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之下,中國模式與世界答案!
來源公眾號:蔣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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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4日,在佛州帕克蘭的道格拉斯高中里發生一起槍擊案,造成17名學生和教職工死亡。
該校的15名學生發起了訴訟,稱因警察的不作為導致他們的精神受到了傷害。
在判決中,聯邦法官布魯姆表示,在大規模槍擊發生時,警察沒有憲法義務保護學生。
很快佛羅里達大學法學院教授哈奇森也指出:警察可以坐視有人攻擊你,不予制止,這并不違反法律。

▲ 槍擊發生時,配槍執勤但并未進入教學樓內保護學生的校警彼得森
警察可以不對公民的人身安全負責,這聽起來實在是太過于玄幻,但我們將其換一個語境,這就是當下歐美國家疫情防控的現狀——
國家可以坐視疫情的蔓延,不予制止,這并不違反憲法。
毫無違和!
1.西方國家是怎么想的?
在槍擊案的的判決書中,法院是這樣闡述的:警務是政府向整個社會提供的一項服務,用以維護平靜、安全和秩序……政府只為“全體公眾”這一整體提供警務,不向社會單個成員承擔這項義務。
警察對公共治安負責,但并不對個體安全負責。
通過這個貌似不相關的例子,映射出歐美各國的防疫亂象:政府只對疫情負責,但是不對人民的生命安全負責。

▲ 英國給醫生發放過期口罩,還貼上新標簽偽造日期“反正口罩我是發了,能不能保護安全我不管”
什么?在如此嚴重的疫情面前,疫情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難道不是一回事么?
只能說,我們都被我們的政府給“慣壞了”,在我們的潛意識中,人民的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控疫情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
所以我們能看到,中國政府在應對疫情上的響應速度有多快。
從發現病毒存在人傳人現象,到武漢市、湖北省各市封城,只用了不到三天,從武漢封城,到全國各省陸續啟動一級響應,全面實施封城,又用了不到三天。
1月22日當天,湖北省全省新增確診病例只有不到70例,但政府仍然做出了封城決斷。在年關之時,九省通衢的武漢當日與外界隔斷一切不必要的聯系。
可以說,我們的防疫工作在一開始就是當做一場戰役去打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權力機構,指揮全國聯防聯控,基層和人民堅決貫徹執行,
用最短時間、最大力度一刀切。
但西方國家不是,以意大利為例,意甲比賽照辦,馬拉松賽事不停,等疫情進一步升級之后,開始“偽封城”,市內公共交通不停,飯店酒吧召開,內部繼續交叉感染。

▲ 為了出門放風,意大利人開始“遛毛絨玩具”了
即便到現在,總理孔特強令“封國”之后,意大利的封城力度還是不能與武漢相提并論。
更令人迷惑的操作是,意大利的局面都糟糕成這個樣子了,德國、法國、英國這些國家還在慢吞吞的采取“溫和防疫”的辦法,意大利都淪陷了,他們有什么底氣和自信能保證本國不會更糟?
美國就更不用說了,如果美股沒有熔斷,特朗普還在像復讀機一樣重復著“疫情不會影響經濟”,如果不是NBA球員出現感染,NBA聯盟和老板們仍然不愿意停賽。

看看中國的防疫,在看看西方政府的“騷操作”,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西方國家的政府是大傻X么?
但事實可能不會這么簡單,那么多的西方國家政府沒理由同時大腦短路自掘墳墓。
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的腦袋里,究竟在想什么?
我們先想這樣一個問題。
假設工人在工地上施工時,
不佩戴安全帽,發生意外時的受傷概率是30%,
佩戴10元的安全帽,發生意外時的受傷概率是10%,
佩戴30元的安全帽,發生意外時的受傷概率是1%,
佩戴500元的安全帽,發生意外時的受傷概率是0.1%,
什么?!為什么最后一種安全帽的價格高出這么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分價錢一分貨,十分價錢三分貨”。
那么作為工地上的工頭,該給工人們選哪種安全帽呢
無論怎么選擇,潛意識中都是在給生命估價,而背后,算計的是整個工程成本的總賬。
假如給所有工人配最高端的安全帽的成本,比配最低端安全帽造成人員傷亡的賠償成本還要高的時候,資本會怎么選擇?
當過度追求安全帶來的成本遠遠大于保證安全帶來的收益,這就是經濟學上的邊際成本遞增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以賬面成本作為唯一決策依據的工頭,那么你不可能一上來就不計成本的為所有工人戴上最好的安全帽。

只有當發現10元安全帽導致的傷亡太多了以后,工頭才會選擇升級為30元的安全帽,或是50元的安全帽。
因為工頭做的事情是讓工程以最具性價比的方式完成,生命的價值在工頭眼中只是可以被折算為成本的數字而已。
資本是精打細算的,資本又是冷酷無情的,這不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么?
為了利益,資本可以出賣絞死自己的繩子。何況是絞死他人的繩索。
所以西方國家現在逐步升級的溫和抗疫策略,就是一個逐步吃虧,逐步算賬,逐步提高防控級別的過程。
2.西方國家的經濟賬
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就是在算這么一本經濟賬。
輕癥患者、疑似患者全部收治,醫療系統會帶來沉重的壓力和支出。
(西方政府沒有權力強制要求患者自費檢測和治療,如果要集中檢測和收治,就必須由政府買單。)

強制封城,生產中斷,經濟停擺,產業鏈將受到巨大的沖擊,從而導致外貿萎縮、失業率上升、債務增加等多方面問題。
這就是“戴上最貴的安全帽”的成本,這些成本都是要政府,要社會全體國民所共同分攤的。
更糟糕的是,如此多的新冠患者全部收治,會對醫療資源造成多大的擠兌,其他疾病患者無法得到救治、大量患者涌入造成二次傳染等等,這些“次生災害”都會對整個社會造成更大的損失。
正是基于此,西方政府盤算的是,新冠疫情的死亡率不到2%,并且絕大多數為老年人患者伴生并發癥死亡。在年輕人當中,新冠病毒只是“升級版流感”,可以通過自身抵抗力痊愈。
所以英國才想出“群體免疫論”,隔離保護好老年和嬰幼兒的前提下,讓病毒自由傳播,寄希望于絕大多數的年輕人不會被病毒所擊倒。

▲ 英式“群體免疫”療法
所以瑞典宣布“不再對輕癥患者患者和疑似患者,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于高危人群”。
以小比例患者的重癥甚至是死亡為代價,最終保證整個社會的“不停機”。這是一種將疫情風險均布給社會中各個環節的解決方法。
國內的一些學者們,也在幫西方國家算賬。
經濟學家梁建章在2月份發表了一篇名為《隔離的經濟賬》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以流感為例算了一筆總賬:
根據歷年數據,在整個人群中,流感的死亡率為萬分之二(0.02%)。
假設感染致死者的平均年齡為60歲,社會平均壽命為80歲,那么每個病人的死亡將會導致全社會的平均壽命減少1.5天(20年乘以萬分之二得出)。
而如果采取公共政策強力干預管控,導致社會生產中斷,GDP下降1%,那么根據人均GDP與人均壽命的關系推算,整個社會的人均壽命將下降10天。
1.5<10,也就是說按照全社會的總賬來計算的話,政府強力管控帶來的損失反而更大。
所以歐美的防疫模式是動態的、梯度的,一旦發現現階段“佩戴的安全帽”已經無法滿足防護要求了,那就升級為“更好的安全帽”。
中國防疫模式和西方防疫模式的出發點就是完全不同的。

▲ 3月17日,進入北京新國展轉運集散地前,入境人員接受體溫檢測。
我們想的是,給所有人都配上最好的“安全帽”,是不計成本的盡可能保護每一個生命。
他們想的是動態調控好“安全帽”的使用,在“安全帽成本”和人員傷亡上取得一個平衡,不耽誤工程即可。
只要公共衛生系統還能頂住,只要社會正常的生產經營還能繼續,那么部分感染者的死亡就屬于“損耗成本”中的一部分。
所以鮑里斯才對全英人民說“做好失去愛人與親人的準備”。
而我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這一點。
在感情和道德層面上,我們認為絕不應該把生命的價值量化為經濟賬本上的數字。
但精打細算與冷酷無情,本來就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天性。

可即便如此,西方國家就能守住他們的經濟陣地嗎?
3. 為什么西方的模式是錯的?
如果單純的從可量化的數字上算經濟賬的話,西方國家的“溫和防疫”做法及各路專家的解釋,都無可厚非。
但是很可惜,也很殘酷的是,防疫抗疫這件事,從來就不可能是一筆絕對單純的經濟賬。
最大的漏洞在于,他們忽視了疫情發展的速度。
超長潛伏期及無癥狀感染者決定了疫情極快的感染速度,再加上檢測力量的不足,每一次政府評估到的疫情情況,都嚴重遲滯于當下的真實情況。
用鐘南山的話說“美國的死亡率高達3%,這一定是因為感染人數統計不完全。”

也就是說,實際情況遠比現有評估結果糟糕的多,政府已經不具備準確的評估出當下疫情的真實狀況的能力了。所以基于現有情況做出的響應措施也都是無效無用的。
更糟糕的是,疫情是快速發展的,是瞬息萬變的。但梯度防疫力度的升級和實施是層層下達的,是需要時間的。
“溫和防疫,梯度升級”后果就是:一步慢,步步慢,防疫手段永遠匹配不上疫情蔓延的嚴重程度。
這就是西方國家到目前為止疫情無法得到緩和,并且所有人的預估都在朝持續悲觀的方向發展的原因。
所以張文宏毫不諱言的說:全球疫情在今年夏天結束已經基本不可能,跨年風險將越來越大。
隨著戰線的拉長,疫情長時間得不到有效控制,還有更嚴峻的問題會暴露出來。
首當其中的就是金融市場。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股,疫情在美國全面爆發的十天里,美股四次熔斷,活了89歲的股神巴菲特已經看呆了。
“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
鮑威爾(現任美聯儲主席)也懵了,他已經把利率連降100個基點降到零利率,同時還一次性推出了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但是美股還是停不住斷崖式的下跌。
美聯儲已經打光了最后一顆子彈,根本止不住一瀉千里的潰敗。
更令人絕望的是,股價跌成這樣了,美國八大銀行還在表示:今年二季度之前不會回購股票。

因為高盛和花旗他們看出來了,此時的美股還沒有見底,美聯儲想著讓華爾街救市,華爾街想著發國難財。
李自成圍困北京,守城的明軍危在旦夕,崇禎皇帝想讓大臣捐資捐財支援守軍,喊得聲嘶力竭,滿朝大臣仍然不為所動。
為什么?因為明眼人都知道,大明沒救了。
信仰崩塌了。
在格林斯潘時代,每次降息25個基點(0.25%)就能刺激經濟增長,利率就如同美聯儲掌控市場的大手般強力有效。
在伯南克時代,把利率長期降為0以后,市場還能緩慢復興,配合量化寬松還能逐步走出2008年的危機。
但是到現在,美聯儲已經黔驢技窮了,卻發現股市依然每況愈下,大跌依然不可遏制。

誰還能有信心,誰還能有信仰?
美國政府的不作為導致的疫情爆發,成為了擊垮人們對股市信心的最后一顆子彈。
德意志銀行18日發布報告稱,美國第二季度GDP??或將同比狂降13%!這種??經濟萎縮幅度將是08年金融危機期間最嚴重經濟萎縮幅度的逾1.5倍。是二戰之后全世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萎縮。
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各國股市全部應聲而倒,全球股市一周之內已經蒸發掉了6萬億美元,超過英法兩國GDP之和。
更令人恐慌的是,貴金屬、原油、期貨的價格全在暴跌,而美元指數還在上漲。

非常時期兜售資產后,捏在手里最靠譜的硬通貨的是什么?就是美元!
對疫情控制不力產生的信心不足,傳導到金融市場形成恐慌性的絕望。
這是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崩塌,更是人民對疫情控制陷入絕望。
所以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耶倫聯名為美聯儲支招的信里,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對經濟造成的沖擊....
想溫和的控制住疫情保護住經濟,不料疫情的爆發卻給經濟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4.為什么只有中國能戰勝疫情
西班牙人民共產黨在3月10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冠狀病毒危機表明迫切需要社會主義》(華中師范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翻譯)。

▲ 源自西班牙民主共產黨官網(圖源觀察者網)
文章中有兩句話很深刻(可以看做本文之前觀點的總結)。
資本主義政府的一系列舉措都是將優先維持利潤置于其他目標之上,為了人民的健康而采取的必要措施是以保證金融資本和壟斷集團的利潤為前提條件下的。
健康永遠不可能是一種生意,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一切事情都是生意。
甚至資本主義的國家治理模式,也是以利益為導向的。
這就是很多人所說的“小政府”概念。
在“小政府”的體制下,只有市場規律是有效且合理的,所以一切準則都圍繞著需求與價格展開,而政府的強力管控無疑是和市場規律相悖的。
想要利益最大化,就要自由,就不能有強勢的政府集中管控(至于自由的邊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此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下,政府權力是“邪惡”的,是需要被限制的,是無法得到民眾絕對信任的。

▲ 西方的經典漫畫,將政府關在籠子里
小布什的經典言論: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
所以人民是對政府高度懷疑的,是可以投下不信任票甚至反對政府的,也就有了西方國家無休止的彈劾游行,包括英國說修個橋得研究五年,本質都是因為政府權力不夠大,人民不愿意賦予政府絕對的話語權。
那么代價就是政府的不作為。
既然民眾不愿意開放政府的權限,那政府也就沒有必要對民眾強勢而有效的負責。
在疫情面前更是如此,既然平時一直在算經濟賬,那在疫情面前也就沒理由算生命賬。
這也解釋了鐘南山在昨天的廣州市疫情防控新聞通氣會上說的話:要把老百姓的平安放在第一位,哪怕經濟承受很大的損失,也要這么做。這可能和有的國家的看法不完全一樣。

“這兩個月,中國的經濟是停擺的,但是人的生命和健康是第一位的,很多國家現在也是這么做的,但是程度是不一樣的。”
實際上,歐美國家也在學中國一刀切的經驗,也在學中國的強力封城。
和中國做的比較類似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完全放棄抵抗,佛系抗疫的是英國和瑞典,法國、德國、美國等絕大多數國家是中間派,在逐步提高等級。
但這些國家沒有一個能真正達到中國的強度,達到中國的效果。
現在達不到,未來就算疫情再比現在嚴重十倍,還是達不到。
永遠都不可能達到。
舉一個例子。
在兩個多月的社會停擺過程中,我們的水費、電費、燃氣費、網費,東北地區可能還有取暖費等,可全部延繳。

欠費不斷供。因為會網上繳費的主要還是年輕人,絕大多數地區和民眾還在采取營業廳繳費或者上門收費的辦法。
疫情隔離之后,沒辦法線下繳費,怎么辦?國家給你兜住,欠費全部由國家替你補上,國企,事業單位先把損失扛下再說。
但是在西方,可能嗎?基礎設施行業高度私有化,資本不可能自擔損失。所以一旦向中國一樣徹底停擺,整個國家的秩序都會亂了套,將爆發出更大的危機。
所以擺在西方國家面前的就是兩杯毒藥:要么是溫和抗疫,疫情失控導致今天的經濟危機;要么是戰時狀態,整個國家完全休克。
只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才能千倍百倍的提高危機是的動員效率與執行能力,而歐美國家政府所表現出短視、低效、風險管控能力不足這些缺點,就在大危機面前被無限的放大了。
這是就不僅是“小政府”與“大政府”問題了,這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問題。這是根上的問題。
寫在最后
二戰結束之后,美國提出了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進入戰后重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蘇聯也搞出來個“莫洛托夫計劃”,也就是后來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蘇聯當年的經濟發展,就靠這個委員會撐了四十年。

▲ 1979年,蘇聯發布經互會成立30年紀念郵票
這個委員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統一分配生產,統一調配產品。
比如規定羅馬尼亞就造電機和馬達,波蘭就造船舶和建筑機器,捷克斯洛伐克生產冶金和化學設備。
最后,把大家生產好的產品統一做內部調配,串換著滿足各自的需求。
這就是大政府的經濟模式,好處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短期之內發展非常快,比如保加利亞從1950年到1970年,20年的時間里工業產值增長22倍。
但這個模式有一個很顯著的問題,甭管做的產品是什么樣,反正有人給你買單,給你兜底,國家壟斷就導致產業結構越來越單一僵化,經濟活力也越來越差。
到現在為止,為什么整個東歐和俄羅斯的工業體系這么差,為什么他們造出來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競爭力,這還是蘇聯時代的經濟遺留問題。

▲ 1972年拉脫維亞產的洗碗機,當時拉脫維亞主要負責家電制造,但在現在的國際市場上,幾乎已經看不到拉脫維亞的家電
其實當年我們的計劃經濟時代也是這個路子,第一個五年計劃發展的又快又猛,等到后來暴露出諸多問題以后,我們才發現國家決不能代替市場做經濟決策。
這樣的越俎代庖,經濟發展是要出問題的。
所以我們才引入了市場經濟模式,讓“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雙管齊下,共同來推動經濟發展。
小政府是盡量少管,市場會自發的給出最優答案;大政府是必須多管,強力保證事事按國家意志運轉。
絕對的評判是小政府好還是大政府好,是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這個問題本身就是片面的,雙方各有所長也都各有所短。
小政府善于搞經濟,但是內部執政上的能力很差,尤其是在大的危機之前,戰斗力很低。
大政府恰恰相反,執行能力和危機下的動員能力很強,但是搞經濟不是強項。
真正將這兩者優點融于一體的模式,其實是中國。
強有力的政府在大事面前具有極大的管控能力,又在經濟領域里放開了市場的調控自由。
同時用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并且用“看得見的手“管好、激活“看得見的手”。
兼具資本主義的活力與社會主義的執行力,我們真正做到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至少和現在所有國家相比,我們的政治制度有著更全面的戰斗力和更長久的生命力。
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制度優勢”。
中國,找到了國家治理的終極答案。這也是世界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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