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失控”,中國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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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即將迎來曙光,海外卻在急速惡化。
到目前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積確診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過中國境內,歐美國家似乎呈現“失控”之勢。
讓很多中國人費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擴散,而是歐美國家的防控方式:
美國開始麻痹大意,瑞典早早繳械投降,英國居然讓”群體免疫“應對病毒。
這種“佛系防控”不是視死如歸嗎?
今天,美聯儲將利率降到零,釋放7000億美元流動性。美聯儲和特朗普似乎對經濟衰退的擔心甚于疫情擴散。
不過,對他國的批評已無法改變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趨勢。
當下,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國人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打這場疫情防控戰,接下來中國再也打不起“武漢保衛戰”,不能如此嚴防死守、長期消耗。
若海外持續輸入病毒,中國怎么辦?
昨天講了《人類該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
本文探討中國該如何應對輸入性風險,如何調整防控策略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同時,也對社友們提出的一些問題,表達自己的看法,重點在第三部分。
本文邏輯:
一、中美防控為何無法兼容?
二、疫情經濟賬本是否合理?
三、中國該如何與新冠共存?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先閱讀再分享收藏)
01
中美防控為何無法兼容?
當新冠疫情在海外快速蔓延,歐美國家的“佛系”做法確實讓很多中國人沒有預料到。
意大利是第一個失守的歐洲國家,最開始時,意大利人照辦足球賽事、“橘子大戰”,甚至不主張戴口罩。大規模傳染后,才大面積封城、停賽、停課。即便如此,他們的封城力度完全還不能與武漢相提并論。
前幾天,英國首相宣布前期防御失效,接下來采取溫和防御策略,具體措施是讓民眾居家隔離,提倡勤洗手而不是戴口罩,政府主要救助重癥患者,同時還不停學,體育賽事照開不誤。
英國政府說:“延緩疫情高峰至夏季,而后控制疫情”,“我們的目的是嘗試減少峰值、擴大峰值,而非完全壓制它”。
再看瑞典,瑞典官員宣布,不再對輕癥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將有限的資源用于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他們認為,已經無法阻止疫情在瑞典傳播。
國內媒體將英國及瑞典這種“佛系抗疫”解讀為繳械投降,試圖讓“群體免疫”來抗擊病毒。要知道,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公共衛生制度的國家,怎能不戰而降呢?
再看美國,特朗普在推特上說,美國1.6萬人死于流感,新冠肺炎才幾十人,不算事。
不過,當疫情在美國擴散后,球星中招,NBA停賽,特朗普立即宣布,切斷與歐洲的旅游,聯邦財政拿出700億用于公共醫療以抗擊疫情。
真正讓特朗普緊張起來的或許是兩件事:一是傳言巴西總統中招,特朗普六天前與其就餐;二是美股一周連續兩次熔斷,資本市場極度恐慌。
事實上,歐美國家并非無知者無畏,他們早已預料到后果:
英國衛生部長透露,最壞的情況是,全英國80%的人將感染新冠病毒,超過50萬人死亡。德國總理默克爾預計,60%-70%在德國的人將會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即5000萬到5800萬人。
美國專家預計,美國最終可能將出現9600萬個確診病例、480萬人需住院治療,48萬人因此喪命。
這種做法,不是無知者無畏,那就是“視死如歸”。
可以看出,當前歐美國家將新冠疫情當作流感來處理,準備與新冠病毒打持久戰,他們正在考慮如何與新冠病毒長期“共存”。
問題在于,歐美的佛系操作,與中國的管控模式是相沖突的。
首先,利益上的沖突。
不同的管控方法,決定了疫情的擴散程度。中國的辦法是打殲滅戰,快速消滅病毒,然后再搞經濟。歐美的辦法是打消耗戰,把戰線拉長。
在全球化時代,產業鏈相互關聯,海外與中國的抗疫步驟不同、方式不同,就會形成利益沖突。
例如,上個月,一位從事玩具出口的老板跟我抱怨,韓國訂單催得緊,國內又找不到工人。前幾天他又跟我抱怨,他好不容易找到工人開工生產,韓國客戶讓他先等一等。
前兩個月,歐美國家抱怨中國封城,切斷供應,中斷經濟,或導致全球供應鏈受阻,拖累世界經濟增長,金融市場悲觀情緒蔓延。
如今,海外病毒快速蔓延,中國不敢放松,防止輸入性風險。這樣會影響中國經濟恢復,影響中國出口貿易及對外交流,影響眾多企業生存、工人就業及家庭收入。
其次,這使得中國的防控陷入被動。
歐美國家的防控是個體負責制。歐美的公民權利與政府責任非常明確,個人與政府都各自防御,人人有權也人人有責。
即使特朗普沒防控好,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年連任大選失敗,美國制度不需要為此負責。即使政府防御失敗,也是這屆民選政府的失敗,全民來承擔。
在中國,疫情戰是政府一手主導、全權負責的。這是一場必勝的戰役,而且必須速戰速決。
如今,歐美國家遲遲不結束戰斗,引發輸入性風險。這種輸入性風險持續的時間、影響的深度,完全不由我們控制。中國的防控便陷入被動:
一是繼續嚴防死守,打響“輸入性防御戰”;二是與歐美國家的步調調成一致,防控輸入的同時,做好持久戰的準備。
能否做到既防控輸入性,又能讓國內解除警惕,促使經濟恢復?
有可能,但是國內各級政府的壓力很大。地方如果出現了一例輸入性病例,地方政府便不敢松懈。
最后,情感上接受不了。
我們花了巨大的代價目的是徹底消滅病毒,沒打算與病毒長期作戰。中國普通民眾付出的代價是難以想象的,經濟上的損失,情感上的負擔,心理上的壓力,國家層面的前途。
過去兩個月,全部國人在家禁足,繃緊神經,萬眾一心,期待勝利。如今,歐美國家這么一搞,感覺我們被耍了,甚至懷疑過去這么緊張是否過度了。
為什么歐美國家不抄中國的作業,速戰速決?
中國模式比較直接:
政府是賬本的掌控者,全國一盤棋,聯防聯控,封閉小區,國人宅家,然后由官方調控醫療物資,各省及軍隊馳援湖北,最終悶死病毒,速戰速決。
中國把疫情當作一場全面戰爭來打,故稱為“戰役”。
這種模式,看得見的效果是,疫情快速地得到控制,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沒有進一步擴大,大幅度地降低了新冠病毒對國人的生命威脅。
但是,中國模式的執行條件非常高: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機構,紀律性和忍耐力超強的國人。
目前,極少國家具備這種條件。歐美國家是“小政府”,缺乏強有力的中央權力機構,公民更無法接受“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巨大代價:
第一,醫療體系遭遇沖擊,全國醫院超負荷運轉,醫護人員身心俱疲,醫療資源緊缺,非新冠病毒病人的死亡風險增大。
第二,市場中斷,經濟停擺,社會承壓,產業鏈遭到前所未有的沖擊,經濟衰退,導致部分企業關閉、工人失業、家庭收入、債務上升,甚至爆發經濟危機。
02
疫情經濟賬本是否合理?
歐美國家為何“繳械投降”?
歐美國家把新冠疫情當成類似于流感的常規疫情,視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經濟賬本,按市場的邏輯來處理。
從公共衛生經濟賬考慮:
新冠肺炎死亡率高于流感,但主要是老年人的病死率高,年輕人的病死率與普通流感差不多。
如果將所有病人都集中收治隔離,歐美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醫療體系立即癱瘓。這樣,老年患者、危重患者反而得不到救治,反而增加了死亡率。
這種有選擇的做法,感覺有悖倫理,確實是理性的選擇。
從總體經濟賬考慮:
若采用中國模式,進入戰時狀態,全國居家隔離,市場中斷,歐美國家立即陷入恐慌,爆發金融危機。
有人說,歐美國家的防控是要錢不要命的行為。其實,若沒有了“錢”,也是要命的。
3月初,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如不盡快復工,這個死亡的人數將遠遠高于冠狀病毒。
當所有人都恐懼于新冠病毒的死亡威脅時,張文宏看到了另一種“死亡”——社會秩序中斷的危險。
醫療體系崩潰,醫院不堪重負,醫療物資緊缺,其它病癥如心血管疾病、心臟病、惡性腫瘤等得不到及時、持續的救治,存在死亡率增高可能。
2月,經濟學家梁建章發表了一篇文章叫《隔離的經濟賬》,算了一筆宏觀的生命賬。
梁建章教授指出,經濟學家們早就根據各國數據,從經濟學意義上計算了生命的價值: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生命的價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間。
據此推算,“人均GDP每減少1%,人均壽命就會減少10天左右”。
這意味著什么?
梁建章教授給我們算了一筆流感的經濟總賬:
根據歷年數據,流感傳染率大概為10%,患者死亡率為0.2%。那么,在整個人群中,流感死亡率為萬分之二。
假設患者人均壽命為60歲,社會平均壽命為80歲,那么每個人病死的人就縮短了20年的壽命。按萬分之二的死亡率來算,整個社會人均壽命減少了1.5天左右(20年乘以萬分之二)。
假如對流感實施公共政策干預,采取強力社會管控,但社會管控導致GDP下降1%。而根據上面,GDP下降1%,人均壽命則下降10天。(《隔離的經濟賬》,梁建章)
如此,這筆賬算下來,就可以理解,歐美國家為何不對流感實施管控。
站在美國聯邦政府的角度,特朗普也需要算一算經濟總賬。
到3月15日為止,新冠疫情在美國的傳染率為0.0000086(美國流感傳染率為0.08),病死率為0.02(美國流感病死率為0.005)。那么,在整體人群中,新冠死亡率極低,遠遠低于流感。疫情對美國整體人均壽命減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大不敬)。
如果聯邦政府實施中國式管控,可以預計美國金融市場立即崩盤,經濟遭遇重大打擊,定然波及全球經濟。
假如這種嚴厲的措施導致美國年度GDP下降1%,意味著人均壽命下降10天。特朗普定然不會做這種極為不劃算的“生意”。
我們看到“看得到的死亡”的同時,也要看到那些“看不到的死亡”。
但是,以上這種計算生命賬的方式,存在一個明顯的漏洞:流感是相對穩定的,而新冠肺炎是不穩定的,新冠疫情擴散是動態的。
如果任由疫情擴散,感染人群、重癥患者、死亡率都可能大幅度增加,同時也可能導致GDP下滑。要知道,目前新冠疫情的重癥比例在10%-20%之間,病死率可達3%-5%。
這樣一來,醫療體系癱瘓、死亡率增加,與經濟下滑(增加死亡率)疊加,更加得不償失。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歐美國家的應對措施到底有沒有問題。
歐美模式讓中國人不太好理解。
中國模式是政府負責制,歐美模式是個體負責制。這里的個體不僅包括個人,還包括家庭、企業、社區、政府、美聯儲、國會等。
中國模式是高效的、集中式的、整齊劃一的,歐美模式是漸進的、分布式的、梯度式的。
在歐美模式中,個人、家庭、企業、社區、政府、美聯儲、國會,都會根據疫情發展計算經濟賬,然后采取相應的措施,形成梯度式的防控。所以,他們在計算各自的經濟賬本時也是“動態的”。
例如,個人根據疫情程度選擇是否出門、上班,企業選擇是否開工,NBA選擇是否停賽,社區選擇是否封閉,政府選擇是否提升防控級別,美聯儲選擇是否降息。
又如,疫情蔓延和油價崩盤重創美國金融市場后,美聯儲采取降息以及“無上限的流動性支持”救市。
再如,疫情快速在美傳播后,國會眾議院制定了一項應對新冠病毒法案,確保帶薪休假、失業保險以及提供免費病毒檢測。
再看美國聯邦政府。
歐美國家的公民權利與政府責任的邊界非常明確。如果美國聯邦政府越界,比如要求每個人戴口罩,可能對個人權益造成損害,必須作出相應的補償。
因此,美國政府的措施也像個人一樣是梯度式的、動態的:
第一道防控是防控入境。
目前這道防控已經失效,美國境內已經開始較大范圍傳播。
第二道防控,即溫和防控。
所謂溫和防控,類似于防控流感,政府只針對重癥患者進行治療,即“保護那些最脆弱的群體”,輕度患者自行隔離。
溫和防控容易被誤解,其實他們會根據疫情情況,不斷升級溫和防控的級別。
比如,目前,英國、瑞典屬于“佛系”,被認為繳械投降。
日本、韓國、新加坡及美國的防控力度比較強。
特朗普希望提高防控級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提供大規模的檢測試劑,同時切斷了與歐洲的旅游往來。他怒批美國疾控中心(CDC)在H1N1型流感的反應是一場“災難”。
目前,美國已十幾個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其中,新澤西州霍博肯市宣布該市從3月16日起實施宵禁。
第三道防控是戰時防控。
如果溫和防控失敗,全國失守,歐美國家才會轉入戰時防控。
比如,西班牙剛剛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除購買食品或藥品、住院、上班或其他緊急情況外,所有西班牙人必須待在家中。
但是,根據西班牙憲法,國家緊急狀態最多可持續15天,以后議會需要討論并決定是否延長。
所以,中國式防控,是歐美最后一道防控。只是歐美國家愿意冒險,將戰時防控流到最后。
當然,還有一點不能忽略的是美聯儲。為了應對疫情及金融風險,美聯儲已經將利率下調至零,啟動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計劃。
概括起來,美國模式其實是“個體負責+梯度防控+最后貸款人”,以此與新冠疫情打消耗戰。
03
中國該如何與新冠共存?
歐美國家冒險打消耗戰,中國該怎么辦?
從社友們的討論中,我發現了一個之前忽略的前提問題:對新冠疫情的定性。
新冠疫情不同定性,決定了歐美兩國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
歐美國家把新冠疫情當成類似于流感的常規疫情,視為大概率事件,算得是經濟賬本。
中國把新冠疫情當成是一場戰爭,視為小概率事件,算得是政治賬本、國家安全賬本。
如果新冠疫情是一起國家安全事件,那么歐美國家這種經濟賬算法就不可取。這就好比,大敵當前,人命關天,卻在討價還價、你來我往。事實上,美國加入二戰后,對國民經濟也是采取戰時管制。
這時,需要參考中國的做法。中國計算國家賬本的方法,可概括為“政府負責+嚴防死守+大基建強刺激”。
中國政府也擔心嚴防死守重創經濟,于是選擇速戰速決,然后用大基建強刺激,保經濟、保就業。
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起類似于流感的公共衛生事件,那就屬于經濟問題,可以計算經濟賬。
這個怎么理解呢?
歐美國家將新冠肺炎視為流感、交通事故、金融危機一樣的市場風險,然后采用市場的法則來處理。
比如,2009年H1N1型流感大流行,墨西哥采取封城措施,但最終失敗。美國在嘗試強力管制無效后最終放棄,轉為季節性流感的管理模式,即溫和管理。這場流感導致美國6000萬人感染。
在市場經濟中,風險無處不在,我們只能預防、控制風險,但不能消滅風險。
比如,交通安全投入。事實上,政府拓寬道路、增加交警,汽車廠商改進設計,都可以減少交通事故。
但是,政府和汽車廠商不能無限投入以確保零事故、零傷亡。事實上,這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我們就不得不給生命定價,將生命納入經濟的計算題之中(殘酷)。
所以,新冠疫情的防控,就轉化為每個人的投資邊際收益率的問題了。
但問題是,新冠疫情到底是不是經濟問題?
對這個問題的爭論,類似于經濟危機。
凱恩斯主義者將經濟危機視為國家安全事件,政府強力干預,保障就業,刺激經濟復蘇。1929年經濟危機確實導致大量經濟難民生活在饑餓與死亡的邊緣。
但是,新古典主義者認為,經濟危機與經濟繁榮一樣,屬于經濟周期的一部分。只允許賺錢不允許虧本、破產的市場,不會給國家和國人帶來財富。他們主張政府不干預或適當干預。
這兩派的爭論在中國至今也沒結果,但在70年代的歐美國家已經很明了:
一、如果人為因素導致市場終端,危機導致大蕭條,則需要政府干預和司法干預,破除人為障礙,促進市場恢復。
二、如果經濟危機屬于正常經濟波動,那么政府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那就是提供足夠的公共用品給失業者及需要救助的人。
我們再來看,新冠疫情屬于什么性質。
世界衛生組織,將新冠疫情界定為“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并宣布“世界大流行”。
這種界定還上升不到國家安全事件,僅是公共衛生事件。因此,各國只需要啟動公共衛生系統,提供足夠的醫療資源等公共用品。
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經受過2900萬流感病例、28萬重癥患者的沖擊。美國的社區全科醫生體系,對發現病人及防控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只要公共衛生系統可以頂得住,市場可照常運轉,這種算經濟賬的辦法是合理的。
但問題是,很多國家,比如中國、伊朗,并不具備完善的公共衛生系統及充足的公共用品,以應對疫情擴散。
這就有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新冠疫情可能上升為國家安全事件。
比如,意大利、新加坡、日本都采用美國模式,意大利的情況要比新加坡、日本糟糕得多。
意大利的醫療技術并不差,但是持續多年的債務危機拖累了公共醫療建設。目前,意大利病例過萬,重癥估計有2000,但重癥醫療資源不足,全國ICU床位只有5000張。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數量排名世界第二。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疫苗。
疫苗可以決定新冠疫情的性質。就目前來說,新冠病毒不能與流感等同。為什么?
流感雖然也沒有真正的特效藥,但是有疫苗。流感能夠做到“群體隔離”的原因是因為有疫苗。由于大量的人接種了疫苗,流感病毒難以通過他們找到沒有接種的人。這就起到了群體隔離的效果。
目前,新冠病毒還沒有疫苗,群體隔離無法實現。由于長者新冠病死率要高于流感,隨著疫情擴散,老年人的生命容易受到危險。
所以,如果歐美國家能夠在疫苗上市之前,將醫療資源集中在長者患者及重癥患者,將他們的病死率降到較低水平,那么,溫和防控是可取的。
美國政府官員透露,一項針對新冠病毒疫苗的臨床試驗將在當地時間3月16日開始。不過,疫苗的驗證期通常需要12-18個月的時間才能全部完成。
如果疫苗上市之前,疫情控制不住,歐美國家則需要上調防控級別,甚至進入戰時狀態。
所以,采取中國模式還是歐美模式,啟用國家戰時程序還是個人溫和調控,取決于公共衛生體系、醫療資源及技術。
接下來,中國該怎么辦?
歐美國家打的是消耗戰。預計,歐美國家控制疫情的時間,要遠比中國更長,感染人數會達到相當的規模。只要一個歐美國家持續擴散,全球就有感染風險,中國就有輸入性風險。
如此,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誰都不愿意,但沒辦法)。
中國又不能采用美國模式,只能在現有防控基礎上進行調整:
第一,相互信任,減少指責,耐心等待。
疫情最開始,歐美國家指責中國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轉移到西方國家,中國反過來指責對方的防控措施。在經濟學里,病毒傳染屬于外部性矛盾。
歐美國家最終看到了中國控制了疫情,同時,中國也要相信,歐美國家可以控制疫情。
如今,日本、韓國、新加坡度過了爆發期,他們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
另外,歐美國家發達的醫療技術,不僅有助于他們控制疫情,同時也在困難時期給予了我們巨大的幫助,比如瑞德西韋、3M公司。。
如今,與其指責他國,不如提供適當的援助。助人等于助己,海外盡快控制疫情,中國也盡早解脫。
第二,完善公共衛生體系,鼓勵疫苗及特效藥研發。
公共衛生及醫療技術,是與新冠病毒打持久戰、消耗戰的關鍵。如果我們有疫苗、特效藥,或者公共衛生體系健全,就不需要以舉國之力打殲滅戰,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場讓利,放水養魚。
受海外疫情沖擊,中國經濟恢復可能比預期更緩慢。為了應對經濟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準降息、減稅收免社保、免高速費以及33萬億大基建項目。
但是,大基建、強刺激并不是好的選項。強刺激可能刺破經濟泡沫,引發財富分配不公,破壞市場競爭機制。
相反,政府及國企向市場及時、持續、大規模讓利是關鍵,具體措施包括延長免稅、免社保、免利息的時間;通過政府貼息及擔保的方式,向中小企業提供免息、低息貸款。同時,加大對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學會與新冠“共存”。
中國高層說,這次疫情防控,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面臨的一次大考。
如今,不管疫苗何時出來,我們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問題:殲滅戰剛結束,消耗戰又將開啟。
雖然新冠疫情在中國不僅僅是市場風險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問題。但是,如今主要的風險是輸入型病例,這其實就是全球化市場風險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人才、商品與病毒高速流通,機會與風險并存,我們不得不學會與風險長期共存,即與全球化市場中的病毒風險、金融風險、交通風險等共存。
打個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機,沒有出過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馬路殺手”還是撞上了你。雖然你無責,但是你卻承擔了外部性風險。
兜了一圈,最終還是回到了經濟賬本這個問題:如何探索一種適應于全球化市場的國家治理模式。
與病毒長期作戰,與全球化市場風險共存,需要激發每個個人、企業、家庭、社區及政府的創造力。激發創造力的前提是明確和保護每個人的權責利,允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濟賬本行事。
具體做法是,“減壓不減責”。中國需要采取持續的出入境管控措施,嚴控輸入型病例,同時合理降低國內防控級別。但是,由于地方官員壓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御政策。
所以,這時要給地方政府“減壓”,但是不能“減責”。怎么做到呢?
地方政府及官員的責任盡量劃分清楚,不能一出事不分青紅皂白地問責,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
如果與病毒長期共存,光靠政府,光靠戰時模式,難以為繼。政府需要賦予各街道、社區、家庭及個人部分防御權限,同時也劃分清楚責任。
當然,這么做只是有限的調整,暫時的應對之策。
若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要應對全球化的金融風險、各種不確定的病毒風險,需要建立一個權責明晰、保護個體、激勵創造的制度,即一種包容無數小個體、大市場、大社會、高效政府的國家治理模式
人類活動,終究是一場集體冒險的旅行。新冠病毒給人類出了一道如何集體行動的大考題。科學的國家治理,則是一種平衡藝術。
備注:感謝經濟學家黃有光、梁建章兩位教授的研究對本文的支持,感謝社友的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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