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流行病準備最充分”的13個國家與中國抗疫的比較!
來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目錄
一、GHSI——“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研究
二、GHSI TOP13國抗疫與中國抗疫比較的結果
三、比較結果要點
四、對GHSI研究的初步討論
五、對GHSI研究的進一步討論——影響抗疫的其他重大因素
1、未知、新型傳染病的防控顯著地難于已知的、常態化的傳染病
2、對病死率較高、社會關注度較大的傳染病的防控要顯著難于普通傳染病
3、傳染性及隱蔽性都很強、突破我們對傳統呼吸道傳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難防控
4、上了戰場才能見分曉,紙上談兵都是沒用的
5、全球一體化之下,不能孤立地、靜態地看單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
6、不能低估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作用
7、不能低估政府-社會關系的作用
8、不能低估社會價值的作用
9、不能低估特定政治價值的作用
10、不能低估各種社會組織與居住方式的作用(從“封閉式小區”說起)
11、不能低估社會/個人行為因素
12、不能低估家庭組織方式的因素——從老人到單親家庭
13、不能低估新技術手段和配套基礎設施的作用
六、人類個體與社會的多樣性就是人類繁衍發展依賴的根本所在
正文:
一、GHSI——“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研究
今天我發現這樣一張圖:

好眼熟——這不就是最近COVID-19疫情爆發最嚴重的那些國家么。有的大爆發,亡羊補牢,算是控制住了(韓國),有的直接躺倒(例如英、美、北歐)。排名最前的美國,到今天為止媒體還在報道公民無法在美國獲得檢測;排名第二的英國政府不但躺倒了,政客居然前兩天還拋出了“群體免疫”的奇談怪論,被科學家們一頓臭批。
發現這個表格來自2020年2月21日世界經濟論壇上的一篇文章——《對于突發衛生事件,這些國家準備得最充分》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0/02/dui-yu-tu-fa-wei-sheng-shi-jian-zhei-xie-guo-jia-zhun-bei-de-zui-chong-fen/文中引用了一份發布于2019年10月的報告《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于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1、預防;2、檢測與報告;3、快速反應;4、衛生體系;5,遵循國際標準;6、風險環境。應該說十分全面。

最后結果很直觀,把195個國家在六大領域按100分制打分,然后算出一個綜合總分。我們看到圖就是綜合總分排名:

報告中,全球所有國家平均分40.2。“高收入國家”平均分51.9。除了少數個別例外,排名基本和綜合國力/發達程度/人均收入等對應。
中國得分48.2,全球排名51。
研究報告認為,全球在國家衛生安全方面有“根本性薄弱”。沒有一個國家為應對流行病或大流行病做了充足準備,每個國家都有需要完善的地方。研究報告提出了33項建議。
當然,報告里也列出了優等生——綜合排名得分最高的13個國家。他們被稱為“準備最充分的國家”(most prepared)。
筆者去看了看這眼熟的13個國家對抗COVID-19的表現,并將數字與“中國內地”、“湖北”、“中國內地(不含湖北)”進行了比較。
中國內地很早就對武漢/湖北進行封城封省,在全國范圍內啟動公共衛生一級響應,實行全面防控。在中央推出強力措施后,湖北以外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疫情爆發。
湖北以外的數字與湖北本地數字相距極遠,幾乎就是兩個世界。湖北有大量本地社區及家庭傳播,醫療資源出現嚴重擠兌,所幸獲得全國馳援才挺了過來。中國其他省份沒有出現這個情況,通過及時采取措施,有效地對COVID-19進行了防控。從這個角度來講,13國的挑戰與處境更加接近中國內地其他省份:COVID-19是輸入性的,相比原發地而言,更加可防可控,且13國還有額外4~6周的時間去準備和響應,可以充分借鑒中國/湖北的經驗。
這就是筆者決定將13國數字與中國湖北以外其他省份進行比較的原因。
二、GHSITOP13國抗疫與中國抗疫比較的結果

(筆者實在沒有時間去做柱狀圖、餅圖,請讀者們湊合看看吧)
上表的內容:
第一部分:1、GHSI“準備最充分(Most Prepared)”Top13國的COVID-19疫情。這里列出了13個國家的累計確診數、死亡人數等,并結合人口統計了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患者病死率、每百萬人死亡病例等數字。這幾個數字包括了染病比例、治療情況、死亡人數(反映疫情對社會的沖擊程度)等,能夠客觀地評估防疫效果。
第二部分:2、GHSI Top13國疫情數字合計及均值統計。這里將13國的數字進一步進行統計,先把13國作為一個整體(約7億人口)統計,然后按國家分開統計計算均值。
第三部分:3、GHSI TOP13國疫情數字與中國內地(不含湖北)的比較。分別統計了哪些國家的表現不如中國內地(不含湖北)——在第一部分表格中用顏色標出,然后統計13國各項指標與中國內地(不含湖北)的倍數差距。
三、 比較結果要點
1.13個“準備最充分”的國家的疫情防控數字遠遠不如湖北以外的中國內地——無論作為一個7億人的整體,還是拆開不同國家分別看。而且,所有關鍵指標,包括感染率(每百萬人確診病例數)、治療情況(病死率)、每百萬人死亡病例數(疫情對人口群體的沖擊)都有較大差距。具體見圖片。
2.中國“第一波”疫情已經結束,數字穩定,13國大部分還只是剛剛開始,數字還在增長——如果把第一次爆發定義為“第一波”,則中國內地第一波疫情已結束,數字穩定,不會大幅增長,主要要防止外地輸入引發的“第二波”。而“準備最充分”的國家不但仍在“第一波”中,且還在爆發初期,數字還在快速發展。
3. 現在已經可以提前確定,13國中的大多數國家,感染占人口比率、死亡占人口比率等指標都會顯著超過不含湖北的中國內地。至于病死率數字則還要再看。
4.中國數字是可依賴的,但13國疫情數字存在低估的——中國按最高標準對COVID-19進行防控。如果說早期(1月下旬到2月上旬)數字/口徑還不完全準確,各省存在標準不統一,到2月11日武漢調整確診口徑,將臨床確診一次性納入確診后,該問題基本解決。而湖北以外一直是以戰備狀態嚴陣以待,統計更加可靠。因此筆者相信中國的數字是比較可以依賴的。
相反,目前13國中的一些國家(例如人口最多、排在第一位的美國)因檢測標準和檢測資源的問題,沒有對人口充分檢測,對疫情存在嚴重低估。因此,從感染人數、死亡人數看,13國的實際情況只會比現在數字呈現得更差。
四、對GHSI研究的初步討論
GHSI認為全球195個國家中,只有13國稱得上對疫病防控“準備最充分”。而在“大考”面前,13國卻拿出了這樣的“成績單”。
尤其是,13國和中國并不在“同一起跑線”上。疫情最早在中國爆發。13國比中國多出了4~6周的時間可以從容準備和應對。早期發現病毒,確定病原體,研發檢測試劑,對疫病建立初步的流行病學基礎及防控策略等都讓中國做了,中國也提出了全面、系統、嚴厲的防控措施,效果作用全球都能看得到。13國可以充分參考及借鑒中國經驗(“抄作業”)。
而13國據說本來就是全球對傳染病防控“準備最充分”的國家,統計出來的各方面能力都比中國強很多,按理說,即便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些國家也應當比中國做得更好,但這并不符合我們觀察到的實際情況。
實際情況可能是,13國的能力被顯著的高估,中國的能力被顯著的低估。紙上談兵沒有用,疫情的“戰場”面前立見分曉。
所以,看完與公共衛生最發達的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后,中國民眾應該相信,2020年的第一波抗疫,我們的政府總體來說做得是很不錯的,應該是在這次事件中的全球優等生。
而回到這個跨國研究,專家們搞了半天,如果根本就不能預測各國在具體傳染病防疫上的能力和結果,這樣的研究還有什么意義呢?
五、對GHSI研究的進一步討論——影響抗疫的其他重大因素
筆者以為,這么多公共衛生專家經過系統、全面的研究,綜合打分,選出了傳染病防控“準備最充分”的國家,肯定是有充分依據的。筆者并不打算“批判”這些國家的防控實際上有多差(實際上一定還是非常優秀的),或吹噓中國的公共衛生及防控有多好(實際上有大量要改善的地方),而是希望說明,傳染病的防控遠比人類想象地要復雜,其所涉及的領域也可能也遠遠超出公共衛生及醫療專家的專業范疇。一些對傳染病防控有重大影響的因素可能并不在公共衛生專家的視野內。
因此,專家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專門去看醫院設施、醫護人員、衛生體系等因素,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可能只是影響疫病防控效果的一部分。
以下是進一步的討論。
1、未知、新型傳染病的防控顯著地難于已知的、常態化的傳染病。所以,應對SARS、COVID-19和應對流感(包括一般的季節性流感和H1N1等)是不同的。新型傳染病對公共衛生體系的挑戰更大。一個衛生體系能夠建立很好的程序和體系,從容地應對熟知的傳統傳染病,但不代表其能夠很好的應對新型傳染病。
2、對病死率較高、社會關注度較大的傳染病的防控要顯著難于普通傳染病。前者就是所謂的“飛機安全”問題——能不能造出一個極度安全的民用飛機。如果不能,那航空業就完蛋了。后者是“公路安全”問題——哪怕問題很嚴重,死亡人數很多,也不會引起公眾的關注。英國每年因流感死亡8,000人,美國因流感每年死亡2.7~7萬人,但可能已經是在流感領域表現最好的國家了。遇到病死率高的傳染病(“飛機安全”問題),社會關注度高、政治風險大、容錯率極低,公共衛生系統遇到的不是常態化問題,而是危機管理。
3、傳染性及隱蔽性都很強、突破我們對傳統呼吸道傳染病理解的疫病更難防控。就是COVID-19無癥狀傳播的問題。遇到這樣的病毒,傳統的公共衛生體系可能瞬間被顛覆,根本無法應對,而需要政府強力推行嚴格的非醫療干預(NPI)措施——例如嚴格社會隔離(social distancing)。為了防止傳染而封城、封區域、關閉學校、暫停公眾活動、限制出行等手段都超出了傳統公共衛生的范疇,甚至超出了一般政府的政治和行政管理能力。
4、上了戰場才能見分曉,紙上談兵都是沒用的。體系搭建得再充分,理論再扎實,人員有再多的素養和培訓,只要不上戰場,不經歷考驗,都是沒用的。在COVID-19面前,季節性流感甚至H1N1就成了小打小鬧,日常練兵,或臺下表演。季節性流感每年都要應付,練得再好,也不一定能夠預測COVID-19這種一個世紀只有幾次的“大考”。所以,COVID-19才是對各國能力的真正考驗。能力高低最后要拿結果說化。
5、全球一體化之下,不能孤立地、靜態地看單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2020年是全球化的社會,有極大量的跨國人口流動。這次歐盟為什么會爆發,正是因為意大利是歐盟的成員國,人口自由流動。斯洛文尼亞、瑞士、法國三個Top13國家為什么爆發?因為接壤意大利。美英為什么爆發?因為和意大利關系近。這和武漢離哪個省近、互動多,哪個省危險是一個道理。而在全球化的2020年,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人口上都是深度綁定的,彼此限定人口流動、封關甚至會有政治阻礙。全球化使得“國門戴口罩”更難。所以,一旦其中一個成員國爆發(相對更落后的意大利),西方國家會發現比那些擁有邊境管理更加“獨立”的亞洲國家和地區都難以控制疫情,都更加脆弱(vulnerable)。
6、不能低估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的作用。前面已經提到,一個傳染力強、極具隱蔽性、殺傷力大的新型病毒就是病毒對人口發動的一場戰爭。公共衛生體系只是防疫抗疫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對抗COVID-19的經驗表明,非醫療干預(NPI)是極度重要的,而部署全面的非醫療干預的不是疾控專家,不是衛生部長,而是總統、主席、總理。這是一個政治選擇,政治手段,政治動員,通過政治能力來確保執行。政府要與民眾眾志成城,齊心協力。毫無疑問中央集權、舉國體制、政府與社會深度“結合”的政治-社會體制在抗疫上比松散的、分權化的、政府承擔有限責任的國家更加有力。這是傳統公共衛生評估體系不可能考慮到的。
7、不能低估政府-社會關系的作用。這一條筆者在國外新聞上也看見過。“東亞人都在全力配合政府防疫。他們會聆聽政府,做政府要他們做的事情(They would do what government told them to do)”這一條東亞人聽起來毫無感覺,似乎理所當然,在西方人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歐)社會理念的基石是個人主義,東亞社會理念的基石是權威主義和家長主義。參考《美國工廠》,中國政府和民眾的關系類似與中國企業與雇員的共生關系;美國政府和民眾的關系類似于美國資方與勞方的對立、對峙的關系。西方政府的權力有限,需要依賴游說、動員、教育、感化,但不能簡單地對民眾實施權威主義、家長主義。個人也很難聆聽政府。在中國和日韓等亞洲國家,問題會簡單得多。
8、不能低估社會價值的作用。中國有幾個特有的文化。一是集體主義/社群主義,強調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人,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與義務。個人要在大的秩序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二是尊重老人——年長(seniority)在中國是有獨特價值、要獲得額外尊重的。這和西方基督教傳統里的同情、幫助弱者(the weak)的理念是不同的。我們看到,COVID-19的防疫抗疫本質上是一個全社會一起保護我們這個社會最尊重的人——長者的集體行動。每個人都帶上口罩,盡自己的一份力,配合全社會,做好疫病防控工作。這種集體主義、尊老、護老的行動在強調自我、缺乏對長者(而非弱者)的額外尊重的西方社會不要說難以執行,甚至無法理解。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英美政客的發言。同樣的,我認為其他條件相等時,傳統價值觀的社會在對抗COVID-19時會比秉持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社會更強。這些因素也超出了公共衛生評估體系。
9、不能低估特定政治價值的作用:這其實是前述政府-社會關系的一個延伸。西方(尤其美國)對政府持懷疑和批評態度。社會看重的是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興奮點是“政府不能對我做什么”,因此片面強調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而中國社會強調的是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即政府能給我帶來什么,翻譯一下就是生存權、發展權)。在這個語境下,在西方社會,個人向政府讓渡隱私等權利是不能夠接受的。我們看到,中國防疫抗疫中的“非醫療干預”、嚴苛的社會隔離是非常依賴個人權利和隱私的讓渡的。公權力需要從社會衛生安全出發,對每個個體進行嚴格監控(例如獲得其真實的旅行史、接觸史),籍此嚴格貫徹落實隔離政策,才能夠保證非醫療干預行之有效。這種做法在西方很難實現。這也超出了傳統的公共衛生評估體系。
10、不能低估各種社會組織與居住方式的作用(從“封閉式小區”說起)。這個因素太多了,筆者之前寫過一些,例如城市化程度、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多少等等,大家可以舉出無數例子。筆者今天只增加一個小的例子:封閉式小區。中國大城市大多是開發商開發的封閉或半封閉小區。前兩年一直有監管聲音說要打破封閉式小區,效仿西方的街區式住宅。2020年大抗疫后人們會發現,封閉式小區是有效執行社區網格化防疫管理的不可替代的寶貴稟賦!居委會、物業公司可以以小區為單位,以小區外墻為邊界,小區大門為關口對小區進行管理。這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封閉式小區突然成了防疫利器。在北京,這種模式還被推廣到胡同,只不過人們需要在胡同口設置大柵欄。
11、不能低估社會/個人行為因素。隨地吐痰是不利于中國控制呼吸道傳染病的一個衛生習慣。但在西方也有類似的因素,包括貼臉親吻、擁抱等。2020年COVID-19疫情中,影響西方防疫最主要的一個因素可能是對口罩的抵觸、不接受(not socially acceptable)甚至污名化(stigmatization)。口罩被人們認為是不健康的,影響人際互動,而且代表膽小、膽怯(尤其在美國這樣“戰斗的民族”里)。另外配合前述缺乏集體意識和尊老意識,年輕人不覺得需要通過佩戴口罩保護他人,也會增加疫病傳播風險。
12、不能低估家庭組織方式的因素——從老人到單親家庭。這個尤其適用于中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以協助子女養育孫子孫女的情況。相比西方社會,中國有更多的大家庭集體居住(extended family)。這有很多的因素,除了中國更緊密的家庭關系、更強的家庭價值、尊老理念之外,還有與普遍的獨生子女有關,使得老人可以投入精力照顧自己獨生子女生養的第三代。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抗疫面前,社會保護老人,老人也成了支持家庭運作的重要力量。西方現代都市社會(尤其是白人),子女大多不與父母居住,父母起不到這樣的支持作用。這樣,停課停學就有額外的代價。另外,西方還有大量的單親家庭。以美國為例,2019年,美國有1,370萬個單親父/母(83%為母親),養育著2,240萬名兒童(相當于全美7,000萬左右兒童的有三分之一)。不與老人居住+單親家庭使得大規模的停學在美國面臨額外的障礙。這種障礙和價值觀與家庭組織方式相關,是中國人/東亞人不易理解的。
13、不能低估新技術手段和配套基礎設施的作用。這包括電商、外賣、在線教育等一系列基于互聯網的配套基礎設施的發達程度。很少有西方國家能夠在這方面與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相比。其中中國可能又是所有國家里在這方面最發達的。如果沒有這樣的配套基礎設施,就會使大范圍社會隔離、學生停學等面臨更大的成本代價。
筆者列出的上述這些點都旨在說明,對傳染病(尤其是殺傷力強大的未知/新型傳染病)的防控能力的評估不能只看公共衛生體系,還要結合一個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經濟及文化。
筆者以為,中國2020年抗疫是非常成功的(至少在“第一波”)。這個模式的勝利不僅僅是公共衛生體系的勝利,也與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政治與社會體制、新經濟及互聯網基礎設施密切相關。
韓國初期大爆發,但后期成功地穩住了疫情,與上述因素也是息息相關的。
西方國家公共衛生體系的硬件很好,但在軟因素方面有很多制約和限制。
2020年的抗疫成功,一定程度也是中國模式、亞洲模式的成功。為了成功地防疫抗疫,西方人可能不得不必須選擇在一段時間內選擇與中國人/東亞人一樣的方式去生活了。
也許,這就是中國、亞洲注定扮演更重要角色的21世紀的某種意外開端。
六、人類個體與社會的多樣性就是人類繁衍發展依賴的根本所在
網友們一定要有大歷史的、宏觀的心態,適當地抽離,更客觀地評估中國及全球的抗疫。不要政治化,陷在在微觀中。要看到不同的國家因其歷史、制度、社會機理、文化價值不同,在對抗病毒時也是不同的。
如果更宏觀、更抽離、更大歷史一點的話,我會說,人類社會必須要有足夠的多樣性、豐富性,才能應對來自大自然的不同挑戰。
人類的生存、繁衍、進化、發展才是根本。這不會因為個別社會和個別人的意志而改變。“歷史的終結”非但不存在,且不符合人類發展的規律、不能幫助人類適應自然。“歷史的終結“、制度唯一化,其實是在扼殺不同的制度,消滅人類制度的多樣性,好比近親繁殖、人為制造基因瓶頸一樣,是危險的。但恰恰因為人類的多變,這樣的事情又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地球被外星人攻擊,瀕臨末日,甚至少數火種被發放到一架宇宙飛船上漂流宇宙,那政治與社會建制可能瞬間改變,由民主轉變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西方傳統的古典/現代自由主義者所考慮不到和低估的,正是一維價值觀的局限及人類個體與社會的多樣性。這是人類幾十萬年進化與發展、保證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繁榮興旺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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