社會衰退的常見根源。這種分化可能源于太多的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和精英們對私人利益的關注。最大的風險是社會解體；這可能是由于精英之間或精英與民眾之間的某種分裂、機構中或道德上的腐敗的加劇或是民眾的日益分裂。只有精英——也就是湯因比的“有創造力的少數群體”——才能帶領社會度過不可避免的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可以促進新技術和新制度的創造性發展，從而推動社會進步，并最終提高其力量和影響力。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人類實現文明，不是由于優越的生物稟賦或地理環境，而是在一種特殊困難的情況下應對挑戰的結果，這種特殊困難激發了他作出迄今為止前所未有的努力。”但如果這些挑戰沒有被妥善處理，它也可能意味著一個社會的滅亡。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結果將更多地歸咎于精英的錯誤——在類似于自殺或謀殺的過程中（用湯因比的比喻）——而不是來自任何其他人的所作所為。應對“特殊困難”的挑戰——這些困難可以是物理上的（沼澤地、上升的海水、環境變化）、社會上的（內部分裂、不斷增長的流動性）、經濟上的（貿易的衰退）、軍事上的（敵對的鄰居），或者體制上的（改革的需要）——需要某種精神動力，這種精神動力遠遠超出理性決策的范疇，并在全社會產生廣泛的、有時甚至是狂熱的行動。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宗教對于幫助社區凝聚、培養精英美德、在民眾中提倡有活力的價值觀和激勵英雄行為至關重要。但他們也警告說，隨著社會的發展，信仰的影響通常會減弱，從而帶來社會的衰落。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走到臺前，削弱了聯系著精英與民眾之間的共同親和力，也削弱了推動社會崛起的價值觀和信仰。社會產生弊病和分裂的風險越來越大。表1總結了負責任的管理國家的精英和不負責任的未能管理國家的精英之間的區別。它們當然是理想的類型。大多數社會都會有各種各樣的因素，或者介于這兩個極端之間。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它包政府、學術界、商界、媒體、娛樂界和非營利組織的高級專業人員，他們都致力于生產和操控信息。政治和社會運動（如占領華爾街運動）中關于“百分之一”的爭論主要集中在精英們擁有的不成比例的財富和權力上。抗議者主要關心的是公平和不平等。但一些精英階層可能并不特別富有，而且人們很少考慮精英階層的優勢如何要求他們對社會履行更大的義務，以及當代精英階層如何未能履行這些義務。人們更關心的是，精英們是否展現出了對特定的事業的支持，而不是他們是否使自己切身融入社會，并以會增強社會力量的方式行事。推動此類辯論的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人中許多算得上是精英階層或至少是其下的半特權階層——的價值觀和標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甚至，承認社會中存在一批可能在治理國家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的精英已經被視為一個禁忌。精英很少被認為是社會的重要支柱——一種公共性的利益——并承擔著巨大的義務，正如伊本·哈勒敦、湯因比和韋伯等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鑒于普遍存在的平等主義意識形態，很難用非貶義的措辭討論這個問題。一些精英理論學者認為，這種意識形態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像是一種幻覺，它阻止了對關鍵話題的更嚴肅討論以及對當前政治乃至社會問題的解決。正如G.Lowell Field和John Higley在《精英主義》（Elitism）中所說的那樣，“沒有考慮精英主義和自由主義原則的互補性，是自由主義內部嚴重的教義退化的根源。”正如彼得·伯格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中所寫的，“現代化的悖論是，隨著國家的發展，平均主義政權變得越來越不可行，但平均主義意識形態卻盛行。”后者迫使精英們制造“平均主義言論的煙幕”。但這使他們在其位置上更不穩定，因此更難成為一個有效的社會管理者。精英們習慣性地強調他們愿意“檢查自己的特權”并且幫助被邊緣化的人，但他們故意回避特權帶來的責任。正如阿南德·吉里哈拉達斯所說，美國精英們在努力減輕痛苦和改善生活的同時，“通常尋求維持這一體系……從進步中攫取利益的贏者通吃的經濟”——他稱之為“虛假的改變”。他們可能會給予錢財或推進好的事業，但很少在個人層面上采取增強社會力量的行動。例如，他們很少搬到三線城市，或是犧牲他們的職業前景，或是把孩子送進表現不佳的公立學校。另一方面，正如理查德·里夫斯所寫，精英們為自己積累機會，創造了一個包含財富、教育、安全、家庭結構差異的“比英國更冷酷的”的階級體系。他們很少支持限制他們的選擇或限制他們的收益的政策（例如，限制貿易、商業壟斷和避稅行為的政策）。盡管他們在個人生活中（相對而言）可能表現得比較正直，但是作為特權的負面體現，他們經常攻擊任何試圖宣揚合乎道德的、傳統的價值觀和習俗的行為，而這些價值觀和習俗曾被認為是在更廣泛的社會中取得個人成功的必要條件（例如，先結婚再生小孩，不要離婚；努力工作，不要無所事事；做一個愛國者；為未來儲蓄和投資）。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寫，“即使在美國，也一直有一個特權階層，但它從未像現在這樣危險地與周圍環境隔絕”。盡管精英們曾經被束縛在某個特定的、他們已定居了幾代人的地方，并且明白財富承載著各種義務，但如今這種忠誠卻大大削弱了。新的精英是“更加國際化的”，跟隨著“機遇的誘惑，無論它引領到哪里”。現在，成功與流動性密切相關，最優秀和最聰明的非精英人群被推動著進入統治階級，而曾經的國家民主理想“境遇的大致平等”正在被終結。因此，精英們不再渴望曾經從履行其職位義務中獲得的尊重。正如保羅·科利爾所說，他們與其他人之間技能和經驗的日益分化意味著，他們從工作中獲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層的意義），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職業、同事和社會群體比對自己的地理所屬更忠誠。“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社會精英們經常積極貶低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在尋求尊重。”他們在暗示他們的國家身份不再顯著，他們的忠誠和義務已經轉移。結果是，正如拉什所說，他們“相比追求領導地位，對逃避普羅大眾更感興趣。”這種世界主義破壞了對某一特定地方的忠誠感和投資的需求。相比以行動塑造一個好鄰居的形象，表示你是個好鄰居更加重要。正如羅德·德雷爾的博客中一位讀者所寫的那樣，所有這一切“代表著一種可怕的視野的狹隘——人們的觀點從認為經濟精英應該積極幫助那些實際上無法自救的人，轉變為了認為精英應該消極地談論（‘引起關注’）有些缺乏自信的中產階級的困境”。今天的美國，與社會科學家們所闡述的社會進化的后期階段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世俗化、社會分裂和失范越來越嚴重。“野蠻的”現象極為顯著地增多，而一度被認為對確保社會活力至關重要的準則和價值觀卻在減少，這表明社會正遭受維科所警告的“公共性問題”。個人主義、唯物主義和“私人利益”戰勝了自我犧牲、節儉、社群主義、信仰和公共利益。精英們在心理上和經濟上越來越脫離普通民眾，做出有利于自己卻犧牲他人的選擇，激起了怨恨和抵制。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說，在龐大復雜的社會中，大眾民主總是產生精英統治。大眾民主集中了權力，逐漸依賴政府的行政官僚“機器”，并鼓勵能夠擁有大眾吸引力的魅力領袖的出現。反過來，這些在加強國家實力的同時，使影響力集中在“少數統治群體”手中。因此，美國被這樣的精英群體統治并不奇怪。鑒于這一現實，美國如何才能培養出更好、更負責任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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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而易見的催化劑是一場全國性質的威脅，它將人們聚集在一起，促使精英們對國家作出承諾，產生對價值觀的重新思考，并激發新的愛國主義精神。如果正確的領導人能夠利用崛起中的中國這一威脅，它有可能實現這一目標。如果一個極具魅力的政治家建立了聯合政府，并圍繞著一個強調為共同利益而自我犧牲的改革議程召集人們，他將擁有最大的機會，但即使這樣的聯合政府帶來了許多變化，它也很難長期保持必要的活力，除非威脅的持續時間很長且非常嚴重（比如在以色列）。即使是高度切身可感的9/11事件也沒能帶來任何行為的改變。盡管有時被貶損或濫用，但民族主義仍然是此時一個重要的工具。它加強了社會紐帶，產生了慷慨、誠實、關心共同利益、尊重他人以及其他對現代社會的運作至關重要的建設性社會準則。同樣，信仰和傳統習俗的復興有助于在精英中建立對他人的責任感，并重建他們曾經使社會繁榮的合乎道德的承諾，包括家庭、節儉和公民參與。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的，只有宗教才能觸及“心靈的習慣”以及“塑造心靈習慣的各種思想”。技術進步和全球化有可能加劇上述問題，使改革更加困難。然而，在這一過程中，有三種重要的方式可以使精英行為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重建國家力量的社會根源。首先，正如韋伯提出的，選拔和培養精英的機構需要讓他們做好管理國家的準備。過分強調功績（和財富）降低了精英階層中品格和美德的重要性，破壞了曾經在全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和規范，對包含政治舞臺、金融市場、約會現場在內的一切都產生了明顯的影響。這需要改變年輕人接受培訓和評估的方式。學校應該加強公民教育和品格建設項目（例如，童子軍，至少參考其最初的形式），并同時通過道德行為和考試成績來評估學生的能力。大學和研究生院應該優先考慮申請者的個人品格。現今，論文題探討志愿服務和幫助社會的承諾，但學校將其解釋為了另一種形式的成就。課程應該鼓勵學生與利益相關者合作，回應公共利益，投資于特定的地方，而不是僅僅追求個人抱負。例如，MBA學生經常被教導說，盈利是美國企業的首要——或者唯一的——目標；在其他國家（如德國、日本），教育、文化和政府政策使學生認為員工的需求、經營的地點和更廣泛的社會同樣重要。（壓榨公司的美國政客，比如特朗普總統，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雖然他們的方法很粗糙，而且是在后程才出現的。）學生和商界領袖需要重新關注我們應給予他人的道德情感，亞當·斯密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根本支柱。我們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對他人的責任？一個全國性的服務項目將給精英們提供經驗知識，并加強與其他美國人的聯系。在不太富裕的社區，對生活、工作和開放社會資本的建設組織采取更高的激勵措施，可能會鼓勵更多的人不僅表達他們的關切，而且在實際上為國家利益作出個人犧牲。鼓勵精英大學和研究生院逐漸建立一套行為準則，強制或至少大力鼓勵在貧困地區提供服務，將有助于改變價值觀，就像“為美國而教”一樣。學校不僅可以推廣在國外的學期教學，還可以推廣在國內的服務型學期教學。如果承諾在農村或城中村工作至少五年，甚至可以減少或免去學費。政府、精英培訓機構、媒體等應該更加協調一致地努力使精英融入當地社區。這將使他們更有知識，更有責任感，也更有動力應對國家和人民面臨的挑戰。（沃倫·巴菲特的成功與其擁有謙遜的生活方式和深深扎根于本土社群的關系可能比人們普遍認識到的更緊密。）社會關系越密切，信息、關系和責任感越個人化，精英階層的義務就越大。今天，精英的同情心往往是去個人化的，他們對抽象的受害者和遠方的人的同情，比對那些路邊的人的同情要更多。這就需要創造性的思考，以防止社會上層從經濟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中獲得不成比例的收益，然后使他們的生活免受其造成的動蕩和混亂的影響。這還要求建立各種機制和激勵，以確保不同階層要么生活在同一個廣闊的領域，要么有更深層次的融合。在政策方面，應該采取更加一致的努力，限制人們從海外囤積財富、逃避美國稅收、通過剝削雇員來致富或只靠先輩的紅利生活的能力。我們可以采取激勵措施鼓勵對國家的投資，特別是對貧困地區的投資（這是最近的稅制改革正在嘗試的）。媒體可能會更多地強調那些個人——特別是在精英中——他們在完成學業返回社區，或在服務缺乏的社區擔任領導職務，或為在當地工作而犧牲有收益的職業，或為了履行對其他人（配偶、鄰居、城鎮、教會）的義務而犧牲自己。這將激勵其他人也這樣做。（這一策略有效地突出了個人為整體環境做出的犧牲。）例如，現任參議員科里·布克親力親為，花費八年時間扭轉了新澤西州紐瓦克市的情況——它是美國麻煩最多的城市之一。當然，精英階層越能反映國家的種族和性別平衡，就越容易使其融入社會——精英階層在所有群體中的合法性也就越高。重新強調精英并不意味著接受曾經將大部分人口排除在精英地位之外的種族和性別不平等。事實上，最強大的精英群體對新的人才注入抱持開放態度，基于社會流動性充裕的社會，努力將最好的文明傳播到全國各地。他們不怕競爭，他們從競爭中獲益。關鍵在于，要使進入精英階層的途徑更加容易，同時不要沖淡長期以來定義精英階層的道德思想和責任感。最后，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領導人，以及塑造精英的機構，需要傳遞更多的對社會脆弱性的謙卑感。培養謙卑感需要對其他偉大文明的歷史有更大的認識，也需要社會的衰敗有可能重演。盡管人們普遍擔心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環境問題、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帶來的危險，但對于社會解體、建設性社會風氣下降以及精英與其他人群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日益分離，卻很少有人擔心。改變心態需要對教育進行重大改革——特別是對精英的教育。更多關于其他社會和文明興衰的知識以及可以從中吸取的教訓，應該成為每一個高中和大學課程的一部分。湯因比的觀察應該和他所描述的歷史事件一起被研究。關于社會衰敗的更多材料（例如，家庭破裂和社區關系削弱帶來的負面結果）也應成為學校課程的一部分——特別是在新聞學校、經濟課程和公共政策課程中。對于大多數美國精英——領導人、學者和政策制定者——來說，認為社會可能因內部缺陷而衰退或失敗的想法似乎難以理解。相反，正如亨廷頓所說，他們無意識地持有“對進步理論的隱含的認可”——對歷史的輝格黨式解釋。正如前總統奧巴馬喜歡說的那樣（引用了馬丁·路德·金的話，而馬丁復述了西奧多·帕克的話），“道德宇宙的弧線很長，但它向正義彎曲”。奧巴馬引用這句話來支持一種進步的決定論，這種決定論使許多精英相信，美國不會經歷歷史上其他主要文明以某種形式面臨的挑戰。目前的軌跡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幾乎沒有反映出來。但精英們并非沒有感情。大多數人希望相信他們確實在做好事，希望相信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正在為他們的社會做出貢獻。問題在于文化當前如何定義貢獻。被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曾經認為，財富和權力要求在個人層面上發展起來的、需要個人的回應的責任和義務——而這種責任和義務通常屬于某個特定的地方和群體。今天，那些在生活中尋求更大意義的精英們會發現，實現這一目標的最佳方式是通過一個緊密聯系和相互依存的網絡來服務他人和與他人交流。使自己融入到一個需要管理的、涉及不同階層、職業和政治信仰的社區，需要付出很多犧牲，甚至會帶來不安。它也承諾了比任何自我實現的追求都更大的個人轉變。只有當精英們投入到對其他民眾的關注中，謙虛地對待“歷史的正確一面”的敘述，開放地管理而不是“檢查”他們的特權的時候，他們才能增強美國社會的力量。本文原標題為《美國的精英們如何才能符合期待》，原載于美國《國家利益》雜志（The American Interest），由“法意讀書”翻譯后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